84年前的4月，30岁的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直到两年后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今天我们在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革命老区研讨他的思想生平和精神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我着重从三个方面谈谈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奋斗探索的两年，对他的革命生涯的特殊意义。

第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两年，为他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践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任弼时20岁那年从苏联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长期在城市工作，在白区奋斗，虽然坚决主张进行土地革命，并且成长为了信仰坚定并且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的领导者，但是，土地革命应该怎样搞，农村根据地应该怎样搞，武装斗争应该怎样搞，在来到中央苏区之前，他还没有直接的实践经验。正时在中央苏区奋斗的两年，使任弼时对农村工作有了实际的经验，对土地革命的道路有了切身体验。“实践出真知”，这两年的奋斗探索，对任弼时的思想成熟，起到了关键作用。概括起来，这两年，是任弼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两年，是任弼时从理论上认识土地革命到亲身投入到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年，也是他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两年。这两年的实践探索，为他后来主政湘赣苏区，开创湘鄂川黔苏区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他在后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参与推动全党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两年，为他后来成为党内的组织大家，奠定了实践基础。任弼时的组织才能在他领导青年运动时已得到初步展现，在其后来主持留守中央时得到进一步发挥，但他组织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公认，还是从他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的。任弼时来到中央苏区时，作为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他先后负责筹备召开了苏区党代会和全苏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也是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两个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在战斗频繁、苏区分割、交通困难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任弼时从指导选举代表，组织文件起草，制定法规，党政军人事安排，以至具体会址和会期，大会期间各代表团的学习计划等，都亲力亲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显示了高度的组织才能。正如亲身参加了会议的王震所说：“您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把我们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化为一个训练班。”可以说，任弼时在延安时期负责党内组织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中，唯一一位享有“组织家”盛名，都与他在中央苏区这两年的工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第三，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两年，为他后来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奠定了政治基础。在苏区的两年，他与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患难中经历了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后不久，正遇到第二次反“围剿”，在讨论方针策略时，毛泽东、朱德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力主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主力，避强打弱。经过讨论，任弼时最终支持了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并从这次争论过程中，确认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回忆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相遇贵相知”，在其后的两年里，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工作战斗在一起，这为后来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相识到相知，直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并共同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身投入到这个伟大的探索当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可以汲取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我们都应该特别重视，因为它们是我们党在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积累下来的，成为了我们在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精神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仍然面临着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艰巨任务，仍然面临着在实践探索中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的艰巨任务。这就需要我们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来深入推进任弼时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生平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正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的，“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这个要求。为此，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体现出这个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任弼时研究推向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