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决定命运。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沿着相应的路子前行。只是在前行过程中，有的发展得快一些，有的发展得稳一些，有的发展得慢一些，有的可能在原来的路子上走不下去，而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选择路子。可以说，道路决定着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前途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任何国家寻找发展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但能不能把握住发展的机会，关键在道路走得对不对。

近代以后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先要弄清楚近代中国到底想要什么、追求什么，是什么样的驱动力，让中国人如此发奋地改变自己的面貌。中国人很敬畏历史，许多时候不是从理念来推导未来，而是习惯于从曾经经历的事情和面临的处境中来推导未来。

今天会怎样，不是因为“昨天之后注定会有个今天”，而是靠你在昨天经历了什么遭遇、积累了什么经验来决定的。正因如此，近代以后中国的遭遇，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沉淀为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本参照，成为中国人“不想要什么”的理由、“想要什么”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能够看出，近代中国有这样三个愿望：摆脱混乱失序、追求统一稳定；摆脱屈辱压迫、追求平等自主；摆脱贫穷愚昧、实现富裕文明。简而言之，也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这三大愿望，找到一条能够救国、兴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人民作了许多尝试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曾经产生过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新兴社团和政治组织达300多个，各种主义和救国方案“你方唱罢我登场”，却不仅没有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反倒是乱象丛生、闹剧连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原因何在？因为他们选择的那些道路都走不通、不管用。

唯独中国共产党，怀抱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把事情干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开天辟地”，一路走来，团结带领人民“改天换地”，进而“翻天覆地”，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今，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昂首阔步前行，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那么，究竟为什么中国会走上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中国道路从哪里来？

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并不容易，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由近及远地说，它直接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走出来，从新中国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从中国共产党100年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中走出来，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80多年的历史经验中走出来。

“走出来”，这三个字很简单，却沉淀着无尽的酸甜苦辣，积累了近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这里面有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选择，有几代人为改变命运进行的探索和奋斗。为寻找有效可行的救国、兴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些步骤。

（一）器物引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得出来的第一个结论是：西方凭借船坚炮利把清政府打败了，我们必须向西方学物质文明，只要在军事和工业上发展起来，就能够挽救颓势。于是，花费巨资，从英国、德国进口了一支舰队装备，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不料，1894年与日本舰队在黄海一战而败，被迫割地赔款。人们这才发现，光靠器物方面的引进，救不了国，强不了国。

（二）制度改良。1898年，以光绪皇帝为中心，聚集起一批知识分子，决心变封建的君主制为君主立宪制，颁布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但这场变法运动因为触及许多守旧官员的利益，遭到手握实权的大臣反对，很快就失败了。几年以后，清政府醒悟过来，觉得还是需要改良制度，推行“新政”，但为时已晚，亦未奏效。

（三）制度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随即参照西方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还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华民国虽然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衰颓命运。先进分子开始反思，我们有了新的制度，为什么还是不能走上救国、兴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呢？

（四）文化变革。接下来，从1915年到1923年，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道路探索之所以走到文化变革这一步，是因为器物层面的提升、制度层面的改良和革命，都没有奏效，人们就想，或许是传统文化中那些愚昧、保守、专制的东西，阻碍着人们走上正确的救国道路。

由此下决心来一个精神道德和社会价值领域的破旧立新，试图从西方盛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找到一条体现科学和民主的道路。那些眼光敏锐的探路者，在众声喧哗、炫目多彩的社会思潮中，发现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1921年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

（五）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路径依赖”，以为重走俄国革命从城市到乡村的道路就能成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中国共产党才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条道路上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创建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把此后一段时间的国内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完成土地改革这一民主革命任务后，必然的前进方向。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内涵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条不同于苏联以“剥夺剥夺者”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其独创性在于：在农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通过公私合营进而和平赎买，建立国营经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七）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后，党的八大明确宣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向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遗憾的是，中间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和错误，但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八）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探索并形成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从这次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里，对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概括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进一步提炼，把“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由此明确，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主要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九）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党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注重把握时代大势，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相继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深刻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所谓根本成就，不仅指它的内容和意义非同一般，也指它是从近代以来、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反复探索和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前面所走道路环环相扣、层层累积的基础上开创出来的。

二、中国道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靠人民长期不懈奋斗得来的。它是一条造福人民，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道路；是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一条重塑中国人的命运，让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道路。中国道路是人民的道路。

第一，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创造主体。说中国道路是人民的道路，第一个含义是，它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创造主体。中国道路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成长平台。在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创造了一批站在时代风口，追求自己梦想的“赶路人”。可以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

这里可以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例子加以说明。改革开放前，每个乡的农民都组织在一个公社当中，下面分成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又有若干生产小队。大家集体出工干农活，收获的粮食除了一部分交给国家外，其余分配给农民自用。这样的做法时间长了，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人们吃饱饭，成了问题。

1978年冬，安徽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开始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后来，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第二，中国道路是造福人民的道路。这就要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说起。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 100年，从最初的 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 9500多万名党员，带领人民干了数不清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对一些事情，如果回头巡看，可能会更加明白其中的道理。

1927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不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反过来追杀帮助过他们的朋友，迫使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创建的根据地里，把土地分给穷人，还把农民组织起来，更加有效地从事生产活动，让普通人成为自己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建立苏维埃政府，也就是工农兵政府。虽然经济很落后，政府依然建立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负责救助和安置因战争和灾荒产生的难民；对所有的小孩都实行免费教育，开展成人教育，扫除文盲，人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解放妇女，让女性同男性一样有劳动和选举的权利，等等。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建立起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紧密联系。共产党这颗“种子”，在人民这片土壤的培育下，让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生根开花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宗旨，即做事情的目的，归结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决心成为这样一个角色：走在前面带头为大家的事情奋斗奉献。人民群众看你还不错，真是为他们着想，于是，就愿意和你一起去干事，这样，跟着它干事的人就越来越多，许多大事就办成了。

比如，扶贫、减贫、脱贫，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轮制定和实施大规模扶贫计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又探索出更多精准有效的扶贫脱贫办法。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让 7.7亿人口摆脱贫困，完成全世界70%以上的减贫任务，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

今年2月，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高度评价：“这一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不能不说，这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道路创造的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的故事。

三、西方道路为什么不适合中国？

中国道路走出来的过程充满着复杂曲折。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那种“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模式的“再版”。当然，也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母版”，不是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翻版”。有人可能会问，有现成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摆在那里，中国跟在后面走，既省力，也不至于在意识形态上和西方冲突，中国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第一，中国道路是在尝试西方道路行不通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得出的结论。自工业革命开始，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基于自身的实际，探索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由于现代化率先发生在西方，被人为地赋予了“优越感”，由此给西方带来自信，似乎现代化只有他们那样的途径，其他道路不可能成功。这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西方总是想“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中开创出来的。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不能说中国道路没有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近代中国给了所有“寻路者”充分展示的机会。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也曾诚心实意搬过西方模式的“飞来峰”，希望它们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1949年 6月，毛泽东曾对这段“寻路之旅”作出过生动描述：“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结果呢？“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因为西方的道路，是在西方国情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在中国，它却像“天外飘落的飞来峰”，在上面无法种出有用的花果。邓小平曾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冲劲。不是有更好的路子弃而不采，非得一意孤行改走他路不可，而是因为，“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情况下，还要能够从较低的起跑线上向前走得更快，显然需要更大的动力和活力，更强的规则和凝聚力。中国道路满足了这种历史需求。

第二，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比较起来，中国道路有自己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三件事情比较难处理，或者说容易陷入两难境地：不改革原有体制不行，而改革发动起来后，一些国家的政府却难以掌握改革的进程、节奏和方向，结果翻船，被自己发动的改革抛弃；一些国家在逐步发展过程中，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由此激化社会矛盾，失去稳定；现代化发展需要对外开放，但在开放中，一些国家又容易失去发展的自主权，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国际资本和其他国家政治要求的挟持。中国道路，避免了让中国陷入以上三种被动局面。

为了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一些国家调整或重塑自己的政治生态，甚至主观上觉得应该按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冷战结束后，起码有一二十个国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它们在道路重塑中，都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向“西方模式”靠拢，甚至直接照搬“西方模式”。

然而，各种“革命”发生一二十年了，人们看到的现实是，其中有的国家政权频频更替，始终没有稳定下来，有的陷入常年内战和冲突，社会陷入分化和撕裂之中，有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安全形势难以恢复正常。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不禁反思，感到在革命中呈现的“新鲜颜色”，带来的只不过是“虚幻的黎明”。

第三，“历史终结论”站不住脚。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意思是说，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模式，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选择。但实际上，美国确实赢得了冷战，但不是美国打败苏联，而是苏联自己打败了自己；不是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犯了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美苏冷战在 20世纪 90年代初结束时，中国道路的成熟程度，中国的发展成就，还不像今天这样显著。但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道路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地转化为中国的发展优势。

冷战结束后，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同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但中国同美国的差距却在拉近。日本的经济总量在冷战结束时是美国的 2/3，现在是 1/4左右；德国当时接近美国的1/2，现在是 1/5左右；中国当时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 1/15左右，如今已经超过2/3。

中国道路已经逐渐积累起对自身发展更为有利的战略态势。虽然它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马平川，依然会面临各种难题和意想不到的风险挑战，但应该让它在发展中去继续证明自身的存在和意义。历史本来就不会也不可能有终结的时候。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沿路而来，更将沿路而进。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只要路走对了，谁还怕行程遥远呢？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副部长级、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