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与应用研究不同，基础研究注重一般知识、普遍原理原则的建立，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基础研究人才成长各有“花期”，既有天才的迸发，但更多是“十年磨一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打造体系化、高层次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必须尊重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和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提升“静待花开”的耐心与智慧。

坚持长期投入，静待人才“花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科技竞争呈现向基础前沿前移的趋势，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总体来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的比重由4.8%提升至6.3%，但与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超15%，日本、韩国超10%相比，结构性投入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亟待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长期投入，“静待花开”。

针对基础研究周期长、产出不确定的特点，建议加快完善全社会稳定支持的投入机制。一是提升政府财政性科研经费投入中的基础研究占比。2020年，广东深圳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规定“市政府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应当不低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百分之三十”“设立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立法或规划的形式，明确财政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和占比，是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支持的投入机制的重要战略性举措。二是多渠道拓展社会性基础研究投入。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投入，是扩大基础研究经费支持的重要方式。考虑到基础研究投入的长期性和外部性，可加大税收优惠、配套资助等引导性政策的创新力度，鼓励更多“耐心资本”进入。三是增加设置长期性、延续性基础研究项目。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机构，早在2014年就探索设立资助周期长达8年的代码R35的资助机制，康奈尔大学的蛋白质折叠研究项目甚至获得NIH长达52年的持续资助。

注重“科学育苗”，推进协同育人

“科学育苗”是提升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重要切入口。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当前，我国基础学科建设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不准、交叉融合型学科设置滞后。应树立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学科发展思维，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精准研判学科发展新趋势，加快基础学科和专业设置的调整优化，推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关口前移”。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是基础研究人才成长的“大花园”，可将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基地与打造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结合起来，推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中学“贯通育人”的常态化机制建设。近年来，一些高校相继在基础研究领域推出面向中学生的人才培育项目。例如北京大学设立“数学英才班”“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每年面向国内外自主招录在相关方面具有突出特长的中学生；清华大学启动实施物理人才培养“攀登计划”项目，旨在面向中学生发掘并培养未来物理大师。对于入选这些项目的中学生，要给予生活、学习以及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精准“施肥”，而不是“拔苗助长”。

针对基础研究人才成长的不同阶段，可研究“分段式”政策支持体系，给予“新生代”、“中生代”以及领军型人才差异化扶持。对于“新生代”基础研究人才，更加侧重科研项目支持、人才培养支持等方面，为其申请重大科研项目以及从事访问学者、博士后工作等提供更多机会和更优条件；加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创新，鼓励新生代基础研究人才大胆探索、挑战未知。对于“中生代”基础研究人才，更加侧重支持跨学科、综合交叉科研团队组建等方面，助力其向更高层次人才跃升；加大科技奖励方面的激励力度，提升“中生代”基础研究人才的科研荣誉感。对于领军型基础研究人才，更加侧重支持其组织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化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针对基础研究人才秉性差异，可探索“套餐式”政策供给机制，以便不同人才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最“解渴”的政策组合。

适时“修剪花枝”，减少“过度考核”

花枝不经修剪，就会旁逸斜出，但若修剪过于频繁，则会消耗植物体内营养，适得其反。基础研究往往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要允许基础研究人才有一段时间的“蛰伏期”，有一定程度的“试错空间”，减少不必要的“花枝修剪”。实践中，“过度考核”已成为困扰基础研究人才的重要问题，可从项目考核和人才考核两方面破解，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以稳定的支持、低频的考核为基础研究人才营造利于潜心研究的科研生态。

在基础研究项目考核方面，建议加强“里程碑”式关键节点管理，降低过程性检查频率。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积累、反复验证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其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用“一把剪刀剪到底”的方式对基础研究项目进行阶段性考核，不仅会占用项目团队大量时间精力，而且可能将潜在的创新误当成“旁枝末节”修去。上海交通大学贾金锋、郑浩团队从2009年团队组建，到科研成果“实验证实超导态‘分段费米面’”入选2022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用了十余年时间，其中仅仅让实验仪器达到最佳观测效果就花费两年时间。对于这类探索性强、研发风险高的前沿领域科研项目，宜设立尽职免予追责机制。

在基础研究人才评价方面，“结果导向”“量化导向”评价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加剧，亟需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分层分类完善长周期人才评价机制。一是应尊重基础研究人才的成果产出规律，建议完善以创新性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避免简单强调署名单位排序、成果署名作者排序、成果转化数量和金额。二是应尊重基础研究人才的成长发展规律，科学设置人才评价周期，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扩大聘期评价、长周期评价的范围，鼓励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对于一些特殊人才，要有静待“铁树开花”的评价耐心。

（作者：吴 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