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试图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条道路是西方的或是亚洲的，还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建构的独具特色的道路。
从历史角度看，如果时间线足够长，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遵循着“崛起—衰退”，甚至“崛起—衰退—崛起”的连续模式。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换。例如，英国已被其他国家超越。
唯一道路还是多种选择
唯一道路是由现代化理论所解释的。这种新自由主义观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认为，现代化主要是一个“追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过程。在这里，所有社会的发展都经历了共同的阶段：开始是基于自给自足的农业“传统”经济，随后是工业革命，最终成为“现代”高科技社会。这种现代化的顺序看起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此外，这种“最好的方法”或“适合所有人的”道路，隐含在世界主义理论中。这些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传播，得到了美国强大的产业和企业的实证支持。这种“食谱式”的理论断言，如果我们使用确定的关键“原料”，无论在哪里都会出现同样的结果。苏联模式的崩溃只是加深了“最佳方式”追随者的天真信念。当美国的工业霸主地位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时，效仿美国的“最佳方式”就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式、日本式或亚洲式。
这些普遍主义的观点过于简单，是以种族为中心，并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他们假设所有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走同样的道路，并希望得到与西方国家同样的结果。然而，现代化不是一个同质的、线性的连续过程，而是不连续的且在不同国家内部存在差异。它假定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是自由的，而忽视了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例如，像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经济体是在保护性关税下走过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直到它们有足够的竞争力之后才在平等条件下与全球市场抗衡。
与这种普遍主义相反，一些评论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走出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与自身经济体的文化基础相适应的方案，打破了必须遵循西方模式的神话。因此，在不同的道路及其可能的理论解释框架和观点背景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是有益的。
有助于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权变理论形成了一个学派。在这一学派中，民族文化的作用很重要，鉴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差异，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包括现代化道路。
全球化理论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其中包括依附理论。这一观点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拉丁美洲，认为较贫穷的“外围”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受到较富裕的“核心”发达经济体经济财富和扩张的系统制约。这种发展是通过剥削来实现的，资源从“外围”发展中国家转移到“核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走上生产咖啡、茶叶、可可等经济作物的道路，这意味着它们无法再自给自足，而是依赖发达国家的粮食进口和粮食援助。发展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即保持依赖性或“不发达的发展”。因此，许多国家没有能力遵循现代化模式，因为一些国家必须依赖其他国家。
依附学派被世界体系理论吸收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强调，世界体系应该是社会分析的主要单位，它提到了国际分工、阶级区分和全球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核心国家主要是北美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剥削着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作为最不发达的地区，被剥削的是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农业生产。半外围国家被核心国家剥削，反过来也剥削外围国家。因此，自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直在这一体系下运行，而在此之前全球“相互依赖”并不存在。有时一个核心国家或地区会成为“超级核心”，例如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18世纪和19世纪的法国、荷兰、英国，20世纪的美国。
一些理论家用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和商业体系理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家们将资本主义的种类和商业体系应用于亚洲，前者根据经济行为者的协调和制度关系的差异来区分资本主义模式，涉及产业关系、职业教育和培训、公司治理以及公司间关系。后者认为，多样性源于社会制度的差异，这些制度鼓励或不鼓励特定形式的经济组织，而公司的特征、组织模式和与其他代理人的互动（特别是金融和雇佣关系）是关键。重要的是，一些理论家也注意到了亚洲经济内部的许多差异。
关于亚洲路线的探讨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更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增加了人们对该地区的兴趣。一些文献将亚洲的发展原因解释为政治家、官员和精英企业家之间独特的关系契约或持久的公司间网络。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或“后发者”假说强调国家作为工业化主要推动者的重要作用。这种观点可以在“雁阵模型”中看到，它由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普及。这一理论指出了新技术的快速传播和亚洲制造业供应链模式的转变，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迅速过渡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化经济体，通常以出口为主导，但同时拥有复杂的金融和贸易市场。在这种模式下，亚洲经济以一种区域性的顺序模式赶上了西方，就像一群大雁一起飞翔一样。随着先行者或“领头雁”的成本增加，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制造逐渐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欠发达经济体。对于“领头雁”来说，它们的经济结构被迫向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和创新驱动的部门升级，以提高生产力。对于后来者，它们可以吸收新的投资、就业机会和技术转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迎接增长的起飞。
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人认为亚洲经济奇迹不可复制，这是因为，亚洲增长产出可能仅仅是由于投入因素，如良好的储蓄率、教育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它的基础是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每一个人的初级要素投入的增加，即增加劳动力参与和增加劳动力的资本。因此，这是一个用“汗水而不是灵感”进行更多工作的问题，是更难而不是更好。
中国式现代化的效果
我们已经从外部观察了中国式现代化，而它的另一个部分是现代化的内部，既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也包括社会的接受度与人民公平分配方面的效果。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动力。一方面，它意味着中国认识到现代化可能带来的“赢家和输家”的内在经济不平等，特别是在现代化建设步伐较快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可以被观察到，比如用基尼系数衡量。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化应该更加公平和产生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关注。这反过来需要对可能产生这种不平等的“自由”市场进行干预，因为它不一定是那么“自由”，相反它可能更容易被操纵，而且往往有利于某些群体和精英，而以牺牲其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如果目标是重新平衡现代化的利益即“富裕”和更普遍、公平的结果即“共同”，那么这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和政策实现。其范围包括从依靠集体主义文化的内在力量推动更公平的行为，到国家行动等制度化因素；也可以是从鼓励、指导到指令、税收或者法律变革等行动。
对现代化的研究表明，现代化有多种道路可以遵循，显然没有一条“最好的道路”可以轻易地尝试复制，但也许有一条“最合适的道路”。这不仅取决于历史因素，还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因此，可以将中国的成就视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克里斯·罗利（Chris Rowley） 系英国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访问研究员、伦敦大学城市学院贝叶斯商学院荣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