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系概说

世界各国法律，学者间分别为六种法系，即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苏俄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华法系是。

印度法系与回回法系，乃因宗教而分，现已成为历史上名词。

俄国法律，本隶属大陆法系，自共产革命后，经济上使一切生产及分配国家化，废除私有财产制，毁弃保护私产之《民法》及《民事诉讼法》;但自 1921 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仍认可自由置产与自由分配，资本制度之基础，重行恢复;翌年10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届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新民法》，其根本精神，注重于促进平均分配，乃共产化之民法，与其他法系之民法，迥不相同，其《不动产法》与《继承法》，尤为特异，虽为时尚暂，但其演进之轨迹，实足蔚成一苏俄法系。

大陆法系，由罗马法传统而来，其法律上原则，泰半沿袭罗马法。因罗马曾统一欧洲各国，其法律之渊源，并限于局地习惯(如万民法)，而以成文法为其特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墨西哥、秘鲁、智利、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均属之。

英美法重判例解释，并无成文之法典，其公法之原理，颇有一时之世界性，欧洲各国之宪法行政法，均相采纳。但自欧战后，则根本动摇，其私法亦受有罗马法之荡激，如共同契约原则、遗嘱制度、信托规则等，均渊源于罗马法者。

在世界上占相当势力者，除前述之大陆、英美两法系外，当推中华法系，其详有如下述。

二、中华法系之沿革

中华法系有悠久之历史，据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五中载有“唐虞制令”、

“皋陶法律”、“夏政典”、“科条”、“禹法”、“汤四方献令”、“汤令”、“殷刑书”、“周刑书”等名，计算时间，我国始创法律，远在其他各法系之先，迨战国时，魏李悝集春秋时郑之《刑书》、《竹刑》，晋之《刑鼎》，汇为《法经六篇》，嗣后汉萧何增《户》、《兴》、《厩》为九章，晋杜预之《晋名例》，唐之《唐律疏议》，及《六典》,明之《大明律》，清之《大清律例》，相为因袭，成为中华法系之系统;但均趋重于刑法之制裁，关于民事上权利义务，仅归于“正谊”观念，并无具体原则，亦无成文法典，且因我国素重礼教，向以“草偃风从”为上理，虽于战国时，法学者基于功利说倡法治论调:如慎子“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韩非子“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法，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又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其鼓吹法治，不为不烈!但重人轻法之传统观念，终不能洗涤净尽，礼法相辅，固为中华法系独具之优点，而法律观念与伦理观念混淆不分，却为发扬之窒碍!

海禁既开，中华法系受世界潮流之惠陶，已渐吸收现代社会经济思想，淡化法律上之传统观念，迨于民国建立，一切政治经济，与前大异其趣，法律观念更起变易;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三民主义”之最高原则，确立行为规范，保育其固有之优点，而填革其缺陷，制定目前之各种法律，在中华法系之沿革上，复形成绝大之转变矣。

三、中华法系之地位

中华法系之领域，在昔殆及于亚细亚全洲，诸凡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及朝鲜、安南、缅甸未灭亡前，其法律制度，均渊源于我国;惜因进步滞迟，竟成时代之落伍者，揆其主因:在政治受儒道学说之影响，蹈重人轻法之弊，法学者缺乏科学之研究，陷墨守旧制之习，遂致悠久之法律，无以挥发其光辉，但其立法原理，则足与罗马法并重于世。如刑法之“辟以止辟”、“刑期无刑”、民事之“抑制豪强”、“禁止兼并”，衡之近世主张正义，维护社会，尊重自由诸主义，亦实未容多让。

中华法系因向以“政刑并举”、“礼法兼行”为治国之策，对于法律之本质，有独到之阐明，认“政”与“礼”，偏重于使人为善，而“刑”与“法”，则偏重于禁人为恶,“礼”施于未然之先“法”禁于已然之后;“礼”为积极之准则，内部之强制;“法”为消极之准则，外部之强制;而以儒家所标示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其代表思想;法之所禁，必为道德之所不容，而道德之所许恒为法律之所不禁;故法令之效用，不过如汉司马迁所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浊之源”，与唐柳子厚所云:“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既痛之而后畏，于是不得不以刑践”;制法之最高目的，重在“刑期无刑”，如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管子曰:“以有刑至无刑，其法易而民全”;《淮南子》曰:“制刑于无刑”，此等法律哲学，亦非他国之注重于唯物观者所能及;故现时欧西各国，潜心于中华法系形而上之法律哲学者以此。

我国家族制度，为历代法律所维系，是以私法上权利义务，悉以家族为单位，刑法上论处罪刑，亦恒多着眼于家族和平及维护，实又优越于其他各国之以个人为单位者。

我国年来迭受帝国主义之压迫，经济文化之侵略，以致民族地位低落，人民生活破产，成为整个中国问题及救国建国治国之最高目的，必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同时并进，完成“民有”、“民治”“民享”之新国家，欲建立此新国家，尤赖立法以彻底表现其精神;中华法系因应此需要，以非常手段而改革之，吸收世界新学理新主义，适合世界潮流，并不因袭成规，继承外国法系，但仍保持固有优美原质，不失中国之特殊性，不落于帝国主义虚伪的民主主义及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观念之窠臼，不独足以救残破之中国，并可济世界过去制度之穷，其地位实骏骏乎超轶世界各法系之上矣!

四、中华法系过去立法之背景

中华法系之背景，即形成中华法系之因素，可缕述如下:

1.历史的背景 我国政体，在昔向尚君主专制，社会组织并以家族为单位，家族之内，朝野之间，复以服从为天职，故君臣上下之分，忠孝亲睦之义，为数千年法律秩序之骨干，由家庭推及社会，由社会推及国家，以“五伦”、“五常”为组织中之重要条件，制订法律，亦基于此。

2.地理的背景，我国地处温带，湿度热度，均宜于耕植，而汉族开辟之初，又系在肥沃宜农之黄河流域，是以社会生活，以农业为基本;故在昔曾产生“分田”、“授田”之制度，以均衡其财富。且为支配民众便利起见，复有“裂土分封”之制度，其他关于保护农业、水利、耕作及土地使用、处分、收益等。规定向占法律之重要部分，即今之民法、土地法等，尚得窥其轨迹。

3.政治的背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顺乎天应乎人”为古帝王治国之圭臬，故历代一切政治，以福利民众为指归;而“蒸民立极、作之君师”,“民无二主，尊无二上”，又为当时尊君之极则;本此两义以为政治组织，骤视之不免于矛盾，然民贵君尊，实具循环之道，立君所以为民，君之尊，为民众福利而尊之也;故土地非君所有，特为民司典守分配之责，各依国家成性，以授诸人民耳;人民及君，皆不得以己意为左右;而临民之君，既有“教民”、“牧民”之责，对于民众行动，即不能不设为政教禁令，以为之轨范;为保持政教禁令之效力，凡越轨者，即不能不加以刑罚之制裁，不向其所侵损者，为政府利益，或私人利益，即抛弃本身利益者，但为法所禁止，亦不曲加原宥，如“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无职者，出夫之征”是也;故此种政治组织，国境以内，无不受土地之人民，无不授人民以土地，无不受法律支配之行动，亦无尺寸土地不在法律支配之下，土地、人民、主权，确已构成混然之一体，有相互不分离之关系，但环顾今者，则又无任憾戚矣!

4.经济的背景我国因向崇重农政策，其反响即贱商轻工，以法律或政治，压制之，窘辱之，人民对于土地，因“授田”、“归田”、“井田”、“均田”等制度，相迭施行，由国家支配，人民不能保有所有权，虽嗣后不免常生变更，亦有兼并分割，大概仍保持均衡，贫富不甚悬殊，以是私人利益，须予保护者甚少，因之公法发达。而私法殆不可多觏观矣。

五、中华法系过去立法之核心

我国政治，向持“礼法并行”政策，以《尚书·大禹谟》“明乎五刑，以弼五教”一语，为制法之基础;而我国社会，以家族为活动中心，一切设施，亦以家族为本位，均如前述;故中华法系历来立法，即以“礼教”与“家族”为其核心，其优于欧美各国者固在此，而因伦理观念与法律观念混淆不清，致阻挠法律之进展者亦在此;兹搜辑簿籍所载，以觇中华法系历代立法之梗概。

(一)礼教

(《论语·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注)孔安国曰:“政，谓法教也,”马融曰:“齐，整之以刑罚也”。(疏)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刑者，兴法辟以制物者也:制有常，则可矫;法辟兴，则可避;可避，则违情而苟免，可矫，则去性而从制，从制则外正而心内未服，人怀苟免，则无耻于物，其于化不亦薄乎?德者，得其性者也，礼者，体其情者也，情有所耻，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则本至，体其情则知耻，知耻，则无刑而自齐，本至，则无制而自正，是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春秋左传》昭二九)晋赵鞅苟寅铸刑鼎，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不愆，是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又)晋叔向讥郑之铸《刑书》。其旨如上同，不赘。

(《孔丛子·刑论篇》)孔子适卫，卫将军文子问曰:“吾闻鲁公父氏不能听狱，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听狱，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惧，是听之察，刑之当也，无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文子曰:“今齐之以刑，刑犹勿胜，何礼之齐?”孔子曰:“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执辔。右手运策，不亦速乎?若徒辔而无策，马何惧哉?”孔子曰:“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今也废礼而尚刑，故民弥暴”。

(《大戴礼·盛德篇》)“古者以法为衔勒”，意与上同。

(又);凡民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量也，无度量，则小者偷堕，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则民足，民足则无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故有奸邪窃盗历法妄行之狱，则饰度量也;(节删)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婚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婚礼享聘也;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故曰，刑罚之所从生有源，不务塞其源而务刑杀之，是为民设陷以贼之也。

(按)《大戴礼记》，汉信都太傅梁戴德延君撰。

(荀子《礼论篇》)此篇备详制礼之源，与上略同，可参考不赘列。”

(又《正论篇》)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李奇注汉书)，此所以治乃刑重，乱乃刑轻也。

管子为春秋法家，向主法治说，然于《牧民正第》二篇，则兼重礼治，摭列如下:

(《牧民篇》)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措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正第篇》)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贰，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视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利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

历代学者涉于刑与礼之说甚多，而以上之所列，至为扼要。

(二)家族

我国以前法律，关于“维系血统”“保持伦常”之规定颇多,《唐律》为历代法律之权舆，特列数则，足瞻余者。

甲、维系血统者:

1.奸从祖姑(《唐律》二六)十恶条之内乱(乃亲族奸罪，非现时之政治犯),小功以上亲，指血族关系较重者，流二千里。

2.奸父祖妾(《唐律》二六)本条除伯叔母子孙之妇父祖所幸婢外，均以内乱论科绞刑;(按)《公羊》昭公三十一年传疏，“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内乱，谓姑姊妹之徒，外乱，谓父子聚麋，即奸父祖妾是，律言内乱者，简约之辞也，汉律亦名禽兽行，死刑。

3.同姓为婚(《唐律》一四)凡应以奸论者:①缌麻以上同姓为婚;②外姻服属尊卑，共为婚姻;③同母异父姊妹;④妻前夫之子。

(按)《旧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有“四亲等内宗亲相和奸罪”，现行《新刑

法》第二百三十条亦规定“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奸罪”意与上同，(《旧刑法》之亲等依“寺院计算法”。《新刑法》依“罗马计算法”)。

4.《唐律》奸徒一年半(按)(《尚书大传》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周礼》司刑注)，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若今宦男女也(《太平御览·刑法部·尚书刑德考》)。宫者，女子淫乱，执置宫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势也(《吕刑·伪孔传》，宫:淫刑也，次死之刑。(《大戴·千乘篇》)子女专曰姨，姨亦指淫乱之事(《史记》文帝记十三年注)，常昭曰:“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张斐注曰:‘以淫乱人族类，故不易之也’”。晋《刑法志》引《晋律》淫寡女三岁刑,《唐律》因之，遂分别有夫无夫，无夫徒一年半，明律于犯奸特设一篇，无夫杖八十，有夫杖九十。

(按)《旧刑法》及《新刑法》均就妨害风化罪，别订一章，亦制裁非义交合之遗意也。

乙、保持伦常者:

1.《唐律》二三，告祖父母父母绞此条推广为子女，有犯无隐，一有告言，即属违情弃礼，故于缘坐等设例外，余以不告为原则。现行《刑法》关于直系血亲、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及其他五亲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之间，犯窃盗、诈欺、背信、侵占各罪，均须告诉乃论，其旨隐与此同。

(按)现行《刑法》关于直系亲属、配偶、同财共居亲属问、犯窃盗、诈欺、背信、侵占、赃物、及配偶、五亲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藏匿或使之隐避，暨湮灭隐匿，伪造变造关系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证据，或使因伪造变造之证据等，可免除其刑，而对于直系血亲尊亲属犯杀死、伤害、遗弃、私禁、诬告、侵害死尸坟墓及加暴行而成伤等，须加重其刑，均与保持伦常维持家族和平有关。

2.《唐律》一二，子孙不得别籍 周时盛行宗法，不许别籍异财，维系家之制度，使之不散，应劭《风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让其下耳，间有纠合五世同居者，国家以义门旌之;本条所谓别籍异财，两不相须，或籍别财同，或户同财异，俱应科以徒刑三年，虽居父母丧，且有犹预之期限，若别籍出之于尊长，尊长科罪二年，子孙不坐，我国现行民法亲属编，定有“由家分离”，附有一定条件，亦略予维持之意耳。

3.《唐律》一四，夫妻义绝之离 夫妇居三纲之一，故称齐体,《礼·郊特牲》

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白虎通·嫁娶篇》论嫁娶诸名义云:“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人以道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匹配者，何谓也?相与为偶也”，但夫妇以义而合，与天性之亲有间，故《唐律》有因条件而出者，本条即规定义绝及和离，立法意旨，与今《民法》离婚相同，而妇不忍轻去其夫者，论为克全名节，常为国家褒扬，今虽较昔为逊，在伦理观念中，仍未能恝置也。

六、中华法系之特质

中国因现实环境及所持政策与外国不同，故历来立法，亦有其特异之点，兹分述如下:

1.为农业生活法系-故保护农业之规定甚详(见前中华法系立法之背景节)。

2.为家族单位之法系-故保护家庭和平及统一之法规甚发达(见前中华法系立法之核心节)。

3.为民本主义之法系-国以民为本，立法所以齐民，纳民轨物，故向来单纯拥护君权及特殊利益之规定甚少。

4.非宗教法系-因民本主义之表现，与他种法系如印度法系、回回法系及古代之希腊，现时之阿刺伯[[2]]等国法律之以教皇僧侣操持法权者，迥异其趣。

5.富有社会主义色彩之法系-如“尽人之力，尽地之利”，为我国法律之神髓;富源之分配，为我国社会独具之特长;而“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之社会主义条件，尤为向来立法之理论基础。

6.质地纯洁之法系-汉唐有西方佛教之传人，元清有异族之统治，无法律一仍其旧，未参加任何杂素，绝不混化他种法系之血液，亦非寄生他种法系之中，乃始终独立的纯洁的支持其生命。

七、中华法系之转变

人类生活，逐渐进化，生存组织，由个人而血族团体，而国家。生存形式，由即时消费而储蓄而役使，均起重大变革。因而法律思想之变迁，亦由个人主义而家族主义而社会的立法，随各时代而变迁;盖生存组织，与生存形式，即生不同，传来法律，即穷于应付，不得不作相应之转易，唯社会制度之变迁，较迟于社会生活形式之转易，现在之社会制度，原为救济过去社会制度之失，未来社会制度，则又为救济现在社会制度之穷，新陈代谢，嬗递无已，其变更之途径，或由平和之手段，潜移而默转，即为维新，或需非常之手段，除旧而布新，即为革命。

我国法律，自上古迄亡清中叶，立法之理论基础，一贯不变，固有维系不敝之道，其概略已如前述，自海通以后，欧风东渐，保障人权之说日张，权利义务之界大明，社会经济日渐发达，物质文明尤突飞猛进，我国旧日法制，因缺乏科学之研究，不足以应世变，乃思藉他国法系以补充之，而法律思想一变。

欧战以后，世界经济变迁剧烈，社会现状偏畸日甚，平民生活之困难，阶级斗争之防止，昔日以个人主义为根据之法律，至今日乃不能不趋向于社会本位，各国新订法制，多趋于社会化，契约多趋于集合化，流风所播，我国亦不能自外斯例，法律思想又一变。

国府肇兴，秉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以范围群纶，基此理论而确立各法之最高原则，凡地权之平均，资本之节制，男女平等之原则，农工地位之改善，均应用之以订立《民法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各编，及《土地法》、《劳工法》、《工厂法》等，即现时颁行之《新刑法》，亦以保育民族，发扬民权，维护民生为最高目的，较已废止之《旧刑法》，颇多革进，以适应时变;故中国法律在近数年来，又变更其动向，立法原理，较之以前立法，不可同日而语!

八、中华法系立法嬗变之理论基础

1.时间性。法律为解决时代之事物，时代不同，发生事物之条件与原因，亦随之不同，则解决事物之法律，当连带改革。一时代之法律，决不能解决另时代之事物，因各时代均有特殊之环境，发生特殊之事物，即或偶有共通之处，唯在共通性中，必有特殊者在。故一时代之法律，不必适用于他时代，正与同一性质之药物。不能医治性质不同之疾病，其理相同。

中国过去之法律，因袭成规，拥护专制，排斥新理想新事实之适应，虽在当时或能适合，但现时文明进步，人权发达，无庸君主之专政，过去之法典，自成时代之陈迹;法律应与时代并进，法律而背于时代，则方凿圆枘，格不相容，直接影响国家安宁，间接阻碍社会进化，时代既在革命过程中突飞猛进，法律亦宜随之改革。当欧战前，各国为争自由平等引起政治革命，却未能影响法律之保守性。如法国三次大革命，虽扫荡民主之专制，终不能撼动罗马法固有之精神，故再引起社会革命，迄今仍在经济纠扰中。故立法事业，首先应打破“因袭观念”，紧随时代之轨迹，但亦不能妄思躐等，梦想将来实现之大同世界时代观念。既容拘泥旧说，复不可专骛新奇，必须立于民族利益基础上，保障以民族精神民权思想民生幸福为中心之一切新组织新事业，乃能蔚成革命时代之立法。当今颁行各种新法，其立法本旨，殆皆以此为职志也。

2. 空间性。法律须适应国情，以国家情状为图案，以社会环境为材料。不同之地理，而施行同一法律，恒有削足适履之现象。满清变法，敦聘外籍法家，翻译外国法律，编订各种法典草案，因袭大陆法系个人主义之法律，不顾及我国特殊环境，历史上独异之沿革，实无足创造我国法律之新生命，现时施行之各法，虽多参考欧陆先进国家之成法，而折衷损益，煞费苦心，要皆以国情民习为准则，公平正义为依归，有令人民遵守之可能，切合社会实际之需要，不失为形成中华法系之雏型。

3.社会性。个人在社会上，应对于社会履行其义务，同时并须发展自己之才能品格，以便履行对于社会最大限度之义务。盖个人之上，尚有社会与民族国家之公共目的，个人在社会上之地位，由于社会承认他是一分子而来，个人在法律上之权利义务，由于保障社会之公共利益而附带存在，故社会之共同利益，常优越于个人自己之利益。我国历来法律，以家族为单位，与各国之以个人为本位者，固已大异其趣，而以整个社会为观点，尚不免稍嫌狭隘，故现时立法方针，处处以社会全体利益为前提，其具体之原则为:①关于人民生命之安全，公众身体之健康，为社会生活所必需之条件，法律应予保护;②凡增进社会国家公益之职业文化各团体，法律应予鼓励;③关于社会经济进展的基本要件，如财产之交易与使用，生产之调节与管理，科学发明之鼓励与保障，法律均应加以规范;④一切天然财源之使用与保存，社会上残废疾病及鳏寡孤独之教养，法律应予保育;⑤合理之言论出版自由，及美术之进化，法律应予促进;⑥关于道德之培养，即有利于社会公共生活之行为(即道德)，法律应予容受，违反公共利益者(即为不道德)，法律应予干涉。

4.民族性。中国民族，夙主“仁”、“义”，以“济弱扶倾”为人伦之大纲，故立法之准则，亦以保护弱者为对象，此条理生于我国伦理观念中，形成我国民族固有之特性，灌输之于法律，成为中华法系之基础，现行各法颇多表现者。如:①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应处刑罚(《刑法》三四四条);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代理权加以限制(《公司法》第一二九条);③耕地之同一承租人，继续耕作十年以上，其出租人为不再地主时，承租人得依法请求征收其耕地(《土地》十七五)(注)(《土地》即《土地法》;下仿此);④地价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约定地租超过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者，依其约定，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并不得收取押租(《土地》一七七);⑤承租人不能按期支付应交地租之全部而先以一部支付时，出租人不得拒绝收受(《土地》一七九):⑥依不定期限租用耕地之契约，严定终止之条件(《土地》-八零);⑦收回自耕之耕地，再出租时，原承租人有优先承租之汉，自收回自耕之日起，未满一年而再出租时，原承租人得以原租用条件承租(《土地》一八四);⑧出租人对于承租人耕作上必需之农具、牲畜、肥料及其农产物，不得行使留置权(《土地》一八五):⑨因地方发生灾难，或调剂社会经济状况，得就关系区内之土地，于灾难或调剂期中，免税或减税(《土地》三二八);⑩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所负相当之赔偿责任(《民》一八七)(注)《民》即《民法》;⑪受雇人因执行职务所生之不法侵害行为，应与雇用人连带负担(《民》一八八);⑫约定利率逾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务人于一年后得随时清偿原本，此权利不得以契约除去或限制(《民》二零四);⑬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民》二零五);⑩债权人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民》二零六);利息除一定情形外，不得滚人原本再生利息(《民》二零七);⑮损害之发生或扩大，被害人与有过失者，得减轻或免除其赔偿金额，重大之损害原因，为债务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预促其注意，或怠于避免或减少损害者，为与有过失(《民》二一七):⑰损害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者，如其赔偿致赔偿义务人之生计有重大影响时，得减轻其赔偿金额(《民》二一八);⑱事件非予债务人以利益，其过失责任，应从轻酌定(《民》)一一零):⑲债务人缺乏经济能力时，得分期偿还或展期偿还(《民》三一八);⑳未定期间之租赁及雇佣契约终止时，须从利于承租人或受雇人之习惯(《民》四五零及四八八);㉑耕作地之承租人及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致其收益减少或全无者，得请求减少或免除租金(《民》四五七及八四四)等;均为“济弱扶倾”观念之具体表示，以保护经济上能力之弱者。

九、中华法系立法与欧美各国立法之异点及嬗变前后之比较

中华法系现时立法观念，与欧美各国不同，因欧美立法基础，以个人为本位，根本上认个人为法律之对象，20世纪以来，虽移至社会单位，然亦不过于社会共同福利最低限度内，抑制个人自由，要仍偏重个人自由，忽略社会全体利益，较之我国从前家族主义之法律制度，殊觉落后，因我国立法，夙以一家族团体为立法之出发点，其团体之构成较现代社会为稍狭耳，而吾人犹对之不满，进而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基础，况以个人为单位之法律制度乎?至于改造性思想占优势之苏俄，虽以社会为单位，然误认社会生存关系为阶级对立关系，而昧于社会生存关系乃连带关系，须以整个社会为单位，决不能分化社会，以任何阶级为其单位，因之上述欧美两种法律观念，均不能适应于现代社会，与中华法系之以民族为基础以连带之社会生存关系为其立法精神者，不相吻合，乃异于欧美的法律制度，而独自形成法律的新趋势:

中华法系自鼎革以来，因世界潮流之澎湃，国家政策之转变，民权思想之发达，社会生活之进展，立法观念，与前形成显著之不同。从前制礼立法，全立于家族制度之基础上，现时立法乃立于民族利益之基础上，不同者一;以前立法，不免维系君主专制，而现时立法，不独拥护人民之利益，且以保障民族精神民权思想民生幸福为中心之一切新组织，不同者二;从前立法注意于农业社会，家族经济，而现时则注重于农工并进之民族经济，不同者三;以前立法，公法与私法相混，简直公法容纳私法，不适于现时代之需要，现时不独将公法与私法分清，且将法之基础置于民族之上，不同者四。有此四者，是以中华法系现时立法，与历来立法截然不同。

十、结论

法律之进化，既应与社会之进化成为正比例，则维持社会生存之条件变更，要求生存之形式，亦宜随之转换。中华法系现时立法，固堪为现时整个社会问题谋解决，但现实社会，不久又将成为过去，当初适于社会之法律，于社会变更后视之，即成为落伍品，则进一步之求改革，自属要务。

革进之标准，应基于“救国”、“建国”、“治国”最高原则，以达到中国自由平等为效用，于畅遂民族生存、国民生计、社会生活、民众生命各种复杂关系中、企图国民人格权、生存权、劳动权之确保;而其前提要件:第一应谋社会之安定，第二应谋经济事业之保养发展，第三应求社会各种实际利益之调节平衡，本此;大原则，逐渐革进各种法律，庶乎中华法系立法，常为富于创作性改造性之规范，而成社会生存进化之极则。

[[1]] 该文原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7号。

[[2]] 今通译为阿拉伯。

此文摘录自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第365-37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