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隽语的经典误译，却俨然已成为国人熟知的政治学名言。虽有李泽厚、许良英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给予更正，却收效甚微。此种误译无形中助长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力观，以及将权力本身视为恶的偏颇理念。有鉴于此，借助历史梳理与文献研读相结合的方式，厘清该名句及阿克顿相关论述的历史语境、文本语境与跨文本语境，提出该句的精准中译应为“权力易腐，绝对权力必腐”，进而阐释阿克顿“中性权力观”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德性维度，探究其对英美自由主义权力观的可能修正与发展。
【关键词】阿克顿勋爵；权力观；腐败；自由主义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史家和政治思想家。据笔者考证，胡适至早曾于1917年的日记中提及阿克顿勋爵的政治思想。陈寅恪、罗家伦等学者亦曾在一些文献中提及阿克顿勋爵的史学思想，但也仅限于提及而已。直至本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对阿克顿勋爵的政治思想研究呈现两个特征：专题性研究有余而整体性研究不足；史学研究成果丰富而政治思想研究成果缺乏，涉及阿克顿勋爵的权力思想的学术文章则更为少见。有学者曾如此评论阿克顿勋爵在当今中国的影响：“阿克顿在当今中国，表面上声名赫赫，但实际上影响却很微弱，他仍是寂寞的，只是中国知识界乍隐乍现的幽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是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的知名论断，其在中文世界中的译介，首次出现在1997年版中译本哈耶克所著《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引言当中。第二次出现在2001年版中译本《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中，译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年6月，李泽厚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写文章，试图纠正该句翻译的不当之处。他指出，单从语言学角度而言“绝对”是个副词，所以应是“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2008年，许良英先生撰文评价林非的《阿克顿的一句名言》时进一步指出，前半句的“tend to”也并非“导致”之意，而是“易于、趋向”的意思。此处的“tend to”与“absolutely”其实是一个对应关系，表示着或然性与必然性的对应，将前者译为“导致”多少便失掉了这层或然的意味。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固然是造成该语句误读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误读的根源则在于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权力观在中国人思想上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将权力视为恶、视为造成腐败之罪魁祸首的激进及片面思想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三个部分作一些研究和思考：第一部分旨在研究阿克顿勋爵权力观由以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旨在探究阿克顿勋爵这句名言的准确文本出处，阐释其权力观的具体内容及特征，并给出该句的准确翻译；第三部分旨在阐释阿克顿勋爵权力观的德性之维，及其对英美自由主义权力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一、阿克顿勋爵“权力－腐败”论的历史背景
阿克顿勋爵的权力观最初用来批判教皇的绝对权力。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尔二世趁驻罗马的法军撤离之机，率大军攻占罗马，将教皇国大部分领土并入意大利王国版图之内。时任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在位）拒不承认意大利统一，宣布将埃马努尔二世革除教籍。为了维护教皇国统治，他对外采取抵抗措施，寻求法皇拿破仑三世的驻兵防卫；对内强化教皇绝对权力，颁布《邪说汇编》（Syllabus Errorum），将同时代所有进步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定为异端，妄图操控世俗政权和重塑精神权威。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以及基督教中日益增长的历史发展意识，罗马教廷主张的保守的、绝对的权力思想更难以为继。
随着德国历史科学的不断发展，教会史研究方法开始盛行。曾在德国求学的阿克顿也受到这种科学思想的巨大影响。1850年7月，年仅17岁的阿克顿独自来到慕尼黑师从伊格纳兹·冯·德林格（Ignaz Von Dollinger，1799－1890），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德林格是一位知名的天主教学者，学识渊博，精研史学、语言学、神学及哲学；其著作《教会历史》（Church History）先后被翻译为英、法、意大利文，享誉天主教世界。
作为德国教会史大师，德林格教育阿克顿应从历史视角探究教会史真相，采取科学研究方法揭露基督教的罪恶。教会史研究方法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诠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采用客观的实证方法对教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调和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之张力。这种教会史研究方法也让阿克顿逐渐认识到“罗马教廷的腐败”，而且，这种腐败与世俗国家的政治压迫一样，都会压抑个人自由，从而更加坚定了他追寻自由的决心。1859年，阿克顿从德国完成学业回到英国，出资并承办了天主教期刊《漫谈者》（The Rambler），希望用在德国学习的新思想和科学方法，提升英国天主教徒的思想水平以及敦促罗马教廷改革。《漫谈者》作为天主教自由派的期刊，不仅学术立场独立，而且极具批判精神。这与当时维护教皇绝对权力的传统天主教杂志形成鲜明的思想对立。
这种追求自由的改革思想，与罗马教廷的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首先体现在如何看待教会历史这一问题上，由此引发了关于教皇俗权（the temporal power of the Papacy）的讨论。1861年4月，德林格在慕尼黑音乐厅发表对教会俗权存废问题的看法，他对教会俗权的产生进行了教会史的追溯，并指出：“俗权本质上不属于教会，是教会历史上后来才出现的。教会没有俗权仍然会继续存在，其实俗权已然变成了教会发展的负担。”阿克顿也认为，教会的衰落是从占有世俗财产开始的，“教会依其本质可以很好地发展下去，教皇没有占有任何财富。从公元7世纪开始，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对财富的占有成为教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教会开始衰亡的征兆”。在历史事实层面上，德林格和阿克顿都力图准确地重现教会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这个层面上，教会史研究也不会因其宗教性而丧失客观性。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观点，同年，阿克顿在《漫谈者》发表《论教皇的俗权》（On the Tem-poral Power，1861）一文。该文旨在表明教会丧失权力的根源在于罗马教皇国的腐败与腐朽，废除教会俗权才是罗马教廷改革之关键。阿克顿认为，罗马教皇国就像“阿基里斯之踵”影响教会的发展，遭致各国敌人的谴责与辱骂，影响外部世界对教会的看法。这种观点遭到了罗马教廷官方的谴责，“天主教徒对教会不忠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他是出生在教会怀抱中无限幸福的人，因知识上的傲慢如此行事，那就更加恶劣了”。1863年威廉·乔治·沃德（William George Ward）接任《都柏林评论》（Dublin Review）主编一职，将《都柏林评论》变成了维护罗马教廷绝对权力的刊物。他反对天主教自由化，坚决支持教会的俗权，包括阿克顿在内的天主教改革人士都成为他主要的攻击对象。
为回应沃德的质疑并揭露和批判鼓吹教皇权力与保留专制体制者，1863年7月，阿克顿在《国内外评论》（Home and Foreign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的重要文章。阿克顿认为，19世纪越山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法国政论家和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4－1821）的君主专制理论。迈斯特“拥护君主专制，坚决反对任何革命，强调管理国家要靠集权统治；他也拥护教会，支持教皇无谬论，哪怕再大的错误也不可以抵抗，认为这种绝对权力观对国家必要，对教会也不可或缺”。这篇文章揭露越山主义者企图将君主专制的统治模式拓展应用到教会事务中，形成具有专制特性的越山主义思想，成为罗马教廷进行精神和世俗统治的工具。该文一经发表，即引起天主教界大多数精英人士的关注，有学者赞誉：“该文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天主教徒写出的最好的文章。”1863年11月21日，教皇向慕尼黑大主教下达教皇敕令，重申教皇的世俗权力与支持越山主义的专制思想。教皇敕令中还谈及阿克顿曾公开主张和捍卫的观点，对此批评说：“天主教作家涉及信仰的教义时，不仅要受到永无谬误教会决议的约束，也必须服从教会当局的神学决议，拒绝这些决议和意见都是错误的，尽管谈不上异端。”慕尼黑赦令是阿克顿与罗马教廷对抗的导火线，他决定将《国内外评论》停刊，以此缓和与罗马教廷的敌对状态。1864年秋，罗马教廷颁布《邪说汇编》，几乎将同时代所有进步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定为异端，对所有一切质疑或是试图修改传统观点的做法给予警告。该行为进一步激化了罗马教廷与支持天主教改革人士之间的矛盾。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也成为天主教世界的论战焦点。
阿克顿主办的《漫谈者》和《国内外评论》虽是天主教期刊，却致力于宣传天主教改革思想，对宗教与科学关系问题也表明了态度。它主张：“教会探求真理的精神就在于承认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承认宗教信仰与世俗知识之间存在着既定的和谐。对于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而言，科学进步不仅是一种信仰的满足，更是将信仰转化为促进教会改革的动力来源。”罗马教廷之所以禁止科学著作，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反教廷且有损其权威。1869年教皇庇护九世为了维持衰微的教皇权力，在天主教世界推行教皇无谬论（infallibility），企图召开一届大公会议将教皇拥有绝对权力的思想推至顶峰。教皇无谬论是以教皇“绝对不会犯错”为前提，只有教皇才是绝对正确的，凡是与教皇的经典学说不能吻合的思想就被认为是异端邪说。阿克顿对这种反理性与反自由的教义嗤之以鼻，撰文痛斥道：“主张绝对无谬误，是教皇的一件利器，借以反对其政敌和对立教会、反对人类的自由与权力、反对宽容和科学。”
阿克顿将教皇无谬论的提出视为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与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力”相互斗争的顶峰。首先，从教义视角看，教皇无谬论是罗马教廷反科学与进步的本质反映，违背人类的认知规律；真正的教会信条应该与真理一致，而科学就是真理的一部分，促进个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科学探索原则才是天主教的真正性质和使命。其次，从教会史视角看，教皇无谬论企图掩盖教皇制历史上造成的罪恶。作为天主教徒，阿克顿尊重教义的神圣性，即使“教皇行为在教义上是绝对正确的，也并不代表在历史和道德上就是无可挑剔的。如果教皇绝对正确的话，那么教会史上的迫害、专制、弑君以及教会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教会史研究就是为了打破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力，还原历史真相。最后，从道德视角看，阿克顿将道德评价原则运用于判断教皇行为的善恶，教皇应像其他人一样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受到审判，正是权力持有者的道德意识决定了其行为的选择。
阿克顿并未局限于探究何为天主教的使命和责任，而是从历史的和道德的视角揭露教皇无谬论的危害。其所关注者，并非教皇无谬论这一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事件只是理解历史的入口，承载历史事件的文本也是为了证成某一目的而存在的，既然历史资料没有纯粹的对与错、真与假，那么应该如何探究历史真相以及如何启迪后人呢？在阿克顿看来，史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探讨行为者的动机，强调历史思维（historical thinking）凌驾于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之上。由于历史知识具有复杂性，不同立场的人士获得的收益与教训是不同的；要想在错综复杂的思想中探寻具有真理性的认知，必须培养批判性、怀疑性、创造性思维。这种历史思维主要应用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阿克顿认为：“历史是人类的良知、灵魂的启迪，那些剥削者和谋杀者虽死得很荣耀，但却无法摆脱历史的审判……历史经验表明，绝对权力腐蚀良知，钝化心灵，击垮怜悯。”然而，对绝对权力的批判却未能掩盖阿克顿对人性的看法，“不管我们有多坏，人性中始终存在一种道德本能，它能减缓这种堕落变坏的过程”。这就为修正人性和引导权力向善提供了可能。
二、阿克顿勋爵“权力－腐败”论的文本语境
从具体文本上看，阿克顿勋爵那句广为传布的“权力－腐败”论名言，实际上源自对英国教会史家曼德尔·克莱顿（Mandell Creighton）的《教皇制历史》的批判性评论。前文已指出，正是在教皇无谬论及其聚讼的历史语境中，阿克顿勋爵得出“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结论。为进一步探究阿克顿权力观的丰富内涵，进而给出这一名句的精准翻译，还有必要参详阿克顿对美国史家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e）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所作的评论文章。由这两篇评论入手，我们当可一窥在批判教皇无谬论之后，阿克顿对其权力观的更为详细深入的阐发。
1887年4月，阿克顿勋爵应曼德尔·克莱顿之邀，为其评价新作《教皇制历史》。克莱顿表示：“教皇因教会制度和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而犯下的罪行，不应该用个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过于苛刻地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合适的。”阿克顿则断难接受克莱顿对历史人物判断的双重道德标准，回复道：“如果还有任何关于掌权者的其他推测，则权力越大他便越强。史学家的责任在于弥补法律责任之阙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大人物几乎全是恶人，即使在施加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力时亦是如此：如若加上权力腐败的倾向性和确定性，就更是如此。最恶劣的歪理邪说，莫过于官职可以使官员神圣化……你可以绞死一个藉藉无名的人，如拉瓦克亚；然而若所闻属实，则当年伊丽莎白命令狱卒谋杀玛丽，威廉三世令其苏格兰大臣灭绝一个氏族。此处伟人之名便是与滔天大罪结伴而行。”这段话堪称阿克顿的“权力－腐败”论的原始文本语境。然而，上述引文所出的2017年版《阿克顿勋爵》中译本，却仍沿用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错误译法。
从文本分析得知，阿克顿的权力观具有双重属性，我们可称之为“倾向性”和“确定性”。一方面，“权力导致腐败”的译法以及相应的观念，并未体现权力与腐败之间只具有或然的倾向性。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只是具有腐败的倾向性。此种倾向性体现在权力、权威、暴力与自由一样，都是共生的和中性的概念，正当性的暴力是可以用来且必须用来制衡不正当的暴力的。另一方面，“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体现的则是绝对权力与腐败之间存有必然的确定性。因为绝对权力是产生暴力与压迫的根源。阿克顿批判的是“绝对权力”“无限制的权威”“压迫性质的暴力”“非正当的暴力”，而不是“权力”“权威”“暴力”本身。“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倾向于腐败”，或“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会腐败”，或“权力易腐，绝对权力必腐”，才是阿克顿这一权力名言的准确中译文。在这三种中译里，第一种乃是略显拗口的直译，第二种乃是改进后的直译，第三种更为精略得当、“信达雅”兼顾。
阿克顿高度关注绝对权力的危害性，他指出：“任何绝对权力的学说，要是没有一批利欲熏心的阿谀奉承之徒，光靠统治者一人是成不了气候的。”例如，阿克顿曾严厉批评亨利·查尔斯·李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巨著，斥之为权力维护者对绝对权力罪恶的粉饰之作。
1888年，阿克顿在《英国历史学评论》发表对三卷本《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所作的评论。亨利·查尔斯·李盛赞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主政时期“宗教裁判所”取得成熟与完善，在他看来，“宗教裁判所实施对异教徒的镇压，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惩治机构；它是教会和国家联合起来设立的一个中间机构，享有特殊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能让秩序成为统治与管理教会的可能措施”。对这种粉饰宗教裁判所历史罪恶的说法，阿克顿回击道：“宗教裁判所的历史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黑暗。它蓄意给人施加火刑只是因为信仰的差异，看似偶然的凶残实质上是迫害的乐趣而已。”两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阿克顿逝世。1903年，亨利·查尔斯·李组织了题为“历史中的道德”的美国历史学家年会，他否定阿克顿勋爵的道德评价思想，认为：“历史学家如果变成起诉人或辩护人，这会损害他的公信力；而如果他想成为法官，就不应该用被告不知道的道德法则去审理案子。”
阿克顿与亨利·查尔斯·李之争，与其说是历史研究能否使用道德评价的问题，毋宁说是否存在史学家一致认同的道德评价标准问题。对此，阿克顿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假使我们的道德评价没有一个科学的‘零’作为起点，那么对贿赂、说谎、叛国、叛党的责难等于无效，道德与历史因此背道而驰。”②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是一群人在特定政治、社会和物质条件下处决、折磨和谋杀他人的悲剧。谋杀这一事件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当中都是不道德的。道德行为的底线是存在的，以最低点的道德为标准，我们的道德判断当可得出相近的结果。最低道德标准与绝对道德标准，实际上并非一个概念，阿克顿也从未坚持什么道德法则不变论。他也曾谴责那些以过去观念评价现在事务，以及用现在观念判断过去事情的人。在作出道德判断时，他警示我们必须考虑臧否对象的时代、出身及其他种种因素。这也正是阿克顿所谓“历史思维”比“历史知识”更为重要的原因所在。
亨利·查尔斯·李与克莱顿的相同之处在于，试图将教皇所犯的错误以及罪行完全归咎于教会制度及社会规范，这种对原因的追寻完全忽视了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所具有的责任以及承担的道德义务。与他们两人看重政治关系，为掌权者的权力恶行开脱不同，阿克顿更关注作恶者的动机及罪行的受害者。一方面，在作出道德判断时，阿克顿极为强调权力的德性（the morality of power），权力的德性是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在其自身道德水平影响下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像教皇或世俗国家君主这样大权在握的人，就应该采用更为严格的道德标准。此举的目的不仅在于督促统治者规范其权力行为，更在于警示世人绝对权力的危害。另一方面，作为提倡批判性思维的史家，阿克顿强调，我们虽不能确知何谓绝对的善，却可以确知何谓不道德的恶。通过对不道德行为的否定，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是善，逐步建构有德性的生活。绝对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恶，意味着权力主体可推行绝对律令规划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甚至将谋杀等不道德行为正义化，产生败坏社会道德的恶果。在阿克顿的眼中，“人们犯错从来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缺乏良知”。在给克莱顿的长达24页的回信中，他提出了自己“治史的35条准绳或规则”，其中便包括：“做出道德判断不要遵从一种学说的正统标准，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政治学说，而要按是否促进良知的微妙的正直和权威。”阿克顿所言的良知（conscience），是一种尽力驱除外界因素影响与干扰的不断的自我省思，其目的是保持高水平的道德评价，进而抵御绝对权力的腐蚀。
那么，为何会出现“权力导致腐败”这一误译与误读呢？笔者认为，“权力即腐败”以及“权力导致腐败”，都将权力本身看成一种“恶”的存在，源自某种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现代权力观。自由至上主义权力观深受基督教原罪论（original sin）影响，但却更为极端。一方面，它继承了基督教原罪论。人具有原罪，人本身具有堕落性与罪恶性，既然权力由人行使，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毒素，权力本恶也成为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它将人类道德沦丧与德行缺失完全归咎于权力，将权力视为首恶，忽视了权力本身的中性属性，怀疑一切“正当性权力可以为善”的理念。阿克顿的本意旨在提醒我们，权力既可为善又可为恶，而止恶扬善的关键在于，外靠权力制衡与监督的制度安排，内靠权力持有者的德性与良知。
三、跨文本语境：对阿克顿勋爵权力观的再反思
自由主义者关注人性的幽暗面，抑制人性恶的方法就是通过设计完美制度除去激情和分散利益，以分权制衡方式防止腐败。制度遂成为人类建构理性最完美的表述，不仅塑造了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亦成为现代国家凝聚力及鼓励公民为国家奉献乃至献身的动力源。然而，这种制度至上论也造就了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亦即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上级下达的命令无条件服从、放弃个人价值判断权利的罪恶。20世纪见证了诸多刻骨铭心的人类灾难，数以千万计的人因战争、种族屠杀和酷刑失去了生命。面临一再发生的残酷现实，人类过度自信的现代理性遭遇滑铁卢。道德亟待重建，但如何重建道德成为现代人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或可从阿克顿的德性权力思想中找到些许理论资源或思想启迪。阿克顿昌言权力的德性之维，重塑正义理念，旨在批判帝国主义政策，警示自由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
第一，阿克顿试图从权力本质的角度探讨何谓正义及如何实践正义。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造就了英国世界工厂及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也进一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英国经济低迷时期，济贫院有时是避免挨饿的唯一选择。杰出的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曾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把伦敦描述成一个黑暗、悲惨和肮脏的城市，“忧郁的街道上笼罩着一层悔罪的烟灰，浸透了那些注定要绝望地望着窗外的人们的灵魂”。弱者的社会地位及权利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指出：“实存的市场奖励禀赋佳者，惩罚禀赋弱者，致使弱者很难脱贫，这种悬殊的贫富差距明显不合乎正义。”为了关注弱者正义，阿克顿从权力本质视角重新定义权力，指出：“权力本质在于无限制的扩张，直到遇到更为强大的反抗力量才会停止，自由与权力的斗争是现代历史发展的法则。”这种权力观不仅尊重弱者拥有平等政治权利与反抗压迫的正义诉求，而且强调国家有保障弱者权利实现的义务。国家能否实现正义，判断标准就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能否在国家中享有自由的地位与安全的状态。为此，阿克顿曾如是评价当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弱者对经济上的封建主义独裁统治的反抗，是要求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如果社会主义解决社会病症所采取的是合理的经济措施而非极权主义手段，它便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阿克顿的正义理念与功利主义所提倡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有本质区别。从后果主义而言，功利主义无法包含道德义务的观念，无法实现普遍的正义。从分配角度而言，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只满足增加幸福总量，而不关心幸福在个人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也就是不承认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功利主义以效用的总和作为社会成就的判断标准，忽视基本权利和分配公正。对弱者权利的重视，使得阿克顿的正义理念具有人道主义价值，“当人道的进步被视为人类进步的量计与标尺时，宗教与种族的成见便会降至其适合地位”。阿克顿的正义理念希望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弱者权利，履行好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更好地造福社会与大众。
第二，在阿克顿看来，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对外军事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强人权力观”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时的应用，只不过权力主体由“个人”转变为“国家”而已。一方面，帝国主义推崇“强人权力观”。“强人权力观”认为：“强者谋求弱者的利益是正确的，人越是能干，就越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所有动物、整个国家、整个人类都是这样，人们把这种权力当作君主之权和强者对弱者之权。劣者和弱者的牛，以及其他所有财产，都属于优者和强者，这是天然的正义。”这种强盗逻辑正是帝国主义的权力核心，阿克顿曾批判英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他指出：“在判断我们民族优点时，我们必须充分地顾及我们民族的虚伪。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殖民者，但无论我们到哪里都会灭绝当地的土著。征服战争和对外扩张在我眼里实在不会比谋杀好多少。”殖民侵略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强人权力观”在外交上的应用。阿克顿也怒斥同时代人宣扬的种族主义哲学。1853年，阿瑟·戈宾诺（Arthur Gobineau，1816－1882）在《人种不平等论》一书中提出所谓种族成分决定文明命运的理论，断言白色人种比其他人种优越，并称雅利安人代表文明之最高峰。同时期，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创作的《十九世纪的基础》成为20世纪泛德意志运动的重要指导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然证明，法西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扩张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一旦种族主义被视为“正义”的化身，帝国主义被视为文明与发展的代名词，那么，为了传播“正义”可动用任何手段，甚至是大屠杀或者种族灭绝。
另一方面，阿克顿担忧现代国家的绝对主义倾向。他指出：“伴随着现代历史的开端而来的一个首当其冲又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当国家在追求它自身的目标，获取权力、扩大疆域、增进繁荣、提升民族的声望或满足民族自豪感的时候，就开始超越是非约束，而走向高高在上的地位。国家的这种地位无法阻挡，也无须人们同意，国家所从事的事业是最基本的犯罪行为——道德战争、司法审判或暗杀夺取人类的生命。”根据韦伯的研究，国家即“在特定领土上（成功）垄断了暴力之正当使用的人类共同体”。可见，韦伯的这一界定从“垄断正当使用暴力之权”这一工具指标入手，切中肯綮地把握住国家的核心特征。现代国家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现代国家建构运动的核心机理正是权力的“垄断化”或集中化过程——尽管这种垄断或集中化理论上须冠以“正当性”之名。自由主义者试图单纯依靠制度限制权力的愿望，夸大了人类的建构理性，忽视了从人本性着眼的培养德性的尝试。加之“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越来越成为现实，金钱与财富成为唯一流行无阻的宗教”，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德性之维亟待得到重视，阿克顿提倡恢复基督教的信仰权威地位，因为基督教的功用就在于充实人的精神世界，为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关系提供一种道德伦理的支撑。虽然教会的道德权威今非昔比，但它对塑造民族的公共道德依然拥有巨大影响。
四、结 语
借助历史梳理与文献研读相结合的方式，本文尽力厘清了阿克顿权力名句的历史语境、文本语境与跨文本语境，提出该句的精准中译应为“权力易腐，绝对权力必腐”。在阿克顿看来，权力只是实现人类欲望、解决群体困境的工具，本身有易腐倾向却无善恶之分。这种审慎而成熟的中性权力观，昌言权力的德性之维，重视发挥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引导作用，旨在实现权力的善治，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仍不失其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