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外交奉行单边主义、物质主义和孤立主义，这种风格转向可以用权力这一概念予以解释。特朗普的权力观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个体主义特征，他认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美国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不重视所谓"软实力"和其他观念的影响力。从权力的生效机制角度来看，特朗普重视武力的威慑效用但谨慎使用武力;特别强调双边、即时对等的利益交换机制;基本上放弃通过投入物质资源对他者进行改造。这种权力战略的正面影响是美国通过战略收缩能较快地促使其个体物质利益回归;负面影响则是美国由于过于自利而导致其结构性权力遭到显著削弱。如何平衡个体主义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建设是美国战略家的当务之急。中国应当警惕美国将其提升了的个体实力转化为结构性权力的动向，并找到破解应对之道。

关键词∶ 个体主义权力 结构性权力 特朗普 权力观

2017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下简称"特朗普"）上台后签署第一份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后美国做出了一系列"退群"和"废约"行为。2018年5月，美国与韩国的新版《美韩自贸协定》生效。为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多次以"随时退出WTO"的姿态进行威胁。特朗普政府在两年内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取而代之的《美国一墨西哥一加拿大协定》于2020年7月1日生效。2018年5月，美国不顾盟友反对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并单边恢复对伊朗的制裁。2019年8月，美国正式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在处理同盟体系事务时，特朗普政府最大限度地将维护同盟体系成本推给盟国，例如，多次要求韩国负担全部的美韩军演费用，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也很浓厚。2019年11月，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10月，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20年5 月，在国际社会艰难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却公然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在国际秩序和国际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为何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本文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外交风格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以他为首的美国核心决策层的权力观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权力的源泉是什么，即决策者将什么视作权力;二是权力的生效机制是什么，即如何运用权力从而使得权力客体呷服从。本文首先提出问题，再回顾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概念，接着论述美国权力的源泉和生效手段，然后分析特朗普的权力观及其影响，最后是文章小结。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 源泉和生效机制

（一）国家将什么视为权力

权力的首要基础是物质要素，脱离了物质基础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权力资源主要包括地理和人口、自然资源禀赋和工业化程度、军事力量、国民性格和士气、内政外交能力等。而物质因素是权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甲对国家而言，巩固和扩张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需要占有和使用物质资源，进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军事力量的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前提和最重要的内容。权力也包括观念要素，没有观念支撑的权力就没有意义和方向。摩根索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观念权力的存在和重要性，他指出∶"但凡能建立起人控制人的关系网，无论是有形的、可观察的暴力组织，还是无形的、难以察觉的心理控制机制，这些都属于权力范畴。""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这是一种以观念为基础的力量，通过对他者进行吸引和感召，从而塑造他者的观念和偏好，最终促使他者主动按照权力拥有者的意志行事。叫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也认为，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信仰或者观念。

建构主义者认为观念建构身份，进而决定利益认定和行为偏好。"具体到观念的推广普及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国际组织向国家灌输了某些原则和信念。6 另一些学者认为某些跨国共同体通过向国家决策者传播"有用的知识"来影响决策。同诚然，观念的作用在某些情景下是巨大的，但观念始终无法发挥独立的决定性作用。观念的产生和传播需要物质承载。"人的思想观念受所处客观环境的约束，社会建构现象受到物质世界的框定。因此，权力的最重要维度仍是物质主义范式。

关于权力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权力的拥有者是个体还是集体。在国内事务领域，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个体才是最重要的权力拥有者和使用者。8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组织和机制（regime）也是权力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且这种权力更加深刻而广泛，所以更加重要。例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际制度的机制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一些学者之间的分歧仅在于国际机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和行使权力。

持有"国家是国际事务主要行为体"观念的学者天然地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权力拥有者和使用者，这一思想的重要代表有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他们强调国家是国际机制背后的"首要行为者"和最终驱动力。冷战后国际实践出现了新变化，强调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权力效用的理论得到发展。"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D.Keohane）认为，国家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凹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银行、宗教领袖等都已成为重要的跨国关系参与者。通过区别"联系性权力"P，斯特兰奇明确提出了"结构性权力"概念，即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它来源于对安全、生产、信贷，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这种结构性权力渗透在具体的思想、制度和组织中。

不同学者所处的不同时代塑造了他们的不同观点。早期的学者所处的时代全球化程度低，国际机制尚不稳固，很多领域都不存在国际规则。"因此，联系性权力是主要的权力，单次博弈是主要的互动方式。只有联系性权力强大的国家才能打造结构性权力，若结构性权力"失效"，联系性权力（军事实力和强制力量）是"最后一招"。"结构性权力本质上只是表现形式和生效机制发生了改变的联系性权力。但联系性权力并非最紧迫，即它并非一直都会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无战争时代"m，这一时代的特征是相对更加规则化和更加和平8。在这种国际政治时代下，结构性权力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此时结构性权力才是最紧迫的，在更多的时间、更广泛的国际议程中发挥作用。

（二）国家如何获得权力——权力的生效机制

第一，武力的使用。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使权力客体按照权力行使者的意志行事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最原始的权力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武力经常被使用，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和局部冲突多不胜数。"整个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大约14500次武装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大约35亿人死亡。在当代（1816年以来），根据对战争的不同界定，已经出现了224次到559次国际、国内和殖民主义战争。""通过炫耀武力也可以使权力客体意识到反抗没有意义，故按照拥有武力的强者的意志行事。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权力的要素和运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P随着武力的使用场景越来越少，其他的权力机制则变得更为重要。

第二，不对称相互依赖下的利益交换。相互依赖意味着双方都要付出成本来换取各自的利益，其本质就是利益交换，而利益交换之所以能够发挥权力的效用就在于这种依赖存在不对称性。奈和基欧汉明确提出"不对称相互依赖"就是国际政治新时代中较多场景下的权力来源。戴维·鲍德温认为，所有的交换关系都能以传统的权力概念予以阐述和解释，反之亦然。"研究国家间交换行为的最重要视角就是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范式，即交换的目的就是权力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重因素决定了武力胁迫的路径难以走通，大国主要是通过利益交换获取权力。

大国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利益交换行为获取权力，也可通过架构和参与国际机制等多边主义方式来获取权力。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常见的利益交换行为，援助国向受援国提供物质援助从而获得后者的支持和追随。"通过架构和参与国际机制来说最重要途径。一般来讲，机制在初始阶段离不开强制力的使用。而且，机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交换的结果"，即成员参与某个机制是因为有利可图和追求合作共赢的效果。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稳定、繁荣和开放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一个霸主，强国通过维护世界自由经济体系来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同时照顾全世界利益。P吉尔平指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PI创建国际机制并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转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回报则是稳定的国际秩序和从自由经济体系中获得的高额经济利益。

第三，观念渗透与建构，即建构权力客体的身份和观念，进而塑造其利益和行为偏好。观念建构区别于其他权力生效机制的特征是时间性，即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建构某种观念和身份。例如，在原始社会，权力通过使用暴力予以体现，经过较长时间后权力的表现形式演化为各种规范和观念，其内嵌于文明、宗教和习俗之中，深刻地建构了人们的思想和身份。因为无法察觉到这些规范的控制力量，所以也就没有对权力的反抗。但是一旦我们发现了它的本质，那么就会在语言里、在知识里和在日常生活的习俗中发现这些权力。"

武力胁迫、利益交换和观念建构这三种权力机制具有本体论上的不同优先性9。利益交换受武力胁迫的影响和控制。武力胁迫战略内嵌于利益交换战略之中。同一旦国际秩序陷入动荡状态，国际规则的作用将显著减弱，此时武力将重新成为国家实现利益的主要手段。而观念建构也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拥有强大物质实力的主体才能塑造和传播观念。一些看似很自然的日常准则，其最初的推广和"内化"也是通过暴力强加的。因此，相较于另两种权力机制而言，武力胁迫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而利益交换比观念建构更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利益交换行为，而观念的传播和内化并非经常出现。二是大多数的利益交换是即时生效，而观念建构一般都耗时较长。三是利益交换行为经常能够导致权力客体观念和身份的变化。因此，就本体论的优先性而言，武力使用强于利益交换，利益交换则强于观念建构。大国在执行一项战略的过程中应按照不同权力机制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顺序行事。首先要自强自立，通过"内部制衡"发展出强大的综合国力。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利益交换获取权力。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和通过国际机制推进本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上，传播和推广本国价值观，对他者进行观念渗透和建构。

本体论的优先性只意味着时间的先后性和条件的基础性，并不意味必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在国际秩序形成的初始阶段，只有物质实力强大的国家才拥有宣传和推广自身观念的物质资源，所以强大的物质实力是观念建构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物质权力时时刻刻都持有最大影响力，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它的力量可能更加强大。因此，何种权力机制更有效，要视具体场景和议题而定。从国际斗争的角度看，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需要输出物质力量去打造有利于自身的"非中性"凹制度和规则，传播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思想和价值观，从而获得他国的支持和追随。

美国权力的源泉及其生效机制

（一）美国权力的源泉

美国权力的源泉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既是个体主义的，也是集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权力包含三个面向（faces）。a美国权力的第一面向是其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是最基础和重要的权力，是美国霸权的基本面。在权力第一面向的基础上，美国精心打造其权力的第二面向，即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议题的多个国际制度安排。这主要包括军事同盟，以及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美国推动建立相关机制主要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这些机制有助于美国推进其战略议程，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些机制是美国霸权的标志。如果美国通过权力的第一、第二面向向其他国家灌输和渗透体现美国价值观或有利于美国的理念，那么，这些国家将会无意识地按照美国意志行事，此时美国权力的第三面向就得以建立。美国权力的第三面向是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他者的建构，即美国是"仁慈的霸权"，以及"美国的发展模式、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最完美"等观念。权力的第一面向即美国的个体权力，权力的第二和第三面向共同构成结构性权力。

纵观美国外交史，可以发现美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和各种"主义"之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决策者对国家权力源泉的不同认知。决策者拥有不同的权力观，即决策者针对何种权力最重要、应该优先发展哪一面向的权力等问题有不同认知和偏好。

（二）美国如何获得权力∶ 权力的生效机制

首先， 武力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是美国最根本和重要的权力机制。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教导后人∶"说话要温和些，但手中应握有大棒。"21世纪初，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做出了武力胁迫的姿态∶"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国家正在面临关键抉择，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1798-2010年这两百多年间，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曲线呈现波动上升状态，冷战期间由于苏联的制衡美国使用武力较少，冷战后由于没有制衡，出现了武力使用的爆发性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是各大国中最积极开展海外军事干预的国家。

其次，通过双边利益交换和多边国际机制换取物质利益、获得他国对美国的支持和追随是美国获取权力的第二个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基础上实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这种战略符合权力机制的原理和要求，原因有两个。

其一，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可接受，直接使用武力的空间有限，因此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逐渐从权力的第一面向转向了其他面向。这直接导致超级大国（及其阵营）之间的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越来越激烈。

其二，武力胁迫最易被察觉和遭受抵抗，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控局面，美国需要加强权力的第二面向，即通过一系列更有利于美国的"非中性"制度安排来实现利益。美国与相关国家通过加入国际机制，付出成本进行合作与利益交换。比如，虽然在联合国的创立和运作过程中存在斗争，但联合国在应对地区挑战、维护国际局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对外干涉和武力使用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在联合国成立的初始阶段，它在一定程度上说可算是美苏进行利益交换的最大场所。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lkenbery）所言∶"实力最持久的国家是那些进行制度合作并通过制度使用其实力者;美国通过制度和政治伙伴关系施展其权力时，它是最成功的。"

最后，美国获取权力的第三个重要手段是运用其强大国力积极对他者进行观念渗透和身份建构。美国在其国力强大之时，通过武力征服、经济援助和人文交流等全方位手段宣传推广其价值观，一些国家和个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内化美国价值观。经过时间的流逝，这些国家和个人的最初身份与行为方式被逐步改造，他者失去了对自己初始身份和利益的认知，故难以对这种观念的权力进行反抗。他者会无意识地模仿和追随美国的文明和话语体系，此时福柯所指的话语和知识权力便得以形成。这也是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明确指出的"开化、文明的行为准则"。

特朗普的权力观及其影响

（一）特朗普将什么视作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权力

特朗普最优先考虑快速恢复和夯实美国第一面向的权力——即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将其余面向的权力——包括维护同盟体系、捍卫国际机制和推广美国价值观等置于战略议程的末位。特朗普眼中的权力具有极强的物质维度。他将国家存亡的安全放在大战略中的首位，即认为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的安全最重要。特朗普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在他眼中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为了节省经济开支，特朗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特朗普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强调优先加强国内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坚固的国防工业基地和强大的供应链;强调将提供所有力所能及的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

特朗普想要提振的仍然是自给自足意味浓厚的经济领域，如通过重振制造业、刺激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因而，退出TPP并寻求"基于国家利益的公平贸易"是自然而然的选择。PI特朗普所强调的实力也主要是个体主义的实力，即"内部制衡"的实力——主要通过自强来提高实力和战斗力，而不是通过外部的联盟、外交等手段。特朗普漠视美国的国际声誉、领导力和价值观的力量。针对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案，特朗普表示，不能放弃向沙特阿拉伯出口的数千亿美元的订单，因为制裁沙特阿拉伯可能损害美国的物质利益。这一态度呼应了汉斯·摩根索关于国家利益的论断∶国际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普世道德，国家利益也不可能被抽象的普世道德所约束。P特朗普认为，人生只有输赢，无关理念;在国际事务中也一样，价值观、道德观和抽象理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经济利益——即以美元计算的收益和亏损。

（二）特朗普认为应如何获得权力

第一，特朗普重视炫耀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权力获取方法，但在最终使用武力的问题上极其谨慎。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军费开支下降的势头得到扭转。2017年美国军费开支为61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排在美国之后的7个国家军费的总和。"2018年美国军费继续增长至6490亿美元。"2019年美国的国防开支更是达到了7170亿美元。"特朗普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杰克逊主义"。杰克逊主义者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必要时采取单边主义的武力、用物质力量来推动理想和战略的实现。叫特朗普政府特别重视导弹防御能力建设，这意味着提高对他者的军事威慑。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措施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二是构建全球性导弹防御网络。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奥巴马政府对导弹防御新技术的投资相对较少。

在大国军事斗争领域，特朗普政府加强了针对中国的竞争性威慑战略的研究和制定。2020年4月1日，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向国会提交了标题为《重建优势》（Regain theAdvantage）的报告，其中具体遏制和威慑中国的措施是"太平洋威慑倡议"（PDI）。该倡议的核心逻辑是说服潜在的对手不要先发制人对美国进行打击，因为那将代价惨重且必败无疑。"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的"全域战"作战构想和威慑概念正在形成之中。

尽管特朗普高度重视武力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实际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具有"黩武"倾向。2017年美朝关系一度急剧紧张，特朗普多次扬言对朝鲜进行打击。当年2月、3月和5月，美军核潜艇和两个航母舰队都加强了在韩国海域的军事威慑活动。但是，在朝鲜并未妥协并依然试射了导弹的情况下，特朗普却没有向朝鲜使用武力。2019年6月20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无人侦查机。作为回应，特朗普先批准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但很快又取消了该行动。事实上，截至目前，特朗普是自老布什以来第一位在任期内没有发动过传统军事意义上战争的美国总统。

第二，特朗普重视通过即时和对等回报的利益交换机制来夯实美国权势。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具有以下风格∶一是偏好双边谈判，从而利用美国实力优势高效地获取利益;二是通过单边主义行动促进多边合作改革，使相关制度符合美国利益;三是强调"范式内"利益交换，即特朗普政府注重的是即时物质交换，而不是投入物质资源去换取承诺或者为美国赢得良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等。

在国际合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尽可能地选择双边合作。基于成本收益的精确计算，特朗普政府提振经济的主要手段是一对一的双边交易，体现出强烈的"去多边化"倾向。"由于绕开WTO再造国际经贸体系的设想在短期内没有可操作性，所以，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强美欧、美日、美韩和美墨加等双边和小多边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其利益。特朗普强调美国制造业回流，甚至主张重拾一些中低端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放弃部分美元霸权和国际上的结构性权力。伊肯伯里曾指出，美国调整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一个手段就是寻求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轮轴一轮辐"（hub and spoke）系统。P纵观特朗普的外交行为，可以说与这种战略调整有高度相似之处。特朗普强调马上行动和立即生效，他认为多边协调必然是拖沓、低效和漫长的。有研究认为特朗普善变，其言语和行为经常朝令夕改、变化多端。P为了尽快达到战略目的，他经常快速调整策略、采取出其不意的言行，意图抓住形势变化中的每一个"波段"，不放过每一个"短线"交易的"利润"。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崇尚商业效率，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就是谋求措施见效快。

在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强调即时对等回报的利益交换。2020年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题目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路径》的报告。该报告开篇就提到，美国希望得到这样一种利益交换机制∶美国愿意保持和深化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换取中国的一些行动、姿态和发展方向。"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之前的外交努力是徒劳的，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设想发展，也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因此，美国将不再以中国的"特定最终状态"为利益交换目标，而是谋求获取更加即时、具体和有建设性的结果。

第三，特朗普轻视观念建构他者的力量，放弃维护美国的国际感召力和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战略家们一直推崇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自由、民主和人权一直是该秩序的核心思想。然而，在其就职演说中，特朗普闭口不谈民主、自由和人权，也不寻求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2017年9月19日，特朗普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再一次重申"美国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而只是让它发光发亮，成为别人可以看到的榜样"。特朗普在演讲中还多次强调，强大的主权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特朗普轻视观念力量的行为与一些现实主义者的逻辑一致。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耐心地将其他国家转化为民主国家、通过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建设国际机制来推行大战略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强大的力量，所以自由主义注定失败。回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改造不可能取得胜利。从米尔斯海默的论述中，可以发现，那种能够对他者进行塑造的观念建构行为并非不重要，而是难以实现。可以说，特朗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家普遍都推崇的一些价值观念的忽略是较为罕见的现象。最终，一个在奥巴马眼里是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的美国，在几年之内变成了特朗普眼中致力于自身命运的美国，一个不想当"地球总统"的美国。

（三）特朗普的权力战略带来的影响

特朗普的权力战略削弱了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其中包括美国对重要国际机制的影响，对同盟体系的主导和对盟友的控制，以及美国价值观的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与此同时，特朗普过于自利的单边主义行为也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减小美国的国际负担，增加美国的物质收益，有利于个体权力的恢复并有可能在未来被用于再造结构性权力。特朗普权力战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能平衡好对这两种权力的取舍和建设。

第一，特朗普的权力战略极大地冲击了现有国际机制，美国对国际机制的主导和控制能力衰退，国际秩序在动荡中调整。例如，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将不可避免地打破原有稳定战略态势，刺激大国开展军备竞赛，以至于核战争风险上升、国际秩序失序发展。叫面对美国对国际经贸合作机制的"修正"态度，其他经济体加强协商以捍卫全球化和自身利益。例如日本和欧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欧盟与墨西哥签署自贸协定，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谈判进展顺利;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牵头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P这些动向将导致世界的地区化和碎片化，而不是全球化。碎片化的国际经贸机制格局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繁荣。阿米塔·阿查亚（AmitavAcharya）认为，特朗普不仅无法挽救美国霸权，还摧毁了已经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已经到达终点，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巴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权力战略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新兴大国或可利用这一机遇在国际体系中谋求更加有力的地位。

第二，特朗普的权力战略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力和信誉，美国盟友的战略自主性有所提高。为了增强美国的个体实力，减轻负担，特朗普不惜向美国盟友悍然转嫁维系同盟的成本。这必然加深盟友对美国的疑虑，促使其选择更加具有自主性的战略，或选择通过对冲战略来应对特朗普政府政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针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单边利己主义言行，2017年12月，欧盟批准了一项防务安全协定，寻求建立更高水平、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安全战略。2018 年8月，德国外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表示应建立包括欧洲国家、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友在内的"多边主义者联盟"来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这个联盟支持多边主义协商和联合国的主导地位。"2019 年5月15日，默克尔（Angela Merkel）表示欧洲各国应联合起来应对来自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竞争，罕见地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对美国的不满溢于言表。"2020 年 2 月 14日，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 会议召开。以"西方的缺失"（Westessness）为题目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明确表达了美国盟友对受到冲击的美欧关系和西方民主自由同盟未来的担忧。"2020年7月27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强调菲律宾将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面对特朗普在经贸和同盟义务问题上的强力施压，日本与韩国在外交、国际经贸合作和国防领域也做出了一系列加强战略自主性的举措。

第三，特朗普的权力战略削弱了美国价值观的吸引力。执政三年多来，特朗普政府的各种单边主义、利己主义行径招致了各方的批评、抵制和反对。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优先"不但没有使美国变得强大，而且还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严重受损。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只会分散全球民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注意力。2020年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就美国人权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探讨美国系统性侵犯人权、种族歧视等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价值观及其具体实践的质疑和否定。2018年底的一个民调显示，日本只有39%的人认为美日关系"良好"，比上一年下降17%，这是200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有 39%的人认为美日关系"糟糕"，比上一年上升16%;高达75%的日本人认为特朗普对日本的施压不合理。"2019年完成的中美公众相互认知民意调查报告表明，只有21%的中国公众对美国持有好感，公众对特朗普的好感率是17%，中国专家对特朗普的好感度仅为5%。

特朗普的一系列自利行为损害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形成一般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因此，从长期看特朗普的一系列措施极有可能是自毁长城的行为，其采取的措施必定在各领域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某些影响或许多年之后方能显现。如果经过战略调整后美国不能恢复其声望和影响力，那么其全球霸权就会衰退。

第四，特朗普的权力战略会在一定时间和领域内有助于美国个体实力的提升，而这有可能在未来被用于再造结构性权力。特朗普一系列行为的根本动机仍是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只是他的单边主义和物质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行为方式也更加简单粗暴。特朗普强调即时对等的利益交换能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例如，制造业回流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退出一些国际机制可减轻负担，加强军备建设直接强化了个体军事行动力，要求盟友承担更大责任可以让美国减负，不推行价值观外交能避免过度扩张导致的"战略透支"等。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是短视行为，腐蚀了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但短期内，相关举措能在一定范围内提升美国的个体权力。

既然个体主义的物质权力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转变为结构性权力，那么我们不仅要看到特朗普背离现有国际秩序的一面，也应该密切关注特朗普推出的"颠覆性"主张背后的根本目的。"一旦美国恢复并扩大了与其他竞争对手的物质实力差距之后，美国未来的决策者将必然转向全球主义，并谋求打造有利于美国的结构性权力。这种做法符合美国大战略转换的历史传统和理论逻辑。

因此，为了应对特朗普的权力战略，中国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其一，一心一意谋发展，继续稳抓经济与军事，争取不断缩小与美国的个体权力差距。不做无法获取物质利益且有损实力的事情，不盲目追求打造与自身"硬实力"不相符合的"软实力"。其二，设法增加美国未来将其个体权力转化为结构性权力的难度。一是中国要审时度势地谋求提高国际规则制定权。二是有理有据地指责美国的自私自利言行，降低其国际威望和影响力。三是中国仍需不断提升自我，加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通过全面改革开放提升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

结 语

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主要内容的个体物质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美国权力的最重要的构成。在强大个体权力的基础上，美国打造既服务于其霸权利益、又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结构性权力。如果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结构性物质权力足够强大，它就会试图改造整个国际体系。特朗普高度重视个体本位、物质范畴的权力源泉，轻视权力的观念维度。特朗普偏好军事威慑和双边利益交换等权力生效机制，力图通过单边主义行为使国际机制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忽视对美国国际形象的维护和对他者的改造。

这种权力战略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是美国通过战略收缩能在短期内较快地恢复个体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负面的影响则是美国由于过于自利而导致其经过长时间建立起的结构性权力遭到显著削弱，如果未来继续执行这种战略则会导致美国霸权的终结。但是，只要美国增强了个体权力，那么美国未来的决策层很可能会继续加强结构性权力建设。中国需要始终警惕美国这种"霸权再造"新动向，并找到破解应对之道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六期；时政国关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