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字书”，是《普希金童话诗》。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我已经不记得书是从哪里得到的，但那本书的模样，里面的故事，我至今不忘。特别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善良的渔夫和贪心的老太婆，那聪明可爱的金鱼，成为了我幼年的第一启蒙。不要总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总欲望别人有、你没有的东西。这看似简单的真理，在生活中却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
小时候还经常读的一本书是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在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小文《难忘的稻草人》，讲到这本书给我的启迪和教益。至今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个为帮助别人而屡屡遭罪的邮递员，他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形象。可惜，这本书在“文革”中和许多其他“坏书”一起被装进麻袋抄走，再也没有找回。前几年，偶然看到《家庭》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又让我想到了《稻草人》。文章是叶圣陶先生之孙叶大奎写的，文中写了叶圣陶先生对子女、孙辈的言传身教，也写了他自己在动乱的时代的坎坷经历。读后唏嘘不已。
“文化革命”结束了我在中学时代形成的“幼稚”。我从法国被召回来“参加革命”，由于家庭和自己的原因，很快就从“阻碍革命者”变成为“逍遥派”。不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到北京外语学院，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真正的“秘密阅读”。我有一个初中时的好友在外院读留学生预备班，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她经常找我聊天，有时发发牢骚。也是凑巧，她最早借给我的是梅里美的两本书，一本是《〈嘉尔曼〉和〈高龙巴〉》，还有一本是《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其实她也是借来的）。我清楚地记得她兴奋地对我说“太好了，看了还想看，说不出的好”。我看后的激动与感慨有过之。几年之后，我在外文书店的仓库中买到十多部法文原文名著，其中有一部前苏联出版的梅里美小说选，我想，我对法文、法国文化思想的真正热爱，应该说是由此开始。我常常对自己说，能够读梅里美法文原著，真是我这辈子的造化，此生堪称足矣。梅里美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那曲折动人的情节，散发异国情调的韵味，“多重美丽”的女性形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世俗风情，还有那由于人性和时代冲突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结局，和他考究而洗练的文笔完美结合，真是有难以言说的无穷魅力。前面说的那位学阿拉伯语的好友，她的男朋友是外院对马路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因为军队派系斗争，被当作反革命拘禁。她从始至终“立场坚定”，铁心等他。我还记得，她怕看守认得她，就让我假装找她男朋友的“战友”，把一包当时非常希奇的樱桃辗转送到男朋友那里。我多次为自己的“勇敢”自豪（那个时候我还做过不少同样的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这位好友都在大学教书，时而会有联系，我发现虽然在流逝的岁月中我们历经命运的变动起落，但我们内心的许多东西可能会保留到生命的最后。我坚持认为，这多半因为我们都读过梅里美。可能我的朋友会忘记樱桃的故事，但我相信她一定不会忘记嘉尔曼，不会忘记高龙巴，还有马铁奥、伊尔的美神……
梅里美作品的魅力，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译本。“文革”期间读的大概是傅雷先生的译本，文字优美而又传神。后来自己读了法文本，还常常会欣赏一下中译本，也是享受。近些年来，开始有了重译本。七年前，有幸获得我先生的老师张冠尧先生惠赠《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中译本，也是非常喜爱，觉得另有韵味，有很多独到的译法。比如把《双重误会》译作《阴差阳错》，确有文字背后的深切感受。张冠尧先生是北大“才子”，中法文皆极佳。而且人品、风度被很多后学奉为“经典楷模”。可惜张冠尧先生仙逝已两年有余，他的匆匆离去，让很多人一想起来就会落泪。但每次想到梅里美，看到他的赠书及其签字，又感到他和梅里美其实还留在人世间，心里又会有些许安慰。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经常阅读的还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笑面人》、《巴黎圣母院》等，每一本我都读过多次。尤其是处在那个“革命年代”，读到雨果对“革命”和历史事件场景的描述，读到他对历史命运和人的命运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展现，读到那些脱离通常意义“善恶”的人物的命运，心里常常会涌出难以名状的感触和情绪。我当年以及后来直至今天对外界人和事所持的态度，其实都是这种感触和情绪的结果。我特别喜欢雨果小说中的“旁白”议论。我在里面更多读到的是对历史、人物及其复杂情感的深刻剖析。近些年来，我常常会为自己至今仍然喜爱雨果而“难为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他的作品有些过时，也有些读者受不了他冗长的议论。而我改变不了自己心中对雨果的热爱，虽然我也知道我确实有些“幼稚”，就像我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常常为之“难为情”。但我却不能否认我心中的喜爱。我想，喜欢什么书或什么歌，往往是和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和听有关系的。记得去年夏天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会前主席戈谢请吃饭，两位法国哲学家费拉里和布尔热瓦也在座。谈到高兴处，费拉里教授问起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最后问席间每位最喜欢的19世纪法国作家是谁。真是凑巧，记得当时绝大多数在场者，不论是法国人、中国人都选择了雨果。最后，布尔热瓦教授提议为我们共同的雨果干杯。当时我很为世界上不止我一个“幼稚”的雨果读者而感到激动。
还有一本应该提到的书是张芝联先生翻译的莫里亚克的《戴高乐将军之死》。那是在“文革”后期内部发行的一本薄书。那时候，我不知从头到尾读了多少遍，甚至有的句子和段落都能背下来。这部记叙戴高乐最后年月的传记，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感人至深。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对这位伟大政坛人物，杰出的国家英雄戴高乐的晚年内心世界的揭示。书是从戴高乐离开政坛开始的，他回到了洛林的柯龙贝－双教堂村，回到他早逝的爱女安娜身旁，他和他的夫人也将在这里走完人生，永远与女儿相伴。1980底我在法国访问时，曾有法国朋友陪我去柯龙贝－双教堂村，参观了戴高乐故居（已经交赠国家）和墓地。戴高乐在此安眠已有十年。朴素的房舍，简单的墓碑，都让我想起书中的描述。记得我当时很想拍一张墓地照，刚拿起相机，就有人前来阻止，这是戴高乐家人的意思，这也符合戴高乐生前一贯的处事原则。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临近戴高乐先生晚年所说的“脑子里的死者比生者多”的人生阶段，我还经常会翻翻这本《戴高乐将军之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本书中的戴高乐最让我感动，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与安娜，与家人以及朋友的深厚亲情和友情，重亲情、友情的伟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