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论主要记录在《周书》诸诰中。他对儒家、道家都产生影响。他被尊为“元圣”，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师产生重大的影响。周公一生平乱、封建、制礼作乐，他在政治论（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意比礼仪重要说、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学》及《中庸》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层次产生影响，对塑造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周公；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儒家
一、研究回顾
一提起修齐治平，就让人想起《孟子》《大学》的相关句子。1修齐治平一直是历代儒家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文化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周公旦被称为“元圣”，他的思想对儒家宗师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产生重大影响。笔者查中国知网相关论文，学者研究修齐治平的成果比较丰硕，而研究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则极少；学者的研究或从几方面或从单一方面论述周公对儒家的影响（主要是对孔子的影响，对其他的影响的论著则几乎没有）。现简述于下。
有的学者从几方面论述周公对孔儒的影响，如谢谦指出孔子对周公思想的继承：周公制礼作乐政治化，孔子则予以伦理化；周公重视贵族文化教育，孔子则培养理想人格。2冯建科、商国君都指出周公有顺天应时的变革思想，安抚教化、公而忘私的精神，3后者还指出周公有史鉴思想、忧患思想等。4谭绍江从伦理政治特质、民本政治理念论述对周公与孔子的看法。5
有的学者从单方面论述周公对孔子或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沈长云指出，孔子继承周公“德”“礼”思想，进而提出仁说。6黄瑞英从天命观角度指出孔子继承、发展周公天命思想。7王兵从孝的角度指出周公的孝道观以上天为指归，孔子则强调个人行孝的自觉性。8笔者则从德的内涵演变论述周公与商代、春秋、孔子对德的看法。9
其他学者虽未直接论述周公对儒家的影响，但能让读者从侧面了解《尚书》、周初思想对儒家产生的影响。因与本文主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赘述。10下文分别就周公思想对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儒家的影响展开论述，希望拙文能填补学界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又，《周书》“八诰”等是记载周公言行的第一手史料。学者认为这几篇文章反映周公的思想。11本文有关周公言论以《周书》为主。
二、周公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被公认是“元圣”，对儒家尤其是孔孟等产生重要影响。孔子把周公当作他的典范，他一生希望能行周公之道，恢复周礼；称赞周公德才兼备，多才多艺；忠公体国，不谋私利；重视贤才，重用老臣宗亲。12至于周公对孔子在各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学界未见全面论述。下文就周公政治思想、理想政治论、伦理思想、礼乐思想、人性论、天命思想等方面对孔子的影响加以阐论。
（一）周公政治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的政治思想很丰富，他的明德慎罚说、君主修德说、以身作则说、招徕四方说、要求官员尽心说，对孔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周公“明德慎罚”说对孔子的影响
“明德慎罚”是周公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康诰》篇记周公告诫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13历代学者对“明德慎罚”有不同解释。14周公的原意是君主要兼采取怀柔与强制惩治措施，文武并用。15周公这一思想对孔子产生了影响。
春秋时期，德、刑是当政者常常讨论的两种措施。孔子也不例外。他对德、礼、政、刑也提出看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16首先，“道”“德”与“政”“刑”对文，即“德”与“刑”相对。这是孔子继承春秋德、刑并对之说。其次，孔子把“德”的内涵转化了，周公所说的德指怀柔的惠民政策、措施，孔子此句所说的德则指德行，是内在于心的“得”。朱子解云：“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17若“德”为礼之本，则此“德”为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18仁是礼乐之本。可证此“德”亦为仁德。可见，孔子继承发展了周公德、罚说，把外在的治民措施转化为内在的仁心。
２.周公君主修德说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重视德，他所说的德的内涵有继承商代的，也有开启后世的，起着承前启后之作用。19周公强调君主要修养道德，以德教民、化民，以符合“元德”（主要以“天—王—民”的关系为重）的标准。20《酒诰》记周公对康叔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21于省吾先生对“经德秉哲”的解释是：从前殷先王为了惧怕上天和小民的力量，所以恒久保持他们的德行，执守他们的恭敬。22可见周公告诫君主要重视小民，提高德行。周公指出君主要虚怀若谷，接受百姓批评。他以史为鉴，举殷太宗、中宗、高宗、周文王为这方面的表率：“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23这四位贤君有个共同点，就是重视民意：如果有小民怨骂他们，他们不仅不生气，反而更警惕德行，知错能改。这也是君主的胸襟、勇气的表现。可见，周公赋“德”予德行义，强调君主修身进德，对小民负责，对孔子及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孔子强调君主、统治阶层修德的言论比比皆是，如：“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24“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25“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等。26孔子继承、发展周公君主修身说，进而要求士、普通百姓也要修身进德，期当士、善人、君子、仁者。27周公所说的君主指贵族阶层，而孔子则指普通百姓、士人。
３.周公强调君主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说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重视君主发挥“元德”的作用，君主一言一行对臣民产生很大影响。《梓材》记周公告康叔：“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28只要君主能谨慎而勤劳民事，臣下就效法他；如果君主宽宥、任用伤坏他人的罪犯，那么，臣下对间谍、恶霸、杀人犯、私刑犯就枉法纵放，因为他们效法君主。《召诰》记周公说：“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29周王的地位最高，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小民效法学习的对象。若周王行为世范，则周王德行产生良好影响；反之则是坏影响。可见，君主对臣民的心性、行为有很大影响。30
周公此一说法影响孔子。孔子屡屡强调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他回答季康子有关为政的问题，直率而严厉地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31“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32“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尹焞解释说君主“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33
４.周公君主修德以招徕四方说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指出，君主修德可以招徕四方。《梓材》记周公之言说：“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34这段是说周先王发挥他们的大德行来收服人心，结果不少兄弟方国君主来了，既奉上他们的贡品，他们的人民也来劳作。不少邦国、百姓自动归附，是因为被周先王的伟大德行所感召。可见，君主修身进德可以招徕四方邦国、百姓，无疑提高君主的影响力、国力。
孔子受周公影响，强调“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35“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36孔子告诉当时在楚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又有文韬武略的叶公37说：“近者说，远者来。”（《子路》）38孔子主张以君主仁德感召、教化夷狄，反对使用武力，强调和平相处。39
５.周公要求官员尽心政事说对孔子的影响
以上论述周公对君主道德修养的看法。他除了重视君主道德修养，也重视官员，认为官员的好坏对整个政治有重要的影响。
周公要求官员了解百姓生活疾苦，善体下情。《无逸》记周公告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40做君主一开始就不该贪图安逸，要先去知道小民耕种和收获的艰难，才能享受安逸的生活，因为他已明白小民们的疾苦。虽然这是周公对成王说的，但用诸臣下，也很合适：周公要求官员关心民瘼，爱民如子。
另外，周公要求官员尽心尽责。《康诰》记周公对康叔说：“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41他要求康叔奋勉于职务，提高自己的德业，努力治理好被安排在卫国的殷商遗民。只有这样，“汝乃以殷民世享”，42才能和殷民世世代代享有卫国国祚，卫国才能长治久安。周公这样的要求，其实是要求官员忠于职守。
孔子受到周公影响，提出忠、敬两个观念，强调臣下要尽心政事。他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为政》），43“臣事君以忠”（《八佾》），44“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45所谓的忠、敬，依朱子的解释，忠指尽己，敬指“主一无适”。46孔子不仅把忠敬应用于政治上，还应用于教育上，所以孔门还以“文、行、忠、信”（《述而》）为四教。所谓“行、忠、信”，即孔子把忠信融会于日常生活中。这是孔子对周公忠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落实。
（二）周公理想政治论对孔子的影响
理想政治论是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为了突出这方面，本文把它从政治思想中抽离出来。每个人、每个学派、每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周公也不例外。《梓材》记他的话说：“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47他认为政府的目的是长期关注养育人民、安定人民的问题，他们最高的目标是期望没有地方用得着刑法。
用不着刑法，即无刑无讼，是周公的理想政治，也是孔子的理想政治之一。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48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49孔子重视名、礼的理想政治来源于周公。
（三）周公家庭伦理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重视家庭伦理、孝道。《周书》有三段文字记载周公对家庭伦理、孝道的阐述。《酒诰》说：“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50这是周公给卫国臣民的命令，要求儿子专心务农或经商，用赚来的东西，备上丰盛的筵席，孝养父母，父母必然高兴，合家一起欢乐喝酒。同篇又记周公对官员说：“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51官员必须进献于自己的父兄，然后自己才能吃喝。《康诰》记周公对康叔说：“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52不孝不友是“元恶大憝”，罪大恶极；若父、子、兄、弟不尽其责（父不爱其子，弟不敬其兄，兄不同情弟的痛苦），则刑无赦。
由上可见，周公对孝道的看法是：在物质生活上，儿子要奉养父母；要先让父兄吃饱，自己才吃，做到孝、弟；在家庭角色上，父子各有其责，要尽力做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非单纯要求一方尽责。这是天伦之道。周公强调父子兄弟的和睦关系；孝、友不仅是天伦关系，而且是文王所定的。强调惩处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罪，是周人刑罚的特点，它与殷代单纯强调严刑峻法、也与殷代无所谓不孝、不慈、不友之罪有别。
孔子继承了周公孝道观。他指出儿子固然先让父母饮食，奉养他们，但更重要的是心，由心里关爱父母、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父母唯其疾之忧”），尊敬父母，否则与犬马无别；要常常保持愉悦的神色（“色难”），且事事依礼而行（“无违”）（引文俱见《为政》）。53孔子更明确更多地强调内在的心。孝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后儒对此加以继承、发扬。不赘。
（四）周公天命观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把天命与君主治政、政权长久、百姓民情紧密地联系起来。周公熟悉夏商史，根据历史总结出天命不可尽信，他说：“惟命不于常”54“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55从政权兴替来说，天命不会长久掌握在一家一姓之中，这是天命无常的表现，是天命的一个特点。
天命有另一特点，是天命系于民心，这可从历史中发见。周公说：“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56天命不可尽信，天的威严不可料知，可是人民的安静动乱是容易看出来的。天命表现在民情上。君主只有重视民情而施政，政权才能长治久安。周文王能接受天命，是因为他体谅、爱护百姓，“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57“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于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58他常常想着怎样安保小民，把恩惠施给鳏寡；从早到晚不断工作，勤于政事，没有空闲工夫吃饭，所以，他能和睦万民，得到上天眷顾而赐予天命。文王是君主学习的典范。因此，君主必须做好“天—王—民”（“元德”内涵）三者的事：君主既修身施政，又要敬天，由敬天而尊重民情，由此产生关心、重视民，这就产生仁民爱物之心。这样，君主就得到上天眷顾，天命就归于此君，政权亦无倾覆之虞。59从这点来看，天命是有常的，可以掌握的。
可见，周公心目中的天、上帝是掌握人间政治秩序的最终决定者。周公对天、帝充满敬畏之情，如《大诰》记周公说：“天明畏，弼我丕丕基”，60句意天命可畏，应该敬畏天而辅成我周的伟大的基业。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天命观。他敬畏天命，说君子有三畏，其中第一是“畏天命”（《季氏》）。61另，孔子对天的看法有这几个：一是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62“富贵在天”（《颜渊》）的“天”是有意志的，掌握人间祸福。一是天是自然，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63的天。一是孔子修养德行的最高者：“知我者其天乎？”（《宪问》）64一是人类文化（道）的创造者、守护者，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65的“天”，是道统的最终拥有者，也可以说是人间秩序的主宰者，这与周公所说的天的内涵基本相同。可见，孔子对天的看法有继承周公的，也有新见，大都倾向于文化道德方面。66
（五）周公“仪不及物”的礼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孔子都重视礼乐。据传统说法，周公创制礼乐，孔子则阐发礼乐背后的精神—仁。下面就“仪不及物”方面论述周公礼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摄政称王第七年，东都洛邑建成，周公请成王来洛邑举行元祀。《洛诰》记周公对成王说：“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67这是周公告诉成王统御诸侯之道，要成王察识诸侯享献是否诚心，如果享献多仪节，而其仪节之意不及所奉献的币物，那只能说是不享。诸侯若对享礼不诚心，下民就会效法，也不享敬君主，这样，凡事会僭忒慢易，无所不至。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对此的注解，符合周公的原意：“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诚，若多其容仪，而不及礼物，则不为神所享也。”68可见，周公本段所说包含两层意思：
１.周公重视礼仪之意甚于礼物，对孔子产生很大影响。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69“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7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孔子甚至指出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当以“义”为本质，所谓义，朱子解为“制事之本”，好比树木的树干，71礼、逊、信都是为了实践、完成它，义比礼更重要。
２.周公认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对孔子政治思想也有影响。孔子也极其重视君主的道德修养，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7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73
（六）周公人性论对孔子的影响
周公没有直接提出人性论、心论，但从《周书》相关记载的言论可见他有自己的心、性之见。74周公在《召诰》说：“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75这段话的意思是：成王现在初受天命，像生养孩子一样，他的善或不善没有不从他幼年决定的。只要他肯努力向善，上天必然赐给他圣智的性格。现在上天已把圣智、吉或凶、年数长短赐给他了吧？这是成王在初受天命时必须去好好争取的。
这段话包含几层意思：一是一个人性善或不善从他幼年就决定了。可见，周公强调幼童时期对人性发展的关键作用。76二是周公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只要他肯努力向善，上天必然赐给他圣智的性格。努力向善是因，上天赐给圣智的性格是果。这也可见周公对后天教育及人为努力的肯定。三是周公认为圣智、吉凶、历数长短是上天赐予的，易言之，人的智力（内在的）、命运、寿命（政权久暂）（后两者是外在的）操之于上天。乍看来，周公偏向宿命论，但周公强调成王在初受天命时必须去好好争取。易言之，周公又认为，智力、命运、寿命三者虽然操之于天，但人若尽一己之力，就能从天那里转而操之在己。可见周公还是强调后天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周公对人性论比较含蓄、强调后天努力学习对孔子产生很大影响。孔子对人性的看法也比较含蓄，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77没直接提出善、恶说，而强调后天学习。孔子重视学习，人皆知之，此不赘。钱穆认为，孔子认为外在的是命遇，命限制了人的种种可能，但只要尽一己之心，尽人可能，则是仁。78这样，周公已提出与仁相同看法，只是他针对成王而言，且没有明确提出“仁”概念。因此，周公与孔子仁说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所论，可见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理想政治论、孝道思想、重礼意多于礼仪的看法、人性论、天命思想等方面对孔子产生很大影响。
三、周公对孟子的影响
周公对孔子产生影响，孔子对孟子也产生很大影响。孟子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79孔子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对其影响最大。当然，周公也影响孟子。下文从革命论、“天—王—民”论、理想政治论、修齐治论、人性论几方面来论周公对孟子的影响。
（一）周公革命论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提出革命论可说是孟子学乃至儒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政治思想观念。追源溯本，周公在《多士》提出革命论：“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至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80
这段大意是：上帝是不让人放纵享受的，然而夏桀却不理这一法则，恣意寻乐，虽然上帝布下灾异的谴告，但他仍不理会，以为天命在他的身上，反而更加狂荡，为所欲为。天帝毅然废掉起初的命令，降下灭夏的责罚，命令成汤革掉夏的统治。从成汤直到帝乙的殷王都勉励德行、谨慎祭祀，可是到商纣，他完全不明天道，不想念先王为国勤劳的故事，狂荡放肆。上帝就降下了灭商的命令。可见上帝不帮助行为恶劣的人，那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丧亡，都是君主不遵从天意而受罚的。可见，周公认为若君主的行为、措施完全违背天帝，罔顾民情，为天帝所弃，则可起而革命。当然，周公认为此革命必须是奉天帝之命的，而且由方国领导的。
孟子主张革命。他反驳梁惠王“臣弒其君”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梁惠王下》）81他在《离娄上》更明确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82孟子明确指出桀、纣失去政权是因为失去民心。暴君失民心，则臣下皆可群起而革命。孟子革命论继承周公，周公认为革命的前提是君主完全违背天意，革命是奉天帝之命的。孟子进而把天命与民心紧密连接起来，突出民心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83的主张。
（二）周公“天—王—民”关系论对孟子的影响
周公提出“元德”说，认为“天—王—民”处于三角互动关系：三者关系极其密切，天意体现在民情上。处于天、民之中的君主修身、施政必须敬天，由敬天而尊重民情，关心、重视民，产生仁民爱物之心。这样，君主就得到上天眷顾，政权可长治久安。84周公在“八诰”里反复强调这一点。
周公重视民心、民情。他指出天意体现在民情，《康诰》说：“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85天威不可测知，它反映在民心上，民的安静、动乱很容易看出来，则天意也很容易窥见。他称赞文王能“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所以，“帝休。天乃大命文王”。86文王敬畏普通小民及有声望的人，因此上闻于天帝，天帝就授天命予文王，则天命系之于“民”。周公如此重视民情，也是他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民所显示的力量。
另外，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勉善则兴、反之则亡说对孟子产生重要的影响。《多方》记周公对殷遗官员说：“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87成汤取得多方众士的支持以取代夏后，作了人民的君主。他谨刑，勉民从善；他用刑于有罪的人，也使民知惧而勉于从善。从他传到中宗祖乙，都明德慎罚，使民从善。但商代最后的君主纣王不能明德慎刑，不能使民从善，最后灭亡。王樵《尚书日记》评这段话之意：“对以上三节看，先王以仁而兴，纣以不仁而亡。”88可见，周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仁这一名词、概念，但实则蕴含仁爱、德教之意（上文论周公对孔子的影响已提过）。
孟子把周公这一思想继承发扬。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离娄上》）89
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90
孟子把政权存亡的关键因素归之于统治者是否推行仁政：推行仁政则得民心，得天下，反之则失民心、失天下。所谓仁政，是君主先解决民生问题，然后推行道德文化教育，这样就可以一统天下。所以，仁政也是王道，是与霸道相对且比霸道优越的政治说，也是孔子庶之、富之、教之（《子路》）的政治论：孔子主张先增加人口，然后使他们富有，最后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孔子的政治论里有仁政内涵，只是没有明确提出仁政而已。
（三）周公理想政治论对孟子的影响
周公理想政治论其中两点影响孟子，一是国家存在以民为先说，一是周德覆盖天下说。下面就此两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是周公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以民为先。《康诰》说：“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91这是周公告诉康叔之言，说卫国殷民被周人统治，若人民的境况获得改善时，周人还要学习殷代圣王那种安民治民的统治方法，而且希望运用得和他们一样，何况现在人民的境况未获得改善呢。可见，周公把殷代先王当作政治人物的典范，且他的理想政治是：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使人民的境况改善；若不改善，则国家存在就没有意义！“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的句意就是如果人民感到无所从善，环境又不能使之向善，那么，这个国家有什么政治可言呢！周公强调国家是以民为先之意溢于言表。
周公这一看法，影响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看法。
周公以殷先王为典范，提出学习殷王、“绍闻殷德”“敷求殷先王”，“用保乂民”，这是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统治殷民的纲领。学习先王，即“因”，批判地接受，进而因时因地推行相应的措施。这一“因”应之术，不仅影响黄老学，92而且影响孟子。孟子也主张“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离娄上》）93孟子提出因循先王之政，先王已经建立各种制度，后王加以因循善用就不错了。
其次是周公提出希望周德覆盖天下说。
《君奭》记周公告诉召公说：“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94周公说他与召公真诚团结合作，所以，周家才有今天美好的局面；希望他俩能成就文王之功，以文王勋业广覆天下，使所有人民对周德法度莫不遵从。周公言下之意是继承文王之功，使周朝、周人的德教（政治势力、政治影响）能覆盖天下，即天下为周之天下。
周公这种说法蕴含一统天下之说，孟子主张解决百姓生存问题，进而教化他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95以王道统一天下，天下“定于一”（《梁惠王上》），能建立一个统一四海的中央王朝。这一思想深受周公影响。
（四）周公修身、齐家、治国论对孟子（兼及《大学》）的影响
周公对殷遗提出修、齐、治之方。《多方》记他对殷外服官员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96周公的意思是：殷外服官员之间有自己造成不和的，就应和好起来；外服官员家庭有不亲睦的，就要和好起来。如果外服官员勤于职事，就能把居邑治理得很好。可见，周公这番话从官员的修身、齐家、治邑（国）说来，很明显是修、齐、治说的雏形。蔡沈《书经集传》的注解也从身至家：“和其身，睦其家，而后能协于其邑……尔邑克明，始为不负其职，而可谓克勤乃事矣。”97
孟子、《大学》把这一关系说得更加明确：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大学》提出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98
（五）周公人性论对孟子的影响
周公对心性有自己的看法，对人性善或恶的看法比较含蓄，上文已简述。周公重视家庭伦理，从重视家庭关系可见他有主张性善的倾向。他在《康诰》篇说：“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99他强调家庭成员必须遵从文王所定下的家庭伦理规则：父当爱子，子当敬重、服事父；弟当恭敬兄，兄当友爱弟。家庭伦理是“天显”的，父子兄弟应互相爱护是“天惟与我民彝”。若否，若纵容这些罪行而不判罪刑，那么，上天给周人的常理常法就受到严重破坏，“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100必须按照文王的刑法严厉处罚这些罪不可赦之人。家庭是国家、社会最小的培养情、理、礼的单位。周公特别重视家庭，强调每个人要尽自己的责任，从这点来看，周公应是性善论者，他认为父子兄弟应互相爱护是“应然”之事。
孟子受周公此说影响，主张敬爱父兄是人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101良知良能是人性善的一个表现。可见，孟子提倡性善说，受到周公影响。
另外，周公强调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看到权力对人性产生腐蚀作用：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夏、商最后一个君主因受权力腐蚀而使政权灭亡，官员为了迎合君主、百姓，往往没有自立之心，可见，环境对人性有影响。周公有见于此，认为教育、教化、建立制度很重要。102先秦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都认为环境对人性很有影响，孔子说“习相远”，墨子《所染》篇说明“染”对人性、国家、士都有重要的影响。孟子认为人性本来为善，举“牛山之木尝美”为譬，说明牛山上的树木本来茂盛，被牛羊放牧后，变成光秃秃的，“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103（《告子上》）事实上，人性本善，只是被后天环境影响了人性来来面貌。他也重视教育，“谨庠序之教”（《梁惠王上》）“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尽心上》）104
综上所论，周公的革命论、理想政治论、“天—王—民”的元德论、修齐治论、人性论都对孟子产生影响。
四、周公对其他儒家的影响
周公一些思想观念对孔孟以外的其他儒家也产生影响。以下主要论述周公对荀子、《中庸》、董仲舒的影响。
（一）周公人性论对荀子的影响
荀子是战国中晚期三晋人士。三晋与秦相邻，学者多认为两地都比较功利，不过，秦在历史发展中深受周文化影响，105三晋原为姬姓封建侯国所在，也继承周文化。荀子作为儒学大师，博学卓识，地域思想文化不能框限他。他及其后学对周公极其尊崇，认为周公曾践履天子之位，平乱、封建，然后致政成王。周公北面为臣，是德才兼备的大忠之臣，时时以德教化成王。荀子称颂周公是位圣人。106荀子如此推崇周公，可见他深受周公影响。
学界认为荀子主张人性恶。周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人性论，但从《周书》诸诰中可见周公对人性论的看法比较含蓄，认为人性既有向善的可能，也有为恶的倾向。他的人性向善倾向说影响孟子，人性可能导恶说则影响荀子。107
周公谙于历史，从历史眼光看夏商兴亡，认为权力对人性产生腐蚀作用，人性未必能善始善终：“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108夏、商早期君主能遵行天道，克尽厥职，因此受到上天保护，但他们的后代不遵天道，不尽职尽力，导致政权覆亡。可见，从历史的角度看，人若不好好警惕、处理权力，往往受不了权力腐蚀，把人性恶（如惰性）的一面表现出来。把外在的诱惑之物（权力）与人性的纯洁性、道德性相比，后者显得很脆弱。
另外，周公认为君主有私欲，断狱未必公正，则君主和普通百姓一样，其人性未必是善的。周公告诉康叔：“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109他要康叔到卫国统治殷民，要根据殷代法律判决罪行，该判刑的就判刑，应杀掉的就杀掉，告诫康叔切勿凭个人好恶断案。康叔作为卫国开国君主，应是聪明英毅，肩负着治理好殷庶的使命。周公仍然告诫他勿以己意断狱，以免出现冤错案件，要他用殷代“义刑义杀”。可见，周公还是认为人性未必是善的，人心未能公正，因此，建立制度很重要。
由此，周公从历史、权力等方面说明人性有向恶的可能。荀子《性恶》篇则从人的情绪、欲望来说明性恶。《性恶》篇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110
荀子认为人天生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等情绪、欲望，并指出如果“顺是”，才会导致“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这几种现象出现。这里有两个步骤，一是有默认价值判断：好利、疾恶、耳目之欲是负面价值的，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111似乎说好利、疾恶、耳目之欲是没有好坏的价值判断；二是从行动上看，如果“顺是”，对这些人性放纵，就会导致正面价值、儒家传统价值、构建社会文化伦理价值的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灭亡。礼义文理是荀子提倡的，它应涵盖个人、家国、社会等方面。当然，从这几种负面情绪、欲望到礼义文理灭亡，中间应有很多步骤、因素，而非一蹴而就。因此，荀子未免夸大了这些负面情绪、欲望的作用及影响。
那么，如何管控这些负面情绪、欲望，才不使礼义文理灭亡呢？荀子认为人性可以变化，“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反对“纵情性”，因为“不足以合文通治”（《非十二子》）；强调后天学习，要“师法”，重视后天环境，“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儒效》）；要“伪”，所谓“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就是要根据礼义之统加以学习，“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性伪合而天下治”（《礼论》），112针对先天人性、施以后天礼义文理之治，就可成为圣人。
（二）周公继承发扬文王之德业说对《中庸》的影响
周公屡屡强调要继承、发扬周文王的德业，如《大诰》说：“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113说他好像站在岸边准备渡过很深的大河的人，必须把运用大龟占卜的方法开展起来，把文王接受天命的往事发扬起来，才不丧失先王所建的大功。同篇又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114有一批有力量的殷人贵族辅助周人，使周人可以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大功勋。《洛诰》说：“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115周公希望召公勉力辅佐他，以称举召公的显德，并与他一起弘扬文王武王之光烈。《君奭》说：“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116周公所说的意思与上文所引《洛诰》的话基本相同，要继承和发扬文王的圣德，这是无穷忧勤的事。
周公屡屡提到继承文王、先人的德业，对《中庸》产生影响。《中庸》应是子思的作品，反映他的思想。117该篇有段话这样说：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118
这段褒扬周公“成文武之德”、为“达孝”，概括周公在建立家庭伦理、弘扬孝道、建立礼制方面起着重要的贡献。子思对周公为孝子的看法影响了《孝经》。《孝经·圣治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业而制作礼乐，修严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故推而序之，上极于后稷而以配天。此圣人之德，亡以加于孝也。”119称赞周公善述先人之志，尊严其父，祭祀后稷且配天，提高文王的地位。说这段话的平当还称赞周公是圣人。
（三）周公对董仲舒的影响
１.周公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对董仲舒的影响
周公在《多士》篇说：“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至罚。”120这段大意是说，周公听说上帝是不让人放纵地享受的，然而夏桀却不领会这一法则，恣意寻乐，那时上帝就在他的地区里布下了灾异的谴告。
周公提出上帝、上天布下了灾异的谴告这一看法，可谓是灾异思想或天人感应思想的滥觞。天人感应或灾异思想是这样的：天、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天子或君主若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但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鼓励。因此，周公这种看法显然有天人感应的意涵在。可以说，周公是中国天人感应思想的先驱。121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产生了影响。
２.周公重视内心多于外物、礼意重于礼仪说对董仲舒的影响
上文说过，周公重视心，重视内在远多于外在的形式的礼仪、物质。他在《洛诰》篇对成王说：“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122周公认为要识别诸侯之诚于享献者与不诚于享献者之分。周公重视内在之心甚于外在之物、礼。他这种观念对董仲舒重质甚于重文的看法产生影响。
董仲舒主张志、质重于文。《春秋繁露·王道》篇列举古者不盟及伯姬守礼至死等事，指出：“此《春秋》之救文以质也。救文以质，见天下诸侯所以失其国者亦有焉。”123他强调“救文以质”，《玉杯》篇有一段较详细说明这一看法：“《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124《竹林》篇也说：“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125可见，董仲舒重视内心志趣、内在精神（志、质），而非外在形式（文）。只有先有志、质，文才有意义。他主张救文以质，主张郁郁周文要反之于质，《十指》篇说“承周文而反之质”是《春秋》十指之一，126在献给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提出“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127可见，董仲舒强调质可救文，是他的思想核心之一。
五、结论
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对后世儒、道两家学说产生影响。虽然学界公认周公对儒家产生重要影响，并且称誉他是“元圣”，但学者没有全面论述周公对孔、孟、荀等儒家的影响，这在儒学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上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重点论述周公对孔、孟、荀、《学》《庸》、董的影响，希望弥补这方面的阙失。总概而言，周公对孔、孟、荀、《学》《庸》、董的影响，主要偏重在政治论（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仪礼意论、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孔、孟、荀、《学》《庸》、董在这些方面进一步阐发，使儒家学说更系统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对后世及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周公丰富的思想内涵仍有待我们发掘、阐发，这对弘扬国学、发掘传统文化思想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8页）《大学》提出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2.参谢谦：《周公遗范与儒家礼乐文化的发展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3.参冯建科：《周公德治思想及其与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宝鸡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参商国君：《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参谭绍江：《探寻早期儒家政治哲学的两大主题从周公到孔子》，《常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6.参沈长云：《论孔子对周公“德”、“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7.参黄瑞英：《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从周公到孔子》，《南京邮电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8.参王兵：《从周公到孔子关于孝道内容的演绎》，《文学教育》2008年第3期。
9.参杨兆贵：《先秦“德”说视域下的周公“德”论》，《天中学刊》2020年第5期。
10.这些论文有：杨善群：《孔子为什么要恢复“周公之藉”》，《齐鲁学刊》1984年第4期；游唤民：《孔子与〈尚书〉—孔子思想渊源之一》，《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11.参杜勇：《周初八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91页。
12.参杨兆贵：《儒家圣人对圣王的称誉：论孔孟对周公的评论》，《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20年第1期。
1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99页。
14.参盛亚军：《从〈康诰〉看周公“明德慎罚”思想》，《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5.参杨兆贵：《论周公对〈黄帝四经〉政治思想的影响》，《儒道研究》第５辑（2020）。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
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1页。
19.参杨兆贵：《先秦“德”说视域下的周公“德”论》，《天中学刊》2020年第５期。
20.有关“天—王—民”的内涵，参杨兆贵：《先秦“德”说视域下的周公“德”论》，《天中学刊》2020年第５期。
2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１４０３页。
22.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２页。
2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42页。
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9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2页。
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7页。
27.参商聚德：《论孔子理想人格的层次与特点》，《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２期。
2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22页。
2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22页。
30.参杨兆贵：《周公心性论甄微》，《南都学坛》2016年第１期。
3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7页。
3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4页。
3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8页。
3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24页。
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0页。
3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2页。
37.李金金：《春秋时期的叶与叶公》，《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９期。
3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5页。
39.有关孔子招徕四方的思想，参董强：《孔子民族观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满族研究》2011年第１期。
4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30页。
4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53-1354页。
4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56页。
4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8页。
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
4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2页。
4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8－49页。
4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24页。
4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7页。
4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2页。
5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88页。
5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96页。
5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36页。
53.以上引文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5-56页。
5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53页。
5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54页。
5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13页。
5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299-1300页。
5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38页。
59.杨兆贵：《先秦“德”说视域下的周公“德”论》，《天中学刊》2020年第５期。
6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274页。
6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2页。
6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5页。
6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0页。
6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7页。
6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8、98页。
66..有关孔子的天命观，参晁福林：《“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５期。
6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68页。
68.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2页。
6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1页。
7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8页。
7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5页。
7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2页。
7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3页。
74.杨兆贵：《周公心性论甄微》，《南都学坛》2016年第１期。
7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42页。
76.周公重视孩童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对孟子强调“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7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5页。
78.参钱穆：《中国思想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7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4页。
8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12-1513页。
8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21页。
8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80页。
8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7页。
84.参杨兆贵：《先秦“德”说视域下的周公“德”论》，《天中学刊》2020年第５期。
8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13页。
8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299-1300页。
8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610页。
8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627页。
8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8页。
9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80页。
9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48页。
92.杨兆贵：《论周公对〈黄帝四经〉政治思想的影响》，《儒道研究》2020年第５辑。
9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6页。
9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86页。
9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7页。
9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638页。
97.蔡沈：《书经集传》，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第175页。
98.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8、３页。
9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36页。
10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36页。
10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53页。
102.参杨兆贵、郑若源：《论周公的教育思想》，《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年第４期。
10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30页。
104.分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4、345、348、353页。
105.杨兆贵：《论班固“山西出将”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１期。
106.杨兆贵、吴学忠：《论荀子及其后学对周公的论述》，《人文论坛》2016年第１辑。
107.杨兆贵：《周公心性论甄微》，《南都学坛》2016年第１期。
10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38页。
10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331页。
110.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34-435页。
111.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66页。
112.以上引文分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43、144、91、66、144、366页。
11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265页。
11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266页。
11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68页。
11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86页。
117.王锷：《〈礼记〉成书考》，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1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6-27页。
119.这段《孝经》引文见《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49页。
12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512页。
121.有关先秦天人感应说源流发展，参刘琪：《汉代天人感应源流说》，《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２期。
12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68页。
12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3页。
12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5、27页。
12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55页。
12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45页。
127.班固：《汉书》，第2519页。
杨兆贵，博士，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