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及其后的三年疫情“大考”之后，中国凭借足够的韧性和充分的弹性，稳住了经济大盘。随着2022年底疫后社会重启，2023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温和复苏，逐步向常态秩序回归。发展仍是时代主旋律，提振经济将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修复”“改革”与“创新”成为宏观政策三大关键词。应加速清理和退出先前的各种临时管控举措，同时着力修复微观基础，恢复信心，稳定内需，以促使经济元气回升。面对逆全球化扰动和人口变迁等内外压力，需要推动新一轮市场化变革，转变发展模式，调整利益格局，用“改革红利”对冲社会摩擦和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在开放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中，获得持续的效率改进和高质量增长，从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国家全面进步。
温和的复苏：2023年宏观经济运行趋向
近年中国经济始终处于各种干扰之中，增长压力重重，波动显著加大。2017年GDP增长6.9%,2018—2020年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重大冲击，GDP增长率逐年递减，从6.6%、6.1%降至2.3%。2021年发达经济体疫后重启，外需有所恢复，中国年度经济增长为8.1%，但其中包含低基数效应。其真实的情形是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教育培训等行业大整顿，以及9月后的多地电荒和拉闸限电，2021年从年初到年末经济总体下行，四季度同比增长仅为4.0%，低于两年的均值5.1%。当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种种情势判断，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论断。2022年中国经济延续上年末趋势，当年3月初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下调预期，估计年度增长率为5.5%左右。但随后因疫情而来的实际困难超出了预期。自2022年3月始中国遭遇三年中规模最大的奥密克戎疫情，多个中心城市因疫情继起而实行封控措施，经济活动受到重创，生产活动受阻甚至停滞，内需显著下滑。但在宏观逆周期政策的缓冲下，中国经济体现了足够的市场潜力和抗压能力，年度经济增长3%，稳定了经济大盘，保住了国计民生。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减速治理和新旧发展模式的转换与探索之中。2010年我们曾对2010—2030年间中国潜在增长率作了模拟预测（如表1），之后十二年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中枢逐级下降，印证了我们当初的预测。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2020—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GDP平均速度为4.5%，实际增速远低于潜在经济增速（预测值5.8%），存在明显的产出缺口，服务业深受疫情影响，产出缺口也更大。从生产法的角度看，随着2022年底中国将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工业（及工业中的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信息服务业恢复较快，增加值的增速基本接近疫情之前（2019年四季度）的水平。但是，住宿餐饮、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较疫情前仍有着较大缺口。2023年如无新的重大干扰冲击，预计经济将向着5.8%的潜在增长率回归，进入温和复苏状态，而由于2022年低基数效应，实际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超过6%。
疫情所带来的是需求和供给“双向”冲击，需求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供给。从总需求构成来看，疫情大流行三年间资本形成对于经济的贡献小幅下滑，最终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回落幅度最大，相形之下净出口对于经济的贡献大幅提升。预期2023年这一结构态势将有所变化。
(1）疫情期间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但一揽子稳经济政策，包括专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银行配套授信等，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很大，拉动基建投资增速加快，2022年增长9.4%，增速高于过去四年水平，出口红利和高端制造战略对制造业投资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此，全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高达50%，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预计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保持增长，稳增长仍需基建支撑，全年基建增速7%—10%。但在专项债难以继续大幅扩容背景下，预算内资金支持力度将有所减弱，基建扩张仍需依赖准财政持续发力。
(2)2023年消费或呈现弱复苏。疫情三年来，消费不仅总量下滑，结构分化，而且随居民资产负债状况恶化而来的消费信心严重不足，人们从原先的“消费难”已经转向了“低消费”甚至“不消费”。2022年受疫情冲击最大，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仅为32.8%，远低于往年平均60%左右的水平。2023年随着消费场景、居民收入和预期改善，财政积极发力保增长，房地产政策趋于稳定，将助力稳定居民收入和就业，财政直达最终消费的政策进一步发力，对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带来支撑。但汽车消费政策退出，或将带来负面影响。综合估计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可接近8%。
(3)2022年净出口延续高增态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1%，高于疫情前同期水平，但2023年净出口形势并不乐观。随着近期全球加息、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外需显著收缩，工业原料价格涨幅出现回落势头，我国制造业出口高增的两大基础双双减弱，2022年第四季度机电产品出口和净出口的当月同比增速已经转负。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压力开始显现，机电产品出口呈现数量下降趋势。受海外名义增速逐季下行的影响，净出口可能会拖累2023年经济表现，预计全年出口或呈前高后低态势，总体出口增速或为0，进口或呈前低后高的态势，增速约为1.8%。
表1 中国经济（2010-2030）增长结构模拟（%）
注：该预测是基于生产函数的简洁形式进行的。如果考虑需求方因素，特别是国际需求的不确定性，则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大致有正、负1个百分点的变动。（资料来源：张平、王宏淼，2010：《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
从价格来看，2022年国内通胀呈现出“PPI高位回落，CPI低位回升”的特征，通胀“剪刀差”逐步收窄。在成本推动下食品、能源和消费品价格明显上涨，而核心CPI和服务价格持续通缩，呈现输入性通胀与内生性通缩并存的特征。2023年在前期流动性宽松、消费需求升温、服务供给收缩的背景下，预计国内通胀存在结构性压力，CPI中枢约为2.2%，同比呈先低后高走势，而PPI同比中枢为—0.5%，显现低位震荡态势。近两年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总体上保持双向波动，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2022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维持分化态势，对美汇率大幅贬值，对欧货币多以震荡为主。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导致政策周期持续分化，美国货币紧缩而我国货币宽松，推动了中美利差倒挂和资本外流，带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由于美国通胀率开始下降，2023年美联储的加息步伐趋于放缓，美元升值的空间相对有限，强美元周期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制渐趋走弱，而我国经济温和复苏支撑汇率修复，预计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幅度收窄，大概率有望修复至6.8以内。随着政策对汇率的容忍底线有所提高，未来双向波动或成为常态。
从就业看，疫情三年经济增速虽然下滑，但各年就业目标均超额完成。202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2023年面临更大挑战。应届高校毕业生超1100万人，加上上年尚未落实去向的毕业生，今年高校就业人数可能接近1500万。假设2023年经济吸纳就业能力与疫期三年持平，则5%的GDP增速可以拉动实现新增就业1366万人。
改革的紧迫：伴随基本约束条件变化的发展模式转型逻辑
2009年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提出了“新卡尔多事实”，这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高质量转型和现代化道路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事实包括六大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差异中的不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综合上述六大方面，不难理解“新卡尔多事实”的本质是寻找规模递增的范围经济，强调开放条件下商品、要素、创新和知识流动对人均收入增长和消费者福利的正面影响，强调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以理论和国际经验为参照，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以传统“赶超”为特征的，是由出口与投资双轮驱动、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的物质积累型加速增长，具有极强的数量规模扩张效应，但同时也是高投入、高依赖、高成本、非集约和不可持续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经济开始直面“高质量转型”问题。2011年后伴随GDP减速增长、经济结构服务化、投资回报边际递减、人口红利消失、外需贡献率下降、货币金融扰动增加等基本约束条件变化，如何平稳实现“高质量转型”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任务。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加经济持续增长”。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全要素生产率写入报告，提出效率改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步入了一个以互联网服务业创新、低碳革命为代表的长波创新周期，诸如2000年互联网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8年中美贸易战或许都是这一长波创新周期中“创造性破坏”的一部分，是治理失序的集中反应。“创造性破坏”，不仅缘自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清洁、淘汰机制，更是人类社会的制度变革步伐显著滞后于技术创新速度所致。当前世界格局仍处在深刻调整期，国际条件的种种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为紧迫。首先，地缘冲突加剧，“和平红利”衰减，危机与动荡时隐时现，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变得不确定。其次，全球化逆流，导致供给约束趋于紧张，国际摩擦和交易成本显著上升，迫使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和开放路径。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从2012年的2.7万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4.8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从22%提高到约1/3，即便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制造业格局加速调整，我国仍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举足轻重。但随着近年全球化叙事转变，“去中国化”抬头，西方跨国公司越来越采取近岸化、“中国+”等战略（China plus，在中国之外增加新的生产基地）来分散供给链单一化的风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对我国长期以来的FDI和出口“双引擎”开放战略形成了重大挑战。而美西方对核心技术、知识和教育等领域加大控制，更是严重威胁到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随着主要经济体基本面变化、“脱钩”趋向及疫情防控节奏差异，国际间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步，美欧紧货币，处于加息周期，利率上升，需求收缩，而我国财政货币双扩张，信用相对宽松，中外经济与政策的落差给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改革的任务因而更加紧迫。
效率的提升：2023年经济政策选择基准
寒冬过后春又来，凤凰涅槃待重生。2021年我国经济稳增长基于“出口+房地产”，2022年是“出口+基建”，预计2023年的复苏模式将是“基建+内循环修复”。当前宏观政策的困难之处，在于经济增长、宏观稳定和降债务杠杆的三难抉择。短期保增长必须依赖于传统的需求扩张刺激手段，不如此难以维持增长，但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带来锁定效应，以致持续增加低效投资，进而累积债务风险。惟有以效率为基准，长短结合，破立结合，把“稳预期、促增长、防风险”和“改制度、松束缚、促创新”结合起来，在大调整中寻求未来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破解发展困局，拓展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空间，向着新发展模式迈进。
一是尽快恢复市场信心和经济秩序，修复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势头、创新动力和社会信心一旦挫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复原，由于“流动性陷阱”效应，在经济主体采取“躺平”或“守藏”策略、被动或主动退出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此时无论出台再宽松的刺激政策，可能都难以一时见效。因此，在安全和发展双原则下，首先应加紧督促清理和取消先前的各种不合时宜管控举措，促使干预政策全面“退出”，从而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尽快提振信心，恢复市场秩序，修复经济元气，使社会回归原有轨道。其次是对抑制性、收缩性政策进行纠偏，助力市场信心和经济秩序修复。再次是加大产权保护，减少不合理干预，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国内外投资信心。
二是加快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完成各类价格改革，推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三重改革”，减少行政性垄断。政府“少折腾、少下场”，而是通过市场化来持续“做大蛋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降低市场摩擦和制度成本，突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减少人力资本在低效部门的沉淀，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激励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效率改善的紧迫性与日俱增。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着持续的效率提升，但近年来随着成本的不断上升，规模效率—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出现了规模递减，而创新效率—高价值捕获能力没有形成，这一转型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需要十五年以上的转变，核心在于通过消费—服务业提升整体要素质量，包括人力资本、新生产要素（如创意、制度、信息、网络）等规模递增性要素的产生、传统要素如资本、土地的高效率配置方式改变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和贡献。结构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规模性生产体系向高质量服务体系转变，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完成效率模式的转型。而市场化，是模式转变、强化竞争、效率改进、激励创新的不二途径。
三是以人为中心的增长与分享均衡发展。共同富裕是必经之路，其中“持续做大蛋糕”是首要前提条件，其次是调整政府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配比例，做到藏富于民，最后才是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调整。因此，首先，应当转变赶超式增长战略，改变偏向性的经济建设目标和考核，降低政府投资率和宏观税率，转向更为均衡增长和普遍分享的体制，把经济租金留在民间，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其二，解除体制内外藩篱和身份标识，减少制度性差距，实现新时代更大的机会平等。其三，改善和提升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份额占比，提高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收入再分配阶段，宜加大政府向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转移支付力度。2020—2021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较疫情“大流行”前增加了16万亿美元，其中约70%直接用于补贴居民福利。而我国近年为了稳增长而大幅度增加政府债务和财政支出，其面向的仍是各种大型工程，效率不高，应疫援助或直接补贴的比例极为有限，反而增加了社会总成本和居民长期负担。
四是提高人口质量，实施“未来社会投资战略”。社会投资，也叫社会权利投资或社会责任投资（简称SRI），是以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社会公义、地区贡献、行使股东权利等为目的的投资行为。随着我国经济向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跃迁，国民的人力资本提升更为迫切，人居环境、保健休闲和知识支出等中高层次消费的扩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高生命质量，相关的权利保护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调整政策，激励各类资本从“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投资，比如科、教、文、卫、体、环境，以及消费者保护、青年发展、老人与幼儿照顾、社区建设、金融普惠和保障性住房等广泛领域投资，这些领域将是未来“新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宜注重劳动者职业技能持续培训，拓宽教育培训渠道，通过劳动者教育水平提升优化就业质量，通过人力资本梯度升级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夯实“消费型社会”的基石。
五是防范化解各类债务风险。当前的债务风险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银行体系、地方国有企业都关系密切，要正视城市化的融资风险以及可能的“周期性赤字”问题。推进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部署落实，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各级财政的透明度。要减少对软预算部门的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清理“僵尸企业”，减少财政负担，降低社会成本。要加快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合理匹配地方债务水平与经济发展需要，多措并举推进债务风险化解，避免经济、财政、金融风险交叉溢出传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底线。
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