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社会疫后重启，经济进入温和修复阶段。复苏过程一波三折，挑战不少，但在近年崛起的“新三驾马车”（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的带动以及财政货币金融“三支箭”（信贷、债券、股权）的配合下，中国稳住了经济大盘，2023全年实际GDP同比增长5.2%，完成官方年初确定的全年增长目标。随着政府专项债券等财政扩张手段的进一步运用，以及2023年下半年启动城建“三大工程”（城中村改造、保障房与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有望给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在2022年底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正在努力向上突破“中上收入”阶段。站在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和历史新起点上，环视全球大局，认清当前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形势，当有助于经济主体理性行为和更好的宏观政策应对。
进入2024年，“去全球化”之势不减，世界仍处于“大分化”、“大分流”之中。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将举行全国大选，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摩擦不可避免。全球宏观经济仍面临地缘冲突、去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并将迎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由紧到松的新转变，三大发达经济体“美强日兴欧弱”的相对态势将延续。
各主要国家群组仍处于“裂变”和“分化”之中，西方基于价值观而划阵营和组群，美、欧经济有分歧，但政治上已经合流，对中国已形成“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认知和定位。各集团的竞争、对立甚至对抗还将延续，但会处于有节制、有控制的程度，并不至于形成那么“冷”的新冷战。国际间新“政治正确”的跟风潮流已经形成，所谓的“不脱钩、去风险”只是外交辞令，“唱衰做空”也将成为新常态。各种脱钩中，最需要关注的是知识和技术的“软脱钩”，这是西方作为制高点战略的着眼点，因此我们须防止所谓的“降维打击”。西方主导的国际流行叙事和全球治理秩序在短期之内势难扭转，未来在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全球化”正轨，将以主要国家对脱钩成本（安全溢价）的承受能力作为一个边界条件。
2024年的全球经济，还将面临增长下行和债务上升的“双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2023年的3%，下行至2024年的2.9%，2024年1月预测数据上调至3.1%。联合国的预测则更低，从2023年的2.7%放缓至2024年的2.4%。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几乎已实现完全复苏，支持服务业经济的强劲需求目前正在减弱，因此，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行更为明显。主要发达国家中，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或将放缓至1.5%；欧元区经济面临“技术性衰退”风险；而日本经济内需回升、外需走弱，整体处于复兴之中。全球总体通胀继续放缓，从2022年的9.2%、2023年的5.9%下降至2024年的4.8%。但多数国家的通胀在2025年之前不太可能回到目标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继以降息来反通胀的“埃尔多安经济学”之后，高通胀仍然不止，在2023年6月终于回归正统货币政策；11月经济学家米莱当选为阿根廷新总统，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米莱式自由化“休克疗法”，这些新兴市场经济改革的实绩如何，将有待跟踪观察。
各国目前处在加息周期的不同阶段：中国持续降息，而发达经济体加息近两年并接近峰顶，一些较早开始加息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巴西和智利）则开始放松政策。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24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前两年4%的水平。东亚、西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条件收紧、财政空间缩小、外部需求疲软的问题，其短期增长前景也在恶化。低收入的脆弱经济体，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和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正不断增大。
各国政府实质在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歧路上一直“裸奔”狂跑，类似欧盟奠基石的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其后1997年《稳定增长公约》）规定的3%赤字、60%债务率两条约束“红线”，早已被甩到九霄云外。国际金融研究所（IIF）2023年11月16日报告估计，按照过去5年累计增加25%的速度，2023年底前全球债务可能已接近310万亿美元，高达全球GDP(100万亿美元)的3.1倍。2024年各国进入大选，民粹主义泛滥，福利主义许诺，将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尤其严重。这意味着，各国需要增加现金流动性以支付到期债务，或者寻求新贷款再融资以“续命”。
在国际“分化潮”中，需要审视和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持续激进加息条件下，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能实现相对更为亮眼的稳健增长？分析家们讨论较多的原因：一是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取得成效，有可能正在开启一轮大的新制造周期。二是美国就业充分，居民收入稳定，支撑了消费支出。三是微观主体资产负债状况良好，家庭部门在低利率时借入长期贷款，企业部门也利用此前宽松的信贷条件延长了债务期限，导致总需求对利率上升变化并不敏感。四是2008年危机之后，家庭部门经过十多年主动的“去杠杆”，储蓄率上升，加上持续股市“长牛”，都对购买力构成支撑，提振了消费者信心。这四点原因当然不是全部。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美国市场的吸引力、服务业的竞争力和人力资本的创造力，来自面向全球的资源流动与人才开放竞争，造就了美国更高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效率，其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天、金融等领域企业持续引领全球技术进步，因而能够获得高附加值和资本市场高估值的正面激励。近年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显现“喇叭口状”放大趋势（不妨称之为“新经济分叉”），其根本原因或正在于市场效率与创新活力的高低分化。
从长期视角看，人类正处于绿色转型和分布式智能技术创新的长周期中。2023年是“生成式AI元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技术出现爆发，直接刺激了全球科技公司之间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引领新一波AI创新、投资和辩论热潮，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市值，2024年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依然方兴未艾。回顾人类发展史，工业革命、互联网服务业革命都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崛起或衰败，可称之为“第一轮大分流”和“第二轮大分流”。当前以绿色浪潮、分布式智能技术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创新和治理革命，或许将导致第三轮的“新经济分叉”。所谓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可怕，在“新经济赛道”中被甩开甚至脱轨，才是问题。
回首历史，32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可以说是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先声，之后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宏观制度大变革，《中国人民银行法》、分税制、固定汇率制（以及结售汇制）、《公司法》、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相继实施，为三十年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2001年“入世”，中国开始与世界紧密联结，正式登上国际舞台，经济增长自此大跨步向前。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抬头，保护主义上升，“泛安全观”浮现，国际环境趋紧，近年的贸易战、技术制裁以及各种脱钩，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难以凭一己之力扭转当前“国际流行叙事”的情况下，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依然是国策，也是必走之路。随着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并即将突破“中上收入阶段”，中国站在了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和历史新起点上。发展仍是时代主旋律和最大的政治，以提高效率为导向，“修复”、“改革”与“创新”应当成为新周期宏观政策抉择的基准，唯此才能克服内生动力不足和内外需求弱化的挑战，恢复社会信心，促使经济回归可持续增长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