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农工党中央和江苏省政协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主题“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讨新时代人口变化新特征，充分汲取各方智慧力量，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集思广益。

重视人口发展规律

人口转变过程由社会经济发展内生性因素决定，国情促使我国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口变动新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表示，在跨过人口达峰和14%老龄化率两个关键拐点后，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经来临，且存在“未富先老”和“不期而遇”的特殊性。但人口负增长无涉“好”“坏”判断，增量的挑战、结构的潜力、总量的机遇同时存在，应从改善生育环境、促进农民工落户、延长义务教育、释放庞大人口消费潜力、提高社会福利支出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

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规律，是破解当前难题和预测未来趋势的基础。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童玉芬看来，我国人口变动趋势可以概括为“一负一多三少”，一负即人口规模负增长，一多即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增多，三少即少儿人口继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减少、家庭规模继续减少；劳动力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下降，反而可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生产技术，可以通过技术和智能替代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降低劳动力短缺的风险和压力。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对于如何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规律，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表示，首先要在认识人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同时，厘清中国人口转变、经济转变的异质性，构建分析中国问题的新框架，并从人口长期均衡这一战略目标出发，分析现有人口发展战略总体存在的问题和衡量标准，构建内外部均衡发展评价体系，进而指导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部部长汤梦君认为，应树立新的人口发展理念，加快人口发展领域的高端智库建设，加大中国人口治理方案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河南省卫健委主任黄红霞认为，应高度重视人口问题，进一步做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顶层设计。

人口研究有三个最核心的变量，即生育、死亡、迁移，以及衍生的数量、结构、质量、流动、分布等问题。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表示，生育是影响我国人口总量的唯一弹性变量，但生育率是由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决定的，无法通过外生的政策体系在短期内大幅度刺激回升，中国的低生育率需要较长时间逐步调整。基于婚育文化视角，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分析了当下“物质主义婚育文化”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呼吁重视对这一文化的改造，弱化其对生育的影响。在人口负增长趋势长期持续的背景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认为，提升我国生育率不但需要实施生育支持政策，还要推动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再平衡。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认为，中国出现了“生育悖论”，其背后存在深刻的经济、文化和制度逻辑且具有历史根源，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模式的路径依赖。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杨金瑞总结了当前人口形势总量负增长、极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特点，建议借鉴国外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支持、家庭支持等方面经验，优化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以高质量产业积极应对老龄化

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人口健康、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吴玉韶提出了中国特色养老概念——“养老即生活”，探讨了积极老龄观新视域下养老服务业发展新趋势，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等老龄社会治理的高度来看待养老问题，整合资源打造“社区养老生活共同体”。在如何强化老龄产业供需对接的问题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朱耀垠建议，深化需求侧改革、强化供给侧发力、拓宽供需对接渠道，丰富智慧养老服务场景和网上对接平台。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夏彦恺建议，以“政策+产业”双轮驱动健康消费升级，助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还存在不少误区。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认为，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将成为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助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肖才伟建议，从顶层设计和实务方面推进老龄协会工作，解决法律地位、管理体制和规范发展等问题。

对于老龄化的应对策略与可能路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建议，合理引导预期，倡导生育的意义与价值，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等。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会长陈玉琢建议，应建立以中国预防保健文化为中心、以中医学和现代医学为支撑、以中国人生活为基础的长寿时代中国式康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