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对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实践出真知。1997年，我首次访华，此后曾在中国生活25年。2015年，我出版了《来自中国的洞见：领导力、政策、新世界秩序》一书，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和民主制度。如今，我想再次强调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它有助于西方人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与西方相互理解之难
在中国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西方民主则遭遇困境，有少数人试图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挑起“新冷战”。若要避免世界再次陷入灾难，双方就必须更好地理解彼此，而西方国家尤其需要理解中国。中国和西方相互理解之难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双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历史传统。
第一，从宗教上看，西方思想源自基督教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而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束缚，人们既可以供奉祖先，又信奉道教，也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佛教仪式，同时接受孔子的伦理和社会哲学。可以说，这里没有“宗教”束缚，但“宗教”元素又无处不在。
第二，逻辑差异也是中国与西方难以相互理解的关键。西方沉溺于假说与归纳等静态逻辑，强调零和博弈、非黑即白。而中国则推崇辩证逻辑，强调互利共赢与阴阳调和的“中庸之道”。西方社会结构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但中国更强调集体主义，国家优先于个人。西方社会相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社会则更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公正，强调不同社会关系的调和。
第三，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体系与西方权力来自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封建、竞争体系存在显著差异。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逐渐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匹配的市场体系，而当时的中国仍旧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西方世界充满了竞争与侵略，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而中国的传统则是追求和谐，尽可能避免战争。因此，西方帝国体系的特征是征服和掠夺，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历史上更多地体现为“中心—外围”的圈层关系。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不间断传承的文明，但在过去近200年的时间里却遭受了西方的蔑视和怀疑。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自诩优于“落后”民族，且这一因无知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尽管如今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许多西方政客仍喋喋不休地评头论足，有些西方媒体依然热衷于传播那些充满偏见的谬误，并且这种错误认知还在继续。其中，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不断指责中国缺乏“民主”和“人权”，给中国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等。要纠正这些误解与偏见，有必要尝试透过托克维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
西方民主模式逐渐背离托克维尔原则
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将欧洲主要的民主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倾向于平等而非自由的法国模式，另一种是倾向于自由而非平等的英国模式。托克维尔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好坏从根本上取决于公民在议会的广泛代表性，而不仅仅依赖政党政治。他很清楚地认识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推行的民主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正如我们当前在英国及美国政治中看到的那样。
托克维尔可能没有预见到西方如此频繁地举行选举，政客们经常无法兑现承诺，选民逐渐对投票失去了兴趣。然而，他看到了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并且非常清楚人民与政府之间中介机构的重要性，如各类具有现代“公民社会”特征的协会及非政府组织，民众可以通过这类机构进行系统性咨询，自由表达各种意见。在他看来，恰到好处的民主制度必须根据具体的国情和文化差异允许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过度集权和强行推动一致可能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重要差异，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
但是，由于过度强调名义上的自由，西方社会逐渐原子化，原本应惠及大众的教育逐渐精英化，这也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温床。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他试图寻找一种合适的民主模式，以构建一个稳定、和谐、和平的社会，其基础是对私有制的保护和强烈的公民意识。他赞成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为基础实现过渡。但可能会令他倍感失望的是，当前西方社会政治极不稳定、经济低迷、文化混乱。因此，托克维尔肯定会对中国的“另一条道路”非常感兴趣。与所有预测相反，中国尽管没有走西方道路，且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却实现了非凡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见证了和平而巨大的社会变革。
从托克维尔原则看中国的民主制度
在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后，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与西方议会制相比，中国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好比发挥着“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功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彼时刚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人民政协中约三分之一的代表为中共党员，其余则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归国侨胞以及宗教界、学术界、工商界等各界代表。2001年，我有幸成为长春市政协的第一位欧洲特邀代表。
如果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制度进行比较，就会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非常强调法治，这体现了孟德斯鸠提出的大部分民主原则。当然，中国在借鉴西方法治思想与制度的同时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适应中国文化。
其次，中国的政治运行逻辑强调以民主集中制为代表的党内民主，即在自下而上的自由和自上而下的纪律之间寻求平衡。托克维尔曾认为平等与自由相互矛盾，但民主集中制对这一矛盾给出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回答。中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且中国境内文化多元，拥有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和丰富的语言体系。因此，要治理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疆域辽阔的国家，多党制是行不通的。在中国，从乡镇党委到党中央都在成功地践行党内民主。人民政协对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比如2020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时，就与香港政协代表进行了协商。
这一民主运作模式是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广泛协商以及党内民主讨论的结果，这一过程也符合多党代表制原则。我在长春市政协工作期间，见证了中国协商民主如何运作，在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任何内部指导意见发布或实施之前，都在基层与当地农民进行了广泛的磋商。
再次，中国政治体系传承着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内外存在着广泛的权力监督机制。一方面，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他们拥有畅通便捷的渠道表达意见，政府也能够迅速响应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为代表的组织及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社会组织都发挥着监督建言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内设有纪检监察机构，以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和治理。
西方反复渲染的一个偏见是，中国缺乏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回顾历史，中国媒体比西方更加开放，只是禁止直接煽动攻击政府的言论。宗教自由在中国也得到进一步保护，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4月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国的信教公民接近2亿，有各类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内的许多宗教在中国蓬勃发展。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重最适宜中国国情。中国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村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村委会成员。在中央及省市县，普遍实行党内选举和人大、政协选举。在法国，我与所属选区10万民众一起投票选举国会议员，但若要保持同样的比例，中国的“议会”至少要有1万名议员，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民主制度设计之初就存在的问题。希腊的“民主”仅在人口总数约4万人时相当有效。后来，民主体制在英国得以发展，当时英国人口约为500万至1000万。但这一体制如何能适应人口多达14亿的中国或印度呢？印度借鉴了英国的民主制度，但现在饱受腐败之苦，数百万人仍然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选人用人，也根据地区情况确定代表数量。中国在民主实践中充分尊重东西部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风俗习惯差异，保证中央在决策时各地区都享有充分的代表性。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事实无不说明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是能够为中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的民主制度。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详尽解释的那样，“民主”一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民主”体系，即民众在此体系中投票给候选人，他们将在议会或其他机构代表人民的观点。这样的“民主”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导致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你选的代表可能没有胜出，或者即使他们成功当选，也可能很快被权力腐化，不再代表你的观点，或者如果你没有仔细阅读他们的执政纲领，可能很快就要被迫接受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因此，托克维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定期问责，这也代表了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如果你对执政党不满意，任期四年之后，就可以重新选举，这样至少保证权力的腐败是有限的。
托克维尔口中“民主”一词的第二层含义即自我赋权，这不是通过投票实现的，而是通过“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实现的。我们生活在由各种机构与社会组织组成的世界中，比如大学、企业、协会等。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期间，称“公民社会”为美国最强力量所在，体现了一种 “联合精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的基层参与，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与大量社会组织中，普通人通过参与组织活动获得权力，而这些组织也能够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但现如今，在个人与政府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公民社会”因受民粹主义的冲击在西方日渐衰退，而这种民主的基层参与在中国却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真正民主的另一个要素是任人唯贤，选举最具能力的人行使权力。数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比西方更加民主，底层群众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进入政府参与国家治理，甚至成为高层的决策者。
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强调普选和民选政治的西式民主模式变得脆弱不堪。20世纪30年代欧洲“民主”崩溃，法西斯主义席卷欧洲大陆。当前，我们在匈牙利、瑞典、意大利等国看到民粹主义和右翼运动正在抬头。在互联网普及、高度全球化、文化多元、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的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西方民主制度。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正在经历调整以适应新变化。中国沿袭优良历史传统，同时不断改革创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尊重托克维尔提出的大多数民主原则，并不断改革和推陈出新。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不对世界构成威胁且为全民提供基本人权的典范。许多西方国家以“自由”和个人权利为傲，中国却强调更具公共性的“权利”，如温饱、住房、就业、安全、和平、健康、教育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中国政府在过去40多年里以惊人速度实现发展，充分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16—2021年，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超过90%，在美国则低于40%。
这些更基本的“权利”也是托克维尔提出的民主内涵。总的来说，与议会民主和投票制度相比，托克维尔更关心个人的自主和自治，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来把握自己的生活，而中国的民主制度与此精神高度契合。几百年来，幅员辽阔的中国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村民通过无记名投票实现自治。近年来，互联网让人们的彼此连接更为便利，民主和开放也在以更快的步伐向前推进。托克维尔曾经推崇的民主和理想，在中国正变为现实。
易思，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