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像一块灼热的陨石一样，从天空落到地上。经过大气摩擦，灿散出无数火花，在消耗自我的途中，发出了绚烂的异彩。石头落在地面上，经过两百多年风刀霜剑，不但没有失去温度，反而越发升温加热，多次掀起热浪红潮。这股热浪有极大的冲击力和强烈的吸引力，这就使得世上出现了“说不完的《红楼梦》，写不尽的曹雪芹”。
曹雪芹浩瀚博大，诡谲荒唐，背经叛道，任性狂放，野马游缰，生面别开，甚至把眼光还看到了海的另一边：“海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就可证明这一点。他可真算得上一个“无事忙”，对于海外真真国的“真真”，他也还要关心思慕呢！曹雪芹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话说清代是我国疆土最大的时代。元朝是依靠快马加鞭来扩展区域的，马蹄窝里的马尿被太阳晒干以后，版图就变色了，原来元朝不懂得在哪儿建立行政区，所以清代我国的版图最大是名实相符的。
武则天在长安金銮殿前接见外国贡使，乾隆则在热河行宫万木林前接见西洋使臣。马可波罗没有看到阿房宫，也没有看过北京紫禁城，在走过卢沟桥以后，只看到元大都铺地“金砖”的宫室，就已惊叹不已了。
“金砖”是铺地的砖，有实物可查。这和苏子由看到汴京的建筑群就叹为观止，如出一辙。
曹雪芹则不然，他不懂得什么叫满足，他用笔营造了一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他使天上的伊甸园落入人间。在这座“伊甸园”里开展了一套融会贯通东南西北的人事传奇。
曹雪芹的文字像当年织造署织出的锦缎一样，越看越逗人爱，越想越体会得深。神龙不见首尾，只觉漫天匝地，麟爪飞扬。
读《红楼梦》的人，千千万万，理解不同，形色各异。加上时代不同，社会变迁，读者本身也在变，他们的感受自然也不同。这就出现各种理解、各种评论，半斤八两，不相上下。
但是，自从母系社会解体以后，像“妇好”那样的人物，就不再复现了。从“子见南子”之后，女人就被子路给推到圣人门外了。女人和小人同上了一个“天平”。从此，再没得到翻身出头的日子。
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很早，在禹、启时代，本来脱离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时代没几天，启便不知有母了。在后羿的族群里，嫦娥干脆被送上了月亮，也就是把母系社会白白赠送给月亮，只有在月亮上去立脚了。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画上出现的嫦娥，已经无事可做，只有坐在月牙儿上，一个人荡秋千。从她身上已经找不出一丁点儿“妇好”的风度了。嫦娥在随着月牙儿荡漾，历史在前进，后来出现了无数知名女性，但都没有逃出《五美吟》的结局。
《红楼梦》被人称为举世无双之作。因为曹雪芹看见了，写到了，也胜利了。
当然，《红楼梦》也不是无可挑剔的，有些问题早已被人指出，如林黛玉、薛宝钗进“大观园”时，年龄过小，以及巧姐儿的忽大忽小……诸如此类的问题还不少。这与曹雪芹披阅十载的创作态度，很说不过去。朱淡文认为《红楼梦》是按长篇小说形式写的，后来才剪接成为章回小说，以现在的模样出现。她精心地找出文字的剪刀痕。我个人认为这个发现很有价值。我有一个推想，当时日本已经有了《源氏物语》，西洋已有了大量的长篇小说。虽然都未转译成中文，但形式是存在的。也可能曹雪芹已经寓目，启发他如法炮制，后因担心读者一时不易接受，才剪接成章回小说的面目。
《红楼梦》也有败笔（伟大作家的作品并不是改一字也不行的。《红楼梦》抄本，被人擅自改动处还少吗？）。姑举一例：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
这个“仅”字，说明绛珠草修行没有“一次到位”。虽得换成人形，但“仅”修成个“女身”，这和修成“男身”还差着等级，也就是说“女身”不及“男身”。所以说是败笔，和曹雪芹的整体写法不相适应。因为《红楼梦》是一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控诉书。他认为女人比男人强，但命运注定都比男人差，这是不公平的。
《红楼梦》自从传到读者手里，就受到普遍称赞，相互传抄，不胫而走。一天比一天惹起读者热情称道，而形成一种红潮，人们称之为“红学”，这是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样看来，《红楼梦》似乎很易理解，但是它又极不易理解。
《红楼梦》作者预料到这一点，所以自己特别标明了作书的本意：“大抵言情”、“实录其事”。但是，曹雪芹又不要人们只从字面上去理解，他又造出“幻境”、“通灵”来，真真假假，有有无无，杜撰发明，自我作古。曹雪芹借着太君的口，驳斥了历来“言情”小说的陈词滥调；又借贾雨村的嘴巴说出对邪正的看法，使自己独立思考得到共识。
从曹丕、刘勰，到后来的袁宏道，都是从文体气韵来立论。李贽、袁宏道等敢于打破旧传统，但也无力建立新传统。曹雪芹时代还没有听过写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之类的论点。当然，暗合容或有之。但是，现实主义这个宝葫芦，我认为还不能把曹雪芹装得下。曹雪芹自己也说，他是在“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那么，曹雪芹一直被奉为现实主义大师，不是很合榫吗？但他的故事又是开始于“大荒山”、“无稽崖”的，整个故事就是扎根在这无稽无考的地方，主角又是一块顽石、一株绛珠草所化。曹雪芹就是对他们落入“大观园”中所作的细致的追踪蹑迹。这些就不是写实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
从文字实质和作者的说话里，依我分析，作者追求的是一种“意象”。这里，用不着指他归属于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要加上“主义”二字，我认为只能是“曹雪芹主义”才是合适的。
《红楼梦》是立体的，它的空间广阔，时间紧缩，所以在作者脑子里已形成一种细致的层次感。像孙思邈行医抓药似的，戥子精细，分量不苟，而且药材分别包成小包，标识药名，哪味药先熬，哪味药后煎，还说明药剂以什么作“引子”，这才投入药壶中去。而药方只是按病开出的，所以《红楼梦》里的人物有主次，情节有简繁之分。这从“金陵十二钗”有正、副、又副的区分，以及曹雪芹拟定的“情榜”中都可看出。《红楼梦》是多层次事物、人物、情感的组合，对人物的评语，都透露出象征表现的意味，而用流行的说法加以概括。特别是人物的地位，曹雪芹已经冲破阶级观，在小说中以人物的发展，与事物的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人物对事物的轻重影响来抒写。
人物是情的化身，事物是情通过社会活动而表现出来的。所以贾宝玉落得个“无事忙”，因为他认为不管什么事，都和他有牵连。
曹雪芹认为“情”是生命的根，所以木石的根就种在“青埂峰”。
佛家认为，剪断千万诸般烦恼丝遁入空门，便能解脱。老子说过：“道之为物……其中有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情”原作“精”，精与情通用。高亨定“精”为“情”，并列举《庄子》、《荀子》来论证。我同意高亨的说法。老子说，“其中有信”的“信”，王弼注：“信，验也”。古诗云：“常存抱柱信”是写情的。有“信”才有“情”。信，是可以验证的。可以验证的，就是真实不虚，不空不幻。这些，都是针对“情”来提出解决问题的。
因为社会的不合理，才使情成为“幻”，落为“空”。要战胜“幻”和“空”，还得依靠“真情”才行。
《红楼梦》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这就是贾府的家政问题。书中有个王凤姐兼管两府的作为，可以理出一条线来。“一喉两歌”也有人认为是主题之一。
秦可卿托梦给凤姐谆谆嘱咐的也是这个问题，宝钗进园不久，想办的也是这个问题。过去一般人都不愿接触这个问题，因为那样会导致人们认为曹雪芹还希望“大厦”不致忽喇喇倾倒。
据说，在东洋有人讲经济管理，就从《红楼梦》里找些例子。日本人惯于在文艺领域找寻文艺以外的东西。
我们假如要把“家政”换成“国政”来看，就不会担心这种论点过于庸俗化。从荣宁二府的门缝里来看当朝国家，就可以从秦可卿、王熙凤和薛宝钗身上，感到她们已经看到贾府经济的调度失调，窟窿越来越大，不待查抄，也会衰败的……
当然，把《红楼梦》看成是讲述治理之道，是作茧自缚。但是，在治理上她们是有眼光、有能力的。秦可卿和薛宝钗没有机会显露出来，王熙风已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但是，王熙风是“女身”，她的舞台就不可运用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她虽然不必像薛姨妈那样，有时还要隔着帘子和男人说话，但毫无例外的，她在性格上必然也要受制于千百年来所养成的许多女性弱点，所以荣宁二府的结局是无可挽回的。
有的读者，对王熙凤深恶痛绝，对王熙凤后来的下场，越惨越称快。电视剧《红楼梦》把死后的王熙凤在雪地上拖得那么久，也是想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有人认为她和宝玉也有关系，因而更恨她。实际上，曹雪芹对她是同情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可话总是说不完的，何况我们这份小小的“茶叙”呢，就到此为止吧！
（原载台湾《幼狮文艺》，1994年第1期，总48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