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于尔根·哈贝马斯2023年2月14日发表于《南德意志报》的评论文章全文。守夜人译自Ciaran Cronin的英译版。
提供豹式坦克的决定刚刚被誉为 "历史性的"，而这一消息已经被对作战飞机、远程导弹、军舰和潜艇的强烈要求所取代，并被相对化。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被入侵的乌克兰发出了戏剧性的、可以理解的援助呼吁，在西方得到了预期的回应。唯一新奇的方面是加快了熟悉的游戏，即在道义上愤怒地呼吁提供更强大的武器，并对承诺适当提供的武器类型的反复的、尽管有些犹豫的升级。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有传言说，现在没有 "红线 "了。除了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之外，政府、各政党和新闻界几乎一致将立陶宛外交部长的恳切话语铭记在心："我们必须战胜对战胜俄罗斯的恐惧"。 "胜利 "——它可以意味着一切事情—— 的模糊前景，被认为遮掩了对我们军事援助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它的任何进一步讨论。因此，军备进程似乎正在获得自己的动力。尽管是由乌克兰政府非常可以理解的敦促所推动，但在德国，它是由公开表述的意见的几乎一致的好战基调所推动的，一半的德国人口的犹豫和反思在这个公共意见中没有发言权。
或者，这并不完全正确。同时，有思想的声音正在发出，不仅是为了捍卫总理的立场，也是为了恳求公众对艰难的谈判之路进行反思。如果我加入这些声音，那正是因为这句话。"乌克兰决不能输掉这场战争！"这句话是正确的。我关心的是及时谈判所具有的预防性质：谈判要防止长期的战争夺去更多的生命，造成更多的破坏，防止最后给我们带来无望的选择：要么积极介入战争，要么让乌克兰听天由命，以免引发核大国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在拖延，破坏的规模在扩大，伤亡人数在增加。我们出于良好的理由提供的军事援助的势头，现在是否应该因为战胜普京是唯一可能的目标而摆脱其防御性的特点？华盛顿和其他NATO成员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同意，要在参战这条不归路前止步。
在运送作战坦克的前景问题上，舒尔茨总理在美国总统那里已经遇到了显然不仅是技术上的、而且是战略上的犹豫不决，这进一步确认了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这一前提。到目前为止，西方关注的主要焦点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完全由俄罗斯领导层来界定，在什么时候它认为西方武器援助的程度和质量构成了参战。
但由于中国也已经宣布反对使用核生化武器，这种担忧已经退居幕后了。因此，西方政府应该把他们的关注转移到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从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武器交付质量的提高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推动我们不知不觉地跨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因此，"人们不应该扼杀任何关于选边站队可能事实上会演变为成为冲突一方的辩论，理由是即使进行这种辩论本身就是在帮俄罗斯的忙"（库尔特-基斯特在《南德意志报》2023年2月11/12日的专题版中的话）。
只有乌克兰可以决定可能的谈判的时间和目标？这是自相矛盾的
在深渊边缘的梦游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危险，特别是因为西方联盟不仅在加强乌克兰的能力，而且不知疲倦地重申，"只要有必要"，它将支持乌克兰政府；只有乌克兰政府可以决定可能的谈判的时间和目标。这种抗议意在为了阻遏对手，但它是自相矛盾的，并掩盖了明显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它可能导致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不需要自己主动启动谈判。
一方面，只有参与战争的一方才能确定其战争目标，并在必要时确定谈判的时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乌克兰到底能坚持多久，也取决于西方的支持。
西方也有自己的合法利益和义务。西方政府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范围内运作，在这场战争中，除了乌克兰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其他利益。他们对本国公民的安全需求负有法律义务，同时，与乌克兰民众的态度完全无关，他们对来自西方的武器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负有道德责任。因此，他们也不能把延长敌对行动的残酷后果的责任推给乌克兰政府，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军事支持下，敌对才有可能。
西方国家本身无法避免做出重要决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点从它最担心的情况也可以看出—— 即上述俄罗斯的军事优势情势，会让西方面临要么屈服要么成为战争一方的选择。
重要的是，"不输 "和 "赢 "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将和平主义者和非和平主义者分开来
由于更为切近的理由，如战争所需的人力储备和物质资源的耗尽，谈判的时间也很紧迫。时间因素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广大民众的信念和倾向中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把对谈判时机这一有争议的问题的立场，简化为道德和自利之间的简单对立，就未免太容易了。迫切要求结束战争的主要是道义上的原因。
战争的持续时间会影响民众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现代战争所特有的爆炸性暴力的看法就越强烈，并决定了对战争与和平之间关系的总体看法。鉴于在德国逐渐开始了关于和平谈判的意义和可能性的讨论，我对这些观点感到兴趣。
早在乌克兰战争开始时，看待和评估战争的两种观点，在我国就表现为对战争目的的两种模糊但相互竞争的表述的争论：我们运送武器的目的是乌克兰 "决不能输掉 "战争，还是说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对俄罗斯的 "胜利"？这种概念上的矛盾差异与支持或反对和平主义的立场没有什么关系。尽管19世纪末出现的和平主义运动将战争的暴力因素政治化，但推动这一运动的关键，不是逐步克服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的战争，而是首先拒绝拿起武器。在这方面，和平主义对于这两种因其对战争受害者的重视程度而有所区别的观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 "不输 "战争和 "赢得"战争这两种表达方式在修辞上的微妙区别，并没有将和平主义者和非和平主义者分开。今天，它还标志着政治阵营中的对立，即认为西方联盟不仅有理由支持，而且在政治上有义务支持乌克兰，为其提供武器运送、后勤支持和民事服务，帮助其勇敢地对抗违反国际法、甚至以犯罪方式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和独立进行的攻击。
几个月来，前线一直处于冻结状态。这让我们想起了1916年的西部战线
这种选边站队与对人民的痛苦的同情有关，这群人民在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波兰和俄罗斯以及奥地利的外国统治后，只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取得了独立的国家地位。乌克兰是所有 "延迟的 "欧洲民族中最晚的一个。它仍然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民族。
但是，乌克兰的强力支持者的广泛阵营，目前也在和平谈判的正确时机上存在分歧。一方认同乌克兰政府对军事支持的要求的无限制地增加，以击败俄罗斯，从而恢复该国的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另一方则希望推动尝试实现停火和谈判，通过恢复2022年2月23日的原状，至少可以避免可能的失败。这些立场的优点和缺点反映了历史的经验。
这场硝烟弥漫的冲突现在迫切要求得到澄清，这并不是巧合。这条战线已经冻结了几个月了。例如，《法兰克福汇报》（2023年1月25日）在 "消耗战有利于俄罗斯 "的标题下，报道了顿巴斯北部地区巴赫穆特周围的静态战争导致双方的重大损失，并引用了一位北约高级官员令人痛心的声明："那里看起来像凡尔登。" 与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战役 —— 的比较，对乌克兰战争来说只有很小的相关性；而且只是因为与战争的 "有意义 "的政治目标相比，没有在前线发生重大变化的长期的静态战争，才让我们首先意识到了受害者的痛苦。索尼娅-泽克里（Sonja Zekri）关于前线的惨痛报道（《南德意志报》，2023年2月3日），没有掩饰其同情心，但也没有美化任何东西，确实让人想起了对1916年西线恐怖的描写。士兵们 "互相残杀"，死伤者如山，房屋、诊所和学校成为废墟—— 换句话说，文明生活的毁灭 —— 这反映了战争的破坏性核心；这使我们的外交部长所说的 "我们的武器交付正在保护人的生命 "显得不知所云。
只要战争的伤亡和破坏迫使我们去注意，战争的另一面就会凸显出来—— 战争不仅仅是抵御肆无忌惮的侵略者的一种手段；战争的过程本身被体验为应该尽快停止的粉碎性暴力。而权重越是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这种不应该有战争的意识就越是明显。在战争中，战胜敌人的愿望总是与结束死亡和破坏的愿望相结合。而随着 "破坏 "与武器威力的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相对权重也发生了变化。
西方国家决不能忘记为了合法的目标而可接受的受害者人数
两次世界大战的野蛮经历和冷战的紧张局势，在上个世纪普遍引起了受影响人群的潜在概念转变。他们常常不自觉地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战争—— 这种迄今为止不言而喻的进行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方式 —— 绝对不符合文明共存的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的暴力特性已经失去了其自然性的光环。这种基础广泛的意识变化也在法律发展上留下了印记。禁止战争罪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已经代表了一种不是很成功的尝试，以驯服战争中的暴力使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争的暴力本身被法律手段所平息，并由法律取代，后者成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唯一模式。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和在海牙成立的国际法院彻底改变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正是由于战争的暴力过度所带来的冲击，才催生了这场革命。
序言中雄辩动人的话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恐惧。关键的声明是呼吁“团结我们的力量……通过接受原则和制定方法，确保不使用武力，除非出于共同利益”?——即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世界各国和所有社会公民的利益。这种对战争受害者的考虑，一方面解释了“开战权”（jus ad bellum）即主权国家随意发动战争的不祥“权利”的废除，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基于道德的正义战争理论不仅没有被更新，反而被摒弃，只有被攻击者的自卫权得以保留。第七章所列的针对侵略行为的各种措施针对的是战争本身，而且仅限于使用法律语言。为此，现代国际法本身固有的道德内容就足够了。
正是鉴于这一事态发展，我理解了乌克兰“绝不能输掉战争”的提法。因为我将这一克制时刻解释为一种警告，即虽然西方正在使乌克兰能够继续与犯罪侵略者进行斗争，但它既不能忘记受害者的数量，也不能忘记可能的受害者所面临的风险，更不能忘记为了合法目标而怀着沉重的心情接受的实际和潜在破坏的程度。即使是最利他主义的支持者也不能免除权衡这种比例的责任。
犹豫不决的“绝不能输”的表述，让那种区分敌友的观点—— 即认为即使在21世纪，通过战争解决国际冲突也是“自然的”，没有其他选择 —— 变得成问题。一场战争，尤其是普京发动的战争，是历史上大国之间文明互动水平倒退的征兆?——尤其在应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的大国之间。如果不能通过痛苦的制裁来防止武装冲突的爆发—— 制裁被违反的国际法的捍卫者本身来说也是痛苦的 —— 那么，与战争的持续和受害者的累积相比，就要求寻求可容忍的妥协作为替代。
西方联盟的错误是从一开始就故意让俄罗斯对其军事支持的目标一无所知
反对意见很明显：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普京愿意参与谈判。仅仅因为这个原因，难道不就应当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他让步吗？此外，他做出的决定使得各方进入有希望的谈判几乎不可能。因为随着乌克兰东部省份的吞并，他制造了乌克兰无法接受的事实，并固化了乌克兰无法接受的主张。
另一方面，这也许是对西方联盟从一开始就故意让俄罗斯对其军事支持目标一无所知的错误的回应，尽管该回应是不明智的。西方的策略保持了开放的政权更迭的前景，这是普京无法接受的。相比之下，如将目标阐述为恢复截至2022年2月23日的状态，则将为随后的谈判道路提供便利。但双方都想通过将雄心勃勃的、看似不可移动的赌注压在地上来阻吓对方。这些都不是充满希望的条件，但也不是毫无希望。
因为除了战争日益夺去的生命之外，物质资源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无法任意替代。拜登政府的时间也在流逝。仅因这一想法，就应该促使我们加紧努力，开始谈判，寻求一种妥协的解决方案，既不会给俄方带来超出战争开始前现状的任何领土收益，又能让俄方挽回面子。
除了朔尔茨和马克龙等西方政府首脑与普京保持电话联系之外，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存在分歧的美国政府无法维持一个不参与方的正式角色。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就无法将一个站得住脚的谈判结果嵌入到意义深远的协议中。交战双方都对此利益攸关。这适用于西方必须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议题。但它也适用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推翻专制政权只有在其自身人口的推动下并因此获得内部支持，才是可信和稳定的。
总的来说，这场战争将注意力集中在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对监管的迫切需求上，而这一需求超出了交战双方的争夺目标。东欧专家、柏林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前所长汉斯·亨宁·施罗德（Hans Henning Schr?der）（在2023年1月24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中）指出，应在裁军和经济框架条件方面达成协议；如果没有这些协议，直接当事方之间就无法达成稳定的协议。普京可以为美国愿意参与这种地缘政治范围的谈判而感到自豪。
恰恰正是因为冲突影响到更广泛的利益网络，在目前双方的要求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也可能找到为双方都保持颜面的妥协方案。这个可能性不能从一开始就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