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背景下,围绕“民主是个好东西”出现思考和争论并非偶然。它反映了通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中蕴藏的对政治民主的强烈企盼和诉求。我们不能因为政治民主的美国模式先天存在欠缺并且近来因遭到政客滥用走向衰败而对政治民主加以质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要建构和完善的是与西方民主模式相区别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全过程协商性人民民主。（严强、胡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治民主诉求》，《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1期，第66页。）
一、围绕“民主是个好东西”产生的反响和争论
2006年9月,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教授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并上传至中国政府创新网。同年10月,由《北京日报》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刊载出来。文章一发表,无论是读过全文的人,还是只读过文章标题的人,甚至没有亲自读过而只是听别人谈起这篇文章的人,都在谈论一句话:“民主是个好东西。”正是这篇文章,更确切地说,是文章作为标题的一句话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也引发了随后广泛的争论。尤其是后续的争论,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争论之一是:民主究竟是不是好东西?或者说我们要不要民主这个东西?一些人不赞同这篇文章,不同意民主是好东西的说法。他们认为什么是民主、什么不是民主说不清,民主容易引发争吵,导致社会分裂。一句话,民主并不是好东西。我们现在坚持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民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民生。另一些人的看法则正相反。这一派的人认为,民主是我们需要的,是好东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已经走了近半个世纪,经济是搞上去了,但社会却不公平了,现在该讲公平了、该讲民主了。而且,民主也并不复杂,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当今世界,没有人会公开说不要民主。因此,民主肯定是好东西,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必须要建设和发展政治民主。
争论之二是: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或者说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也有不少人反对无条件地将民主都说成是好东西。总觉得西方民主充满虚假性。而且民主也不是民众随心所欲,否则,就不是搞民主,而是搞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不少人写文章对“民主是个好东西”进行质疑,认为应当区分“好民主与坏民主”、提出“民主是个有条件的好东西”。
这篇文章为何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论争固然会引起反响,但除了上述的争论外,之所以产生广泛社会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好东西”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今后的中国有两件大事是人民特别关心的。一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否实现;另一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实现。这两件事又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先说第一件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好东西是人类向往美好生活的标志,但在高度集中和以票证为标志的计划经济下,人们没有条件也习惯了不去自由地追求好东西。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让普通百姓有了争取和维护个体权益、自由地追求好东西的意识和动力。追求好东西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在《北京日报》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2006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排名中已经名列第三,仅次于日本。而到该报发表《再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2009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排名中已经即将超过日本。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人民站起来,又富起来以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对民主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虽然不同的个人追求的美好生活常常是千差万别的,具有较强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但在一个阶段上、一个时期中,许多人、绝大多数民众都期盼和向往的是共同的美好生活。民众将民主作为好东西加以盼望和追求,这既是一个国家公民的正当权利和愿望,也反映着民众对真正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诞生和发展,贫苦的工农大众之所以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求发展,也正是为了翻身解放过上富裕和民主的生活。
总而言之,在经济体制改革获得较大进展后,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更为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政治民主建设已经成为五位一体协同治理中处在关键部位的议题。宪法重申和保护的国家的主人们正在追求的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石的政治民主,是中国版本的新型政治民主,而非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模式。
二、美好生活向往对政治民主的诉求
十多年前围绕《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发的反响和论争也引导人们思考一个重要议题:人民追求好东西和向往美好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曲折的历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时压在人民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这时的工农大众向往的美好生活是推倒三座大山翻身解放。人民追求的好东西就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奠定了基础,但是对新的好东西的追求和对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好东西的追求几经挫折。
在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社会正常运行的条件下,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是社会生产力落后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基本矛盾。只有解决好这一基本矛盾,人民才会得到“温饱”这类好东西。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近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也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时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已经是小康水平层次的美好生活,作为这种美好生活标志的好东西已经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绝大多数民众在希望有好的教育、好的住房、好的医疗、好的就业、好的养老的同时,还要有协商、参与、共识、共享、法治这类属于政治民主的好东西。
显然,在从温饱到小康,再到中等发达水平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涵是不同的。在全面小康和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时,属于现代民众的美好生活是丰富的、总体的、多样的,体现为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多个方面好东西的追求。为满足人民对丰富、总体、多样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总体社会的改革、开放、体制转型也就必须有序地分领域分步骤推进。由此,总体社会改革和体制转型展示出了一个总的客观的逻辑过程。当然首先得有执政党政治路线和战略的守正和创新,在此前提下,总体社会改革最先获得突破的则是经济领域,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努力建立和谐社会体制;与此同时推进的是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生态环境领域的体制改革。这些领域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最终又回归到要求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包括建立新形态的民主政治的价值原则、评价标准、制度载体和操作机制。
现在,中国总体社会格局与国家治理已经进入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五大领域协同创新、共同治理发展的新时代。民众向往的美好生活中所包含的经济富裕是好东西、社会和谐是好东西、文化繁荣是好东西、生态平衡是好东西,还有更为重要的、绝大多数民众强烈企盼的政治民主这个好东西。
虽然政治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只是人类生存发展中创立的许多制度中的一种,并且也不能替代其他的制度。但是,在五大领域中,政治领域的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在诸多好东西中,政治民主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让不少人认识到总体社会大厦中,经济基础太重要了。但对于相当多的民众来说,容易产生认识上的思维定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要保住民生这个好东西。他们认为民主不像住房、上学、看病、就业、养老那么实在,是多余的,只要解决民生就行了。
这种看法和见解是片面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如同一列行驶的火车,要跑得快、行得稳,就需要更多坚实的轮子。民主和民生就是国家这列大火车上不可缺少的轮子。对于个人来说,民生与民主都是人们的幸福生活必需的。对于国家来说,发展民生和民主都是执政党和政府确定的奋斗目标,这两者是人民共和国腾飞的两翼。
人民向往的高层次的美好生活,既需要发展民主,也需要改善民生,民主和民生犹如两个相互咬合的齿轮,共同加力才能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民生促民主,以民主保民生。决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既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也不能以民主代替民生。
从国家建设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民主与民生两者处于不同的领域,民主是尊重和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和促进的是人民的政治权益,民生则是保障和促进人民的经济权益。我们不仅要努力改善民生,即需要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让普通民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劳有所得。我们更要努力促进和发展政治民主,即坚持让人民当家作主、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民主决策,协商共治、消除官员的腐败,维护社会公正稳定。因此,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既要包含经济民生又要包含政治民主。重视经济民生,轻视政治民主,甚至忘记和否定政治民主,在治国理政上都会产生偏向,甚至可能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政治民主的诉求
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相联系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国家主导着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那种理想的状态下,国家已经送进了博物馆,和青铜器摆在一起。但人类当下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正处在以国家为中心向以社会为中心的过渡之中。
在今天,让人民拥有好东西,从而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重担和责任仍然要由代表人民的执政党和由执政党领导的国家、政府来承担和履行。现今,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和地区有90多个,政党就更多。但是,能够担当执政重任并让领导的国家、政府能够向人民提供需要的好东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执政党和国家并不多。相当多的政党和国家在这方面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没有采取和实施正确的现代化战略。
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入文明阶段以后,不同国家和地区虽然历史进程和发达程度不一样,但总体的趋势无一例外都是从落后的传统走向现代文明。从横向的国家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来看,凡是能够取得执政成效并让国家有序稳定发展的政党和国家都采取了现代化战略。虽然有关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和联系的讨论一直困扰着人们,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凡是积极采取现代化战略、努力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民族和国家,就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风险,从而就能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好东西,并由此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发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中间从未间断过的伟大文明。但是在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欺凌与掠夺,由于封建买办的保守专制,中华文明落伍了。因此,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探索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跨越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一直追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中建立,在腥风血雨中成长,其初心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维护的专制、落后的制度,让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顺应历史潮流、拥抱世界,以赶超的姿态走向国家建设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探索和开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式的有效路径和战略。这种探索的轨迹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提升,一个提升是从具体领域现代化上升到国家整体层面的现代化;另一个提升是从国家管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近代和现代,有作为的政党和国家,都努力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具体领域推进现代化战略,用具体领域的现代化实现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也顺应这一潮流。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提出了未来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任务。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目标。1975年周恩来总理抱病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又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的探索,从具体领域上升到整体国家管理层面,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第一个提升。四个现代化被纳入整体国家管理现代化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现代化的管理目标确定为分三步走: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些发达的国家开始引入并推行“治理”的新观念。治理一词迅速成为全球政党、国家、政府运作中最流行的概念,国家管理也向国家治理转变。人类对国家的公共管理,从单一权力的统治、管控,到运用计划、组织、指挥、评估的管理,再进展到依赖制度、合作协同的治理。与传统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不同,国家治理更多强调责任、权力的对等与平衡的制度安排,强调组织和机构共同遵守协定或契约,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融合。
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联合国相关机构聘请了全球不同领域顶尖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未来全球竞争的关键因素。专家们的一致观点是,在未来,国家间竞争会更加激烈,治理能力的差异会加大。未来在竞争中能够取胜的一定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那些国家和民族。国家间拼的不仅仅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领域的现代化水平,还必须强化治理能力,寻找新型治理形式,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因应这种形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新目标,并及时进入第二个提升,制定和实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中国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三步走”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管理战略目标,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目标稳步迈进。在此基础上,党在十九大作出了判断:中华民族的发展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正迈步进入强起来的伟大复兴新征程。也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党的十九大庄严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用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新型的现代化战略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加速将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社会主义治理现代化强国,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四化”提出50多年之后,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其《决定》中明确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形成和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现代化、不断求解现代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是继国家现代化“四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从“四化”“三步走”到“第五化”是由浅入深地探索和完成了中国式国家现代化所包含的两大提升。如果国家现代化战略只停留于“四化”这一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现如今,经过“三步走”,再到“第五化”的提出和确立,中国对于符合实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认识已经更加完整和完善。
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实现国家管理现代化战略,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政治民主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诉求。在制定和实施国家管理现代化战略中,创造和建构政治民主成为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同志郑重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政治民主。
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意义、任务、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团结力量进行了系统论述,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性规划和前瞻性设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正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制定和实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中,建构和发展政治民主的诉求得到更为鲜明的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自始至终被确定为是执政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在三者的有机统一中,执政党的领导处于引领位置,只有坚持和维护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也才能保障法律的完善和实施。依法治国则处在保障的位置上。宪法、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政党、国家、政府和民众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民当家作主则处于基础的地位。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才能更好地执政和治国理政,只有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治活动才能完善并得到遵守。因此,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由之路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具体的实施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组织系统结构制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者素质和方法方式的现代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尤为重要。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借助国体和政体的科学、规范来实现。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它是由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反映出来的国家的根本属性。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阶级、各阶层在国家中所处的统治与被统治地位;二是各阶级、阶层在统治集团内部所处的领导与被领导地位。中国的国体包含着政治民主,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统一。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必然包含人民民主。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必然包含政体的现代化。我国的政体体现着民主。国家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日益走向科学、规范的我国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必然包含人民当家作主和政治民主。
国家治理现代化,还包括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国家治理能力中,最重要的方面一是国家和政府机构解决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的决策能力,即确保公共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二是国家和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即确保化解重大危机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要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在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和评价标准的指引下,坚持民主集中制,采用参与、协商的决策。由此可见,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包含着政治民主的要求。
四、中国式现代化下人民高层次美好生活向往要求建构新型政治民主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高层次的,它包含着对政治民主这一好的价值原则和好的制度设计及其操作机制的追求。而要满足人民对包含着政治民主这一好东西的高层次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实施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这一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将中国变成真正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尤其需要建构和发展政治民主,或者说对于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华民族,对于正在实现全面复兴目标的中华民族来说,政治民主的确是个不可或缺的好东西。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决不能因为看到、听到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版的政治民主出了问题,看到这种政治民主的模式被无良政客们滥用,演化为带有破碎性、对抗性、暴力性、欺诈性的版本,而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建构和发展持消极甚至否定的立场。世界上的政治民主因各国的文化、国情、习惯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形态、模式和版本。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民主形态、模式和版本有其特殊性,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和美国,这种形态、模式近年来变异出衰退性版本,政治民主的制度、机制和操作程序被竞争型政党和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无良政客们滥用,致使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日益对抗化、碎片化,带有更大的欺诈性、否定性,造成了民众分裂、种族对立、社会撕裂。这是西方政治民主形态、模式和版本自身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就对我们自身的政治民主建构、发展和完善丧失信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来满足人民对更高层次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客观上所包含的、主观上所期盼的政治民主,应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民主。这种新型的政治民主就是全过程的、协商性的人民民主。它是人类多起源、多线传承、多种形态并存的政治民主中充满活力、不断完善的新型政治民主模式。
现如今,我们已经完全步入了一个“不民主不行”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既然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那么它在人类政治生活领域投射和实现出来的政治民主,就注定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客们固执而又狂妄坚持的单一起源、单线传承的单一形态。在人类漫长的基于不同权益的公共生活的治理中,既形成了起源于古希腊,又从那里经古罗马、从欧洲传承到北美,从无法实施的直接民主形态转换为竞争性代议制民主形态;也产生出起源于东亚古老的中华大地,通过吸纳古今中外的民主观念和实践、从未间断的五千年传承,从质朴的重民本、尊民意、禅让共商中发展出人民当家作主共商共治的协商政治民主形态。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自觉构建与发展的新型政治民主,必须在坚持执政党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两大前提下推行。执政党的正确领导是新型政治民主建构和发展始终能够沿着正确方向迈进、始终能够获得优良环境、始终能够获取示范效应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则为新型政治民主建构和发展提供了人民共同意志的基础、正确行为选择的依据。同时,新型政治民主的建构与发展又必须服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必须服从更好满足人民对高层次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需要建构和完善的新型政治民主必然是以绝大多数民众当家作主为深厚基础的,即民众在法律的框架内选择行动,既当自己的主人,更当国家的主人。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则从组织和制度上筑牢了人民民主这一新型政治民主的基石。
能够有效回应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满足人民对高层次美好生活向往过程中包含的政治民主诉求的新型全过程人民民主,应该是范围最广泛的政治民主,它具有全领域全层次全方位、全环节全链条的立体化政治民主的特征。这里的全领域民主是指既需要全力建构和发展政治民主,并让它来引导和支持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文化民主、生态民主,又需要将政治民主的建构和发展嵌入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和生态民主之中。这里的全层次民主是指在治国理政中,从村民自治、基层乡镇、县市、省自治区直辖市到中央,要逐层建构和发展政治民主,既不能漏掉、也不能弱化哪个层级的政治民主。从基层乡镇到最高层中央的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所有的部门都必须在治理中坚守政治民主价值、原则、制度、机制。这里的全环节、全链条政治民主是指在任何一个解决公共生活治理的过程中,从发现问题、确定议题、寻找可行性解决预案、进行决策、颁布行动方案,到政策实施、决策执行中的监督、决策执行结果的评估,所有这些环节都需要依据明确的体制、机制和标准,大家的事大家商量,通过民主集中制方式,广泛咨询听取民意,在充分讨论中达成共识,依据标准考核分析评判民主政治运行结果。
能够有效回应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满足人民对高层次美好生活向往过程中包含的政治民主诉求的新型全过程人民民主,应该是在其内涵上具有全面有效特征的最完整最有效的政治民主。2021年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进行了深刻阐释:“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由此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既重视过程的民主,也重视结果的民主,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有机统一起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讲究在程序上、形式上遵循民主价值、原则、制度、机制,又强调在实质上、内容上坚持民主,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有机统一起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注重制度设计和安排,又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民主机制和民主操作,将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操作有机结合起来。
能够有效回应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满足人民对高层次美好生活向往过程中包含的政治民主诉求的新型全过程人民民主,其活力和关键在于它是协商合作共治共享的民主。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民主都是对由不同权益的个体、社群所结成的,精英和大众并存的公共生活的治理。西方的、美国式政治民主模式的核心是以个体私利、资本和少数精英为中心,实施对公共生活的治理。它只能选择以竞争性、程序性、崇尚精英为主的政治民主模式和依赖精英的代议制政治民主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建构和发展,则是继承中华文明中的和谐、合作、共商的传统,以人民和多数人的整体权益为中心,以合作、共商、共识为民主模式的协商制政治民主形态。
和世界上所有现象、事物一样,任何一种模式和形态的政治民主都处在不断演化之中。当然,不同政治民主模式和形态演变的轨迹也是不一样的。有些政治民主的模式和形态在演化中,会因内在的欠缺而日趋衰败,西方的、美国式的政治民主的近期版本就具有这方面特征。与之相反,新时代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模式、形态,虽然最初的版本还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其演化的轨迹是向好向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