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装，紧密地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党的任务和目标，制定了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如何认识和总结我党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不仅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任务，更是我国经济学界最基础的理论建设任务。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

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英国和欧洲国家，它的研究对象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经济体。它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为分析的起点，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整个社会化再生产过程，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和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真理、争取自身解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在中国运用呢？这成为192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紧迫的理论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理论创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

进入20世纪，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不仅领土与主权遭到严重侵犯，而且司法和行政也被分裂。经济上，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村中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在土地租佃制下形成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经济，依靠手工劳动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被瓦解，但封建的土地关系，不仅依旧保持，而且与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勾结，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中国现代产业和经济，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虽然有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汪敬虞，2000）。中国的现实图景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面临十分艰难的理论探索。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还缺乏准确的自我表达意识，她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显带有共产国际“辅导”的痕迹。它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的奋斗目标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显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中国这种特殊国情的国家能否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问题，都还缺乏理论思考和准备。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运用，需要中国共产党自己根据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创造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1925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析了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回答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中，谁是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1933年毛泽东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分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性质和特征，为正确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工作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从事了大量理论研究，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18年来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理论总结，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它回答了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最广泛的同盟军，它包括农民阶级这个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同盟军。由此得出结论，当时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他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12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的创立。正如习近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对于实行土地改革和动员苏区人民支持革命战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指导性论述；对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问题也有许多论述。1942年12月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一篇战争经济学的经典论著。他指出，只有使根据地的人民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根据这个理论，1943年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精兵简政”，毛泽东由此还提出了人民政府行政工作的五个原则：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1946年他把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方针概括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要求军事斗争和经济工作两不误。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所有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激发了亿万农民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情，而且也成功瓦解了国民党军，大量贫苦出身的国民党军士兵起义、投诚，投降后即俘即补，成为我军人员的重要补充。毛泽东说：“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毛泽东不仅创造性总结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在1941年初至1942年初大量阐述了中国理论的研究方法。这个期间他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他强调进行社会调查和了解情况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他主张研究理论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对象，哲学问题要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经济学问题要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政治学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军事学要研究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他主张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深刻认识中国许多问题的两重性特征，例如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与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统一和矛盾统一；区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与反对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界限。他还主张理论研究的具体方法是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阐述的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遵循的方法论。

（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这表明问题导向对于理论研究是多么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怎样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设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国要变成工业国，二是新民主主义要转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目标很明确，但路径又不清晰的问题。1950年5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全会原来设想是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土地改革。而且毛泽东当时说了恐怕得搞十年，这还不叫社会主义。三年经济恢复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比重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国营工业占比提升到52.8%，国营商业提升到60.5%，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农村互助组占农户40%，事实上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其次是国家工业建设对商品粮、工业原料的需求不能通过分散农户得到满足；与私人资本经济的自由生产和贸易的矛盾显露。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思考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怎么走，而且这也是二战以后所有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本国的工业化道路怎么走。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回答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1953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完整表述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此即“一化三改”，实际上一化是主导，三改是推动一化的手段。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实践的发展，后来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法做了不断完善，例如1954年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表述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八大”制定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些新表述更完整，但核心仍然是国家工业化。这就是新中国回答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国家工业化所秉持的建设方针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也是国内循环为主的内在要求。虽然我们得到了苏联156个工业项目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但是从资金量上看，苏联给予我们66亿旧卢布的有偿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其中包括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同时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相当于7.7亿美元），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外来资本（沈志华，2002）。但是它也只占“一五”期间中国国民收入的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彩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其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建立：1956年国营经济比重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达53.4%；全国1.1亿农户中96.3%加入合作社。其二，1956年工农业产值、主要工业产品全部提前完成“一五计划”，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等不能制造的历史结束了。由此开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这里讲起，中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门槛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这是问题导向，不是概念、定义，是先辈们真实的实践。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重视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毛泽东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58年11月，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推荐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书，并且提出要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都有许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观点。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同志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这些重要理论成果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发挥政府作用关系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2004年胡锦涛提出了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05年提出了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观点。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这个理论观点得到全面阐发。他把科学发展观概括为四个基本要点：第一，发展是第一要义；第二，以人为本是核心；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第四，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习近平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科学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以及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在“三农”经济领域，提出了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以及乡村振兴理论；在统筹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以及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脉络。2015年12月，习近平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概念，他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由此可以看出，总结新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使之上升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理论创造：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主要理论指导。列宁从基本生产关系分析入手,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帝国主义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还对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输出资本，争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垄断殖民地和经济领土，瓜分世界市场。列宁的著作还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无论垄断资本主义从经济上对世界市场已经瓜分完毕，还是从政治上对殖民地等领土已经瓜分完毕，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攫取更多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他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切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感受到列宁主义真理的光芒，并以它为指导，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理论探索。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国际问题分析，提出了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观点。首先是全世界所处的时代判断。毛泽东认为，因为有了苏联，有了许多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人民的觉醒，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显然，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处于列宁描述的帝国主义互相战争和瓜分殖民地的时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则是后来被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理论观点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指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泽东则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指出了在这个相当长的最高阶段中还存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有各不相同的主要矛盾，从而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讲活了，变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理论武器。第二个重大的理论观点是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分析的价值观判断。在帝国主义互相战争与各国反侵略战争相互交织的时代，怎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价值观来区分“义战”与“非义战”？毛泽东认为，这取决于主观行动主体与人类利益是否一致，而和平是人类利益最基本的问题，人类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价值观判断的基本标准。争取和平、争取自身解放、支援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符合人类利益，是正义的斗争；为垄断资本利益相互战争或把战争强加于弱小国家则是非正义的战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听任和纵容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则是“慕尼黑阴谋”。第三个重大理论观点是对二战以后国际格局的判断和中国历史站位的确定。当时，在东西方冷战和对峙背景下，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市场，世界市场被分割为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毛泽东认为中国不是倒向美国一边，就是倒向苏联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这个理论观点后来被新中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经济贸易技术的联系合作所证明。

1972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理论的依据是：首先，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急剧膨胀，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苏两国关系受到破坏，中国退出了原来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和经互会市场。其次，美国垄断资本与其他西方各国垄断资本的矛盾加剧，产生了“两个中间地带”。美苏两国都想统治世界，它们之间有矛盾，也与西方各国垄断资本有矛盾，这是一个中间地带。另一个中间地带是亚、非、拉。世界上只有美苏两国有资格挑起世界大战、破坏世界和平。敌、我、友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首次指明了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发生联系的现实可能性。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于70年代中期与处在第二世界中的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进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引领。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以内燃机和电气化为动力所催生的石油采掘和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标准化技术产业和产品，以跨国公司为组织载体的美国垄断资本通过直接投资向西欧、日本和世界各地布局它主导的产业链，世界贸易从产业间贸易逐渐转向产业内贸易转变。这种资本扩张形式不仅与西欧、日本的经济复兴利益相吻合，而且也迎合了不少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垄断资本扩张有了非战争形式的更大可能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的要求高涨，两次石油危机突显了石油输出国的集体利益诉求，通过战争来获得利益已经不符合世界潮流。再次，70年代后，美元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二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体制确立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受到破坏，美元的无限风光不再（巴里·埃森格林，2020）。这些变化都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以往关于世界战争难以避免的判断，得出在当代条件下，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结论。他认为以往关于时代特征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判断已经不符合现实，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新观点。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时代命题的创新发展，不仅为我国战略中心转移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成为我们分析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理论指南。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催生了美国新经济，微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软件产业、新材料以及生命科学产业成为美国垄断资本布局国内外产业链的重要领域，同时促进了交通运输设备、机械设备等传统产业向外转移，形成了国际分工和再分工的新潮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扩张和争夺的旗帜（王新奎，2020）。江泽民对新的世界形势做出了科学分析，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没有变，但世界出现了两个新变化，一个是世界多极化，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给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促进了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给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更有利的发展机遇。因此，在中国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和世界多极化的新国际环境下，以往国家垄断资本相互竞争已转变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他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过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把中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在此前后，胡锦涛对世界经济政治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他用五个“继续发展”、五个“深刻复杂”深刻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矛盾：政治上，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经济上，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国际经济竞争依然深刻复杂；文化上，不同文明交流继续发展，但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安全上，国际战略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态势继续发展，但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依然深刻复杂；治理上，国际协调合作继续发展，但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这个论述奠定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论要点。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影响我国发展和国际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一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二是关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三是关于保护主义；四是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这四大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时代性、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在亚洲国际金融危机后，胡锦涛2008年11月在20国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方向、原则和改革举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是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原则是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大改革举措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已进入世界经济政治的最核心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述，其中，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贡献的主要是：第一，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对毛泽东“人类利益”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客观上，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促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风险共担的全球性社会，催生了必然王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不同，它应当按照人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改造社会，按照合作共赢这一核心理念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起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第二，做出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其基本依据是：（1）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益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大国竞争关系出现多种分化组合；（2）现代化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美国模式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文明模式；（3）以互联网、数字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4）全球治理将从美国独家霸权治理转向各国“共建共治共享”的民主化治理。第三，指出了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新方向。当2019年和2020年全球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全世界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的情况下，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提出，虽然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更加不确定不稳定，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盈的方向，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四个基本特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道路是一个充满人民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奋斗过程，与此相对应，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具有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人民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为人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它是为不同阶级服务的。占据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包括理论和学术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当代西方国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当然是以资本为中心，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反映。当代西方经济学粗略归纳是三大流派：正统的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理论，尽管其内部还可以细分，但基本的逻辑都是回答如何使经济效率最高和资本收益最大化，是典型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从而也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依据。第二个正统但非主流的经济理论流派，如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生态理论等，基本的逻辑都是回答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所谓“效率与公平”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永恒的主题（晏智杰，2013）。第三个流派是非正统、非主流，批判现实主义，以托马斯·皮凯蒂（2014）的《21世纪资本论》为代表，他们批判现实，但没有救世良方。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和价值观都围绕人民。但人民是谁呢？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搞清楚的基本前提。“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是为这些阶级服务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设想，人民的概念进一步被扩展到一切赞成和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各阶层在就业、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多样化，特别是涌现了大批私营企业，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当下，中国大陆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农民、士兵、城市中各类主要以薪酬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是人民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当然也为人民中其他阶层的群众服务。

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就怎样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谈了六个重要观点，第一个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他又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道理，它是管各种小道理的。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两难问题，例如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干预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的矛盾、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矛盾、企业中的劳资矛盾、社会各阶层在分配中的利益矛盾、政府、企业与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矛盾、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等等，解决这些矛盾的大道理和大逻辑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以我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统筹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根本立场，也是它最基本的特征。

二是实践性。1959年毛泽东用了很大精力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认为这本教科书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只讲物质基础，很少讲上层建筑；另一个总是从定义、概念入手。他认为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马克思《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来的。苏联教科书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只有形式逻辑。“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搞理论工作不懂得经济实践，“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这里首先就有个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得到新的阐发和论证。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得到感性认识，在头脑中通过科学的方法加工后，得到理性认识，才有了理论，而理论是否正确，还要回到实践中去证明和证伪。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一个循环都使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非常注重研究实际情况并非常注重亲自投入实践活动。没有实践依据的理论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习近平也殷切希望理论工作者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

其次，所谓实践性，在理论研究中实际上就是问题导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就是实践与认识反复循环的过程。《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回答资本剥削的秘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题。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回答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等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回答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路径和制度选择，以及经济治理选择，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回答如何促进和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并向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及影响世界的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和道路选择。正如胡锦涛所说，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习和运用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规律性。

再次，所谓实践性，在理论研究中就是表现为根据实践的变化对以往的认识进行修正和更新，得到更实际、更全面、更科学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认识和理论都不可能结束真理，而只是不断开辟了认识真理的前进道路，因此理论创新是发展真理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某些判断和结论不能修正和更改。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曾试图实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平均分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后来列宁从实践中认识到，“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的做法脱离了实际，“现实的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于是，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恢复和发展经济。可见，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也是经济实践深化、经济不断发展对经济学的必然要求。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正如习近平所说：“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

第三是民族性。首先需要有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身特色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先贤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在财经知识领域，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产生了大量关于国家理财和社会经济治理的思想。《吕氏春秋》、《史记·货殖列传》、《商君书》、《管子》、《汉书·食货志》等典籍文献都有许多财经问题的记载；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更是有史记载的最早关于盐和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是由国有企业经营还是由民营企业经营的利弊关系争论；北宋“王安石变法”则是加强国家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的民族思想先河；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理论比威廉·配第和约翰·洛克早了六百年。其次要思考如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问题。这是因为，从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比以往所有时期更大生产力的时候，也催生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而中国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下，文化也落后了。这就需要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看待各民族文化的价值，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从文化的民族性看，每个民族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任何事物，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规律。只承认个性、民族性，否认共性、普遍性，拒绝学习外国优秀成果是错误的。只承认共性、普遍性，否认个性、民族性，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同样是错误的。因此毛泽东主张，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同时他也明确反对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既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也反对文化教条主义。在如何向外国学习上，毛泽东强调：一要取分析态度，外国文化有优点，也有缺点，要学人家的优点，不要学人家的缺点；二要立足中国的实际，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目标，与中国的实际（包括现实实际和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以适合中国的需要，“洋为中用”；三是反对迷信外国，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习近平就中国经济学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专用名词、范畴、概念和一些分析方法，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

民族性的另一个问题实际是发展方向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包括各个经济学的分支学科，都不可能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因为新中国以前的历史没有产生过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因为它只提供了普遍的原理，是共性的认识，而不是每个民族国家个性化的认识，它不能替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在自身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再版，且不说国与国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别，就中国这样特殊的大国，其国情、民情和历史文化很难在世界上找到相似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理论必定是民族的；更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欧美实现现代化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找到可以照搬照抄的案例，更不用说对中国这样特殊的发展中大国。总之，中国理论的发展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中国的经济学应该以中国人当时和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当然，中国理论的民族性决定了它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中的共性规律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但总体上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也不应当、不可能被照搬照抄。

民族性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话语表达。所谓话语体系，首先是语言表达方式的民族风格问题。中国的语言文化传统厚重、博大精深，但主要为知识分子所掌握；“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实行了通俗化、大众化的话语革命（陈平原，2015），奠定了中国书写形式的话语表达的基础，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同时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外来语和洋泾浜式的话语表达也在大城市市民社会中流行，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尖锐地批评一些知识分子“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中国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的传统，因此在我们大量引进国外经济学的名词、概念和范畴时，就更需要注意通俗化和大众化。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主要国家兴起了计量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后风行西方世界，产生了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和学术性较强的研究成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庸俗化的，只是为了弥补思想的贫乏，常常用极复杂的数学逻辑来论证已经不需要证明的公共知识，或无关国计民生的经济现象，或泛化应用到不可能用数学模型论证的问题上。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学模型和计量方法，在一些特定领域和专题研究上，特别是有条件占有充分数据来源的情况下是有益的。我们在学习和引进中要区分精华和糟粕，抵制庸俗化。并不是大多数领域和问题都需要用计量方法，能用中国语言把话说清楚，就不要使用只有数学家才看得明白的数学模型。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数理模型，但简单明了，而且在叙述和论证中只起辅助作用。应该肯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的语言和话语表达已经与时俱进，不断现代化了，这其中也包括吸收外来的因素。吸收多少，怎样吸收，衡量的标准就是大众的接受度，所谓民族风格也就是大众风格。怎样让中国的话语表达易于在国际传播，语言翻译确实是重要因素，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思维逻辑的转换，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技巧，但语言翻译不能通过改变或曲解中国故事的性质来迁就外国的标准逻辑以谋求外国人的青睐和赞赏。我的就是我的，你赞赏也罢，不赞赏也罢，你知道了就行。能否取得国际话语权，不在于我们的迁就和弄巧，而在于我们的故事有没有强大的事实说服力。1919年巴黎和会上，围绕中国领土山东的主权问题，满口流利英语的中华民国大使顾维钧照样败给了英语说得糟糕得像日语的日本外相牧野伸显（唐启华，2014）。关键问题上，国际话语权是由母国综合国力决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传播效果最终也是由它的实践成果决定的。

第四是时代性。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因此，回答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时代是出卷者，中国共产党人是答卷者，人民是评卷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回答了时代之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并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里程碑飞跃；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建设开放型经济等重大问题，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等重大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生产力的变化以及深化生产关系变革、五大建设相互联系、树立五个新发展理念，坚持经济全球化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没有结束，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时代之问，怎样认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认识资本组合的公司组织向数字技术组合的平台经济主体的变化；怎样认识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加快了国际垄断平台的形成；怎样认识国际垄断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竞争；怎样探索稳定全球经济循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未来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课题。

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不断理论创新

首先是她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都不占生产人口的多数。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工人阶级才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并能提出整个阶级的诉求，其他阶级则都不具备这种自觉性。那么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在工人阶级只占人口极少或较少的情况下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她广泛吸收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这些先进分子接受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从而成为了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的表率，起到了政治上的模范作用。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道理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来源于她的思想的先进性。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它的实践活动需要具体的路径指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活动的道路指南。当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全体中国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步调一致。中国共产党领袖十分重视普通共产党员的这种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都说明他们对这个经验的高度肯定，这是解释中国故事里所有创造性事物的一个关键。

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一个重大理论发现是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思想理论的先进性不仅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来源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国革命胜利后，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探索执政规律成为党必须面对的历史性重大课题。胡锦涛把党的执政规律概括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理论。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新局面，不仅深入开展了反腐败斗争，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而且创造性地把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想建设高度概括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所有党的先进性活动基本实践的总结。此外，能否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先进性还表现在领导集团的成熟、团结和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党内也产生过不同认识、矛盾和党内斗争，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分裂。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正确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也找到了选拔和遴选领导集团成员和领袖人物的正确方法，这就是“德才兼备”的标准。他们应该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尚的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显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队伍、思想武装、领导集团和领袖人物的先进性是她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其次是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毛泽东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等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运用这些观点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和《论十大关系》，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习近平也十分强调学习唯物辩证法，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五个新发展理念，以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理论观点。特别是，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我们就很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恩格斯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1895年，当恩格斯搞清楚了卵生的鸭嘴兽可以是哺乳动物的时候，他对自己50年前的无知傲慢向鸭嘴兽道歉并劝告朋友在研究理论中要尊重现实存在。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我们就很难理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与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从实践看，今天的非公有制经济，无论在资本原始积累、资本集聚，还是所有者出身、经济制度土壤、社会环境与联系等各方面都与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私人所有制有了根本不同，后者已经消亡，马克思说的消灭私有制在这里已经实现。今天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了更多的两重性，其中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面已经有其内生的需要，以及更多的制度与政策保证，它已经不属于马克思说的“消灭私有制”的范围，而属于“支持和引导”的范围，这是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实践依据。同样，过去的国有、国营经济，农村人民公社经济也已经消亡，而新型国有、国营经济和新型集体经济正在祖国大地生机勃勃探索前行，这就是事物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规律。

再次是她上下贯通的学习机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注重实践的党，而且也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党。她把总结经验教训、学习理论和新知识、教育学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色的学习机制。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开创了第一类型的全党普遍学习活动，它的特点是总结历史，弃旧迎新。为了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纠正左倾错误，1941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学习研究组，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各抗日根据地还成立高级学习组，除了阅读党的历史文件，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重要的准备。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党的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也是一次全党普遍的学习教育活动，以肃清文革十年错误的流毒，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第二类型的学习活动以正面教育为主，达到学习提高的目的。例如，从1995年开始进行的“三讲”教育活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继续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下，已连续开展了四次主题教育活动。2013年6月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又开展了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三严三实”教育活动；2016年全党普遍开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2019年6月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些大范围的普遍学习教育活动，对于广大党员都是一次次思想拷问和清洗、一次次鞭策和激励。第三类型的学习活动，以结合工作实践，学习理论和新知识为主要目的。1986年中央政治局开始举办法治讲座，前后共4期；199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举办了关于国际商法和关贸总协定的讲座；到2001年7月，共举办了12期法治课。十六大以后，从2002年12月26日开始，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而且讲座内容从法律扩展到经济、科技、历史、文化、国防、党建等至少十六个领域。在中央政治局带动下，各级地方党委都建立了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中央党校和各级地方党校也都建立健全了学习制度和学科体系，充实了师资队伍，确定了学员对象的来源。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全党学习理论和新知识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吸收新理论、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最后是她始终保持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保持这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理论创新的智慧来源和动力机制。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接触实际问题，面对实际矛盾，迫使我们解决问题、解决矛盾；旧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又产生了，又要采取新思路、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新矛盾，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他们处在所有社会实践的第一线，所有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他们，由此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是理论创新的最基础的材料。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才能获得这些宝贵的材料，这是民族智慧最深厚的来源。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区别，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于揭露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有勇气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深刻批评了党内右倾和历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已经成熟。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革”和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做出了科学分析和总结。这样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做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按照制度开展的民主生活会，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常规性教育活动。每一次重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序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前奏。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理论创新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四、 结语

中国共产党风云激荡的百年史，既是新民主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斗争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伟大工程的建设史。现在，各种经济理论五花八门，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无限拓展的光明前景。展望未来15年，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远景目标的时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在学术文化领域脱颖而出，发展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体系。它将引领经济学“东风压倒西风”的历史潮流；它将引领中国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基础理论的重新塑造；它将引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经济学逻辑三统一的学术范式，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民族风格和话语体系在中国经济学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的民族自信、理论自信、学术自信。

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