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谈这样一个题目，有几点理由。第一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们现在宗教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上有偏差，我们的宗教工作就不可能健康，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第二点，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们的宗教工作在某些阶段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但有些时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消灭宗教、肆意破坏宗教文化，这和我们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极左的错误理解是有关系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要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我们要纠正。第三点，现在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想象不到的，不可能要求他们来解决。比如社会主义者管理的国家如何处理与宗教、宗教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列宁提到了，但后来前苏联实践的结果是教训多于经验，我们无法借鉴。再比如，马克思当时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将逐步丧失地盘而走向衰落。现在的情况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而全世界的宗教信徒却在不断增加，20世纪60年代的统计是，教徒占世界人口的60％多一点，现在增长到80％以上，这是怎么回事呢？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作出新的解释。还有，民族宗教问题现在成为日益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国际政治、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而马克思当时没有直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没有这种情况。另外，自上个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新兴宗教蓬勃发展，成为一大景观，需要加以研究。第四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领导集体，也包括许多学者，对宗教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许多新的创造性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概括总结，以便丰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看法。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是“鸦片论”，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有些人也许没认真读过马克思的书，但一提起宗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宗教是鸦片，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最重要的论断。这个看法相当普及。按照我的理解，鸦片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因为它没有揭示宗教真正的本质和根源。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即把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是曲折的、颠倒的。马克思说：“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恩格斯有一段近似于宗教定义的话：“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就是说，宗教的神是自然与社会异己力量压迫的产物。这就把宗教的本质和根源说清楚了。我称之为“唯物的反映论”，或者叫“社会的异化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什么呢？由于宗教的根源存在于不合理的社会，所以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实行社会革命，把对宗教的批判引导向对社会的批判，要为建立人间的天堂而奋斗。有了地上的天堂，人们就不会向往天国了。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可以概括为两论：唯物的反映论和社会改造论，都是从社会角度看宗教。以往的无神论者往往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研讨宗教的本质，或者简单化地批判宗教谬误，把宗教看作是人类认识的误区。费尔巴哈把神性归结为人性，认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但他把人看成单个的抽象物，不了解人的社会性。马克思、恩格斯却把考察宗教的眼光伸向了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因此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宗教理论，它在世界宗教社会学界得到很高的评价。
当然，它也有不足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是革命家，他们主要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探讨宗教问题，缺乏视角的多样性。宗教是立体化的多层次的社会文化体系；对于宗教的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还要有文化学的视野，有心理学的分析，甚至有生死学（探讨死亡问题）的关注。但是，如果我们要求经典作家把什么问题都解决好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确实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看看上下文就会知道，马克思没有一点意思说宗教本身很坏，像毒品毒害人；而是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人民得不到幸福，人民在苦难里无法承受，只好到宗教中寻找安慰。在这种情况下，“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他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剥削压迫制度的。他从来没有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作为他的宗教观的核心或基石，最多是把鸦片作为宗教的一种社会功能来作比喻的。
宗教“鸦片论”与“斗争论”
那么，“鸦片论”或“鸦片基石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到了列宁的时期，是俄国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解释出了问题。
列宁有许多非常精彩的思想，他说：“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信仰上的差别并不是第一位的，人民群众共同的长远利益是第一位的。列宁反对向宗教宣战，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他还讲过政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力求使信教成为公民私人的事情等等。但是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列宁的这个概括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里找不到根据；也没有揭示宗教的根源和社会本质，只把一种社会功能当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离开了唯物史观，把水平降低到旧无神论的高度，这合理吗？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可是他的概括非常简练明确，比喻形象生动，容易流传，加上他本人的威望，遂成了经典语言，影响面太大了，影响时间太久了。随着“鸦片论”而来的是对待宗教的“斗争论”。列宁说：“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又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这样就确定了俄国共产党人反宗教的立场。唯物主义者当然不赞成宗教教义，但为什么不能在信仰上互相尊重而一定要站在反宗教的立场上与宗教作斗争呢？列宁的“斗争论”同马克思主义及他自己所说的不要向宗教宣战是相违背的，所以列宁主义在宗教问题上有深刻的矛盾。后来斯大林长期领导苏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强化了与宗教作斗争的立场，使国家和宗教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只是在卫国战争时期稍有放松。
总之，社会主义者与宗教、与宗教界、与宗教文化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未得到正确解决。
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观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许多探索和试验，有时候坚持唯物史观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时候受“鸦片论”和“斗争论”的影响出现左倾错误。很多情况下是结合我国的实际而有所创新。
先谈毛泽东。毛泽东的贡献有这样几点：第一，从我国宗教界的实际出发，把宗教界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把宗教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组成部分。第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在宗教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提出了“宗教五性论”，看到宗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信仰，它还是一种社会力量，因而有其社会五性，即：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第四，强调对待思想信仰问题不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强制人民去信仰。第五，在民族宗教工作上强调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第六，1963年，毛泽东在一个请示建立若干外国问题研究机构的文件上做了重要批示：“但未提及宗教研究。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而我们却没有知识”，又说：“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毛泽东对宗教神学的态度是严厉的，但他看到了研究宗教的重要性，看到了研究宗教与人文科学的密切关系。于是翌年便成立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现在大陆宗教研究发展如此蓬勃，与毛泽东当年的批示是直接相关的。当然，1957年以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民族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问题，经常把宗教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鸦片论”和“斗争论”，在“文革”中达到顶峰，造成大破坏、大混乱，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被抛弃了。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在宗教工作上制订出台了1982年的19号文件，纠正了“文革”的极左路线，使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宗教活动趋于正常。在理论上论证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长期性与必然性，指出宗教工作的重心是团结信教群众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强调宗教管理部门、宗教学术界和宗教界三支队伍的团结与合作。从那时起，“鸦片论”被淡化，发布的有关文件不再引用“宗教是鸦片”这句话，因为看到了它的消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谁来利用宗教麻醉人民呢？这是说不通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宗教问题上也提出两论，即“适应论”和“引导论”。在他们提出的关于宗教的许多重要观点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句话是江泽民提出来的。此前许多学者也在探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应有什么样的关系。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上海的罗竹风和萧志恬等等，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和许多论文，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相协调。他们的研究为我国宗教理论的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理念重要在哪里？在于它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正面地正确解决了宗教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既然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那它与社会主义必有共同的地方，不是绝然对立的，否则便无法引导、无法适应。当然宗教也有不适应的方面，但有相适应的基础，所以能够引导，引导就不是斗争，这是很了不起的创新。坚持“适应论”和“引导论”，就要抛弃与宗教作斗争的反宗教的立场，抛弃把宗教作为异己力量的观点；要把宗教不仅仅看成是私有制社会的上层建筑，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体系。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宗教思想、宗教文化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也可以相互沟通。所以江泽民讲，宗教界要爱国守法，要发掘宗教教义、宗教道德里面的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时代的提法（当时毛泽东的提法是我们共产党人与宗教界只能在政治上联盟，在思想上要严格划清界限。）
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是全方位的，是和而不同的，是有差别的适应，这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费孝通先生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文化上也是这样，儒、佛、道三教并立，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多种宗教和平共处。中原地带从没有发生流血的宗教战争，也没有出现宗教裁判所，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我国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文化政策和对宗教的态度上越来越宽容，越来越离开俄国式的做法，而走自己的路。宗教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显然的，两者的哲学基础就不同，但是我们现在政策的基本点是寻找相互之间的契合点，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发宗教体系中一些积极内容和智慧，来改良我们的人生，改善我们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动态的，在不断发展。现在的“适应论”和“引导论”已经抛弃了“鸦片论”和“斗争论”，不仅回到“唯物反映论”和“社会改革论”，而且超出了后者。
可能有这样一个思想障碍，即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政党，不可能与宗教真正相协调，它在本质上必然是反宗教的，所以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能是权宜的、策略的。西方有些人正是这样看我们，而我们队伍中也有人这样看自己，他们都不相信社会主义能与宗教和谐相处。这当然是错误的。假如我们的无神论是历史上的旧无神论，我们难免不采取反宗教的立场。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无神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我们了解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文化现象，有其合理性与长期性，只要社会异化现象存在，宗教也将存在。同时，共产党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包括尊重群众选择信仰的神圣权利。从这两点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对宗教最为宽容的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坚定的维护者，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和人民性。共产党人由于没有宗教信仰，可以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如果社会管理层有特定宗教信仰，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政策上倾向它信奉的宗教，而对其他信仰加以歧视，就很难做到全面的信仰自由，如今天美国的社会那样，基督教与政治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常被政治势力所利用。
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对宗教社会功能从简单化理解提高到全面理解。历史上统治阶级经常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这也是事实。当代宗教仍然有两重性，在世界民族和地区冲突中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但宗教的社会功能还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例如政治的整合功能，心理的调适功能，道德的教化功能，社会的公益功能，文化的推动功能，至少有这五大功能。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宗教是文化。宗教有政治性，但不属于政治系统，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我国宗教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看我们的视野就被打开了，社会主义者与宗教的共同点就越来越多了。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精华很多，其中有各种宗教文化的贡献。我国社会主义者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继承和发展优良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各种宗教及其文化心存敬意，注意包纳和吸收。
适应是双向的。社会主义者要消除对宗教的偏见，全面理解宗教，并学会引导宗教适应社会、服务大众；同时，宗教（宗教界是其主体）也要自我调整、不断进步。宗教的基本信仰是不能改变的，但宗教对经典的解释和它的活动方式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而且宗教要保持自己永远成为推动文明的健康力量，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含量，增强宗教理性的睿智，坚持宗教昭示的真善美的方向，向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为社会安定与民众幸福做更多更好的事情，自然就会受到社会的欢迎。否则，因循守旧就可能僵化衰朽，庸俗功利就可能腐化变质，诡秘极端就可能违法入邪，所以宗教自身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几点看法与认识
下面我对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谈点看法。
以往马克思主义者讲宗教长期性时，关注3大根源：剥削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群众的贫困和愚昧。这3个根源的铲除也并不容易，但毕竟可以预测它的阶段。还有3个根源的铲除是难以预期的，即：命运、生死、意外灾难。恩格斯讲：“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宗教就会消亡。人的命运总是难以完全自己掌握的，“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生死问题也是一个永恒性的矛盾，有限的生命要追求无限的存在，因此恐惧死亡，希望闯过生死大关，获得永生，宗教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再就是各种想象不到的灾害，包括非典、地震、小行星撞击地球等，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群体在宇宙力量面前也是脆弱的，所以要依靠宗教增强信心。应该这样去理解它的长期性，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将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不会出现消亡的趋势。
宗教的群众性是很强的。成千上万的信众都是普通百姓，共产党人一向走群众路线，所以会尊重群众的信仰选择，维护群众的信教自由。还要再进一步，如果某个地区绝大多数人不信教，只有少数人有宗教信仰，你维不维护他们的自由？还是要维护，因为这是维护基本人权的问题。人权、法治、理性、自由等都是现代的理念；我们必须把尊重信仰自由提高到尊重人权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列宁曾经给共产党人提出一个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这是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和能够去完成的任务？如果去做，会不会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觉得我们没有去改造信教群众世界观的任务。共产党人的责任是为人民谋幸福，把社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文明推到很高的理想境地。至于信仰问题，让大家自由选择，只要爱国守法就可以了。当然，在学校里要进行无神论教育，主要是结合科学，普及讲好唯物论和辩证法；同时给学生以准确的宗教学知识，使他们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
关于宗教的特殊复杂性，这些年我们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宗教自身就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综合体。吕大吉教授提出宗教四要素说，我也有个四层次说：超世的信仰是宗教体系的核心；它的外层，由宗教精英建造了宗教的神学、哲学、伦理及清规戒律，形成一个理论层面，又可称之为宗教的解释系统；它还有一个实体的层面，即信徒、神职人员、庙堂、器物、财产和宗教活动，这就是宗教界及其生活方式；最外层则是宗教文化，它与世俗的文学艺术、哲学伦理、民俗科技交织在一起。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宗教领域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存在着“宗教掩护敌人，敌人利用宗教”的问题。还有，宗教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以我国宗教而言，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性较强；佛教注重思辨，哲学理性较强；伊斯兰教在民族地区流传，民族性较强；天主教和基督教与中西交往不可分，国际性较强。这些宗教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方式自然不尽相同，那么宗教工作的做法也要因教制宜，各有侧重。可以说，宗教的民族性和国际性是宗教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因而处理宗教问题要特别慎重、细心周备。
我们正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它要求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宗教界和宗教文化。通过双方努力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宗教的正常发展。列宁写过一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文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借鉴前苏联的教训，继承优秀民族文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吸收现代人类文明成果，重新做一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大文章，我们是有条件做好这件事的，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独创性。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动态的开放的，我们要继续研究新问题，继续进行理论探索。新问题很多，例如宗教极端主义及抑制它的途径就很值得研究，它与目前国内外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连在一起，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宗教学问题。再如民间信仰问题，长期以来处在我们宗教工作视野之外，不出问题时放任自流，出了问题便由公安部门来管，这样是不行的。我国普通民众与知识层不同，其精神支柱不是哲学而是宗教，而民间信仰的特点是多神崇拜，除了五大宗教，还有许多俗神及祭拜活动，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生活。要移风易俗，也不能简单取缔，它有深厚的传统，目前还找不到替代品。要不要引导？如何引导？这就需要研究和试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在不断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中发展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断扩大开放，我们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也会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这需要大家来共同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