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1—1925年，因推行质量优先策略，中国共产党发展缓慢，难以建立群众性政党。从1925年起，中国共产党改行数量优先策略，放宽入党标准，采用多种方式主动吸收成员，疏通团员转党员的渠道，量化分配吸收党员的指标，实现快速发展。短短两年多时间，党员人数由不足1千人发展到5.79万人，青年团亦同步发展。大发展后，出现了党员干部质量下降、纪律涣散、官僚主义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改造组织，改变制度以适应组织规模，努力训练党员，营造艰苦卓绝的组织文化。这一改造固然遗留不少问题，但不影响中国共产党整体上成为力量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力量格局重塑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快速崛起对自身和国家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入党 青年团 群众性政党

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迅速崛起，党员由中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至中共五大时的5.79万人，团员由最初的2000余人发展至3.76万人，成为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力量。对此问题，学界大致经历从考察外缘原因到探讨发展机制的过程。已有研究认为比较重要的外部原因有：五卅运动影响，因国共合作获得发展，共产国际支持。对发展机制的探讨亦经历从社会史到组织史之视角转变。社会史视角着重探究中国共产党利用同乡、同学等传统关系发展成员。近年组织史视角下的研究则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策略性吸收党员的作用。但相关研究仍有较大探讨空间，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发展策略的转换即为其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始因执行质量优先策略而发展缓慢，到1925年1月仅有994名党员，之后改为数量优先策略而实现快速发展。针对大发展后党员质量下降问题，中国共产党秉持布尔什维克化的“造党”理念改造组织，成为其真正变强的关键。

一、 质量优先发展策略及其困境

建党初期，组织发展缓慢与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目标的错位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组织问题。其成员最初“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是知识分子宣传小团体。中共中央努力推动组织转型，在中共二大上告诫全体党员：党不做知识分子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会，更不做“空想的革命团体”，要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何为群众党？党员数量、掌握团体数目、可动员群众数量等均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其中，党员数量及分布最为关键，故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即努力发展党员以扩大组织，但其发展却存在悖论。中国共产党立志建立集中统一组织，要求党员服从铁的纪律，执行质量优先策略，吸收成员数量以“内部教育能力为限”；多数地方的负责人认为如只求数量会“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中国共产党要求加入者须认同共产主义和党纲，制定了严格的入党登记制度。

中共一大要求入党须经一名党员介绍，由地方委员会考察两个月，合格方可转正。中共二大同样要求一名介绍人，不设考察期。中共三大大幅提高入党标准，“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劳动者候补期3个月，非劳动者半年。此标准高于联共经两人介绍即可成为正式党员的规定。部分地区在执行时又较为机械，无形中提高入党难度。广东吸收农民党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强调“一个人必须身家性命都不要才可以做同志”，使得普通农民党员失业，只能到县区党组织担任委员，导致农民入党意愿降低。对纪律的特殊要求亦会影响组织发展。统治陕西的军阀刘镇华残酷镇压共产党，西安党、团组织着重考验申请者是否贪生怕死，以此判定其忠诚与否。1924年陕西一师学生师哲申请入团，团组织带他去刑场观看处决犯人，然后问他“怕不怕”？在得到否定答复并观察师哲的确面无惧色后，组织方允许其入团。革命青年有一腔热血，但在未经历斗争之前目睹血淋淋的砍头场面，可能会影响其革命意愿。该年6月，青年团在陕西已耕耘近2年，仍未能建立“正式团体”。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各类成员时不乏弹性。1922年安源工人宁迪卿决定参加革命，要求李立三介绍他加入“青年会”，李纠正为“青年团”，宁也很快转为党员。中国共产党对申请入党的知识分子审核并不严格。出身地主官僚家庭的济南女师毕业生侯玉兰因追求时髦而入党。她后来向组织坦陈自己的入党动机并非源于阶级觉悟，而是有浪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的女子参政运动”的特性。未发展地区的入党标准更低。1923年夏，仅偶尔听人提到“共产党”的江西省立一师学生徐褐夫试着委托上海好友“替”其申请入团，不久他就收到批准入团的通知。其后徐褐夫找到几个通过不同形式入团者组成“一个雏形的组织”，南昌自此有了党组织的活动。

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并不如人意。1923年7月中共三大时，仅有420名党员，比二大时的195人增加一倍有余，1925年1月四大时人数又增加一倍多（994人），但这对追求普遍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数实在太少。并且，党员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其他有党员的地方人数少，且内部分布不均，组织涣散。1924年5月，山东共有党员15人，基本没有组织生活，“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仅1人按月交党费。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团党化的现象明显。加入青年团的人数相对较多，但增速同样缓慢，1923年有2000名左右成员，到次年10月也仅有2546人。地方团员规模非常不稳定，1923年9月团上海地委换届，两个月后新一届地委清查上届109名团员，仅查实57人，52人无着落。团员质量同样堪忧。湖南平江最初有六七名团员，“都不能明了”主义、策略，上级不得已取消该地团的建制。这与发展团员方式的粗糙有关。1923年11月，中央特派员到没有组织基础的青岛发展组织，邀请当地活跃的学生和工人座谈，一日之内就吸收10人（2名工人、8名学生）集体入团，青岛团支部得以建立。不难想象，上述问题无形中强化了干部质量优先、束紧组织入口的意识。

1921年，共产国际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参与国共合作。后者亦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共合作，一些党员担任国民党的重要职务。在获得影响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出现忽视自身工作的问题，部分党员在兼任国民党员的身份中迷失。1925年夏，中国共产党在省港大罢工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广东干部“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未借机扩大自身组织。中国共产党未在民众中“建立独立的信仰”。

建党初期，入党程序、党和团的内部竞争、发展路径都影响党组织扩大。对未发展地区，党常用特派员发展组织，以其作为该地区第一名党员的介绍人，进而实现扩散式发展。而待发展地区若无特派员，则难以找到入党介绍人。1925年福州有三四十名团员，没有党员，骨干团员很希望建立党组织，苦无介绍人。有人致信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闽籍干部，请求其以通讯方式介绍自己入党。由于团员人数多于党员，党和团区分不明，两者存在发展竞争。团员升党员渠道不畅，造成超龄的“特别团员”大量存在，如山东寿光的青年团竟有67岁的团员。这些因素均牵制了双方发展。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以师生、同学、同乡等熟人关系发展组织的传统，具有较大封闭性。陈独秀发现工人党员多是“通过友好关系”介绍而入党，共产党没有成为群众党。在此情况下，一些工农新党员很晚才受到宣传，日后向组织抱怨道：“我以前并不晓得这许多道理，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早介绍我！”

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性政党，不过工人入党人数较少。1922年中共二大工人党员占比19%，三大为25%，四大为35%，占比虽不断提升，增量却极为有限。1925年11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北京党组织“过去基本上没有工人”，只是最近才有“50多人加入”。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觉悟低是重要原因，中国工人大部分是老式作坊中的手工业者，“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受敌对宣传影响，如果同他们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极力躲避，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加入共产党。中共四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

由于新加入者仍以知识分子为主，组织规模增速缓慢。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但因其个人出路相对较好，对于踏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往往有所迟疑。留法勤工俭学生周玠琏1921年在克鲁邹（Creusot）做工时，劳动学会的萧朴生向其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虽表同情，但因“工实救国的志愿太深”未入组织。此后，周玠琏在蒙达尼（Montargis）、蒙德罗（Mondello）、巴黎等地做工，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等10余名革命者接力向其宣传。经过4年的勤工和革命学习，加上五卅运动带来的思想冲击，周玠琏终于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于1925年6月入团。

质量优先策略隐含中国共产党先锻造合格的党再完成革命之设计，但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使其感到时不我待。五卅运动之时，中国共产党人手十分缺乏，党员在工作上往往顾此失彼。不久，维经斯基发现中国共产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仍未能达到“在斗争过程中把它组织起来的高度”，他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党员“人数不多”。即使在党员相对较多的上海和广州，党员也“比所需要的数字少得多”。建立群众性政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紧要任务。

二、 推行数量优先策略以实现快速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内，很早就有积极扩大组织规模的呼声。1922年3月，旅莫支部成员提出应“尽力收罗党员”，建立强大组织。1924年该支部向中共四大的提案指出：最近党工作范围扩大，但党员非常少，应加紧“扩大党的数量”。旅欧支部也提议扩大组织，使本党“尽可能的推广，普及于全国各省县”。上海地方党组织强调“介绍新同志使党的扩大是件目前很重要的事”。中共中央亦有反思，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过去发展组织存在“过分严守，闭关主义”问题，而训练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并推动其入党，是推进民族解放的最好方法，党要建成“数量上及质量上”强大的组织，首次明确数量的重要性。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组织问题为吾党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应努力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有觉悟的农民入党。出于对粗滥发展党员的担心，四大仍坚持入党介绍人需两名入党半年以上的党员等条件，但地方对入党考察期限可酌情伸缩，给予一定开放性。不过，因一些干部存在畏难情绪，政策未能立竿见影，陈独秀称党失去“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五卅运动出现全国性抗议浪潮，中国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力量已足够强大，增强了发展组织的信心。随着孙中山逝世、西山会议派出现，共产党意识到国共合作破裂不可逆转，处于关键的“造党时期”，全党形成了快速发展组织的共识。

不过，仍有人想通过质量优先策略实现量的发展，中共中央则坚定推行数量优先策略，于1925年10月指出，质量优先“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针对一些反对意见，上海区委道：“同志们，我们还不‘开门’么？不开门，永远只是一个小团体，不会是群众的政党。” 1926年10月陈独秀强调，“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其加入其他党派，“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青年团亦改变发展方略，提出“数量的增加，并不是乱扯”，将“团的组织扩大到一切青年群众中去”定为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方法发展组织。

首先，放宽入党标准，采用各种方法主动吸收党员。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四大的入党规定不再适用，入党介绍人只需一名不限入党时限的党员即可，各地候补党员，凡在五卅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 10月，中共中央认定产业工人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尽力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实现“数量上发展”，免除工人、学生复杂的入党手续。工人、农民的候补期缩减至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中共五大再次降低标准，规定工人、农民、店员等无候补期。即使对曾经反动的分子，中国共产党认为其悔过后仍可吸收入党。入党或团的程序、仪式等甚至被忽略。上海闸北部委在1926年2月党员达282名，此成绩就是在主要干部“对于介绍同志的手续都不大清楚”情况下取得。

借助纪念日、政治运动和党团员宣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常用方法。1926年6月，沪区委提出对参加五卅运动周年纪念的人“都可吸收”。北伐开始至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结束，中共中央要求各级“更应努力”地增加党员，党员总数得到极大扩充。地方积极落实中央的要求。广州努力“发现”同志，在工农中频繁举办演讲会，对在会场中注意听讲或发言互动者“会后便分配同志去包围他”，而后在三四日内根据其年龄介绍入党或入团。湖南衡阳相对闭塞，团地委要求各支部尽力宣传，努力“制造同志”，使得党团员自觉养成发展成员的习惯。1925年11月，济南青年团员谢怀丹为自己设计了发展团员的四步骤：“①调查其家庭状况；②观察思想，随时对症下药；③介绍刊物；④介绍书籍。”她在每个工作日内均到发展对象家中开展工作。吸收国民党左派入党也是中国共产党吸收党员的重要方面。国民党员葛建时被误认为左派，共产党员多达五六次拉他入党，葛均予拒绝。当葛建时发现国民党员源源不断加入共产党时，产生了国民党将要亡党的恐惧，著文“忠告”共产党收手。

其次，疏通团员转党员渠道，实现以党为主、分道发展。中国共产党多次降低团员最高年龄。1924年5月，党规定青年团应注意吸收20岁以内的青年，最多不能超过25岁，对超龄团员经审查后尽量在3个月内入党、退团。执行数量优先策略后，团员转党员的速度加快。1925年9月，24岁的广东大学生罗明入团后仅“过了数日”即因符合入党年龄而转为党员。1926年，中国共产党再次将团员法定年龄减低，规定超过20岁的团员应“全数介绍入党”，超过23岁的团员入党后完全脱团，而20岁以下优秀的团员亦可入党，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宽党吸收团员的空间。4月，团广东东莞地委推动党团分化，45名团员中，9人升党脱团，30人升党兼团。当地党员数量明显增加，团的减员亦因吸收新成员得到补充。

再次，开拓新地区，已有组织地区扩大党员增量。中共四大强调，“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1923年“二七惨案”后河南党组织遭到破坏，四大后中央特派员马文彦等人到河南发展党员。1925年10月，河南已有党员169名，团员300名，建立了覆盖全省的组织，中央在此基础上成立含陕西党组织的豫陕区委。在空白地区发展党员亦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方向。1925年底，罗明在广州为厦门大学发展了厦门的前三位党员，他们回厦门后积极工作，厦门的党组织得以快速发展起来。在已发展地区，中国共产党采取攻坚措施，拓展半空白或空白地区。1925年9月，在拥有几千工人的上海厚生纱厂，只有两名中共党员，上海区委决定在该厂“努力发展”。为增大宣传辐射面，团广东区委要求学生团员不能住在同一宿舍，应设法住在无团员宿舍，以便发展同志。

最后，量化分配指标，推动发展党员竞争。1925年8月，上海区委规定每名党员每月须介绍5名以上党员。1927年2月，湖南区委认为农民党员畸少，全省有200万农协会员，运动起来的农民千万余人，而仅有1700余名农民党员，远未达到革命需要，于是决定农民党员总数在两个月内发展到2万，实现每100个农协会员中有1名党员、每乡必有1个支部的目标。青年团同样按指标分割任务。1925年春，团安源地委要求半年内每名团员至少须介绍1人入团。团广州地委有团员100人左右，决定在一个月内发展300名团员，并要求每名团员一个月内发展3人。

中共中央努力推动区域之间的发展竞争。1926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半年内在全省66个有农民协会的县中，分别开办30人规模的农民训练班，然后“一个月内要完全吸收为同志”，这样可发展散布于全省的1800余名党员，实现对拥有80余万众之农民协会的有效管理。同时，陈独秀要求到1927年春中共五大前，全党人数要由2万增至4万以上，团员数亦增加1倍。此目标在当时情况下极难完成，故他叮嘱各级干部要“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淡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陈独秀同时对14个区域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其中两广1万人，上海区委和湖南区委各7千党员，湖北区委4千人，北方区委3千人。

在积极落实中央指标的过程中，地方往往还超额发展。根据陈独秀制定的指标，统辖江浙沪皖的沪区于1926年12月提出“扩充一万个党员”的口号，比中央指标超出一半，并按此目标逐级分解任务。上海市由既有的1720人发展至7500人；江浙皖各地合计发展3000人，其中重点地委宁波800人、南京600人、杭州200人。它对工人和农民占比提出高要求，希望以此实现群众化，上海市工人党员要达到5660人，占总人数的75%以上。不久，沪区委再次提高目标，提出在已有3千党员的基础上，“三个月内发展到一万人，二年内发展五万”。为此，它要求“每天每人介绍一个同志”。

各地党组织发展成员的效果显著。上海在五卅前5年共有党员295名，实行数量优先策略后，在短短4个月增加了785人。1926年2月，上海党员人数增加至1652人，在5个月内翻番，以致一些党组织缺乏相应准备。该月小沙渡部委党费并未收齐，原因是新增党员过多，收据不敷使用。次年1月，上海区委一周内发展党员377人，超过五卅运动前5年的总和。广东区委在1925年6月有400名党员，到1926年3月已有5000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员数增加十几倍，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和表扬。

经过努力，全党规模快速发展，1925年10月，党员达3000余名，是年初四大时的3倍。次年7月，党员人数达到1.85万人。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达5.79万人，其中湖南、湖北、江苏（含上海）均达到1.3万人，远超陈独秀的预期目标；四川、安徽、福建等地区则未达目标。推行数量优先策略后，党员构成发生重大改变，工人占53.8%，农民占18.7%，两者合占72.5%；知识分子占比减少至19.1%。中国共产党已变为以工农为主体的政党，知识分子党员总数也达1.1万人。与此同时，青年团亦呈现超快速发展之势，由1924年10月的2465人发展至中共五大时的3.76万人。东北、西北、西南等无组织或力量薄弱的地方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集中于京沪粤等地城市的状况。1926年6月，共产国际发现，因北方区委的努力，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路沿线“破天荒地”开始有党组织。至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性大党。

三、 大发展之后的新问题及策略调整

数量优先策略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产物，许多党员因熟人介绍而仓促入党，缺乏对共产主义和党组织的基本了解，党组织整体质量有所退化。当时，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发展迅速，陈独秀计划将上海建成全党模范区。组织发展越快的地区，往往呈现问题越多，沪区如此，湖南、广东、湖北等地亦如此。

由于违规吸收党员，党员数量不准确、总量不稳定、质量下降等问题突出。一些地方无法完成指标任务就违规吸收党员。降低团员升党员年龄后，为应对吸收党员的指标要求，上海市有部委私自改大团员年龄，以便有更多人入党。而一些团组织则改小团员年龄，继续与党组织争夺成员。高指标也引起谎报党员人数的情况。1926年4月，上海区委发现引翔港部委党员人数不准，部委书记虚报。小沙渡部委情况更为严重，10月该部委承认党员并没有此前报告的700名以上。为拼凑人数，它每次开会时总是“临时召集些人来”，违规记为党员。区委查实仅有130人是真党员。这使某些时段党员统计数量大幅下降。上海市在1926年8月有党员2223人，9月减至1385人，短短一月减少37.7%。沪区委慨叹这是“民族性好夸张”所致，足见问题之严重。此外，依靠运动增加党员的方式，使组织增长缺乏连续性。借助五卅运动周年纪念等活动，上海市在1926年6月发展党员400余人，7月份未有大型活动，发展成员便极少，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正如坚持质量优先者所担心的，新增同志的素质普遍堪忧。按时交党费者不多，1926年2月，上海区委在过去两个月的党费收取仅完成1%；对党缺乏认同和忠诚的问题更为严重。沪区发现，许多新党员对党缺乏信仰与情感，甚至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团湖南南华特支在五卅前后团员人数由4人增加至11人，新增7人对共产主义严重缺乏认识。依靠熟人、亲情关系发展成员的情况也未见好转。很多党员虽然加入组织，但地域观念浓厚，思想意识仍较保守，阶级意识淡薄。上海区委不少同志帮会观念很深，对帮会的忠诚高于党，他们“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一人脱党，凡由其介绍的同志均脱党。陕北部分党员视当地的共进社比党还重要。

党员素质不高直接影响支部生活。支部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所有党员均须编入其中，每周须开支部会。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动活动的支部“愈多则发展愈快，如此螺旋式不间断地去发展”，是实现群众化最有效的方法。大发展后，支部召集开会的难度普遍增大，党员缺席现象非常严重。1926年5月，上海南市部委133人，能到会者仅六七十人；杨树浦部委300人，只有160人能参加会议。当时全市2000余名党员，能开会者不过1079人。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全市能开周会的支部占60%；能参会的党员占总数的50%，“能起作用的”仅占20%，导致用人之际常常找不到干部，影响革命活动开展。

支部开会情况不佳，会议形式僵化是原因之一。有的地方常常生硬宣读文件，党员多对开会无兴趣，致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展“很慢”；支部会议主题偏于宏大政治叙事，影响会议效果。新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亦是重要原因。每当革命运动遭到镇压时，党会参会人数明显减少。1926年8月，小沙渡罢工失败后，党员人数陡然减少。次月沪区发动的罢工被镇压，一周后引翔港部委200名党员仅有不到60人参加组织的会议。广东的农村支部希望到党的固定且秘密的机关去开会，追求绝对化的安全，结果导致大量支部不开会，“党的发展发生障碍”。

党组织迅速发展后，干部数量和质量未随之增长，工作中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也较多出现。1926年9月，中共中央称全党共需要独立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355人，目前仅有120人左右。基层干部缺口更大，尤其在快速发展的地区。11月，随着北伐军占领武汉，鄂区党员达1500—1600人，但这对领导十二三万有组织的工人来说仍然不够，“甚感工作人才缺乏之苦”。中国共产党不得已降低标准使用干部，影响组织运转。沪区由能力不强者担任干部后，工作“太不努力，不执行命令，无工作责任心”。党员规模不稳定也与干部质量低有关，因干部工作不力，上海好的时候一月内可多出七八百同志，低落之时降幅明显。对于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曾求助共产国际。1926年9月，谭平山在莫斯科称：北伐胜利推进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成为一个“行动的党”，但“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请求共产国际“派富有政治素养的同志到中国来”。

干部问题使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涣散，故上级往往用简单命令的方法领导下级，基层缺乏主动性，支部问题更为严重。中央即批评广东区委，仅简单地命令同志如何做，而不让其知道原因。这种机械的或“训育式”的工作方法在上海区委同样普遍，1926年11月，上海市109个支部中“找不出二十个支部能自动工作”。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处在地下状态，革命潮起潮落，党员容易情绪化，缺乏必胜信念。大发展后，这种现象出现普遍化倾向。上海的党员听到区委鼓动人心的报告后往往非常兴奋，否则就失落，呈现“容易喜欢，容易消极”的情况，区委称之为缺乏“自信力”。上海区委总结为“革命潮流消沉，同志疲乏”，不少人离开革命。革命非一日之功，在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具体革命行动虽不乏成功，但常以失败告终，影响一些党员的心态。1926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的工人运动受资方和当局强力压制而失败，引翔港部委的党员情绪极为低落，接下来两次街市演讲仅有少数人按要求出席，且“只低声呼口号”，表现出“不振作、无精神、无勇气、无组织”的面貌。

此外，党员还面临着腐化变质的考验。1926年9月，中共中央将过去党的生活分为三个时段：1923年二七罢工之前为组织草创阶段，生活最苦；二七至五卅组织有发展，生活“艰苦卓绝”；五卅后生活“大优裕”，工作却不如以前。在前两个时段，干部很少领取生活费，“天天吐血做工”；第三时段全党经费增加，奉献精神却有所下降。中央发现各级部门间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各部委设置办公杂费，“都太官僚气”，工作亦都“很形式”，整体“工作并没有比以前好”。

在具体革命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往往会筹措一些经费。部分中下级干部参加活动常常讨要金钱，出现“雇佣劳动化”倾向；还有人贪污活动经费，被称为“揩油”“贪官污吏化”。北伐开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各地均有党员侵吞公款的现象，“给党以恶劣的影响”。干部追求金钱后，很容易深陷其中，进而销蚀革命意志。1926年初，上海一部委有16个支部，其中3个支部的书记被日本资本家收买。同时，一些投机分子见有利可图，企图混入党内得到权位。随着北伐凯歌高奏，这些人要求到北伐军权力中心汉口和江西去工作，或者到国民党机关中工作，以谋得官位。

作为具有远大理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图纸面的强大，更不允许组织涣散、党员质量不高的情况大面积地持续出现。一些干部即提出换回质量优先策略。当然，问题频出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老路，中央驳回相关提议。沪区安抚道：新加入者中确有少数反动的不稳定分子，但只是“高潮带进的草渣”，因坏分子加入“而停止吸收新的，那是极大的错误”。中央明确指出，“对于发展组织的怀疑心理”是“组织工作的最大障碍”。

随后，中国共产党探索数量和质量的平衡发展之路。罗亦农分析道，“注重质量是绝对需要的，但是没有许多的同志怎能有多量的发展”，“发展数量还是绝对需要的”。也就是说，数量是党发展的基础，质量是保持战斗力的重要保障。1926年10月，陈独秀提出“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的发展理念，即革命者入党之后可以通过革命活动提升自己，质量必然得到提升。青年团亦提出组织规模可实现“数量与质量同时增加”。为提高党员质量，陈独秀提出恢复入党介绍人为两人的标准，克服依靠感情发展党员带来的弊端。他分析道：一个入党介绍人容易流于姊妹、帮口关系，两个人则会一定程度突破局限。进而，党淡化介绍入党的做法，用支部工作改善所在的环境，使群众对党有信心而申请入党，组织随后安排介绍人。

不过，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并未改变数量优先的党员发展策略。随着北伐逐步推进，从1926年秋季起，中国共产党执行数量优先的力度明显增强，同期推行的量化指标方法又使力度进一步加大。为准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沪区提出在工人中“无限制的发展党”，工人在公开集会中可签名入党。在此背景下，组织改造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四、 组织改造与效能评估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落后于发展，用管理几百人的方法管理几万人已不合时宜，“无论工作上，扩大组织上，分配工作上，调动人员上，都表现小团体的思想与其才干，而没有一个大的群众的政党之思想与气魄”。共产国际强调，扩大组织规模仅是第一步，而后应“通过布尔什维克化成为群众性政党”。布尔什维克化强调按照严格纪律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故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组织的同时积极进行组织改造。

其一，摸索出一套内外结合的组织模式：梳理组织架构，推行党内民主，在改造支部的同时强化对基层组织的管理。四大以前，中共先后经历“中央执行委员会—地委”的二级和“中执委—区（地）执委—党小组”的三级组织架构。此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委—地执委—党支部”的四级组织系统。1927年，中共五大确立“中央委员会—省委—市或县委—区委—支部干事会”的五级组织系统。对于刚刚发展且在秘密状态下的组织而言，四级或五级架构易使上下脱节，中国共产党借机完善民主集中制。1926年10月，上海区委首先在支部、部委（地委）、区委三级实行选举，支部大会选举产生支部干事会，部委和区委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部委3月换届，每月开代表会；区委半年改选一次，3月开一次代表会。改选发挥提升党员认同感、责任感、群众化以及发现干部的作用。湖南等地也进行了换届选举。在此基础上，五大规定“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将重心放在基层，强化支部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改造和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着力点。它要求全党将组织工作视同支部工作，1926年夏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要求支部扎根工厂和学校等社会单元，做到支部与单位对应，游离于组织系统之外者均划入具体支部进行管理。

其二，通过淘汰不合格党员、严格纪律等方式提高组织质量。因有源源不断的加入者，中国共产党可以放手开除不合格者。上海在党员达到一定数量后，推行“大发展组织，大洗刷同志”的策略。1925年11月上海有1350名党员，至次年5月共淘汰800人，不过，因坚持宽口径吸收党员，总数仍达到2500人。1926年4月团广东区委开除10人，吸收成员186人，净增176人。中国共产党强调应把握纪律、数量、质量三者的平衡。上海区委规定对不到会、不缴党费的党员都开除的同时，要求因地施策，对党员人数多的支部，不以增加数量为第一追求，着重甄别“淘洗”不合格党员，提高组织质量；在人数少或没有党员的地方“应注重数量的增加”，介绍新党员的条件从宽，甄别手续应通融。

其三，通过训练提升党员干部质量。确定数量优先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强调“党员愈多，党的训练愈成熟”，明确训练工作的重要性。新党员均需接受训练，且不能“死板”，应包括行动、理论教育等形式。行动即革命行动，“党时时在行动之中，在组织的发育生长之中，都是训练工作的机会”。行动训练也是发展机制，“全党的积极工作，乃是党真确的发展和增长之最好之方法”。在理论学习方面，中国共产党强化党报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党内教育中的作用。团湖南省委决定，新加入的工农团员须接受补习教育或参加“甲种党校培训班”；知识分子团员须阅读指定书籍，并完成考卷。

组织生活训练主要通过支部进行。中国共产党认为，支部是党员教育的基本单位，参加支部会“天经地义，是一切工作之起点，比任何事还要紧！”完善支部会议内容是提升训练效果的重心。中国共产党推动支部会议的规范化，注重启发式讨论，以提高党员积极性；在支部会议中增加批评讨论环节，内容主要包括党员的参会、工作成效、遵守纪律等情况。组织生活还具有发现和培养干部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相信党员中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故每名干部应“自认教师慈母”，努力造就干部人才。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务必十二分注意观察”每个党员的能力，“竭力训育”有特长者。

其四，注意从思想上建党。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虚骄之气甚重的情况，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不能将共产党的招牌挂在脸上或口上，要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群众路线，“在每一次演说能痛快的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每一种主张能切实合乎群众的要求，总之能使自身群众化”。在思想和理论上重视研究群众意见，党群真正打成一片。沪区强调，若每名党员成为群众的领袖，党就能做到领导群众，所以党员要做群众活动家，懂得群众需求，掌握领导群众的技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群众化的追求隐含着艰苦斗争的精神追求。陈独秀要求党员在精神上克服发展困难和革命难为的心理，强调党的力量不断强大是靠艰苦奋斗得来的，以后仍要靠其发展。沪区号召党员正确面对挫折:“每个同志应在挫折中号召民众，在沉闷中去努力工作，才能做到领导群众的地位。”党的领导人认为，干部要具备“艰苦卓绝”的精神，不腐化变质，共产党才会生存发展下去。故中国共产党强调自己是“在野党”，提出想做官的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有做官倾向的党员“立刻无条件开除”，积极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斗争。

通过整顿，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发展力，领导的外围组织大量增加，从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至1927年4月的中共五大，工会会员由20万增加到280万，覆盖地区由唐山和上海的少数工人扩散到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农民协会会员由广东一地的20万人扩展到覆盖江南数省的972万人；领导的学生联合会由60个增加到420个。在不断壮大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确信：党已经成为中国唯一“革命政治的核心”，已取得“站在一切革命群众的领导地位”。

当时各国共产党很少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组织工作。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以工厂或生产支部为基础建立群众党。但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多有议会斗争传统，建立工厂支部的进展极慢，党员发展亦不理想。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强调，工厂支部只适合俄国，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国家均不适合，公开反对共产国际路线；法国共产党同样反对成立工厂党支部，只组建街市支部。东方国家的朝鲜共产党的组织核心在地委等地方一级，“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说明其并没有深入群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绩颇为满意，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会上“很夸奖中国支部”，号召欧洲共产党“模仿”中国共产党；年底，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已有“相当的规模和稳定的组织形式”。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格局和中国革命形势。中共五大认为，四大以来“党员数量激增”是基本形态，党“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人数虽减至1万余人，仍是中共四大坚持质量优先时的十几倍。联系到白色恐怖严重的客观因素，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转变发展策略的作用不可低估。受共产国际影响，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较多否定先前政策，但极少否定数量优先发展策略。1928年1月，中共中央强调目前情况更应努力吸收党员，注意在“斗争中保障与发展党的组织”。同年6月，中共六大报告称党员人数已达13.01万人，数字可能存在“夸大”，但从中仍能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数量优先策略的坚持。

结　语

1925—1927年，中国共产党实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党改变质量优先发展策略为数量优先，利用各种方法主动吸收成员。对新生政党而言，通过放宽标准扩大组织规模是常见的方法，列宁主义政党难以例外。1918年春，联共（布）确立党名，完成单独建党进程。它最初执行质量优先策略，不以“降低党员的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加”。但随着内外生存困境加剧，次年8—10月联共在全国开展党员征收周，莫斯科两周内发展党员达13600人，苏俄欧洲部分20多万人突击入党，全党规模几乎增加一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力量弱小，处于被打压的秘密状态，且无多少物质资源，选择数量优先发展策略有其合理性。

一定程度而言，在当时具有4亿多人口的中国发展数万党员并不难，中国共产党也非发展最快者。借助辛亥革命浪潮，江亢虎在1911年11月建立中国社会党，次月底宣称党员已达52.3万人；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约有20万党员，到1927年4月猛增至100万。所不同者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滥收成员极为警惕。经过四大以前推行质量优先策略的积淀，中国共产党形成重视党员质量和组织发展的传统。确立数量优先策略后，中国共产党努力清除变质分子，秉持“造党”理念，推动制度和组织文化建设，从而成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中共五大宣称，已建成群众性政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遭受重创；汪精卫等屠杀共产党员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严重冲击。已经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经受住生死考验，大革命失败后组织未溃散变形，部分归功于之前的组织发展与改造。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北洋政府统治逐渐衰微、新政治力量格局重塑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无论对自身还是国家均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