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父最后一次深入谈话是在2022年5月13号的晚上。我当时刚刚结束两周多的入境隔离，从福州飞回北京，而父亲也尚有一定精力。谈话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于灵魂与个体意识的认知问题上，也有一些关于个人宗教信仰的交流。之前的几个月里，父亲时时有些焦虑，但到了这天晚上，他似乎已经看开了。几十年来对于儒学的探索在此时终于起到了决定性的精神影响，帮助他找到了某种安宁，某种坦然。谈话的最后，我对他说：“爸，无论如何，你这辈子过得真的很圆满。”他点了点头，露出了一点微笑，就像之前的几十年里，每次聊天聊得比较高兴时那样。
可能是这一晚的谈话消耗了父亲太多的体力，从第二天起，他的身体机能就开始急剧衰退。直到去世的那一刻，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发自内心的笑容。所幸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平静，尤其是在临终前的几小时里，甚至有些安详。
在更加遥远的记忆里，父亲的人生轨迹绝非一帆风顺，但无论生活如何困难，他始终能保持一点乐在其中的自在。在美国读博士期间（1986年到1992年之间），他有着大部分常见于八九十年代留学生群体中的焦虑与迷茫。回国以后的头几年里，入职所带来的写作压力、人事压力也会让家中的气氛比较沉闷。这种压抑感直到世纪末那一两年里才随着父亲的升职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体制改革而渐渐消散。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
这样往往简单、偶尔焦灼的生活却自有其韵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父亲：他对于哲学的热爱自然是一以贯之的，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思维兴奋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我也一直是颇有感染力的。他第一次和我解释“缘在”这个概念时的悠然神往、第一次“发现”吕斯布鲁克的神秘主义哲学之后的欣喜、对于在德国黑森林里漫步的某种执念——这些都令我记忆犹新。回国之后，这些都和他对儒释道的尊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化学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一家人的精神世界。九十年代中期，他带着我跑遍了北京周围的各类文化旧址，母亲也偶尔参与。当他从神秘体验的角度给我讲解祈年殿里的祭祀活动时，父亲的眼中是有光的。
但父亲又并不是一个完全生活在学术探索里的人。他对于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甚至热爱。他对太极拳与爬山的钟爱是在学界广为人知的，但他的同事们恐怕很少看到他喜爱逛早市、逛庙会、自己蒸馒头、观鸟、认植物、看球赛、沉迷于金庸小说的一面。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父亲都会时常将自己沉浸其中，反复体验着一些我一直不太能理解的快乐。即使工作上的事情再繁忙，他也依然会偷得半日闲，放纵一下自己更感性，更烟火气的一面，因为他真的很享受它。
当他偶尔鼓动我也参与这些的时候，我却兴趣不深。即使在青少年时期，抽象的文字、概念、思路所带给我的愉悦远远超出具体的日常生活。每年三周的寒假，父亲在写作之余一定会拉着我跑几趟白云观、地坛之类的地方，但这些庙会之旅对他是实实在在的放松，对我却更像是一场半强迫的社会观察。
事后想起来，这种生活态度差异的背后，或许是一些更深层的思维差异。现象学对于父亲并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法或是哲学理论，而是一种自内而外的生活方式。他极其执着地相信“感悟”与“感触”才是通向真理之路，而对于更加结构化的纯理性思维始终有些芥蒂。因此，他选择了现象学而不是分析哲学，尊崇孔孟而不喜宋明理学。但这样以全方位的感悟为中心的哲学方法是不可能停留在纸面上的，也不可能停留在学术思维层面。它必须以具体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否则就只剩下了对结构理性的一些批判。父亲大概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真正的现象学学者，其内心必须是向这个世界开放的，接纳它的千姿百态，从中提炼某些超越式感悟，由此更接近事情的本源。这种方法和父亲的天性简直一拍即合。现象学是最适合他的学术方法，他恐怕也是最适合研究现象学的哲人。
这倒不是说父亲拒绝理性，而是说他会格外强调纯粹理性的不足之处。大概从我高二时开始，他就一直和我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不要陷入对于理性的盲信之中。这是我们之间最深、最久的一场争论，前后持续了二十几年。同样是阅读斯宾诺莎、洛克、或者康德，父亲看到的是理性思维的局限以及非理性信仰的必要，我看到的却是如何用理性思维去规划非理性的信仰跳跃。同样是讨论托马斯.库恩，我会看到从范式到范式的螺旋式上升，而父亲看到的是科学思维的先天不足。
最近的一次辩论发生在2020年年初。我那时已入职耶鲁法学院数年，父母都已彻底退休，有时间来美国看望孙女孙子。疫情尚未爆发之前，我邀请了几位研究法哲学的同事来家中做客。这些同事无一例外是分析哲学出身，在席间自然和父亲有好一番争论，双方都颇为尽兴。客人走后，父亲却带着一脸玩味的表情问我：“你们这些理性主义者是不是内心深处都有点悲观？”
我当时愣了愣，隔了好一阵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对于任何个体而言，理性认知自然有其极限，且必须基于对“外部世界可认知”的信仰之上——这个信仰本身是不可被证明或证伪的。再坚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执着于理性的目的何在？一般来说有两点：其一是对其他认知方法更加强烈的不信任，其二是对于群体性学术交流的需求。个体认识世界的方法或许不止理性这一条途径，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似乎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做到准确无误。每个人的感性认知必然各有不同，但理性可以是共同的。如果学术必然是个群体性工程，那它就必须以理性为基础媒介。
父亲所谓的“悲观”指的就是上述这两种思路。无论哪一种，都既包含了对自身感性的不自信，也包含了对他人理解能力的不信任。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其实是不相信任何个体能够真正掌握外部真实的。个体理性本身是个残缺的工具，但其他的认知方法又更加不可靠。于是，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群体认知，同时又拒绝承认感性交流的准确性。于是，我们不得不更加依赖理性表达所能带来的那一点颇为有限的清明。
相比之下，父亲自始至终都更加乐观，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他发自内心地相信，如能将感性认知（尤其是“神秘体验”）与学术理性相结合，即便是单一的个体也能在特定的契机下直面本源。他同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思维沟通不只有理性对话这一种，相信别人能够更直观地理解他的感悟。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用理性武装、保护自己时，父亲的内心却能向这个世界直接开放。我们所惧怕的思维“杂质”，在他看来恰恰是最鲜活的哲学素材。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的生活态度更多是过程式的而非结果式的。这一点在我们一起爬山或旅游的时候尤其比较明显。我记忆最清晰的，大概是2001年五月份在长白山的经历。当时我已经办好所有出国读本科所需要的手续，于是决定利用高考前的旅游淡季出一趟远门。从北京先独身一人到通辽，看看母亲文革期间插队的地方，替她拜访一下当年的乡亲们，再向东行，在长春和父亲汇合，最后一起去爬长白山。
五月份的长白山颇有些春寒料峭。我们一早到达旅馆，先上天池，在那里游玩半日后下到半山附近，寻找一处旅馆老板极力推荐的瀑布。由于确实是旅游淡季，周围很快就没有人声，只余鸟语。在茂密的原始次生林里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和父亲面面相觑，不得不地意识到：我们迷路了。
我立刻就焦虑了起来，开始四处寻找方向。背包里的指南针大概是个劣质品，调整了半天也稳定不下来。长白山的树林不比北京周边那些比较熟悉的灌木林，万木参天，林荫密布，脚下虽然有路，但暗影重重之中实在看不出它通往何方。我们乱转了半个小时之后，父亲忽然叫停，然后往道旁的草丛中走去。我略有些迷惑，只得跟着他。
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一片林间空地之中，其宽不过四五米，应该是某棵大树倒下后清出来的。父亲在树桩旁边坐下，让我抬头看。午后的阳光懒懒洒下，天空蓝得不太真实，偶尔间杂着一两缕轻云。山风吹过，林梢处飘来零零散散的杨絮，在阳光照射下几近透明。本来焦躁的心情忽然平静了下来。我打开随身的水瓶，冰凉的山泉水从喉间流过，于是整个人有了精神，准备再次出发。
父亲却不急着走，悠然看着天空，仿佛已经找到了令他满足的盛景。听我催促，他反而劝我坐下来，然后给我讲起了海德格尔的所谓“林间空地”比喻（lichtung）：在噪杂纷乱的人群中，偶尔会有一闪而过的空阔境界，如能抓住它，就能够在一刹那间直面更加本源的存在，仿佛在黑暗的森林深处忽然找到了一片充满阳光的空地。和柏拉图的“山洞喻”不同，这种醍醐灌顶的契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便到来了，也无法长期维持。“既然我们已经找了一片林间空地，那我们就应该为此欣喜。何必急着离开？”他问道。
十八岁的我对此感触不多，心中还惦念着那个尚未出现的瀑布——那才是我们预设的目的地，如果不能找到，岂不是失去了此行的意义？然而那天运气不济，直到我们因日头西落而不得不寻路下山之前，瀑布始终没有出现。我因此有些沮丧，父亲却安慰我说，旅游的目的不一定在于找到既定目标，而在于旅途中的体验。林间那一片空地，那一刹那的天光云影，这些已经足以让此行不虚了。
我和父亲在一起爬了几十年的山。我们的脚步遍布京郊和东三省，也确实完成了父亲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里徜徉的心愿——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否从中得到了和海德格尔同样深邃的哲学启发。再后来，父亲来美国看我时，全家曾一起登上过新英格兰的最高峰，我的两个孩子一路抱怨不停，主要还是靠爷爷不停地给他们打气。对于我来说，这些虽然是弥足珍贵的记忆，但里面也略有遗憾：即便如今步入中年，我依然没法像父亲那样全身心地享受爬山的每一步过程。性格使然，我的目的性或许过于鲜明，对于“到达”的欲望或许过于强烈，于是总会忽略沿途的风景。父亲则不然：每一处“林间空地”、每一丛他不能辨识的野花、每一声回荡林间的鸟鸣都足以让他欣喜且流连。我继承了他对于爬山的热爱，却一直学不会他且行且看且感悟的心境。
父亲当然不是没有试图教过我，但天生的思维差异真是很难逾越的鸿沟。他天然地喜欢那些更古拙，更具有神秘色彩的思想，我却天然地希望能用清晰的结构性逻辑把它们拆解、重组，而这在父亲眼中依然是“悲观”的体现。他对于“孝”的理解是直观的、现象的，而我只能用一套一套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理论去解读这种概念的行为意义。我或许有我自己的信仰飞跃与“身外”体验——尤其是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但我只能通过理性的滤镜去寻找它们、分析它们。我的宗教体验和我的爬山心态一样，有一些摆脱不掉的目的性，因而无法完全“忘我”。父亲和神秘之间的关联却似乎直接且顺畅得多，不经意间就能走到某一处林间空地里，迎来全新的感悟、全新的哲思。
这些年来，我偶尔也会反思自己到底是怎么走上了一条和父亲截然不同的学术道路的。更年轻一些时，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叛逆，是子女努力将自己和父母区分开来的必然过程。这样想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本科时，明明我的哲学背景尚可而社科历史背景相对薄弱，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历史专业，为此还颇吃了一些苦头。若说这里面没有些刻意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心态，我自己是不信的。我坚持把数学作为第二本科专业读完，也未尝没有一点和父亲较劲的心态。但如今再看，这些恐怕都是次要的。真正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个人的天赋。非不愿，而不能也。
在理性层面上，我当然并不觉得自己如今选择的这条研究路线是错的，也在这许多年里充满自信地和父亲辩论了许许多多轮，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能占到上风。然而夜深人静时，我往往无法忽视内心深处的那一点怅惘：对于父亲那样生动随性的思维方式，我其实是非常羡慕的——虽然我自己做不到。
所以，在父亲临终前，我对他说“你这辈子过得圆满”时，我想到的并不是他的学术著作、或是他修身齐家的成果，而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境界。诚然，父亲的人生在其他这些维度上也颇为圆满：他有上佳的学术著作，有社会影响力，有极其得意的众多门生。他对爱人、对家庭从一而终，子孙似乎也能继承家风。在立德、立功、立言层面上，他都有建树。然而这些都不是我为他的人生感到欣慰的真正原因。我真正欣慰的是，他能够将自己的感性天赋与学术天赋如此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在七十三年的旅途中——历经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改革开放、海外留学、最终归根燕园从而找到“吾心安处”——不停地邂逅那些无比鲜活的生命体验，将它们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对于哲理的追求之中。
对于我，甚至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生活是生活，学术工作是学术工作。后者可以压过前者，但始终和它是分开的。但对于父亲来说，生活本身就是哲学，哲学也无时无刻不融于生活之中。这样的人生天然就是精彩的，也从始至终都是圆满的。
我们这些有儒家信仰的人到底还是相信死后有灵的，也相信亲人始终会以某种方式和自己同在。三年丧期之后，逢年过节时，我想我会举杯遥祝，祝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在我感知不到的某个维度里遇到另一种更加真实的“林间空地”。我相信他一定能听到，也相信他一定会的。
2022年12月28日
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斯特林楼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