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一度相对平静的南海形势又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这其中既有美国因素在作祟，同时也是少数域内国家以单边行动谋求既得利益最大化使然。在2022年南海形势趋稳向好的态势未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情况下，展望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南海形势的发展和演变将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和“三个领域”展开。
一是美方围绕南海地缘政治利益争夺而对中国进行的挑衅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有所加剧。南海是美国通过“投资、结盟和竞争手段塑造中国周边环境”和“以模块化的盟友体系应对中国挑战”的优先方向。因此，拜登政府不会因为俄乌冲突、台海及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而减少在南海的战略投入或放松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
二是中国面对声索国“侵权”进行的“反侵权”仍会持续。受美国的南海政策鼓动、“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磋商窗口期缩短、中国南海维权能力提升等因素叠加影响，声索国以“固权、索权”为特征的单边行动会时有发生，声索国与中国之间围绕“单边行动”与“反单边行动”的外交、法律及安全博弈也将继续成为影响南海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在美国主导的各类双边和多边机制中，从外交和军事层面介入南海事务或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将是搅动南海形势的又一重要变量。
从各方的利益关切和聚焦的问题来看，博弈和较量主要集中在法律、规则和合作三大领域。
第一，在法律领域，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域内外国家以立法、军事行动、外交声明、刻意援引和背书等方式坐实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同时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南海北部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申请，还存在被审议的风险。而所谓仲裁裁决的“溢出效应”“连锁反应”以及个别声索国可能提起新的仲裁，对南海法律斗争无疑将是火上浇油。
第二，以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规则领域较量，将伴随“准则”磋商的推进而渐趋激烈。这些矛盾既有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也有中美之间甚至美国与东盟国家间的。
第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合作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形势下各利益攸关方博弈的焦点。选择合作还是采取“单边行动”，合作以“什么方式”在“哪片海域”进行，“适用哪些法律和规则”“是双边还是多边”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未来困扰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宣言》、推进海上合作的问题。
另外，中美南海博弈加剧和美国“印太战略”阵营化趋势可能导致个别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投机倾向变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从政治、外交、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加大对东盟施加影响的力度，继续试图把东盟纳入由其主导、排斥中国的各种多边机制。这从2022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在东京召开的“四边机制”峰会期间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和“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便可略见一斑。
面对上述挑战和明年南海形势可能出现的风险点，中国该怎么办？笔者以为，延续南海形势趋稳向好势头、防止出现颠覆性变化、防范外部势力介入引发南海生乱的有效措施和可行路径，是秉持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南海共同家园”的理念，借鉴其他地区如地中海、里海、加勒比海沿岸国合作与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危机管控、海上务实合作、“准则”磋商和秩序构建为抓手，促进实现南海长治久安和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长远目标。
针对美国在南海造成的军事化压力，中国应在整合海上力量、提升南海方向防卫和威慑力的同时，将建立中美之间具有约束力的危机管控机制提上议事日程。针对声索国以争议地区油气开发和所控岛礁扩建为主要形式的侵权行为，中国应以南海和平稳定大局为考量，从政治、外交、海上行动和“对等反制”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施策，以阻止可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单边行动。
就海上合作而言，从目前中国与南海沿岸国的互信水平和利益关切的实际来看，可遵循“先双边后多边”“从非敏感到低敏感”的合作原则，现阶段可以做也能够做的合作事项包括塑料垃圾治理、保护渔业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例如，最近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卡洛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南海沿岸国应该协商制定一个“渔业协议”，根据协议，所有国家都可以共同宣布休渔期。事实上，中菲两国已经在渔业合作、海上执法和共同开发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的早期收获和可视化成果。根据菲方对外公布的消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2023年1月初访问中国。我们有理由期待，马科斯总统访华必然助推中菲关系提质升级和海上合作再上新台阶。
在“准则”磋商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在“凝聚共识、弥合分歧”的前提下“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对案文磋商第二、第三轮审读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应有充分估计，“能快则快、该慢就慢”，避免出现“夹生饭”。另外，还应采取“成本叠加”“一国一策”“堤内损失堤外补”等综合措施，牵制日本等域外国家旨在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故意搅局行为。
作者是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 吴士存
原文发表于：《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