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刘守英教授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2年会”上的发言稿整理。

现在已经放开了，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明年人们得要“过日子”了，体制上需要有一些重大调整。今天我讲的主题是——从战疫体制回到市场体制。

一、战疫体制的特征

战疫体制是我们在疫情三年间形成的一套体制。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为了某一些目标，所形成的体制特征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三年期间，为了应对疫情，构建了一套战疫体制，它的明显特征是一套仅次于战争体制。人类的体制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战争体制；一类是抗疫体制；还有一类就是常规体制。

我们的整套战疫体制，基本上是类似于战争体制。它的表现在于：一是一切以防疫为目标，行政系统主导一切，形成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二是信号的传输靠命令，信号传输到基层以后，这套体制不允许其具有灵活性，因为它要求按命令去执行，但是这一套体制尽管没有灵活性，但基层可以消极应对。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基层应对这套体制还是很有效的，但是到后来基层已经疲于奔命，当整个疫情已经大规模不可控以后，基层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来应对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力量的退出。所以，这三年形成的这套战疫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体制的回归和市场体制的退出，行政命令在整个系统里起主导作用，这就是我想讲的这套体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已经放开了，放开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从这套战疫体制向常规体制转变，如果不转的话，放开是无法实现的，即不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经济运行状态。

二、恢复常规体制的困难

但放开以后，要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实际上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第一，疫情不会因放开就结束，仍需要有一套应急体系来应对。所以疫情大面积的扩散后，仍需要整个医疗和人道系统发挥作用，放开不是简单的退出，而是改变了抗疫模式。第二，现在已经形成的这套战疫体制有它的惯性。这套惯性首先表现在它已经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进入常规以后如何转变？另外是资源配置方式，我们整个的资源配置基本上都是通过行政配置，这套行政配置要转向市场配置也是非常困难的。还有就是利益关系，已经形成了这套战疫体制关联着很大的利益关系。第三，市场力量的恢复。我们现在回到市场体制时，所面临的问题跟东北等地方的问题一样，应该找谁？这三年对已有的市场经济影响非常之大。包括：市场力量严重削弱。市场的主体减少。各个层次的经济活动主体发展非常困难，且信心丧失，未来的方向感也不明确，过去的发展惯性是我只要努力，好好干，总归是有结果的，但现在没有一个企业家敢这么说。另外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断，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的合约的终止。因此，从明年来讲，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转向市场体制。

三、体制改革的方向

明年从体制来讲，必须加大改革：

第一，要防止战疫体制向经济领域的进一步蔓延。我们要把整个战疫体制限在防疫系统，限在保障生命线，限在人道体系，这是一套应急体系。即要从战疫体系转向应急体系，但是不能把这套战疫体制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危险性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这三年间形成的战疫体制还是蛮强大的。

第二，要重启市场。我们今天的主题提到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明年高不高可以再说，但要先活下来，活下来非常重要。中国实际上有两个时期的经验，和明年是特别类似的。一个是80年代初，一个是92年的市场化的改革。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放开让人家干，市场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像义乌的市场，我去看过，最初的市场第一个是在车站，第二个是在政府门口。重启市场的核心就是让大家放开干，找不到路的，让他自己去找路，这比给他规划路要强得多。你规范不出来他要做什么事，让他自己找生路。这是我想讲的重启市场。

第三，培育市场主体。这三年整个市场主体所受的损伤非常之大，如果没有市场主体，经济就不可能有活力。现在的市场主体培育是需要政府下功夫的，像江浙广东这些地方有非常多的经验。政府多花一点功夫在这些市场主体上，比去搞基础设施和大项目的效果要好得多。让市场主体缓过劲来，让其明年能启动得了，走上正轨。市场主体多，活力多，市场信心就有了。

第四，畅通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现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不畅通本质上是体制问题，这些体制问题既有疫情之前的，也有疫情加剧的。国民经济的循环就是生产消费流通和收入的循环。其背后实际上是体制的循环，如果体制不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就畅通不了。我也赞同明年可以稳增长、启动消费、增加投资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办法了，但明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这个体制能不能转向市场体制，可能是明年改革最重要的,中国应该开启第三轮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