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他者双性同体”理论是新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性别差异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更是全面理解其以身体为中心的“女性书写”理论的必要前提。在细读西苏女性主义经典理论著述的基础上，本文致力于追溯“他者双性同体”的生成背景，从不同角度探查其丰富意涵，进而聚焦于阐发这一理论表述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他者”与“双性同体”。同时，尝试简要勾勒该理论与其他新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分支的交织关联。在某种程度上，“他者双性同体”与“女性书写”理论中的另一基本术语“第三身体”形成高度互文效果。此外，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西苏也有着对“他者双性同体”的具体阐释，较好实现了抽象理论与诗化哲学文本的统一。
关 键 词：埃莱娜·西苏 女性书写 他者 双性同体 第三身体 Hélène Cixous écriture féminine the other bisexuality the third body
作为“迄今为止依然健在的最受人尊敬的法国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1]4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37—)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即是其在20世纪70年代建构的以女性身体、享欲(jouissance)为中心，兼具诗性和音乐性的“女性书写”理论(women’s writing；écriture féminine)。“女性书写”一度被视为“法国女性主义中最具挑衅性质的观念”，[2]凸显了新法国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差异议题的特别关注。同时，在传统英美女性主义学界，“女性书写”可谓是最备受争议的、同时也是最少被人真正理解的一种法国女性主义理论。[3]138“他者双性同体”理论(the other bisexuality；l’autre bisexualité)①一贯即是西苏及其“女性书写”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命题。进入21世纪以来，在对“女性书写”做全面综述概览时，相关学者，如吉尔·赖依、阿比盖尔·布莱、伊恩·布莱斯与苏珊·塞勒斯均从不同角度介绍评述过“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在国内学界为数不多的西苏研究中，作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存在，该理论被盛赞为“西苏性别差异理论中的又一个创见”。[4]本文拟通过细读西苏的多部经典女性主义理论著述，力求追溯“他者双性同体”理论的生成背景，从不同角度探查其意涵，客观评判该理论的本质及功用，并着力阐发这一理论表述中的两个关键性字眼：“他者”和“双性同体”。同时，尝试把该理论置于20世纪70年代多股新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思潮的交织激荡中审视。此外，对“他者双性同体”与“女性书写”中的另一核心术语“第三身体”进行某种互文性解读，以期凸显西苏风格独特的诗化哲学书写。
一、理论溯源
在《突围/出走》和《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从两个层面出发，清晰界定了“他者双性同体”的理论基础。首先，她批判了希腊神话中经典的双性同体人忒瑞西阿斯与赫马佛洛狄忒斯。②这两位双性同体人并非由独立的男女两性个体组成，他/她仅是一种无性别的乌托邦存在。其次，该理论的灵感又源于对弗洛伊德的经典双性同体概念挪用的基础上。在西苏的诸多理论著述中，例如“阉割焦虑”“俄狄浦斯情结”等传统心理分析学术语常被加以援引使用。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西苏与传统心理分析学的关系始终是“有争议性质的”。[5]33例如，依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男女孩童的爱恋对象皆为母亲，他/她尚未生发明显的性别差异，是所谓的中性人(neuter)。然而，在西苏看来，这种经典的双性同体概念带有浓烈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色彩，阴茎的有无(the lack)是弗洛伊德在解剖学层面给出的有关性别差异议题的粗暴区分标准。
除上述提及的理论基础之外，“他者双性同体”的生成背景同样根植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顺应于这种时代精神，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学界对于文学创作中双性同体观念(androgyny)、双性同体人形象(androgynye)的再度发掘实等同于“一种对文化变革的真挚想象”。[6]就西苏个人而言，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她始终强调“双性同体”一词所流露出的鲜明时代特征。在激进的法国当代女性解放运动(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 Femmes)中，“双性同体”这一理念被诠释为消解性别差异的一种有效途径。20世纪60年代末，西苏亲历了巴黎的“五月风暴”事件(May Storm)，其中就充斥着“有关性别对立的影响和暴力的表现”。[7]西苏宣称，在政治集会与示威活动中，她本人就极有可能成为一名所谓的“中性人”(a neutral being)。[8]西苏给予“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如下细致阐述：
我提出他者双性同体，在此基础上所有未被包围在菲勒斯中心表象主义虚假剧场中的主体已建构了他和她的性爱世界。双性同体即是每个人在自身存在中找到男女两性的存在，依据男女个体，这种存在的显著程度和持久程度各不尽相同，既不排斥差异性也不排斥其中的某一单个性别。并且，从这种“自我允许”中，欲望印记的影响得以激增，遍布我和他人的全身。[9]84-85，[10]421
从概念意义审视，“他者双性同体”理论为父权制社会中二元对立的男女两性性别身份的建构开拓了广阔空间，因此是一种他/她皆可灵活使用的“精神储备”。[11]从特征上描述，该理论是“低调、合并性质的”、[10]421呈“异种多样性质的”。[12]118从动态过程中归纳，它是一种“差异的游戏”。[5]57从功效上评判，它是“预言似的”、[10]421“解放性质的”。[5]56这种呈双性、中性的女性写作方式演进为一条“瓦解性别二元对立结构的路线”。[13]174西苏判定，传统心理分析学中被压抑的、呈歇斯底里症候女性的精神状态即透射出一种“不相容的综合——双性同体气质”。[9]8由此，她号召所有被“斩首”、被“阉割”的女性迈向双性同体气质的和谐存在，最终抵达一种不朽状态。
女性作家被西苏比拟为勇于跨越性别差异藩篱的经典双性同体人形象。作为西苏论著中反复提及的“新生女性”(the newly born woman；la jeune née)群体，她们勇于突围，走出父权制的桎梏，书写具有女性性征、身体欲望的文本。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传统中，文学写作历史即等同于理性历史。男性作家“惯于借用男性气质的至高象征物——阴茎——建构作者身份(authorship)”，从事文学创作职业。对此，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桑德拉·M·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提出诘问，[14]而西苏则独辟蹊径地指明：“女性作家需凭借某种纸制的阴茎，并蘸满有如母乳般的白色墨汁进行写作。”[10]419-421此外，她们还需依靠男女两性共享的基本生命器官——心脏——来完成整个写作过程。由此，“女性书写”升华为一曲“无法辨识的合唱，是两颗心脏中的心脏”。[15]
二、性别的政治：“他者”的“双性同体”
在“他者双性同体”这一理论的表述中，西苏的首要着力点即是对于“他者”(the other)这个词的添加使用上。他者、他者状态(otherness)或他异性(alterity)一贯即是法国语境中典型的哲学术语，例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让-保罗·萨特、雅克·拉康等法国哲学思想家均对上述概念给出过相应阐发。“‘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16]他者或他者状态是人类思想意识中一个较原始的范畴。他异性则指代着一种他者状态，且这种他者状态无法被轻易还原为二元性质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他者状态或他异性独立于菲勒斯二元对立结构下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在个体层面上，他异性更是集中指涉独立存在的“他者的他者”(the other of the other)。[1]73
“与他者的关系同样是西苏写作中一个始终如一的主题”。[5]181在西苏的“女性书写”中，他者状态不仅持久对应着一种性别差异的空间，更反映着一种母体的鲜活存在。他者常被西苏描述为分娩过程中的母体。尽管这种母体仅是隐喻性质的，它却颠覆了传统心理分析学、哲学或神话对于母亲形象的长久误读。同时，他者又指代着“可知事物范围的极限边界”。[1]74鉴于他者在“女性书写”中的核心地位，西苏坚定表明其立场：“如果没有他者，必须要创造一个。”[9]71首先，西苏的他者概念沿袭了其同胞西蒙·德·波伏娃的女性主义他者诗学，即女性在社会中作为客体、“第二性”的始终存在。其次，她部分参照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黑格尔认为，个体始终处于自我意识、社会、信仰层面的二元对立的主奴关系中。在日常斗争中，即便主奴身份可以互换，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生硬性也令人战栗。作为一种差异性、阶级性的身份或状态，他者必须存在，并裂变于诸多二元对立的夹缝中，例如主与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17]然而，西苏视这种把人类个体降格至他者的做法为一种种族主义行为。西苏视阈中的他者无法用理论限定，他/她存在于外部，持久处于某种不安定状态中。
此外，西苏颇为巧妙地吸纳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思想。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存有一种复杂的霸权关系”。[18]5在西苏高度杂糅的理论视阈中，他者被赋予了较深层次的地域、道德及文化意义。鉴于地理、性属层面的双重奴役地位，西苏自身的文化、性别身份正是被宏大历史叙事压抑的他者的最佳例证。为了全面阐述何谓他者，西苏曾结合其个人成长经历予以细致说明。20世纪30年代末，西苏出生于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西北部的港口城市奥兰(Oran)，是先前被殖民、而后又处于流散状态中的女性代表。更为重要的是，他者并非单纯地由性别限定，他者“可以是任何人”。[19]对西苏个人而言，首要的他者来自于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家庭成员，西苏的父亲是西班牙裔，有犹太血统，母亲拥有奥地利、德国血统。这种高度混杂的家庭环境造就了西苏本人在语言文化身份层面的强烈疏离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她兼容并蓄的理论视野，最终敦促她在“压抑和不可捉摸的命名方式里捍卫自由”。[1]2
“他者双性同体”发生于自我与他者之间、或存在于性别差异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in-between；entredeux)，是一种“由一到彼”(from one to the other；de l’une à l’autre)的过渡。法语中，l’une一词表示阴性的泛指代词“一”，其拼写类似于在二元对立结构中与“大地”(le terre)相对的“月亮”(la lune)一词。西苏的这种语言革命类似于一种颠覆二元对立结构的严肃的嬉戏方式，更接近于其学术挚友、性别意义上的他者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中的不可判定性观点(the undecidability)。在“女性书写”中，男女两性皆有朝向对方灵活过渡的极大可能。这种转化过渡即是一种积极的超越行为(overstepping)。而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超越行为被西苏形象地比拟为你我、朋友间互通电话问候交流的友好行为。通过“电话”这个有效的传播交流介质，自我得以成功潜入他者。
尽管西苏从未加以明确说明，读者也可以甚为轻易地觉察出，她强力修正了女性主义母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作为伍尔夫女性主义理论中“最受争议”[20]的一个话题，“双性同体”早已成为“诸多当代定义的基础”，[21]而“他者双性同体”正是西苏在新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内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概念性重新定义”。[22]14520世纪20年代末，在以“女性”与“小说”为主题而创作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号召女性作家消除大脑思维中致命的性别差异观念，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文学创作力。20世纪70年代初，在战斗檄文《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号召女性铭记个体身体特征映衬下的显著的性别差异，书写身体与享欲。
相比较而言，西苏的双性同体观念更多地传递着“对于多元性的一种有经验的认识”，[23]其更是伍尔夫笔下双性同体气质的大脑思维在“精神层面的印记”。[24]尽管身处不同时代，西苏与伍尔夫这两位女性主义理论家皆看重性别、想象力、无意识等因素在女性作家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最重要的是，她们以近乎相似的方式构想出了超越男女两性气质的第三种文学创作的思维模式。布莱就此评价道，无论是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还是西苏的“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其本身均是“女性气质的类型或是开放性的”。[1]110
根据西苏的辩证阐述，双性同体观念又可被置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视阈中进行理解。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存在着一种解释客观世界的主/客体关系模式。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主体向其客体、或对立面的过渡过程。在辩证法的演绎中，黑格尔意欲通过两个显而易见矛盾之间的运作获取第三个更为重要的知识或命题。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了经典的三一定律，正命题、反命题及综合命题。这三种命题方式紧密对应着辩证过程中的三个环节或阶段：抽象的普遍概念、引起的矛盾、被调和的矛盾或第三个概念。承袭这种经典的辩证法模式，布莱推演出如下结论：在西苏的“他者双性同体”理论中，“男性气质是正命题，女性气质是其反命题，双性气质则是综合命题”。[1]51
西苏借助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坦言：“我享受我的双性气质，没有任何焦虑。”[9]73对于“双性同体”这个传统的心理分析术语，西苏给予了她一贯擅长的神话性质的诗意解读，以点明男女个体的双性气质正是爱意迸发的源头。先前，“我”幻想着之后成为希腊勇士阿喀琉斯(Achilles)的可能。而后，“我”从不排斥自身的女性气质。正如骁勇善战的阿喀琉斯一样，“我”敢于挑战父权制社会中的对立等级。“我”的爱恋对象包括男女两性，是一种完整的大爱无疆。“我”的性别身份一贯模糊不定，从女性气质界定，“我”是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妹妹、恋人或母亲；从男性气质描述，“我”亦是帕特洛克罗斯的兄弟、丈夫甚至是帕特洛克罗斯本人。③
西苏判定写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话语，其中，有关性别定义的问题并非重点所在，而“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双性气质?双性气质的结果将是如何”[9]146才是关键所在。西苏推崇弗洛伊德关于儿童双性同体气质的阐述，这也强有力地表明了她本人在建构“女性书写”理论体系之初就对“双性同体”一词格外偏爱的原因。结合自身的文学创作与后期的舞台戏剧实践，西苏指明了“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对于女性写作实践的指导作用：最为理想的文学创作状态应是“‘我’越来越少，而‘你’越来越多”，[25]最终以达到一种双性气质的和谐存在。概言之，西苏的“他者双性同体”理论是一种“朝向他者的伦理开放”。[1]51
以西苏为代表的新法国女性主义者偏向于探讨语言和文化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其研究重点在于“文本、语言学、语义学或心理分析的理论”。[12]95虽然其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新法国女性主义者齐力展现二元对立，例如男女两性气质中隐匿的不可割裂的彼此依赖性。西苏的“他者双性同体”理论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露丝·伊莉格蕾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概念、术语并行不悖。首先，从语言学和文化视角出发，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颠覆了象征秩序、父权制社会的内在秩序，模糊了性别二元对立的界限，因此是一种带有中性色彩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所有言说着的主体内部都存有某种双性气质，而这种双性气质恰是为探寻意义的所有源头提供了可能”。[26]她所提出的“流动的主体性”(subject in process；sujet en procès)与西苏的“他者双性同体”互相对话，“开创了在身体与文本间思考互动的可能性”。[5]61其次，“他者双性同体”又不禁“使人联想起伊莉格蕾的中间、间隔形象”。[27]伊莉格蕾的“女人腔”(speaking-woman；parler-femme)学说可被视为其在言语层面对于“他者双性同体”的有力回应，两者皆与“女性性力的多重性相连”。[13]155这种呈发散、多元性质的“女人腔”产生于“我们的唇之间，你和我的”，[28]更是他者可以共享的一片区域。在伊莉格蕾的性别差异伦理学说中，双性气质的存在即透射出“一种节日般的庆祝，而不再是主奴关系的伪装、辩论形式”。[29]
三、诗意的书写：“第三身体”
“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完美衍生出了一种“第三性别”(a third sex)。在“女性书写”中，享欲或身体即为彰显性别差异的文本(sext)。④“他者双性同体”理论直接等同于另一个核心术语：“第三身体”(the third body；le troisième corps)。“第三身体”这一表述取自于西苏于1970年创作的法语长篇小说《第三身体》。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苏诗化哲学风格的文学创作，例如《开端》《坟墓》中，数字“三”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30]“第三身体”与“他者双性同体”的着眼点皆在于“中间地带、阈限的，是一种由一到彼的穿越”。[1]63然而，相比起意涵颇为晦涩的“他者双性同体”，“第三身体”被西苏赋予了鲜活的肉体维度，是另一个典型的西苏式理论术语。它更类似于一种源头，旨在“把爱与写作带入到一种更合乎道德的两性关系中”。[1]63
在《齐来书写》中，西苏饱含激情地为读者呈现了这种“第三身体”的全貌：
我是女性，我产生爱，爱产生我，一种第三身体来到了我们面前，第三种视觉感受。我们其他的耳朵——在我们两种身体之间，第三个身体喷涌而出，它飞翔至高空，以观察事物的顶点。在此顶点上，它上升、翻涌至万事万物的至高点。它在我们的水中潜伏、游荡，然后下降并探索身体的深处，发现并奉献每一种器官，从而去了解细微和不可见之处——然而，为了这种第三身体能够被描述，外在的必须进入，内在的必须开放。[31]
这里，诸如“外在”“内在的”等字眼可被理解为性征层面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或哲学意义上的“自我”和“他者”等二元对立概念。“第三身体”可被比作一扇“回音壁”，[1]117更可被置于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下审视，接近于其在后期本体论思想中频繁提及的“间隙”“交织”(the chiasm)概念。这种“间隙”“交织”传达出“一种缠绕或是一种交叉关系、安排”。[32]与“第三身体”相仿，它存在于可见与不可见、触摸与被触摸或肉体与观念之间，“两者间存有一种相互的嵌入与交织”。[33]
一直以来，西苏对于“他者”“双性同体”“身体”等理论字眼的阐述被视为其女性主义理论文本的主要兴趣点所在。同样，在相关诗化哲学风格的文学创作中，西苏更是尝试着对于这些理论术语的精彩批评实践。例如，在小说《中性》中，叙述者“我”的身份即建立于与他者关系的基础上。文中，甚至连反复浮现的意象“血”一物也被西苏描述为某种中性、双性气质的存在。西苏以“中性”一词作为该小说的标题，她意欲凸显的正是类似于存在于性别差异间的某个中间、间隙地带。在《坦克雷迪继续》中，通过塑造坦克雷迪与克洛琳达这对情侣，西苏再度思索着性别差异、身体、他者等抽象理论概念。例如，在坦克雷迪与克洛琳达之间，就存有着男女两性气质的完美交融。坦克雷迪与克洛琳达的情感纽带正是基于彼此的身体、灵魂、爱恋向他者穿越、赠礼(gift)的基础上。
西苏以超现实手法探讨了爱的复杂性。借助于生动的语言文字游戏、革新的叙事技巧等手段，西苏为其“女性书写”理论提供了精妙的文本案例研究。这种“第三身体”或带有某种神秘性质的“第三种术语”所要传达的正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和谐关系，它孕育于彼此的交换、流动与欲望之间。文中描述了“我”与恋人T.t.的情感关系，是“我”对性别差异议题的某种哲学反思。“我”的性别身份流动多变，在双性甚至多性气质中摇摆不定。“我”判定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所有人类个体或事物都应包括两个方面：“普通的与特别的；女性气质的与男性气质的。”[34]18“第三身体”萌生于两位恋人絮语的交织中，具有逾越法律的功效。在这种“第三身体”内部，“我们彼此交流，直到达到相似性的最高点；在这种身体内部，我们转换彼此”。[34]153
在《第三身体》中，被视者的性别通常并非由自我身体的存在而表露在外，而是由他者，即观察者的目光所决定：“他即是她，她即是他，他——或者——她是他的血液和骨髓，她的美貌。”[34]75结尾之处，西苏再度点明了这种带有阈限性质、位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第三身体”：“中午，我们不费力气地从顶端以垂直方式走出。在为纪念远去的舞者而搭建的模糊和发光的柱子之间，天空以永恒、无规则的方式向外延伸。”[34]161在某种程度上，《第三身体》与伍尔夫高度诗化的抽象实验作品《海浪》有着较高的相似度。例如，通过对《海浪》中相关身体意象的文本细读，布雷指出西苏的“第三身体”实为一种虚拟的、超越性别身份限制的身体。[1]118-120
四、影响与局限
20世纪70年代，在新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内部，传统的双性同体观念已演变为一种关于他者的性别政治或身体享欲的诗化书写。西苏关于“他者”“双性同体”的哲学、心理学式思辨阐发集中代表了新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女性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状态的理想追求或激进探讨。同时，这种贴有鲜明法国式标签的女性写作方式被视为一种时代精神或理论潮流，引领着诸如莫妮卡·威蒂格、玛格丽特·杜拉斯等法国本土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西苏的“女性书写”又与巴西当代女性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特的创作风格存有相似之处。此外，这种呈现“他者双性同体”气质的写作方式的适用范围并不单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它持续贯穿于当代多种艺术形式和载体，例如电影、舞台剧本中。“他者双性同体”理论亦催生了传统英美女性主义学界对于性别主体性、女性作者身份等新兴研究话题的探讨。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艾丽斯·贾丁就提出了以女性身体为中心，预示着某种异质、复数空间的“女性写作”理论(Gynesis)：“女性作家并非是作为女性来写作，而是作为在特定政治与历史结构中的一位中性人来写作。”[35]
“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建构于西苏本人对于性别倾向和性行为理解的基础上，部分程度上消解了同性、异性间的二元对立状态。然而，西苏偶尔会把双性同体的气质或人格直接等同于日常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她一度被视为是一位“情感细腻的女祭司”。[1]109尽管“他者双性同体”理论为女性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它已部分沦为“一种双性同体的梦想”。[22]145西苏的“他者双性同体”理论及其相关诗化哲学书写终究无法破除男性中心主义建构的性别差异。[36]且这种充满异质、多样性的双性同体的写作方式的根基大多是依据圣经、神话中的人物与意象，例如“大笑着的美杜莎”，其所映射的仅是一种消极的“想象界的封闭”。[12]11920世纪90年代，对于“双性同体”“中性”等字眼在“女性书写”理论体系中的常青地位，西苏本人甚至表露出某种怀疑态度。⑤然而，总体来看，作为双性同体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不可割裂的流变分支之一，“他者双性同体”这种关于女性写作的想象视野在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层面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
注释：
①目前，在国内学界的相关西苏研究中，“the other bisexuality”常被译为“另一种双性同体”“另类双性同体”“中介理论”“他者两性”“两性共体论”“另类的双性恋”等。为统一起见，本文沿袭使用国内学者郭乙瑶新近提出的“他者双性同体”这一译法。详见郭乙瑶：《性别差异的诗意书写：埃莱娜·西苏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②在《变形记》的第三部分中，奥维德刻画了古希腊底比斯城的盲人预言者、双性同体人忒瑞西阿斯(Tiresias)，强调了男女性别的流动与易变性。在诗集第四部分，奥维德塑造了另一位双性同体人赫马佛洛狄忒斯，其姓名“Hermaphroditus”与“hermaphrodite”(双性同体人)的拼写形式一致，是其父母姓名赫耳马斯、阿佛洛狄忒(Hermes，Aphrodite)的合成物。
③在希腊神话中，帕特洛克罗斯通常被认为是阿喀琉斯的灵魂挚友与同性伴侣。
④在《突围/出走》和《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创设了sext一词，由法语单词le sexte(性别)和le texte(文本)共同组成。
⑤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相关访谈中，西苏曾直白地谈到“双性同体”并不属于自己女性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该词仅传达出一种高度凝结的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