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迦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先生原于同济大学学工科，后潜心佛乘，深入教海，学识淹博，著作宏富，既学贯古今，更会通华梵，对中国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积累、整理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此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缅怀先生的风范，总结先生的业绩，弘扬先生的精神，对推进佛教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有意义的。
周叔迦先生是我的恩师。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可谓因缘殊胜。1961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从先秦到当代，古今数千年，哲学家数以百计，哲学史籍汗牛充栋，难以全部究其原委，探其底蕴，这样，就我的工作安排来说，必须是在通史教学的同时，确定以某一历史阶段作为研究重点。在一次教研室讨论研究重点分工的会议上，我确定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一段长达700年历史的哲学史，包含了儒、道、佛三教的丰富内容，研究难度很大。更大的困难是，我在大学毕业时佛学基础知识贫乏。在北大学习时，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还没有讲到魏晋时代就被迫停止了，我只是从他写的讲义中学了一点佛教知识。记得任继愈先生为我们讲过隋唐佛学，但时间很短。我曾从图书馆借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来啃，看后也是似懂非懂。现在要独立开展佛教研究，就必须补课，学习佛教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就到处打听讲授佛教课程的单位，结果了解到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佛学院设有这方面的课程。中国佛学院设在宣武区名刹法源寺内，是专门培养出家僧人的高等学府。我悄悄地去实地转了一圈，感觉这是人间的另一世界——庙宇庄严，环境幽静，教室整洁，藏书丰富，学员学习刻苦，修持严谨。我回校后向系里领导作了汇报，系里同意我去旁听。大约在1961年10月间，我持介绍信到了中国佛学院，受到周叔迦副院长、教务主任正果法师和干事一如法师、友岚法师的热情欢迎。周先生身材魁悟，仪表堂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说话简要明快，及时吩咐有关人员为我安排课程、座位，发给讲义。我的旁听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联系当时的政治气氛、社会舆论，对我来说，决定到佛学院听课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与周先生确有一种缘分。
起初，有课时我要一早从海淀乘车到法源寺，课后返校。后来周先生和院方其他负责人见我往返耗时费力，天气也转冷，就主动建议我住校进修，对食宿也都作了妥善处理。周先生的慈悲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田，我永远感激先生对我的关怀。近年我有时去中国佛学院讲课，每次总要到我住过的小屋看看，触景生情，见到房子，就想起周先生对我的恩情，对周先生的感激之情也就涌上心头。
更令我永志不忘的是，一天傍晚先生约我到他的学院住处，递给我一张书单，是建议我阅读的。先生希望我直接向他报告阅读心得，并鼓励我对佛教史和佛学中有争议分歧的问题，提出看法，写成文章。先生对我的亲切开导、言传身教，充分体现了佛教大德对教外后学的热情关心和真诚期待。
应我的要求，周先生还邀我到他府上做客，摆满书箱、约有上百米的宽敞书房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先生还为我安排会晤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藏传佛教格西喜饶加措大师。我向大师请教了一些佛教哲学的重大问题，大师都一一作了回答。大概是交流十分契合，我临走时，大师特意给我留下他的住宅电话，并说可以随时与他联系。大师的学识、人格和真情，令我万分敬佩。遗憾的是，大师过早往生，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博学的导师。
在中国佛学院，我还虚心地向法尊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观空法师、虞愚教授学习，或直接听课，或当面请教，使我对佛教的历史、理论和典籍的知识都有显著的提高。因为工作需要，我大约在佛学院里住了八个月就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了。我在佛学院进修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收获不少，主要是两条：一是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基本历史和基本原理，对佛教有一个轮廓性的概略性的了解；二是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了直接、真切的感受。八个月的实际体察，使我认识到，僧人过的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生活，仅以不结婚、不吃肉两项来说，就是千千万万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至于佛门的去恶从善、慈悲平等、自度度他的基本行为准则，可以说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与人类人文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另一种方案。八个月的佛学院生活，使我懂得，对待僧人的信仰，只有尊重的理由，没有蔑视的权利。
我从中国佛学院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从事了一段教学与研究工作，写了四篇关于道安、慧远、僧肇的文章，就下乡搞“四清”去了，“四清”没搞完又被指令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1970年一天我在浏览《人民日报》时，突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短短一则讣告，我的恩师周叔迦先生逝世了，记得在先生的名字前写有“中尼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头衔。放下报纸，踏上出工的红土地，遥望北天，无限怅惆。
值此纪念周叔迦先生诞辰百年之日，有必要总结先生对佛教的贡献。我以为周先生对佛教的贡献主要有三项：
一、佛教的研究与著述。周先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他撰写有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八宗概要、佛典研究、佛教制度仪轨、佛教事迹考证、佛教艺术以及佛经研究方法论等领域广泛的学术著作。其中如《中国佛教史》系作者通览佛教史籍，二十四史和史家随笔后撰成，资料翔实，立论新颖，逻辑严谨，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之言。周先生的著述中，还重视佛教典制的整理、研究，诸如寺庙的规章制度、法事仪式、僧服色彩乃至佛菩萨形象的绘制，都有文章问世。对佛教的广泛研究和大量著作，奠定了周先生在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佛教的教育与普及。周先生自1930年迁居北平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和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执教，曾讲授佛教史、唯识、因明、三论等课程。我多次听石峻教授讲起，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佛教课程，并陪同汤用彤先生和听课学生骑毛驴上潭柘寺参访游历的情景。五十年代以来，周先生实际主持中国佛学院的工作，全力投入佛教教育事业，为培养僧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佛教文化的整理与建树。周先生的高足苏晋仁先生在《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序言》中说得好：“先生于敦煌写卷、房山石经二大文化瑰宝，也是至所关心。四十年代，曾协助陈援庵先生整理敦煌卷子，于残篇断简之中，确定经名多种。校核细致，功力深邃，可见先生于三藏的研究渊博弘深。至所撰敦煌逸经的跋文，表彰古人隐没不显的著作，诚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了。六十年代，先生又对房山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拓印，不辞劳瘁，跋涉登临，使封锢数百年的珍贵文物，终于出现于世。这是继敦煌石窟之后又一石刻宝藏，二者对于我国文化贡献之大，是堪以并称的。”（中华书局1991年1月版）联系周先生对佛教诸多具体文化形态都有专文阐发，他作为佛教文化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周先生信仰虔诚，品行高超。他毕生勤于创作，讲说不辍，弘法利生，贡献良多。可以预言，周先生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重要人物，不仅在教内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必将引起学界的重视与研究兴趣。
周叔迦先生对佛学、佛教教育和佛教文化的贡献，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