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他从1932年发表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到1996年发表总结一生经历的长篇回忆录，在经济学领域跋涉了60多年，留下了宏富的著述。在60多年的长时期中，薛暮桥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索，即使在下放“五七干校”的艰难岁月中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已经年过古稀的薛暮桥更是老当益壮，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领军经济学家，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我在1984年10月参加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成为暮桥总干事的学生和主要助手之一。在暮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得越久，对他深沉含蓄的家国情怀越是崇敬，对他在专业上所达到的高度越是钦佩。我甚至经常想，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薛老可能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看得最清楚透彻的。我受他的教诲既广且深，他的道德文章不是一篇短短的序言所能尽述。这里只能说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些要点。
暮桥同志早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作为一名铁路员工投身工人运动，并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捕入狱后，在长达3年的牢狱生涯中，他力学不辍，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0年保释出狱后不久，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秘密党员陈翰笙博士的指引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暮桥同志长期主编左翼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还与钱俊瑞、姜君辰、徐雪寒、孙冶方等十几位同志一起创办了新知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之一）。以《中国农村》和新知书店为依托，他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同仁一起，发表了大量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并在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系统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到现在看也不失为解释中国近代史经验事实的主要参考框架之一。抗战开始不久，薛暮桥投笔从戎，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从事新四军干部教育的同时，总结了自己此前的研究，完成了颇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此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是20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的地区通行最广的经济学教科书。
1943年，薛暮桥进入山东敌后根据地，从此由研究和教育工作转到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管理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3年1月至1947年10月，他是山东根据地最主要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工商局局长、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即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等职。他在当地改革公粮征收方法，发展根据地对外贸易，推动和引导合作社发展，还直接领导了对敌货币战，成功地使山东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率大大低于周边地区和全国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薛暮桥作为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和周恩来、陈云最主要的助手，直接参与领导了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以“反冒进”为特征的“二五”计划建议。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巨大灾难的情况下，他作为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的成员和专职秘书，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领导下直接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如果说在1966年以前，薛暮桥的基本角色是中国党政主要领导既定方针的执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促使他对建国17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写作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最初的六个不同稿本。“文革”结束后，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于极“左”路线的错误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实现了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升华。
当时，暮桥同志苦心焦思和最为关心的，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如何恢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另一个是如何建立一个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制。
“文革”结束不久，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苗头再次出现。暮桥同志有鉴于前“17年”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痛苦经验，对此深为担忧。他在1978年4月致信邓小平、李先念，指出“在目前新的跃进形势中，中央建设项目的盘子又越来越大，地方工业、社办工业都在大干快上”，这样势必使现在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状态继续扩大。他希望领导人出来讲话，打破 “左”倾思潮设立的禁区。他在1979年的多次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过去讳言“左”的错误，其实造成损失最大的是“左”倾思潮的错误。他认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十分严重，必须采取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使国民经济积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恢复大体平衡的状态。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暮桥同志使用了 “国民收入超分配”概念，表示按不变价计算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超过国民收入总额”（或“货币形态上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超过实有的国民收入”）的状态，建议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控制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压缩总需求，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暮桥同志提出的这些意见，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间也经过一些波折。当时一些老的经济工作领导还习惯于“跃进”思维，部分主张改革的学者专家也有乘风破浪、推动高速增长的想法。暮桥同志的正确主张，一度被指为“泼冷水”的“保守思想”，受到国家计委主流思想的抵制和批评。只是在1980年3—4月，国务院召集的长期计划座谈会明确积累率不能太高、需要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等指导思想，以及调整国家计委的领导以后，对暮桥同志的批评才告停止。1980年年末，中央工作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要求改变投资“过热”和“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结构扭曲状态。
但是，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思维惯性却十分顽强而难以扭转，一次调整过后不久，经济“过热”往往又死灰复燃。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暮桥同志总是一以贯之，在事前发出预警信号，力求防患于未然；“过热”发生以后，积极地提出应对措施，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
在20世纪80年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是充满争议的话题。但时间的流逝使我们看得很清楚，对转型经济体来说，稳定宏观经济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如果这项职责没有很好地落实，宏观经济政策出现问题，就会使改革受到伤害，并导致其他消极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进而丧失了改革的条件与环境。暮桥同志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获得了大智慧，为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讨论和决策作出了杰出贡献。
暮桥同志一方面一以贯之地强调进行经济调整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又坚持进行市场化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始终站在市场化改革的前沿。
如果说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政策措施主导了1958—1976年期间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对于80年代初期来说，最为流行的莫过于主张在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框架内加大市场机制对企业决策影响的“市场社会主义”和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但暮桥同志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放权让利改革思路的局限性（他经常称之为“分配制度改革”），认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似乎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所谓“流通制度改革”，实质就是建立由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制度。为此，他一方面提出要通过改革的整体设计来克服分散尝试造成的矛盾，一方面将大量精力放在促进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成分的发展上。这就为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放、乱、收、死循环提供了基础。
1980年4月，暮桥同志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指出，现在很多冲突和矛盾的来源“往往是由于我们过去的体制改革没有进行总体设计，一个一个问题单独解决；且与整个体制未改、先在部分企业试点有关系”。他据此提出：“体制改革要有整体设计，协调各部门的改革计划，共同研究中改、大改方案。建议成立一个体制改革委员会，以现在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为核心，充实扩大，吸收有关部门派人参加。”以后，他还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整体，如果各个部门没有共同的长远目标，忽视相互配合，就可能相互牵制。所以，既要深入研究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又要全面研究各个部门改革的措施，使各个部门的改革符合共同的方向并能相互配合，力求国民经济成为“一个脉络贯通的整体”。2010年，我和周小川、郭树清等人因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从已有的文献看，暮桥同志乃是最先提出这种改革战略思路的先行者。
不仅如此，暮桥同志也是一位最先提出中国改革应当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俄国说法）为目标的经济学家。1980年9月，他作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主持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有开创意义的官方文件开头的部分就指出：“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份文件将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改革方向应当是市场取向。他当时受命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对《初步意见》作了说明，引起一部分与会官员的很大兴趣，并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赞扬，但是当时没有作结论。不久以后，暮桥同志的主张就受到了有组织的批判。经过多次曲折后，“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写入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写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决定。
我曾经在纪念薛暮桥的文章中引用经济思想史家R.海尔布鲁纳（Robert L Heilbroner）的说法，把薛老称作“入世的哲人”。他不仅是理论大家，而且是组织实施的能手。他不仅在1980年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以整体改革为基本原则，作出了改革目标的“顶层设计”，还在1982—1985年间对计划、财税、价格、金融、外贸、工资制度改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并帮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承担了方案实施的一部分组织协调工作。他关于财税改革的意见直接影响了利改税政策的出台，关于价格改革的意见反映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他关于金融改革的意见促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剥离信贷业务，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搭建了现代银行体系的框架。同时期的财政改革和外贸改革方案，也是由暮桥同志主持制定和帮助国务院领导组织实施的。
说到暮桥同志的精神风貌和治学态度，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其中突出的例证，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改造”和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深刻反思。
暮桥同志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参加者。他在1957年受中宣部的委托，撰写出版了有中、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版本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被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经验最权威的解释者。可是经过“文革”后的反思，他完全否定了原来的观点，并在中国理论界最先明确地提出了质疑。他写道：“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急急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之后，他更进一步指出：“1956年急急忙忙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走了过头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认为“不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现在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无法解释了”。
既然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感到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了，太远了”，他在改革开始年代的关注中心也就没有停留在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方面，而是特别关心如何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使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私营经济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和发展是从个体经济起步的，这又是从暮桥同志建议把个体商贩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漏洞”改成“大门”，让民间能够独立创业开始的。“文革”结束后，大批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城镇就业问题就变得非常严峻。暮桥同志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里专门写了一条，针对劳动力“社会所有”提出来 “劳动力个人所有”“劳动者仍然把劳动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1979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提出 “广开就业门路”的建议。他指出，就业问题尖锐化的根本原因，是“盲目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因此，他主张“改变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实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三扇门”的就业方针，广开就业门路。他的这一篇报告得到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的支持，主要内容登载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收到很大的反响。以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出这一意见。1980年8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作出《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决定》，要求“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这不仅为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路，也为所有制结构的改善打开了大门。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暮桥同志早在极“左”路线统治刚刚被推翻的1978年，就已经指出了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的灿烂前途”，提出“现在还有许多同志对发展社队工业的意义估计不足”，认为 “为着使社队企业能在全国遍地开花，必须对过去中央各部所定政策进行认真的检查”，“把社队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也不能采取简单办法，必须允许它们自找门路，向主管部门登记，这样就算纳入计划。如果计划部门企图包办，许多社队企业就只能被迫停产”。暮桥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敏锐地提出这样的判断来，是与他率先放弃了斯大林式的国有制教条大有关系的。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云提出的“三为主，三为辅”设想的简式表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面对僵硬低效的苏式集中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作为中国经济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提出了这个与毛泽东“一大二公”有很大差别的设想。暮桥同志在当时对这一设想是衷心赞成和全力支持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成为政经圈中一个重要流派的核心主张，在改革启动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以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更成为了主流的方针。但这时暮桥同志已经大大超越了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的认识。他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虽然较之单一的计划经济是一个进步，但是较之商品（市场）经济制度，却有太大的局限性。所以，他明知自己的看法会引起老领导、老战友的不满和反对，仍然反复陈述自己关于改革目标应当是建立商品（市场）经济的主张，直到犯颜直谏，建议不再使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我亲身目睹暮桥同志如何处理这些事关理论的严谨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深感他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自由 、精神独立”的铮铮风骨。这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学习和纪念。
暮桥同志坚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免不了与一些着重经济高速增长或偏爱计划经济手段的领导和同行产生分歧。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共产党员，他常常受到没有根据的指摘，甚至被迫检讨；作为经济学家，他要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这二者经常出现冲突。他不能像对待孙冶方、骆耕漠等挚友那样，在学术上寸步不让，而在很多时候要服从党的纪律，甚至不得不作出检讨；他对强调增长、放慢改革的做法很有意见，但很少公开表示，而是着重于正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反复提出推进改革的积极建议。
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动第一次冲击以后不久就冷却下来，90年代初更陷于完全停顿。暮桥同志对这种情况十分忧心，担心改革的停滞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他1990年7月在中央领导召开的会议上慷慨陈词，接着上书中国的党政领导，批评改革停滞的倾向，建议党政领导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上。他指出东欧国家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做彻底的改革，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他要求重整旗鼓，抓住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总供求关系比较平衡的时机，痛下决心，推出综合改革，在加强财政、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用放开价格的办法来理顺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包干制，中央控制货币发行权并管住货币，专业银行存贷利率要反映供求关系。与此同时，他在1990年底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公开发表，把他多年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进行了理论化的系统论述。1989年10月以后，他还着手写作长篇回忆录，病倒后坚持克服病痛，在病榻上完成了该书的定稿工作，对他经历的生活和时代做了系统回顾，对他的思考和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成为一部讲述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百年发展的经典之作。
暮桥同志的作品通常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表达，不过概念的内涵外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往往有所不同，包含了许多独创成分；他的文风朴素通俗，能够用“广开就业门路”、 “打破铁饭碗”、“把‘资本主义漏洞’改成大门”这样生动的语言表达他的创见。目前中国经济学日益采取现代经济科学的通用语言，走上了规范化、国际化的道路，他的老式风格影响了国内外学界对他独创性的深入认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作品的恒久性来自内在品格而不是表达形式，他的许多独创概念又往往是可以与现代经济学相通对话的，那么，随着大家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了解的深入，他的作品的价值就不会因时间而褪色。通过阅读这套文集，后学者不仅能够对100年来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所经历的曲折和艰辛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明达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