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最早出自《礼记·礼运》，描绘了一个选贤任能、没有纷争、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正如《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天下为公”的“公”即是“共”的意思。所以“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在这里，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在这样的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阴谋诡计，劫夺偷盗杀人的坏事也不会出现，甚至人们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可以看出，这里的大同世界乃是一个不分彼此、和睦共处、天下一家的和谐社会。

《礼运》中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意思是说，当今之世，大道不存了，天下不再是天下人之共有，人们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而是对于“大道”和“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可以看出，“天下为公”体现了儒家的大同政治理想。在孔子的时代，乃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一生向往的理想就是“复礼”，即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朝传统礼仪秩序，使得社会各按本分，没有乱世纷争，回归大同理想。

“天下为公”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天下为公”首先是相对于“天下为私”而言的，“天下为公”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得到广泛兴起和重视，主要就是主张“公天下”的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深刻阐释了“公天下”的思想，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黄宗羲认为真正的“公天下”应该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因此，“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更加着眼于为了天下之百姓，更加强调以民为本、施行仁政，更加强调要真正去维护天下人的权利、尊重天下人的生存，反映着“大同”社会的价值追求。

“天下为公”主张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天下为公”不仅强调“公天下”的思想，更追求“平人心”的目标，包含着人们对公平公正、天下一体的美好价值渴求。所谓“公平”首先强调“公”，与“私”或“家”相对，能够公平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没有私心和分别心，没有偏袒与欺压，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吕氏春秋》就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里，“公”是“平”的条件与途径，“平”是“公”的追求与目标。也就是说，要想实现政治清明安定与永久和平，离不开公正为天下，做到实事求是，立公去私，公心为上，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平等。比如要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以及“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需要照顾到社会不同群体的发展，体现平等观，尊重生存权，这样才能使得“幼、壮、老”在各自相应的成长轨迹中均可全面发展，才能使得“矜、寡、孤、独”等弱势人群都有所养。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更加注重要在现实政治世界中实现和谐稳定，更加要求统治者要体现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通过尊重发展、缩小差距，以保持社会公平，从而实现安民富民。

“天下为公”倡导并行不悖的交往之道。“天下为公”还体现了“和天下”的政治理想追求。儒家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儒家思想“由家及国而天下”的演进路线内涵着对整个世界的济世情怀，主张“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倡导“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如《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孟子》所言，“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始终追求的是“四海一家”和“天下一体”。“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私”，更不是“天下霸权”，而是倡导各行大道、和衷共济、平等相处的交往之道。《尚书》很早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可以说，“天下为公”的交往之道既秉持着“和为贵”，又具备较强的包容性，在“和”的前提下承认“不同”，充满着辩证法智慧。正如《礼记·中庸》中特别提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竞相生长而不互相妨害，日月运行、四时更替而不互相发生冲突，宇宙和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充分体现了平衡与和合之道，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要倡导天下为公、并行不悖的交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