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世界多国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之际，走出通胀与低增长的泥潭需要大家同舟共济，需要在过去破碎的治理体系基础上寻找到经济复苏的共同药方。
在目前全球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经济总体呈现出“四低三高”的状况下，“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治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破大立往往是新体系、新重构的一个前兆和基础。在当下世界多国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之际，走出通胀与低增长的泥潭需要大家同舟共济，需要在过去破碎的治理体系基础上寻找到经济复苏的共同药方。这是大家在经济下行时期、困难时期的共识。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的这种状况，尤其是这种长周期的变化和结构性的巨变也给中国带来了全面的新机遇。
第一个很重要的机遇体现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出现。
世界通货膨胀的出现有多重因素，不仅与欧美超级刺激政策、超级量宽密切相关，也与供应链的重构、供给端的冲击、地缘政治恶化所带来的能源危机、大宗商品危机，以及全球的政策定位等有密切关联。
因此，全面对冲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和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冲击需要在供给端发力，简单的货币政策紧缩难以达到目的。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寻找到成本低、质量高的商品，从根本上解决供与求之间的不平衡，解决由于成本所带来的持续冲击。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中国作为全产业链、全供应链生产体系，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必将成为全球通货膨胀解决方案的核心要素。
全球想平抑当前的价格，最重要的就是全面进口中国的各类商品，同时也向中国这个超级大市场出口相应的商品。也就是说，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中国经济大市场所带来的增长动能是目前解决全球滞胀的一个重要方案。
近两年中国外贸的运行状况足以证明：今年1到11月份，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跌破3%，但是中国出口依然维持在13%的水平。可以看出，中国的确抓住了目前全球通胀所带来的制造业和全产业链红利。
另外，从停滞角度来看，经济增速的降低，尤其是由于几大转型所带来的成本冲击下的低增长，实际上为中国在能源转型、绿色转型和创新转型上带来了直接的动能。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三年里，虽然外部环境出现了大起大落和剧烈的重构，但中国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上进展得非常好。这种动能来自于世界的竞争和压力。
所以，目前在危与机之间，机遇的因素依然是大量存在的。
落脚到“一带一路”，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过去10年来所布局的这一战略在世界格局大重构中赢得了战略契机。
虽然很多人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很多异议，特别是所谓的中国贸易倾销、中国债务陷阱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各个国家经济陷于停滞的状况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了中国红利，带来全新的增长空间。
比如，今年前10个月，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20.9%，尤其是对一些中亚国家的进口大幅度提升，缓和了这些国家目前需求疲软的状况。
再比如，去年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是11.6万亿元，增长23.6%，较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高出了2.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是6.59万亿元，增长21.5%，进口5.01万亿元，增长26.4%。
中国进口是目前拉动这些国家摆脱低迷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投资。
截至2021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企业超过1.1万家，约占中国境外企业总量的1/4。2021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全年对外投资总量的13.5%；年末存量2138.4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7.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些年的布局克服了重重困难，进出口和投资在目前经济低迷状态下取得了新高。
我们利用“一带一路”抓住了新的机遇，并构建了新的发展机遇。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展望，“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在当下的机遇与挑战下，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把握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三年的疫情、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以及全球周期性的大转换，使“一带一路”面临着一些挑战，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第一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的变化导致美欧联盟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上升到新高度，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全面绞阻也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看到，今年七国集团领导人、拜登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在不同的场合下纷纷表态。七国集团承诺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资金，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拜登表示，美国将在未来5年动员2000亿美元的赠款、联邦基金和私人投资，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筹集3000亿欧元建立一个可持续替代方案，取代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
这种对抗性的变化给“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一些发展机会，但对中国的项目可能产生强烈冲击。另外，欧美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在债务陷阱上做文章，对我们债务合同的透明性、债务的优先权以及我们是否遵守“可比待遇”原则等等提出一系列挑战。未来，我们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应对策略。
更为重要的是，今年底和明年是整个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面临重大挑战和重大风险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对这些风险进行系统研判，这样才能对下一步具体合作所面临的契机和挑战提出相应的应对框架。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国家主权债务在过去三年出现了持续攀升，攀升幅度按照目前的统计基本接近1.5倍。
截至去年底，全球债务总量达到303万亿美元，债务率达到351%，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40%，新兴市场达到了20%。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平均的债务率在200%到400%的区间。
在今年美国货币政策进行全面转向之际，这种债务的分布给相应的主权债务评级、主权债务风险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表现在：
第一，大规模的资金向美国回流，导致“一带一路”国家相应的债务难以为继。他们难以通过进一步的国际发债来借新还旧，这一金额估计达到上万亿规模。
第二，目前所有发达国家对美元的贬值率已经达到40%，高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0%—70%的水平。理论上，已经有1/4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货币危机的问题，同时很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家债务、公司债务等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占到了50%以上。这意味着，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债务错配效应将全面发酵，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务进一步持续上升。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在很多国家显现出来，比如土耳其、阿根廷、斯里兰卡，以及接下来南非、巴西等国家都将面临类似挑战。这些国家会不会在本币贬值、债务率高筑的同时掀起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以及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和经营危机，我们需要评估。
除了债务问题之外，我们还看到地缘政治的风险外溢对于“一带一路”国家产生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欧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表现的尤为明显。能源问题和粮食问题直接导致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率超过10%，导致这些国家的赤字攀升了四五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导致整个经济出现了硬着陆。
按照IMF最新的预测（2022年10月最新数据显示），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长预计是0，明年可能会徘徊在0.6%的水平。
因此，我们要看到俄乌冲突的中长期化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系统性变革，对我们布局“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冲击不可小觑。如何评估与这些国家相关项目上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在一些投资和贷款上的可偿还性，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度的研判。
目前，全球“低贸易、低投资、低增长”的“三低”现象，伴随着“高债务、高利率、高风险”的“三高”，再加上全球结构性分化的冲击，可能需要我们在相应的节点国家、相应的贸易合同和投资项目上进行进一步评估，这个评估会体现在我们的“一带一路”的布局里，重点在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和产业园区上。
比如说能源项目，目前预测明年能源价格依然会维持到92美元/桶，这个水平依然较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高32美元。因此，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相应的利润空间依然很明显，但是这种利润空间受到政治风险的冲击。
再比如产业园区，我们在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备胎计划”，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拓展计划，由于全球需求的下滑可能也会面临政策的冲击，这就要求我们高度关注产业园区的可持续性。当然，我们一定要将境外产业园的布局与国内大市场一体化的思路贯彻下去。
我们最大的一块布局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投资整体资金量大、周期性长、收益率比较低，在债务风险和地缘政治的冲击下，可能也会出现很多的变异。这需要我们对不同节点国家的性质、不同项目的性质、不同产业的分布，要有深入、仔细的研究。
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刊于11月30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