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这是继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的飞跃，可以说是一场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变局。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维持世界稳定达40余年之久的两极格局轰然倒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进入了由一超独大向多极化转变的曲折发展时期，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遇到的世界格局变化。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陡然加速，全球化浪潮第一次真正波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活。在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国内情况也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初步完成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世界上首次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也使中国由此全面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长期稳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大大加快，短缺经济时代一去不返。也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新的挑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方面也发生了向多样化发展的历史性变迁，人民内部矛盾有新的发展。国际国内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这些挑战归结起来就是要积极迎接信息化、正确应对全球化、稳妥实施市场化、全面适应多样化和逐步推动多极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功战胜了这些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下面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对江泽民在不同时期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进行回顾和研究。
一、临危受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方向
江泽民是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时刻走上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岗位的，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逐步丧失活力，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时陷入迷途，西方国家借机加紧了西化、分化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改旗易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山河变色。特别是立国70余年、一度成为世界一极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在这股潮流冲击下骤然解体，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在国际大气候的作用下，我国国内也产生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气候，最终酿成了八九政治风波。西方国家以此为借口纷纷宣布制裁中国，我国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当时，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掀起的反华声浪甚嚣尘上，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片“历史终结”的欢呼，期待中国成为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在国内，八九政治风波虽已平息，但它造成的思想混乱依旧存在，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日趋激烈。党内党外出现了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继续走下去等诸多疑虑。一些人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也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还有人认为要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和“反和平演变”双中心论来修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时间，历史再一次把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问题，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面前。
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有力回答了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航船引向了正确的航道。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江泽民发表了大量重要论述，全面阐述党的基本路线，正本清源、解疑释惑，对于全党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凝聚意志，探索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邓小平领导全党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此后，他有针对性地澄清了当时造成思想混乱的一系列问题。针对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产生动摇的思潮，江泽民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探索作出的历史性的抉择。”“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了，就会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增添光彩。”【《江泽民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4页。】针对某些怀疑改革开放基本政策的观点，江泽民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并特别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63页。】针对有的同志提出—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的主张，他明确表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必须坚持“—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6页。】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反华声浪，江泽民坚定地表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中国人历来讲民族气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8页。】他强调对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中国国情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广大青年正确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自觉把个人前途与祖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江泽民还就党的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军队建设、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必须坚守的核心阵地，捍卫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基本制度，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他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保证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定足根、稳住阵脚，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安于现状、消极防御，而是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新的探索。这一时期，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这一新生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990年，他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改革既要克服过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好传统，并且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地有所创造。如果不坚决改变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办法，革除过去体制中的弊端，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53—155页。】这次会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2条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迈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步伐。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度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和通货膨胀的局面也得到了控制。但是，由于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在一个紧要关口前徘徊，人民迫切要求加快改革和发展的速度。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成为了一个紧迫的任务。
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强调：“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江泽民思想年编》，第50页。】这表明，我们党已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进展的问题。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从而为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了条件。同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回顾了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并就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作了阐述，首次勾勒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面貌。【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98—202页。】这一重要的理论突破，得到了老一代革命家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同年9月，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全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郑重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江泽民文选》第1卷，226—227页。】这些重要论述，打破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瓶颈制约，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新空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艘航船驶进了一片新天地，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中国共产党人也由此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
二、攻坚克难，破解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课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从何做起、如何推进，更是千头万绪。国内外很多人士断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扼杀市场活力，就是市场经济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更有人妄言，搞了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如何找到一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场新的考验。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且，闸门一旦打开，形势的发展也不容我党按部就班地从容部署。从1993年起，在各地不断高涨的经济发展热情推动下，国内出现了经济过热。在旧经济体制的影响尚未消除、新经济体制有待健全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和漏洞。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坚持发展，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针对当时一些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错误认识，江泽民指出：“加快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他要求积极探索如何综合地、协同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抓紧研究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此后，国务院又先后出台财税、金融、外贸、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破解改革中的难题，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过程中，江泽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先后提出了以速度与效益相统一为原则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主持制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65页。】20个字的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提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思想。
1995年，江泽民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个重大关系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初步将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概括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整套充满活力的经济制度和机制，搞活微观经济。这一时期，江泽民就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搞活国有企业、解决“三农”问题等重要课题作出了一系列论述。
在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上，他强调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搞私有化，最终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他突破传统观念，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些论述，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宽广的思路。针对一些人怀疑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疑虑，江泽民明确指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06、108页。】他的这些论述坚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为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指明了道路。“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根本性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业所固有的社会效益高而比较效益低的问题日益突出，江泽民对此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要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建立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和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建立农业生产的保护支持体系。沿着这一思路，我国最终形成了以建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提出了农业走“种养加”、“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机制，通过开发式扶贫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在条件具备时引导农民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新思路。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仅要克服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型障碍，还要克服计划经济条件下因长期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而产生的结构型障碍。为了改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低、资源消耗多、环境代价大的问题，江泽民强调要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正是根据这一目标，他先后主持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重大发展战略的提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相互配合，对于创新我国经济发展思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泽民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江泽民文选》第2卷，29页。】要求通过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他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高度重视社会风气问题”【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43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是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380页。】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正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国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一时期，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江泽民对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国防、外交、祖国统一等问题也作了许多全面论述，为保障国家安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妥善运筹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安然渡过了初创时期的阵痛，逐步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三、擘画未来，描绘中国跨世纪发展蓝图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突飞猛进，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到
1996年，经过艰苦努力，我国克服了经济过热现象，控制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这期间，我国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随后又于1997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新问题。也就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之时，新的挑战和考验又悄然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建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有些现象甚至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在商品短缺的状况基本改变、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之后，我国出现了生产能力的结构性相对过剩，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的约束。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尚未完成，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遇到有效需求不足时，各种新老矛盾相互交织，许多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同时，在市场的作用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导致新的结构失衡。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恰在此时，正当我国经济刚刚实现“软着陆”后不久，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低迷，使得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我国沿海地区受到严重影响。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工厂开工不足，企业效益下滑，下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经济发展遇到新的瓶颈。从党的十五大前后至世纪之交，江泽民就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大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索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江泽民和党中央积极应对、未雨绸缪，提出了许多有预见性的对策。早在1996年8月，江泽民就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防范经济风险的问题。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首次提出了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小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新世纪之初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步骤作出了规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作出反应，提出了“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01页。】的应对方针。中央审时度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这场危机。与此同时，中央继续深化改革，克服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困难。
1999年4—8月，江泽民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先后主持召开5次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结构，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等一整套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思路。这一系列思考和部署，突破了我国改革中的难关，进一步消除了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在战胜经济风险、克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江泽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在我国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之后，江泽民及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29、432页。】此后，他又多次强调，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质上就是坚持发展，发展是解决我们面临所有问题的关键。根据这一思想，扩大内需的方针由应对危机的应急措施升华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江泽民始终强调：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努力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参见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435页。】面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形势，江泽民不失时机地指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要把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使投资和消费双向启动；要千方百计地开拓城乡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增加市场购买力。【参见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416页。】他高度重视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工作，提出改善城镇低收入居民生活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他强调要加强以失业、养老和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论述和部署，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为有效扩大国内市场，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江泽民提出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其中包括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走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子，逐步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07—409页。】；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特别是要抓紧研究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40—347页。】，等等。在注重扩大内需的同时，江泽民也高度关注扩大国外市场的问题，注意处理好扩大内需与深化对外开放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大，江泽民在深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利弊得失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以使我国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全球化浪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主动权。他的这些战略思想，为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增强我国的整体实力和发展后劲，指明了方向。
在不断破解发展难题、战胜风险和挑战的过程中，党中央没有止步于克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而是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江泽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等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就必须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他指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是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9页。】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大力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此，江泽民在这一时期反复论述自主创新问题。他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后指出：发展中国家如果仅仅靠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依赖外国现成的技术产品来发展经济，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本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30页。】他特别强调：我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96页。】他强调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要鼓励原始性创新、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等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于2000年6月在西北地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进一步丰富了创新的内涵，提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64页。】他的这一论述，把创新的意义提升到了—个新的高度，为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思路。
上述这些战略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协调的整体，是一个扩大国内需求与推进对外开放相统一、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相结合、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重、城乡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大思路。其核心就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开拓更大的增长空间，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更上一层楼。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2000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了我国进入新世纪的发展方针，强调：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江泽民文选》第3
卷，第117—118页。】这一方针，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动力、发展方向和根本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冲破种种困难和挑战后进入了新境界、新阶段。
四、胸怀忧患，探索国家长治久安之路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世纪之交，经过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种多样化一方面给社会带来空前的生机活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以释放和迸发；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受益程度的不同发生了利益上的差异，人民内部矛盾明显增多并日益突出。西方一些人由此认定，中国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党制，最终走上西化、分化之路，甚至预言中国像苏联那样出现政权崩溃、社会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产党长期执政，如何通过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把十几亿中国人民凝聚在党的周围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的历史关头，江泽民对如何应对这一重大考验，解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问题，进行了深远的思考。要实现凝聚人心、团结奋斗的目标，我们党就必须有一个先进的、能够代表最广泛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纲领。毫无疑问，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在经济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多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如何用最鲜明、最有时代感的口号把党的最高纲领与当前的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把党的崇高奋斗目标与各阶层人民群众具体利益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我们党要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81页。】他的这些论述全面完整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中，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进文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目的。三者的结合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有机统一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集中阐述，也是对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根本宗旨的集中阐述。这一阐述明确地把共产党的先进要求，由对未来某种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拓展为对社会前进动力及其形成机制的追求，从而创造性地在未来和现实之间架设一道桥梁，把党的长期奋斗目标与当前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先进分子的理想追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体现了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国内外许多人惶惑于“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时候，指明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在，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而又通过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党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融为一体，上升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认识的高度，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开辟了广阔空间。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仅仅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号召，同时也是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行动指南和具体要求。进入新世纪后，江泽民对于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国防、外交、党建各个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思想，涵盖了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重要工作，表明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一系列探索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小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了在
21世纪头20年经济社会发展具体要求。这一目标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一目标的提出，全面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建设的思想，也为我党后来提出科学发展的思想开辟了理论先河。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江泽民理论思考的发展历程，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是江泽民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关键时期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思想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严密的科学性和强烈的人民性，是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结晶。这一成果的形成既是我们党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必然结果，也是江泽民从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深远的忧患意识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在国内外环境变化日益剧烈的今天，深怀忧患意识，不断与时俱进，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成功之路。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