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以下简称“十三年”），江泽民带领全党聚精会神、坚持不懈抓党建，围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采取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十三年中世情、党情、国情发生的新变化

江泽民任总书记的十三年，是世界大变化大调整加速发展的十三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推进、社会大变革的十三年，是党的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十三年。十三年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在这种充满变化的国际国内大趋势和党内大环境下，一步一步推向前进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大趋势、大环境的特性，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江泽民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要贡献和基本经验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这十三年，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以后，世界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国际形势总的继续走向缓和，但天下仍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世界上重大突发事件接连不断，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的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国际敌对势力扬言要在世界上埋葬共产主义，预言中国将会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后尘，很快就会垮台。他们对我国全面施压，公然支持我们国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搞破坏、颠覆活动。他们加紧对我国进行以西化、分化为目的的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宗教”和达赖、台湾、经贸、军售等问题挑起事端。用江泽民的话说，当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1]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能不能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能不能保持改革开放以来很好的发展势头，能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扛下去，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严峻挑战。

这十三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由传统的军事、政治较量为主转变到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来。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2]。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和资金实力，通过跨国公司和受他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他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和威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长期占优势的压力，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赢得挑战，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

这十三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的基础上，又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为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党的建设理论创新跟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步伐和要求，党的建设跟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和要求，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由此产生了大量深层次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实际而共产主义的目标似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情况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遭受严重挫折、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高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且对自身矛盾仍然表现出相当自我调节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再例如，在允许资本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对自主创业，成了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和资本的企业家党员，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们的“无产阶级”地位，也即承认不承认他们的党员身份？如果承认，对那些迫切希望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的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先富起来的人，我们如何对待？如何看待党的先锋队性质，只讲无产阶级先锋队够不够？如何看待党和党员的先进性，完全按以往的标准衡量行不行？等等。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向前推进。”[3]

这十三年，我们党的自身状况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这种变化，使我们党不仅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更要面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面对这三重考验，能不能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能不能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其次，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由1989年的4800多万，增加到2002年的6600多万。每年新发展党员约200万。[4]“这么大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5]第三，党员队伍的职业构成更加广泛。大量非工农职业的劳动者、企业管理人员甚至一些以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人也开始加入党的组织。党员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高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中都有许多党员，党员的流动也更加频繁。这都给加强党的管理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重大而现实的课题。第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干部逐步接替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培养起来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些干部年纪轻、文化程度高，但“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6]。“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7]

总之，“变”是这十三年的主基调。变化的国际局势、变化的国内环境、变化的党内状况，它们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这十三年党的建设宏阔的历史背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适应新变化，迎接新挑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成为江泽民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选择和基本特征。

二、江泽民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要举措和贡献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是如何适应新变化、迎接新挑战的呢？他采取了哪些新思路、新举措，作出了哪些主要贡献呢？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一定历史阶段，一个政党要解决好自身建设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即首先要确立自身建设的目标。江泽民高度重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根本问题，科学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保证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行。

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不久，就明确提出：“一定要坚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更加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8]他强调，这“应该作为我们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前进目标”。[9]这是江泽民对党的建设目标的第一次阐述。这一目标涵盖了党的性质、宗旨、领导地位及各方面建设的具体要求。1993年6月，他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把党的建设总目标概括为三句话：“一是我们的党建工作，要紧紧抓住一个主题，就是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10]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江泽民在全会上讲话时明确地把它称作“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尔后，又多次把它称作“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或简称为“党的建设总目标”，强调要朝着这一总目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1]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总目标，提出：“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这“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代表”，是对党的建设总目标的新概括，为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综观十三年，江泽民在思考和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时，始终把科学确立，并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建设总目标放在首位，当作重要的任务来抓，然后，在此基础上，部署党的建设的各项具体措施。相比此前某些历史时期，十三年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就斐然，没有发生挫折和重大失误，目标明确、方向正确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命题，以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主线的确定夯实了理论根基。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十三年里，江泽民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对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了不懈的探索。担任总书记不久，江泽民就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13]在党的十四大上，他郑重地把“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上了党的建设的议程。从此，认真研究和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成为江泽民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始终牢牢把握、反复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党的十六大，他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要求，强调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和阐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也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党的十七大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确定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线的直接理论渊源。

在认真研究和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同时，江泽民也始终关注和思考着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早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就对新时期党员的先进性的内涵作出过科学的解释。[14]党的十五大时，他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15]世纪之交，他反复强调：“‘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6]他鲜明地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17]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为新世纪新阶段保持党的先进性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南，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相继作出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把先进性建设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线等重大决策的理论基础。

（三）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强大理论武器。

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8]“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也是为了在新的时期新的实践中更好地全面落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要求提出来的”。[19]

“三个代表”的思想提出后，为使全党深刻认识和全面、正确地把握“三个代表”的要求，江泽民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他号召全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研究、阐述“三个代表”，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调查研究，形成共识，作出回答”。[20]另一方面，他身体力行，于2000年5月至2001年6月，先后深入全国各地考察，主持召开近30次党建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在这些新认识的基础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相互关系，以及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特别是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原则与途径。他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2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它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武器和科学方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成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首要任务和鲜明特色。

（四）深入探索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办法、新途径，以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推向21世纪。

第一，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开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局面。

重视从思想上、理论上建党，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江泽民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带动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抓紧抓实。”[22]他特别指出：“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23]十三年中，我们党始终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不仅开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教育活动，还健全和完善了领导干部学习培训与考核制度，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素质的同时，把以理论武装为核心内容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推向了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的道路。

第二，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在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的同时，构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格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江泽民反复强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抓基层组织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24]。世纪之交，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和社区党的建设工作明显滞后于形势发展要求的状况，他明确提出“要理直气壮”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和切实加强街道社区党的建设，提出“要做到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凡是有居民的地方，就有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有党员在发挥作用”[25]。十三年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来抓，先后下发了加强农村、国有企业、街道社区、高校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文件，整顿了处于软弱涣散的党支部，建立并实行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工作联系点制度，等等。这些重要举措，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来说，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在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数量由2001年6月的4.4万个增加到7.1万个。[26]实践证明，十三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关于加强街道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的新探索，不仅使党的建设工作深入到社会各行业和领域，拓展了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提高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构建起了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分类指导、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格局。

第三，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创造以整风精神进行党性党风教育的新途径。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倡导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并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内，尤其是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忙于事务，忽视学习，不讲政治，正气不足等问题，1995年，江泽民向全党、特别是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1999年和2000年，全党分期分批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江泽民对“三讲”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对教育活动及时进行了有力指导，还和其他常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1999年12月22日起，用五个半天的时间进行“三讲”，促进了全党“三讲”教育的深入开展。这次“三讲”教育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解决新形势下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两年间，全国参加“三讲”教育的党政领导干部共70万人。直接参加听动员报告、填写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干部群众有500万人以上。整个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探索一条不搞政治运动、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提高干部素质的新路子创造和积累了重要经验。

第四，围绕民主集中制加强各项制度建设，推动党的建设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加强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观点。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把完善各个方面的制度放在重要地位。他指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我们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制度，使之更加成熟、完善”。[27]他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28]十三年中，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及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不断规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党内民主、教育、管理、监督制度和党风廉政制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相互配套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党的建设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五，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工作格局，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初步探索出一条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新路子。

江泽民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任伊始，在他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就相继通过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向人民群众表明了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从1993年到2002年，他先后10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阐述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原则以及方法步骤等。他反复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29]他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他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结合新的实际，继续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要从标本兼治、更多地注重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的工作思路上来，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30]十三年中，以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为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果：建立并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与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和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的工作路数；加大了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推动反腐倡廉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新轨道，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31]

三、江泽民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经验

十三年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重托，聚精会神抓党建，在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推向21世纪的同时，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概括地说，有这样四个“一”，即：

（一）一个原则：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原则。

这一原则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中心任务和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关系。按照这一原则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求我们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全体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保证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不放松，不能干扰更不能妨碍这个中心；就是要求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各方面的建设，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顾十三年，党的建设始终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没有丝毫偏离这一原则指引的方向，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没有发生不一贯或“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这是十三年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它用事实证明了这一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意义。

（二）一股精神：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动力。

改革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创新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改革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由之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反映了我们党对时代进步要求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准确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自身建设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既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又善于记取失误的教训，既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又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既善于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又善于组织引导干部和党员在实践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回顾十三年，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不断深化了对党的自身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了新经验。

（三）一种方式：党的建设必须作为系统工程全面推进、重点突破。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方法。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探索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江泽民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也表现得非常充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构成了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内容。这五个方面的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无论抓哪方面的建设，都有赖于也必然涉及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因此，我们在部署党的建设工作时必须着眼全局、统筹兼顾，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各方面的工作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既不顾此失彼，也不畸轻畸重；必须既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又善于抓住重点，一个时期解决一个时期的突出问题。回顾十三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党的建设以及党的各方面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既作为整体全面部署，常抓不懈，又善于抓住每一个时期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下功夫解决,以此推动经常性工作。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着重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着重强调党的作风建设，以及“三讲”教育和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等活动,都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思路的生动体现，为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效途径积累了新鲜经验。

（四）一套机制：必须实行严格的领导责任制，逐级建立运转有效的工作机制，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落到实处。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组织保障。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这个方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落实，关键在于实行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运转有效的工作机制。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书记要把抓党的建设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建设上，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带动一级，一直抓到支部、抓到党员。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严格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建立和健全纵向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负责，横向在党委领导下各部门齐抓共管、严格督促检查的工作格局与机制。回顾十三年，江泽民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高度重视，身体力行，紧抓不放，及时进行有力指导。十三年中，他几乎逢会必讲、无处不讲党的建设。当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出现后，他总是带头调查研究，提出新的措施和要求，为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作出了表率。他总结基层党组织建设责任制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经验，提出在整个党的建设工作之中建立和健全领导责任制，并用以指导“三讲”教育活动，推动了各级党委层层领导责任制的实行，促进了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抓党建工作格局的形成。实践证明，只要责任到位、机制有效，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落实就有了制度和组织保证，党的建设工作就能取得好效果。

事非经过不知难。十三年党的建设伟大成就来之不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作出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十三年伟大探索创造的经验弥足珍贵。不断挖掘、总结和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页。

[2]《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

[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页。

[4]江泽民《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1989年9月23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充满生机与活力》，《人民日报》2002年9月2日第1版。

[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7]《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8]《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页。

[10]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3年6月25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11]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548页；《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41、595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9页。

[13]《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14]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15]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

[1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81、537页。

[1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287页。

[1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2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页。

[2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2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23]《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24]《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页。

[26]张严、单向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取得新进展》，《人民日报》2001年6月21日第4版；盛若蔚《开辟党建新阵地——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党建成就综述》，《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3日第1版。

[2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46、374页。

[2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29]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3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3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02年11月14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