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着“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这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反映着同一种田税的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的税率下，田税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但实际产量每年是不同的，因此，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西汉后期，田税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但田税仍然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东汉章帝时，进一步完善了应税田地的统计制度，但并没有改变田税的征收方式。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相关例题看，在田税的计算和征收中，并不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而在现有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标准亩产量和田租定额的证据，说明秦汉田税不是定额税。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和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赋和户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税，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田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秦汉田税并非按户征收。东汉末，田税征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亩收固定数额的定额税。
关 键 词：秦汉 田税 浮动税 简牍 Qin and Han Dynasties land tax floating tax bamboo slips
在秦汉时期，田税，又称为田租，是政府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重要税种，是国家政治权力在经济上的体现。关于秦汉田税的征收方式，传统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浮动税说，认为田税征收的方法，是按每年收获量的一定比例征收①；二是定额税说，认为田税征收的办法，是以设定的标准亩产量，按照规定的税率确定固定数额的租税，再按每户土地的亩数征收田税②；三是田亩与产量相结合征收说。这种观点主张，在征收田税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估计田亩单产，再按每亩单产以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这样，田亩与产量二者的结合，在每亩产量这一点上获得了统一③。这些开拓性的成果为秦汉田税征收方式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史料稀少，这些研究基本停留于定性阶段，其结论也往往带有很大的推测性。
近年来，随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等一批简牍的公布，关于秦汉田税征收方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杨振红认为，“取程”或“程租”，即测算得到一斗田租的田亩步数，是秦及西汉初期田租征收的制度④。张金光认为，秦自商鞅变法后，田租应是结合产量，按照一定租率，校定出一个常数，作为固定租额，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实行定额租制⑤。于振波认为，秦征收田租，是在粮食收获之前按照规定的比例从各户田地中划出一定数量的“税田”，“税田”上的收获物作为“田租”全部上缴⑥。臧知非认为，秦、西汉田税的计算和征收，分为禾、刍、稾三种基本形态，均按户征收⑦。这些研究将秦汉田税征收制度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⑧。但由于材料公布在时间上的差异，较早的研究无法看到较晚公布的材料等原因，这些研究又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把“税田”作为实体（实实在在的地块）的观点，与客观存在的“取程”“误券”等情况相矛盾；其二，田税按户征收的观点，与新材料所显示的田税按实有土地面积征收相矛盾；其三，从“取程”等相关材料看，每年征收田税时都要计算产量，这与定额租制的说法是矛盾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又影响到对秦汉田税征收制度的发展过程的认识。
本文拟以上述问题为重点，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汉田税征收方式问题作综合性的考察。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人指正。
一、“税田”和“税产”——田税的两种计算方法
在已公布的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有一些关于“税田”的习题。
税田税田廿四步，八步一斗，租三斗。今误券三斗一升，问几何步一斗。得曰：七步卅七〈一〉分步廿三而一斗。术（術）曰：三斗一升者为法，（简68）十税田【为实】，令如法一步。（简69）⑨
禾兑（税）田卌步，五步一斗，租八斗，今误券九斗，问几可（何）步一斗？得曰：四步九分步四而一斗。述（術）曰：兑（税）田为实，九斗（简0982）为法，除，实如法一步。（简0945）⑩
今枲兑（税）田十六步，大枲高五尺，五步一束，租五斤。今误券一两，欲耎步数，问几可（何）一束？得曰：四步八十一分七十（简0788）六一束。欲复之，复置一束两数以乘兑（税）田，而令以一为八十一为实，亦【令所耎步一为八十一，不分者，从之以为】（简0775）法，实如法一两。（简0984）(11)
在上述简文中，“禾税田”是指种植谷物的“税田”，“枲税田”是指种植枲的“税田”。枲，称“枲麻”，古人用以织褐编履。
租误券。田多若少，耤令田十亩，税田二百卌步，三步一斗，租八石。·今误券多五斗，欲益田。其述（術）曰：以八石五斗为八百。（简0939）(12)
禾舆田十一亩，【兑】（税）二百六十四步，五步半步一斗，租四石八斗，其述（術）曰：倍二【百六十四步为】……□。（简1654）(13)
在第一条简文中，“税田”为“二百卌步”，即1亩，占总土地面积10亩的十分之一。“税田”交纳田租8石，显然，这8石田租是“税田”的全部产量。“税田”交纳的8石田租，是“田十亩”应交纳的田租，占“田十亩”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第二条简文中，“税田”为264平方步，占总土地面积11亩（合2640平方步）的十分之一。“税田”交纳的田租4石8斗是其全部产量，占“田十一亩”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税田”是总土地面积的一部分，所纳的田租是其全部产量，“税田”所纳的田租，是总土地面积应交纳的田租。可见，“税田”是用以纳税的土地面积。以上秦简中的田租都是“禾”，可知，秦谷物的田租率为十分之一，即“什一之税”。
在上述简文中，还提到了“舆田”。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涉及“舆田”的材料有多处。
租吴（误）券田一亩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今误券二石五斗，欲益耎其步数，问益耎几何。曰：九步五分步三而一斗。术（術）（简96）曰：以误券为法，以舆田为实。（简97）(14)
枲舆田五十步，大枲高八尺，六步一束，租一斤六两五朱（铢）三分朱（铢）一。（简0890）(15)
细枲舆田十二步大半步，高七尺，四步一束，租十两八朱（铢）有（又）十五分朱（铢）四。（简0837）(16)
枲舆田七步半步，中枲高七尺，八步一束，租二两十五朱（铢）。（简0826）(17)
这些材料中的“舆田”，有的是种植谷物的，有的则是种植枲的。“舆”，本义为车厢，可引申为载、记载。“舆田”是指登记在图、册上的土地。从上述简文看，“舆田”都属缴纳田租的土地。因此“舆田”的性质是应纳税之田。而“税田”是“舆田”中用以纳税的土地，其本身当然也是“舆田”。
在新出简牍中，有一些关于“取程”“取禾程”“取枲程”的例题。
取程，禾田五步一斗，今干之为九升，问几可（何）步一斗？曰：五步九分步五而一斗。（简0955）(18)
取禾程述（術），以所已干为法，以生者乘田步数为实，（实）如法一步。（简0887）(19)
取枲程十步三韦（围）束一，今干之廿八寸，问几何步一束。术（術）曰：干自乘为法，生自乘有（又）以生一束步数乘之为（简91）实，实如法得十一步有（又）九十八分步冊七而一束。（简92）(20)
在这三道习题中，“程”，指测量、计量。“生”，指刚收割的湿禾或湿枲；“干”，指去掉水分，达到收仓标准的干禾或干枲。据题意可知，“取程”，即取得标准，就是测算农作物的单位产量的面积；“取禾程”，就是测算谷物的单位产量的面积，一般以一斗多少平方步作为标准；“取枲程”，就是测算枲的单位产量的面积，一般以一束多少平方步作为标准。
“取程”即测算农作物单位产量的面积，其作用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单位面积的产量（单产）是相同的，是衡量土地生长能力和农作物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取程”是计算总产量和田租的基础，是征收田租的第一步。
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简0002+1581：“部佐行田……度稼得租。”(21)这个“度稼”就是取程。“度稼”与“得租”相连，正表明“取程”与田租征收的关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简322）”(22)可知，“乡”又称“乡部”。“部佐”就是乡佐，负责全乡赋税的征收。《续汉书·百官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23)因此，“取程”当是乡佐的职责范围。
那么，“取程”的适用范围有多大，是一个乡，还是一个里呢？我们认为，“取程”的适用范围是一个里而不是一个乡，作如是论断的理由是：作为最基层组织的里，其土地相对集中，民户聚居在一起，彼此较为了解，在这个范围内“取程”，便于操作和比较。其做法大概是每年在庄稼成熟时，根据土地肥瘠和庄稼长势的不同，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块，在收割后测算各自的“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这几个“程”就是一个里中不同类型土地的“程”，以此为标准计算各户农作物的产量和田租数。这种计算结果，与各户农作物真实的产量和田租数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相差应该有限，基本能反映各户农作物实际的产量和田租数。许慎《五经异义》：“汉制收租，田有上中下。”(24)由此可以推测，在一个里中，根据土质肥瘠不同，一般是将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农作物也相应分别取上、中、下三个“程”。
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还有关于“误券”的例题。
禾兑（税）田卌步，五步一斗，租八斗，今误券九斗，问几可（何）步一斗？得曰：四步九分步四而一斗。述（術）曰：兑（税）田为实，九斗（简0982）为法，除，实如法一步。（简0945）(25)
误券租禾误券者，术（術）曰：毋升者直（置）税田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一，以石为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斗】者，直（置）舆（简93）田步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一，以石为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升者，直（置）舆田步数以为实，而以（简94）券之升为一，以斗为十，并以法，如·【法】得一步。（简95）(26)
“券”，券书，即田租券。秦汉的券书一般是一式三份，故推测田租券也是一式三份。这三份券书，一份留于农户，一份在乡部，还有一份当上交负责登记田租籍的县府有关部门，备案存档。“误券”，指租券所列租数与应收租数有误。
这两道例题是以“税田”的方法计算田租而产生的“误券”，田租券所列的租数，就是“税田”的产量。据题意可知，误券的计算，都是以“税田”的面积除以田租券所列的租数而得出单位田租的面积，也是单位产量的面积。这实际是“取程”的一般算法。由于“误券”所列的田租数是错误的，其所求得的“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当然也是错误的数字。那么，这种计算的意义何在呢？田租券发出后，当具有法律效力，一般难以改动，特别是上交县府的一份，更不可轻易修改。因此，当出现租券数与应收租数差异的“误券”时，补救办法是按租券上的错误数额征收田租，待下次或来年再次征收田租时补差。这样，“误券”的租数，实际就变成了实收的租数。“误券”所求得的“程”（单位产量的面积），虽然是错误的，但田租确实又是按照这个标准征收的，是实收的“程”，故需计算出并补登在农户及乡部所持有的田租券上。这样，农户及乡部所持有的田租券上，就有两个“程”（单位产量的面积），一个是应收的，一个是实收的，以备下次或来年补差。
在井田制末期，由于“公田不治”(27)，各诸侯国陆续打破“公田”与“私田”的界限，将土地分配给个体家庭，共耕“公田”形式的“什一而藉”，为“履亩而税”所代替。此时，如果以在农户的土地上划出每年位置固定不变的“税田”进行征税，和井田制下共耕“公田”的征税办法大同小异，不久必然会出现“税田不治”的后果。因此，可以断定，秦汉的“税田”不是在农户的土地上划出的位置固定不变的地块。同时，农作物从成熟到收割脱粒再到晾晒和运输，直至产品进入官仓，其间环节过多，官府难以监督，无法保证每个农户“税田”上收获的用以纳税的粮食都进入官仓，因此，“税田”也不可能是每年在农作物成熟之时临时划出的地块。
因此，我们认为，“税田”并非真正在农户应纳税的土地上划出的实实在在的地块，而是在计算田租时，以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乘以规定的税率所得出的土地面积数。它是仅存在于计算过程中的一个数字概念，而非实物形态。“税田”面积除以“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就得出应纳的田租数。因此，“税田”是田租的一种计算方法。
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看，除了“税田”的田租计算方法外，还存在另一种田税的计算方法。
为枲生田，以一束两数为法，以一束步数乘十五，以两数乘之为实，实如法一步。（简0952）(28)
此题是已知一束枲的产量、一束步数、枲田租的数量，求枲田的面积(29)。其运算公式：枲田的面积=（一束步数×15×枲田租的数量）÷一束枲的产量。此公式可变为：枲田租的数量=（枲田的面积÷一束步数×一束枲的产量）÷15。而“枲田的面积÷一束步数×一束枲的产量”，就是枲田的总产量。此题中的“一束步数”是枲的“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枲“程”是计算总产量的基础。
此题中，枲田租的数量等于枲田总产量除以15，表明秦枲田的税率为十五分之一，与秦谷物十分之一的税率是不同的。枲田租的数量等于枲田总产量除以15，或者说枲田租的数量等于枲田总产量乘以十五分之一，还表明此种田租的计算方法是以总产量乘以税率得出的。这明显不同于“税田”的计算方法，我们暂称之为“税产”的田税计算方法。
在枲田租的计算中，一束枲的产量是计算的重要环节。岳麓书院藏秦简有一束枲产量的计算方法。
大枲田三步大半步，高五尺，（尺）五两，三步半步一束，租一两十七朱（铢）廿一分朱（铢）十九。（简0888）(30)
细枲田一步少半步，高七尺，（尺）七两，五步半步一束，租十九束（朱）（铢）百六十五分朱（铢）一。（简0844）(31)
所谓“（尺）五两”，是说一束大枲高度一尺，其产量是5两。“（尺）七两”，是说一束细枲高度一尺，其产量是7两。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租枲述（術）曰：置舆田数，大枲也，五之，中枲也，六之，细枲也，七之，以高乘之为实，左置十五，以一束步数乘十五为法，如法一两，不盈两者，以一为廿四，乘之，如法一朱（铢），不盈朱（铢）者，以法命分。（简1743、1744）”(32)此简文中的大枲“五之”，即大枲“尺五两”；细枲“七之”，即细枲“尺七两”。同理，中枲“六之”，即中枲“尺六两”，是说一束中枲，高度一尺，其产量是6两。一束高度一尺的大枲、中枲、细枲的产量，分别与高相乘，就是一束大枲、中枲、细枲的产量。
枲【舆】田六步，大枲高六尺，七步一束，租一两十七朱（铢）七分朱（铢）一。（简0835）(33)
枲舆田七步半步，中枲高七尺，八步一束，租二两十五朱（铢）。（简0826）(34)
这两题，都是已知枲田的面积、枲的高度、一束步数（枲“程”），求枲田的租数。由于一束高度为一尺的枲的产量是固定的，即大枲5两、中枲6两、细枲7两，根据枲田十五分之一的税率，枲田租的数量=枲田的面积÷一束步数×（一尺枲的产量×高）÷15。显然，这两题所求的田租数也是以总产量乘以税率得出的。
总之，从新出简牍看，“税田”是田租的一种计算方法，是在计算田租时，以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乘以规定的税率所得出的土地面积数，其产量是全部应纳税土地应缴纳的田租。“税田”并非在农户应纳税的土地上划出的实实在在的地块，而是仅存在于计算过程中的一个数字概念。同时，还存在“税产”的田租计算方法，即以应纳税土地的总产量乘以规定的税率，所得出的就是应缴纳的田租数。而“取程”是田租计算的基础。
二、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
田税的计算方法，是指田税数量的计算过程和方法。田税的征收方式，是指田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及方法。田税的计算方法体现着田税征收方式的基本原则。从新出简牍看，秦汉存在“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但这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都体现着同一种田税的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税率的条件下，按实际产量征收田税。
“税田”的计算方法，是从应纳税的总土地面积中，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税田”的面积，再将“税田”的面积除以“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就得到“税田”的产量，也即应交纳的田租数。“税产”的计算方法，是以应纳税的总土地面积除以“程”，得出应纳税总土地面积的总产量(35)，总产量再乘以规定的税率，就是所要交纳的田租数。
从计算过程可以看出，总产量和田租数是按规定的税率，由“程”与土地面积两个因素共同计算出的结果。“取程”是测算农作物单位产量的面积，其作用相当于测算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单产）。里与里之间所测算的农作物的“程”是不同的，在里的内部，因土地质量和庄稼长势的不同所测算的农作物的“程”也是不同的，但其原则均要求精确。
禾兑（税）田卌步，五步一斗，租八斗，今误券九斗，问几可（何）步一斗？得曰：四步九分步四而一斗。述（術）曰：兑（税）田为实，九斗（简0982）为法，除，实如法一步。（简0945）(36)
租禾。税田廿四步，六步一斗，租四斗，今误券五斗一升，欲耎□（简0817）□【步数】，几可（何）步一斗？曰：四步五十一分步卅六「一斗」其（简1939）以所券租数为法，即直（置）舆田步数，如法而一步，不盈步者，以法命之。（简0816）(37)
在这两道习题中，均是求取“误券”情况下的“程”。“误券”情况下的“程”是实收的“程”。求取“误券”情况下的“程”，其目的是与应收的“程”进行比较，以对错误进行纠正，反映了“取程”要求精确的原则。“取程”精确是后续计算的基础。
禾兑（税）田卌步，五步一斗，租八斗，今误券九斗，问几可（何）步一斗？得曰：四步九分步四而一斗。述（術）曰：兑（税）田为实，九斗（简0982）为法，除，实如法一步。（简0945）(38)
枲舆田七步半步，中枲高七尺，八步一束，租二两十五朱（铢）。（简0826）(39)
细枲舆田十二步大半步，高七尺，四步一束，租十两八朱（铢）有（又）十五分朱（铢）四。（简0837）(40)
枲舆田九步少半步，【细】枲高丈一尺，三步少半步一束，租十四两八朱（铢）廿五分朱（铢）廿四。（简0475）(41)
在这些习题中，所计算的土地面积均精确到步，甚至精确到“半步”“大半步”“小半步”等，可见纳税的土地面积是按实有土地面积计算的。
“程”和土地面积的测算力求精确，其后关于总产量和应纳田租数的计算结果自然也是精确的。由此可以看出，秦汉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税产”的计算方法，是按规定的税率，对总产量进行分割，得出要交纳的田租数。“税田”的计算方法，是按规定的税率，对应纳税的总土地面积进行分割，得出“税田”的面积，其产量就是应交纳的田租数，这实际也是对总产量进行分割的一种形式。这两种计算方法，都体现着田税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方式。
“取程”是每年农作物成熟时都要进行的活动，一个里中每年所取得的“程”是不一样的。这决定了计算出的农作物产量每年都是不同的，每年所要交纳的田租数自然也是不同的。因此，秦汉田租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
田税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是与秦汉时期资财税的税收原则相一致的。就税收对象来说，秦汉赋税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按户、口征收，如户赋、户刍、口赋、算赋等；第二类是按资财征收，如田租、关税、市租、缗钱税、牲畜税等。
《汉书·食货志》载贡禹曰：“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珠之律。”颜师古注曰：“租珠，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珠而收租也。”(42)《汉书·食货志》：“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43)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之《狐出关》：“狐、狸、犬出关，租百一十一钱。犬谓狸、狸谓狐：而皮倍我，出租当倍哉。问出各几何。得曰：犬出十五钱七分[钱]六，（简34）狸出卅一钱[七]分[钱]五，狐出六十三钱[七]分[钱]三。（简35）”(44)《汉书·食货志》：“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45)《汉书·翟方进传》：“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张晏注：“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46)市租、关税、缗钱税、牲畜税等以资财为纳税对象的税种，其原则是根据资财本身所具有的实际数量或价值量征纳，多者多征，少者少征。这种基本的合理性原则显然已为秦汉人民熟知。而田租作为资财税的一种，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正是对这种合理性原则的运用。
主张秦汉田税为定额税的观点认为，田租征收的办法，是以设定的标准亩产量，按照规定的税率确定固定数额的租税，再按每户土地的亩数征收田租。其主要根据是《盐铁论·未通》中御史与文学的一段对话。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义先公而后己，民臣之职也。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堕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盐、铁又何过乎？”
文学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己不独衍；民衍，己不独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筑城者先厚其基而后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乎？’”(47)
在这段对话中，御史与文学对田税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文学认为，汉代在田税征收上存在着“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的缺点。
定额税论者认为，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之语，说明田租的征收存在着一个固定的税额，这个固定的税额是由标准亩产量，按照规定的税率换算而来的，而标准亩产量，是“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根据每亩历年的通常平均产量确定的(48)。所谓“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之说，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腾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49)
对孟子这段话提到的“贡”，学界通常认为，龙子所说的“贡”，不同于夏代的“贡”(50)。龙子为何时人，古传不详。但《尚书大传·甫刑》：“子张曰：‘尧、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则？教诚而爱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龙子曰：未可谓能为《书》。’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51)《孔丛子·论书》：“子张问曰：‘尧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则？以教诚而爱深也。龙子以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问何谓？’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龙子未可谓能为《书》也。’(52)由此可知，龙子的生辰时代，应不晚于孔子，当为春秋中晚期人(53)。
龙子所云的“贡”，做法是“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其缺点是“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它应是“履亩而税”的一种。春秋中期，井田制开始变革，原共耕“公田”形式的“什一而藉”，逐渐被“履亩而税”，即按土地面积征税所代替。但“履亩而税”也有多种形式，齐国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和楚国实行的“量入修赋”，都属于变“什一而藉”为“履亩而税”(54)。“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好坏贫瘠征收不同的赋税，“量入修赋”即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和产品的不同种类和数量来征收赋税，显然都不同于“贡”。故此可以推测，龙子所谓的“贡”，即使在春秋时期存在过，也不具有普遍性。
鉴于史料缺乏，战国时期是否实行过“贡”这种税法，不得而知。但从孟子混淆了夏之“贡”与龙子之“贡”，且指出“贡”法是在夏代而非战国可知，孟子并未见到或听到战国实行过龙子所说的“贡”法。
秦在商鞅变法后，废除了井田制，也实行了“履亩而税”。《商君书·垦令》云“訾粟而税”(55)，即根据粟的产量征税。显然，秦田税的征收不同于龙子所说的“贡”法。
从上文所引的《盐铁论·未通》中御史与文学的对话可以看出，在文学看来，汉实行的也是“履亩而税”，即所谓的“以顷亩出税”，田税征收存在“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的缺点。龙子所说的“贡”，即“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其缺点是“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此二者的缺点在表述上很相似，这使得学者认为，汉代田税征收中“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的缺点，也与“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有关。但事实上，在御史与文学的对话中，并无“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之语，这只能说明汉代田税征收中不存在“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情况。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文学所说的“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呢？通读《盐铁论·未通》中御史与文学的对话不难看出，文学所言的“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之语，前后存在因果关系，是“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导致了“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在文学看来，田租率虽然是“三十税一”，但由于是“履亩而税”，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即丰年的税率可以高一些，但田税仍然按“三十税一”征收，凶年的税率本来可以低一些，但田税依然按“三十税一”征收。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是“履亩而税”下的定率制。因此，龙子所说的“贡”法和汉代田税征收在缺点上虽然相似，但各自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当然，文学对田制和税法的认识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他们推崇井田制下的“什一而藉”，否定“履亩而税”，其批评不免失之客观而显得牵强。
晁错复说上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56)
这条材料中的“百亩之收，不过百石”，通常被认为是标准亩产量存在的又一根据。实际上，晁错所说的这段话，是以汉代较为常见的五口之家的收支情况为例，说明汉代农家的经济状况。汉代农家并非都只有五口，也不都只有百亩土地，只是五口之家、百亩之地较为常见而已。“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即亩产量为一石，显然，并非所有的土地都是亩产一石，只是亩产一石较为常见罢了。从文献记载看，汉代粮食亩产量大小不一，差别甚大，分别有一石、二石、三石、四石、十石等(57)。从晁错的这段话，看不出把“亩产一石”作为标准亩产量的含义。
在现有史料中，找不到存在标准亩产量的证据，也找不到存在田租定额的证据。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例题看，在田税的计算和征收中，主要牵涉到“取程”、土地面积和税率三个因素，而“取程”是测算农作物单位产量的面积，一般以一斗多少平方步（或一束多少平方步）为标准，并不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这说明，秦汉田税的征收不是定额制的。里耶秦简载有亩租“一斗三升九百一十三分升二”(58)。此种带有复杂分数的数字，显然是田税征收后进行运算的结果，而不是田税征收前制定的定额标准。
臧知非认为，秦、西汉田税是按照当时的行政体制，由中央制定统一数量标准，根据地域情况分解给郡，郡分解给县，县分解给乡，郡与郡、县与县的标准并不相同。县是一级财政单位，一个县的标准是统一的，乡是具体完税单位，乡吏的任务就是根据税率、采用“税田”方式确定各家各户应税数量，而后平均“以户数婴之”以满足设定的田税标准。因各乡垦田和庄稼生长有别，产量不一，所以用调整“税田”比例的方式，既满足户均田税数的需要，又反映各乡垦田情况；谷物、刍、稾均按户征收(59)。对这一论断，我们认为，还需进一步讨论。
第一，从史料上看，并未发现秦汉田税征收是由中央向地方层层分解数量的证据。
秦汉的田税征收主要由基层组织负责。户曹为县一级主管田租征收的部门。里耶秦简8-488：“户曹记录：乡户计，徭计，器计，租质计，田提封计，漆计，鞫计。凡七计。”(60)所谓“租质计”，即统计租税总数，其中应包括田租。啬夫、乡佐为乡一级负责田税征收的官吏。《汉书·百官公卿表》：“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61)《续汉书·百官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62)基层组织负责田税征收，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行事。田税征收的法律规定和政策具有稳定性，除非发生税率变更或因特殊情况减免，一般不会变动。这些法律规定和政策，是全国各地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
从文献材料和逻辑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央制定统一数量标准，根据地域情况分解给郡，郡分解给县，县分解给乡，郡与郡、县与县的标准并不相同”的情况。首先，在田税征收前，不存在中央对田租的征收制定总量指标，即中央制定统一数量标准的情况。田租征收的法律规定和政策都是早已形成的，除了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个别地区由中央批准减免外，其他地区都要依照相关规定征收，因此，田税征收前中央无须制定统一的数量标准，也无法制定统一的数量标准。其次，若中央制定统一数量标准，再向下层层分解，其数量必然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这只会干扰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的执行，使已存在的“什税一”“什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税率失去意义。最后，秦汉时期，在每年田税征收后，县级政府都要将户口、垦田、租税等资料汇总，形成县级“上计簿”，呈送于郡。《续汉书·百官志》：“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胡广注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63)然后由郡汇总成郡级上计簿，呈送于中央政府。“上计”是中央政府对全国田税进行总量计算的重要途径，也是唯一的途径。
第二，秦汉既存在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刍稾税，也存在按户征收的“户赋”“户刍”，从性质上说，前者是土地税，后者是“户税”，而田税并非按户征收是很明显的。
田税按户征收，或者说“户均田税数”，无非是说，不管地多地少，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的田税。这对全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一县或一乡来说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首先，若“户均田税数”，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的田税，使法定的“什税一”“什五税一”或“三十税一”成为摆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其次，若田税按户征收，在每户土地中确定“税田”的数量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可以根据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和税率确定一县或一乡的“税田”的总面积，“税田”的总面积乘以平均亩产量，即得出一县或一乡的田税总量，田税总量除以总户数，就是每户应缴纳的田税数。如果真像假设的田税由“中央制定统一数量标准，根据地域情况分解给郡，郡分解给县，县分解给乡”，那么，县或乡连计算“税田”的总面积都不需要了，直接拿被上级分配的田税数除以总户数，就是每户应缴纳的田税数了。
最后，如果田税按户征收，还会出现地少者比无地者的境况更糟的情形。假设亩产为一石，每户应纳田税三石，则有田一百亩者纳田税三石，有田三亩者也要纳税三石。有田三亩者土地上的全部收成都要用来纳税，还要倒贴种子、肥料和人工，有田少于三亩者的收成不够缴纳田租，还需额外筹集粮食以补足田税。而一般来说，没有土地者是不需要缴纳田税的。这样，有地者的处境还不如无地者。
这些显然都不符合史料所反映的历史实际。实际上，秦汉按户征收的“户税”和按土地征收的土地税，是同时存在的。
卅四年启陵乡见户当出户赋者志：见户廿八户，当出茧十斤八两。（简8-518）(64)
户刍钱六十四，卅五年□。（简8-1165）(65)
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简255）(66)
这三条简文都是关于“户赋”和“户刍”的征收的。在第一条简文中，“卅四”年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此为秦迁陵县启陵乡二十八户所交纳的“户赋”账簿，总数为十斤八两蚕茧，每户交纳蚕茧六两。第二条简文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迁陵县部分民户缴纳的“户刍”账簿，共六十四钱。这两条材料说明，秦已经征收“户赋”和“户刍”，且“户赋”可以折纳为实物征收，“户刍”可以折纳为钱征收。第三条简文为汉初征收“户赋”和“户刍”的法律规定，规定卿以下，每年每户缴纳“户赋”十六钱、“户刍”一石。从简文可以看出，“户赋”和“户刍”的特征是以户为单位，按户征收。
而田税作为土地税中最重要的税种，是按土地面积和产量征收的，这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例题中能明显看出来。此外，刍稾也存在按土地征收的情况。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67)。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简240）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简241）(68)
这两条简文是关于按土地面积征收刍稾税的规定。这种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刍”，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土地税，后者是“户税”。
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6号木牍释文曰：
平里户刍廿七石，
田刍四石三斗七升，
凡卅一石三斗七升。
八斗为钱，
六石当稾，
定廿四石六斗九升当□。
田稾二石二斗四升半，
刍为稾十二石，
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
田刍一石六斗六升，
凡十四石六斗六升。
二斗为钱，
一石当稾，
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
田稾八斗三升，
刍为稾二石，
凡二石八斗三升(69)。
这条木牍记载的是西汉文景时期平里、稿上两地刍稾征收的账簿。“田刍”和“田稾”，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刍稾税，是土地税；“户刍”，是按户征收的“户税”。
可见，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赋、户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税，其区别是很明显的。秦汉田税并不是按户征收，而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
三、秦汉田税征收制度的变化
秦汉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浮动的原因是每年的实际产量都是变化的。田租的税率是相对稳定的，但对整个秦汉时期来说，不同时段的田租率又是不同的。
从上文可知，秦枲租的税率是十五分之一；谷物的税率是十分之一，即“什一之税”(70)。里耶秦简8-1519：
迁陵卅五年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顷□□
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亩一石五
户婴四石四斗五升奇不率六斗（正）
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六百七十七石
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卌一石
贰田廿六顷卅四亩租三百卅九石三
凡田七十顷卌二亩·租凡九百一十（背）(71)
此文书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迁陵县下辖的启陵、都乡、贰春三个乡所征收田租的账簿。从账簿看，田租所征对象是迁陵县的152户农户。交纳田租的农户仅152户，对于一个县来说，似乎少了点，但并不脱离实际。迁陵地区为楚故地。里耶秦简8-757：“今迁陵廿五年为县，廿九年田廿六年尽廿八年当田，司空厌等失弗令田。”(72)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73)。迁陵在这一年设县，当是秦灭楚后重新规划政区的结果。在此之前，迁陵长期处于秦楚对峙的边境线上，战争频繁，人们无法安居乐业。而且迁陵处于山地、丘陵地区，耕地较少，交通不便，难以容纳过多人口。里耶秦简9-1706+9-1740：“廿九年迁陵见户百六十六。”(74)“见户”，即现户，统计时实有的户数。可知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的编户数为166户。里耶秦简还有关于“积户”的记载。如简8-552：“卅二年迁陵积户五万五千五卅四。”(75)“积户”是一年内每天实际户数的相加之和，并不是某时点的编户数(76)。荊州纪南镇松柏1号汉墓出土的《南郡元年户口簿》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南郡下辖的县、侯国的人口数，其中安陆2220人、州陵2091人、显陵1608人(77)。按五口之家计算，则安陆为444户，州陵418户，显陵321户。秦时此三县的户数当更低。可见，一个县仅数百户，并不稀奇。《汉官仪》亦曰：“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78)因此，里耶秦简8-1519所载的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迁陵县交纳田租的农户为152户，合乎迁陵地区的实际情况(79)。
在此文书中，“垦田舆”，即登记在田租簿上的垦田，也就是应纳税的垦田。“税田□顷□□”未释出，但据“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亩一石五”，可知税田应为4顷51亩。“垦田舆”为52顷95亩，是秦始皇三十五年迁陵县152户应纳税的所有垦田，而不仅是新垦田。做出这样的论断，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率之亩一石五”，即平均亩产量为一石五，与《汉书·食货志》李悝所说的“岁收亩一石半”相当，且大于《汉书·食货志》晁错所说的“亩产一石”。而新垦田亩产量一般较低，远小于熟田的亩产量；其二，152户的应税田为52顷95亩，每户垦田平均约34.8亩(80)。这个数字虽然不高，但比有的地区已高出一截。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载有郑里的户数和垦田数，25户共有垦田617亩，户均24.7亩(81)。迁陵比郑里的户均亩数高出10亩多。
税田为4顷51亩，应纳税的舆田为52顷95亩，二者百分比为451÷5295×100%=8.52%，没有达到十分之一。以此类推，可知启陵乡税田占应纳税舆田比率为（97.6÷1.5）÷910×100%=7.15%，都乡税田占应纳税舆田比率（241÷1.5）÷1751×100%=9.18%，贰春乡税田占应纳税舆田比率（339.3÷1.5）÷2634×100%=8.59%，也都没有达到十分之一。税田与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之比没有达到十分之一的原因，主要是存在两类不交田税的耕地：第一，因无力垦种或错失农时而导致抛荒的耕地；第二，绝收之田。《商君书·垦令》云“訾粟而税”，即纳税的条件是訾粟。这两类土地因抛荒或绝收而无粟可訾，当然就不能交税了。抛荒或绝收的土地不交纳田租，就没有必要计算其“税田”的面积了，但这些土地的性质没有变，仍然是应纳税的土地，只是本次田税不交纳而已，故仍计算在应纳税之田的总数之内。这样，税田与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之比不到十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初，因战争破坏，经济凋敝，刘邦实行了“什五税一”的田租率(82)。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五月，“令田半租”(83)。这个“半租”，是在“什五税一”的基础上又减半征收，即实行“三十税一”的田租率。此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成为汉代定制。
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可知，秦至汉初田租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税田”和“税产”两种。“税田”是以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乘以规定的税率，得出的土地面积数再除以“程”（单位产量的面积），即是应交纳的田租数。“税产”是以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除以“程”（单位产量的面积），得出应纳税土地的总产量，再乘以规定的税率，即是应交纳的田租数。但这种田租的计算方法在西汉后期似乎发生了变化。《九章算术·衰分》有关于“收粟”的例题，其文如下：
今有一亩，收粟六升太半升。今有田一顷二十六亩一百五十九步，问收粟几何？答曰：八斛四斗四升一十二分升之五。术曰：以亩二百四十步为法，以六升太半升乘今有田积步为实，实如法得粟数(84)。
一亩地仅收粟“六又三分之二升”，此数量不可能是产量，也不可能是地租，只能是田租，因此，这是关于田租征收的例题(85)。“六又三分之二升”，有无可能是政府规定的田租定额呢？假设存在亩收若干的田租定额，从逻辑上说，这个定额一般是整数，或是便于计算的数字，而不会带有除不尽的分数，因此，“六又三分之二升”不可能是政府规定的田租定额。
此题的计算方法是，先求得一平方步应交纳的田租数，即单位面积的田租数，再乘以总的土地面积，得出应交纳的田租总数。此题田租的计算方法不同于秦至西汉前期。秦至西汉前期的“取程”，是测算谷物的单位产量的面积，以一斗多少平方步作为标准，而此题则是先求得谷物的单位面积的产量，以一平方步多少斛作为标准。同时，此题中也没有“税田”的提法，《九章算术》的其他例题也没有提到“税田”。这可能意味着田租的计算方法在西汉后期出现了变化(86)。当然，田租的计算方法变化了，并不意味着田租的征收方式发生了变化，此例题的计算仍然是以实有土地面积为基础的。而亩收田租六又三分之二升，显然是以亩产量乘以税率得来的。因此，此题仍然反映着按实际产量征收田租的方式。
《后汉书·循吏列传·秦彭》：
（秦彭）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87)。
根据此条记载，有学者认为，从此，田地分作三等，田租各有定额就成了通行全国的制度(88)。而另有学者认为，田地分作三等，田租各有定额，在西汉就已经存在，秦彭只是建立了“条式”，防止奸吏舞弊渔利(89)。这两种观点都是在定额租观点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的。对此，我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首先，从逻辑上讲，田地的肥瘠是相对的，一个区域的上田在另一个区域可能只是中田，甚至是下田，因此，不可能存在全国统一的上田、中田和下田的标准。
其次，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例题看，“取程”是测算农作物单位产量的面积，“税田”和“税产”是计算田租的两种方法，都没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这说明，全国统一的上田、中田和下田的标准亩产量是不存在的，当然也不存在与之对应的全国统一的田租定额。
最后，根据土质肥瘠不同，将田地分成上、中、下三等，在秦、西汉时期已实行，不过是在里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分类的结果。田地的上、中、下三等，决定了“取程”也出现上、中、下三等，这成为每户计算产量和田税的基础。秦、西汉对田地的分等和土地面积的测算，主要是由乡里基层组织负责的。《续汉书·百官志》谓乡官之职责“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90)，所谓“平其差品”，应该就是给田地分等。由乡里基层官吏负责对田地的分等和土地面积的计算，容易出现奸吏舞弊的情况。秦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亲度顷亩”，并亲自“分别肥瘠，差为三品”，然后形成“文簿”，分别存档于县、乡。这种做法得到汉章帝的认可，并下诏推广全国。显然，“度顷亩”和“分别肥瘠，差为三品”早已有之，而秦彭只是亲自核实，并形成“文簿”。因此，秦彭的做法，并不是改变了田税的征收方式，而是完善了应税田地的统计制度。
到东汉末，田租征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定额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裴松之注引王沉《魏书》所载曹操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91)明确规定了田租征收实行定额租制，定额标准为每亩四升。
孙权统治的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有大量关于田租征收的材料，现略举两例如下：
公田丘男子孙职，佃田四町，凡廿九亩。其十九亩旱田，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亩，亩收米一斛二斗，为米十二斛。亩收布二尺。其米十二斛，四年十二月九日付仓吏李金。凡为布三丈二尺五寸四分，五年二月廿日付库吏番有。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一千三百卌，四年二月廿九日付库吏番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史赵野、张惕、陈通校(92)。
石下丘男子烝颉，田十町，凡十三亩，皆二年常限。其十一亩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亩，亩收税米一斛二斗，为米二斛四斗。亩收布二尺。其米二斛四斗，四年十二月一日付仓吏郑黑。凡为布一丈二寸六分，准入米五斗七升，四年十二月三日付仓吏郑黑。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三百……钱，准入米□斗五升，四年十二月二日付仓吏郑黑。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史赵野、张惕、陈通校(93)。
从这两则材料可以看出，孙吴田租征收也实行定额租制，二年常限田是“亩收税米一斛二斗”，而旱灾绝收的田不收田税。绝收之田不收田税，应是继承了秦汉的传统。
秦汉田租的征收方式到东汉末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定额税，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征收过程比较复杂，步骤较多，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而定额租制则简单得多，可以节约人力。东汉末处于割据的时代，统治者将大量人力用于战争，从事赋税征收等行政事务的人力不足，也就只能采取这种简便易行的田税征收方式了。
从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出简牍看，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着“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税田”，就是在计算田租时，以应纳税的土地总面积乘以规定的税率所得出的土地面积数，其产量是全部应纳税土地应缴纳的田租。“税田”并非在农户应纳税的土地上划出的实实在在的地块，而是仅存在于计算过程中的一个非实物形态的数字概念。“税产”，即以应纳税土地的总产量乘以规定的税率，所得出的就是应缴纳的田租数。
“取程”，即测算农作物的单位产量的面积，谷物一般以一斗多少平方步作为标准，枲一般以一束多少平方步作为标准。“取程”的作用和通常理解的单位面积的产量（单产）是相同的，是衡量土地生长能力和农作物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取程”的有效范围是一个里而不是一个乡，因为作为最基层组织的里，其土地相对集中，民户聚居在一起，彼此较为了解，在这个范围内“取程”，便于操作和比较。其做法大概是每年在庄稼成熟时，根据土地肥瘠和庄稼长势的不同，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块，在收割后测算各自的“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这几个“程”就是一个里中不同类型土地的“程”，以此为标准计算各户农作物的产量和田租数。“税田”的面积除以“程”即单位产量的面积，就得到“税田”的产量，也即应交纳的田租数。这种计算结果，与各户农作物真实的产量和田租数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相差应该有限，基本能反映各户农作物实际的产量和田租数。在一个里中，根据土质肥瘠不同，一般是将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农作物也相应分别取上、中、下三个“程”。“取程”是计算总产量和田租的基础，是征收田租的第一步。
从新出简牍看，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但这两种计算方法都体现着同一种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税率的条件下，按实际产量征收田税。
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相关算题的计算过程可以看出，总产量和田租数是按规定的税率，由“程”与土地面积两个因素共同计算出的结果。在里与里之间测算的农作物的“程”是不同的；在里的内部，因土地质量和庄稼长势的不同所测算的农作物的“程”也是不同的，但其原则均要求精确。由所计算的土地面积均精确到步，甚至精确到“半步”“大半步”“小半步”等可见，纳税的土地面积是按实有土地面积计算的。
“程”和土地面积的测算力求精确，其后关于总产量和应纳田租数的计算结果自然也是精确的。由此可以看出，秦至西汉前期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税产”的计算方法，是按规定的税率对总产量进行分割，得出要交纳的田租数。“税田”的计算方法，是按规定的税率对应纳税的总土地面积进行分割，得出“税田”的面积，其产量就是应交纳的田租数，这实际也是对总产量进行分割的一种形式。这两种计算方法，都体现着田税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方式。
“取程”是每年农作物成熟时都要进行的活动，一个里中每年所取得的“程”是不一样的。这决定了计算出的农作物产量每年都是不同的，每年所要交纳的田租数自然也是不同的。因此，秦至西汉前期，田租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
主张秦汉田税为定额税的观点认为，田租征收的办法是以设定的标准亩产量，按照规定的税率确定固定数额的租税，再按每户土地的亩数征收田租。然而，在现存的史料中，既找不到存在标准亩产量的证据，也找不到存在田租定额的证据。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例题看，在田税的计算和征收中，主要牵涉到“取程”、土地面积和税率三个因素，而“取程”是测算农作物单位产量的面积，一般以一斗多少平方步（或一束多少平方步）为标准，并不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这说明，秦汉田税的征收不是定额制。
秦汉存在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刍稾税，也存在按户征收的户赋、户刍。从性质上说，前者是土地税，后者是户税。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和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赋和户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税，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田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秦汉田税并非按户征收。
秦汉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浮动的原因是每年的实际产量都是变化的。田租的税率是相对稳定的，但对整个秦汉时期来说，不同时期的田租率又是不同的。秦时，枲租的税率是十五分之一，谷物的税率是十分之一，即“什一之税”。汉初，刘邦实行了“什五税一”的田租率。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实行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此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成为汉代定制。
秦至汉初田租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税田”和“税产”两种，但其在西汉后期似乎发生了变化。虽然田租的计算方法变化了，但并不意味着田租的征收方式发生了变化，《九章算术·衰分》“收粟”的例题的计算仍然是以实有土地面积为基础的。因此，此题仍然反映着按实际产量征收田租的方式。
总之，秦汉时期的田税征收，在田税的计算方法和税率上前后是有变化的，但田税的征收方式并无本质变化，都是以实有土地面积为基础，按实际产置征收的浮动税。由于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征收过程比较复杂，步骤较多，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而定额租制则简单得多，可以节约人力，因此，东汉末曹操和孙权先后改变了田税的征收方式，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定额税。
①参见劳榦：《秦汉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第135页。
②参见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第52页；安作璋：《汉史初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页；杜绍顺：《汉代田税征收方法辨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63页；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358页；柳春藩：《秦汉的赋税徭役制度》，《秦汉魏晋经济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81页。
③参见高敏：《秦汉赋税制度考释》，《秦汉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62～65页；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④杨振红：《从新出简牍看秦汉时期的田租征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342页。
⑤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⑥于振波：《秦简所见田租的征收》，《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0页。
⑦臧知非：《说“税田”：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29页。
⑧相关的研究主要还有肖灿：《从〈数〉的“舆（舆）田”“税田”算题看秦田地租税制度》，《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1～14页；彭浩：《谈秦汉数书中的“舆田”及相关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8页。
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⑩(11)(12)(13)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8、38、53页。
(1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61页。在此道算题中，整理小组释“舆田”为“舆田”。彭浩认为，“舆”当为“舆”，“舆田”当为“舆田”（参见彭浩：《谈秦汉数书中的“舆田”及相关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6辑，第21～28页）。今从彭说。下文所引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误券”一题的“舆田”也当为“舆田”。
(15)(16)(17)(18)(19)(25)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第43、46、45、34、33、39页。
(20)(2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61、177页。
(21)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13页。
(23)范晔：《后汉书》附《续汉书》第二八《百官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24页。
(24)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61页。
(27)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4页。
(28)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第52页。
(29)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取枲程》：“取枲程十步三韦（围）束一。”[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61页]可知一束等于3围。围，李颐注《庄子·人间世》之“絜之百围”曰：“径尺为围。”（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页）可知，一束的直径等于3尺。
(30)(31)(32)(33)(34)(36)(37)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第44、46、42、43、45、39、4页。
(35)枲田租的“税产”计算方法，是以应纳税的总土地面积除以“程”，还需再乘以一束枲的产量，才能得出应纳税总土地面积的总产量。
(38)(39)(40)(41)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第39、45、46、47页。
(42)(43)(45)班固：《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76～1177、1181、1166～1167页。
(4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53页。
(46)班固：《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第3424页。
(47)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
(48)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晁错所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韩连琪认为，汉代标准亩产为一石，田租的征收量，除汉初实行的“什五而税一”，剥削量较景帝后的三十税一加重一倍外，其每亩的征收量均为三升（参见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第52页）。于琨奇认为，汉代粮食平均亩产量为二石，在三十税一的情况下，汉代每亩田税征收量为四大升（参见于琨奇：《战国秦汉小农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5页）。周国林认为，汉代中等水平的亩产量为三石，实行三十税一之制时，每亩租额不会低于一斗（参见周国林：《汉代亩租额稽核》，《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7页）。
(49)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50)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2页；徐喜晨：《井田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吴慧：《井田制考索》，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51)伏胜撰，郑玄注：《尚书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页。
(52)孔鲋：《孔丛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53)龙子所说的“贡”，应是春秋中期井田制开始变革后实行的税法。当时，井田制下的“什一而藉”逐渐被“履亩而税”所代替，而“贡”应是“履亩而税”的一种。龙子既知道“履亩而税”，又不晚于孔子的时代，故推知龙子当为春秋中晚期人。
(54)参见徐喜晨：《井田制度研究》，第186～191页。
(55)商鞅：《商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56)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0～1132页。
(57)参见于琨奇：《战国秦汉小农经济研究》，第56～57页。
(5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59)臧知非：《说“税田”：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28～33页。
(6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第167页。
(61)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
(62)(63)范晔：《后汉书》附《续汉书》第二八《百官志五》，第3624、3622～3623页。
(64)(6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第37、62页。
(6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68页。
(6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页。
(6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65页。
(69)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第50～51页。
(70)北大秦简《算书》中有些习题显示，“税田”面积占总纳税土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参见韩巍：《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年第6期，第85页；杨博：《北大藏秦简〈田书〉初识》，《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67页）。这些习题并没有说明征税的内容为何种农作物，因此不能断定秦谷物征收还存在“十二分之一”的税率。
(71)(72)(7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第75、49、39页。
(7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页。
(74)陈伟：《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行政与算术》，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86，2014年2月4日。
(76)参见王伟、孔兆华：《“积户”与“见户”：里耶秦简所见迁陵编户数量》，《四川文物》2014年第2期，第65页。
(77)参见彭浩：《读松柏出土的四枚西汉木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343页。
(78)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3页。
(79)除编户外，迁陵地区还存在官吏、戍卒、居赀赎债者和徒隶等人员。
(80)除私田外，迁陵地区还存在公田。里耶秦简8-755+8-756+8-757+8-758+8-759：“卅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礼谓迁陵丞：丞言徒隶不田……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叚（假）守绎追迁陵。歇手。·以沅阳印行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第49页]此文书乃洞庭郡守礼发给所属迁陵县丞，对督责徒隶垦田不力的司空厌等人进行处罚的公文，所涉及的垦田即为公田。
(81)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第56页。
(82)《汉书·惠帝纪》邓展注：“汉家初什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今复之也。”说明汉惠帝即位之前，田租率曾实行过“什一之税”。
(83)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0页。
(84)刘徽注，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85)参见宋杰：《〈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118页。
(86)关于《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目前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成书于西汉末（参见郭书春：《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02页；宋杰：《〈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第175页）。有的学者认为成书于东汉初（参见钱宝琮：《算经十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4页）。有的学者认为成书于西汉中期（参见陈直：《九章算术著作的年代》，《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第95页）。本文赞同成书于西汉末期。又，此例题的计量单位出现了“斛”。就“石”“斛”的应用来说，汉昭帝之前都用“石”，汉宣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石”“斛”并用，东汉明帝、章帝以后就只用“斛”了（参见高维刚：《汉代的“石”与“斛”及其大小——兼论汉代人口食粮与亩产量》，《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72页）。因此，笔者推测此例题出现的时间当在汉宣帝至西汉末期。
(87)范晔：《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秦彭》，第2467页。
(88)参见马大英：《汉代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吉田虎雄：《两汉租税的研究》（吉田虎雄：《两汉租税の研究》），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42年版，第18～19页。
(89)参见杜绍顺：《汉代田税征收方法辨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65页；宋杰：《〈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第121页；米田贤次郎著，姜镇庆译：《汉代田租查定法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94页；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的研究》（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版，第79～81页。
(90)范晔：《后汉书》附《续汉书》第二八《百官志五》，第3624页。
(91)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92)(93)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