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世纪，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是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疆，拜占庭早期和中期的史料对该地区高度关注、频有提及。
他者的文明
就文化层面而言，拜占庭时期的史料并未将两河流域文明视为同质文明，而是将其视为他者的文明。这主要是基于历史因素的考量。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诞生文明的地区之一，在上古时期先后出现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并对古希腊罗马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两河流域在公元前6世纪被并入波斯帝国，因此拜占庭人将波斯人视为两河文明的正统传人。这种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拜占庭历史时期。
晚至12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ketas Choniates）在描述凯撒里亚的一位当地统治者时提到了美索不达米亚。这位统治者认为自己是达尼什曼德（Danishmendids）王朝的直系后裔，从血统上可以追溯至安息（Arsacids）王朝。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称，他们都是勇敢而坚强的勇士，是那些征服罗马城市者中最强大、最无情的人。在他看来，波斯人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存在更为直接的文明传承关系。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是两大帝国长期发生冲突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因此在早期拜占庭史料中，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地貌、物产、习俗以及波斯帝国在该区域的行省划分等都有着细致的记述。例如，关于两河流域中非常著名的亚述（Assyria）行省，拜占庭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便提到过，它因大量的人口、广阔的面积、富庶且种类繁多的物产而闻名。这个行省曾经遍布着伟大且富裕的族群，后来这里被统称为“亚述”。古时的“亚述”在此时更名为“阿迪亚贝纳”（Adiabena），意为“不可沿水上行的”，源自希腊语νειν”（沿水而上）。这是因为“亚述”位于可航行的奥纳河（Ona）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无法蹚水抵达。阿米安还记载了当地出产的奇特物资，如石脑油，鸟类如果粘上便无法继续飞翔，而当石脑油燃烧起来时，只有用土才可以扑灭。
查士丁尼时代的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也在其著作《战史》中，用专门一章的篇幅描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名称的来源、两条河流的源头和流向、这一区域的神话传说、两国的军事冲突等。普罗柯比曾多次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此对当地战略格局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他提到，尼西比斯（Nisibis）等地被波斯人占领后对拜占庭帝国产生了不利的战略影响，因为波斯人可以不用顾及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区域，而是从埃德萨及其周边对拜占庭帝国发动进攻。
帝国的边疆
拜占庭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关注更多来自政治、军事层面。罗马帝国的东进和波斯帝国的西扩，两大帝国的冲突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至拜占庭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两大帝国的边境。拜占庭早期的史料对此有着明确的认知。
阿米安记载了公元4世纪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在两河流域的多次军事冲突，提到罗马帝国的军官们“守卫着委任给他们的边境”。皇帝康斯坦提乌斯在两河流域大规模屯兵，其目的并非扩张、侵占领土，而是“在底格里斯河我们这一侧拉起警戒线，监督波斯国王可能入侵的地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索不达米亚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分别由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控制。拜占庭帝国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视为本国传统意义上的势力范围，是其自身在东南部的边境，也是其与波斯人争夺霸权的核心区域。
这种认知在拜占庭早期的史料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对拜占庭早期历史文化产生了多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美索不达米亚见证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争霸历史，双方在此地持续拉锯，最终导致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区域被后起的阿拉伯帝国吞并。拜占庭时期启用新都君士坦丁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维系帝国在东部的疆域，君士坦丁王朝与波斯帝国连年征战，拜占庭皇帝朱利安御驾亲征，意欲直取波斯首都泰西封，却战死沙场。继任皇帝卓维安被迫与波斯国王萨普尔缔结和约，割让大片领土，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底格里斯河外侧的5个行省、15个要塞，以及尼西比斯、辛加拉（Singara）等地。根据协议，尼西比斯和辛加拉虽然交与波斯人，但原来的民众可以离开、前往拜占庭境内。然而，两大帝国的争霸并未结束，而是持续存在，在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达到顶峰。
普罗柯比在《战史》的前两卷便记载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战争。在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方面遭遇重创，美索不达米亚诸多领土沦陷于波斯之手，其中包括著名的达拉城（Dara）。591年，波斯国王侯斯罗埃斯二世遭遇国内叛乱，向拜占庭皇帝莫里斯寻求援助，为表达谢意，他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许多领土归还给拜占庭帝国。605年，两大帝国战事再起，拜占庭大片领土沦陷，随后皇帝伊拉克略集结大军反击，627年在尼尼微重创波斯军队，628年摧毁波斯政权。不过，拜占庭帝国未能就此实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导地位，反而在与波斯帝国的战争中消耗了军力和国力，阿拉伯人兴起之后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被迫从此地退却。
其二，为了维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领土，掌握争霸主导权，拜占庭帝国在当地建立了完善的军政体系，设立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置于东方辖区（diocese of Oriens）之下。美索不达米亚行省最高军事官员是“美索不达米亚公爵”（doux of Mesopotamia），其府邸最初位于尼西比斯。在卓维安割地求和时，将尼西比斯让与波斯人，于是拜占庭帝国重新将阿米达（Amida）定为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府邸。此后，拜占庭皇帝在重要战略区域陆续新建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如马尔提洛波利斯（Martyropolis）、达拉，以便完善在当地的治理，而军队则主要驻扎于君士坦提纳（Constantina）或达拉。
拜占庭帝国早期的《职官录》中详细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行省中的各级军事部署。例如，以君士坦提纳为基地的第一帕提亚军团、以底格里斯河畔贝扎布德（Bezabde）为基地的第二帕提亚军团等。6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设立了三个行省：一是第四亚美尼亚行省（Armenia Quarta），首府是马尔提洛波利斯；二是美索不达米亚行省，首府是阿米达；三是南美索不达米亚行省，首府是达拉。在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为了遏制波斯人的潜在入侵，帝国进一步完善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防御能力。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区域“应该全面加强防御、以各种方式进行加固……皇帝查士丁尼在此地建立起坚固的要塞，驻守重兵，将这一区域变得坚不可摧，蛮族人完全无法侵入”。
至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有效治理似乎在退化。根据塞浦路斯的乔治（George of Cyprus）的记载，拜占庭帝国将美索不达米亚区域整合成两个新的行省：一个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行省或第四亚美尼亚行省，另一个则被称为“另一个第四亚美尼亚行省”（Other Armenia Quarta）。行政规划的不完善和行省命名的随意，是拜占庭帝国这一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主导地位弱化的体现，也进一步削弱了帝国在该区域的统治。
其三，在宗教层面，拜占庭帝国也非常重视两河流域，大致依据行政规划建立起宗教教区，以基督教的传播促进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居民对拜占庭帝国及其教会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宗教的力量巩固对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统治权。源于此，许多与这一区域相关的圣徒、神迹被缔造出来。例如，根据塞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rhus）的记载，尼西比斯主教雅各（Jacob of Nisibis）曾在面对波斯国王萨普尔的大军攻城时，施展了神技。当时，波斯大军拦截水流，利用水的冲击力攻破了尼西比斯城墙，而雅各则通过祈祷，向敌人降下诅咒，召集黑云般的蚊虫叮咬敌人及其战马战象，迫使敌人仓皇逃跑。不过，整体而言，拜占庭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疆域的宗教政策与帝国的整体宗教政策基本一脉相承，并未给予该区域特殊的宗教地位。
缅怀的记忆
拜占庭史料中的两河流域既承载着罗马帝国在东方施行统治的辉煌记忆，也见证了拜占庭与波斯两大帝国争霸战争的历史。源于此，拜占庭帝国在马其顿王朝时期出现中兴后，曾有多位皇帝远征美索不达米亚，试图重建帝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权，只是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就。约翰一世·基米斯基在远征不顺之际，在面向军队的演讲词中便直言：“罗马人呐，我并没有达成我的伟大预期。我曾期望能够实现比现在更加荣耀的伟业，能够无所畏惧地在幼发拉底河中沐浴、畅饮它流淌的河水，能够看到底格里斯河，用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令敌人惊恐。”
至此，拜占庭帝国对美索不达米亚疆域的最后回忆在大多数情况下停留在了7世纪时与波斯的争霸战争。执事官利奥（Leo the Deacon）在提及尼西比斯时，对该城历史的最后追忆便定格在尼西比斯主教雅各抵抗来袭的波斯大军。为了缅怀罗马帝国在东部的辉煌，9世纪后期、10世纪初的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在统治期间，重新启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称呼，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军区，但美索不达米亚军区的辖区并非两河流域，也不是帝国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而是位于原行省的西北方位。
根据君士坦丁七世时期官方文献《论帝国管理》的记载，美索不达米亚军区下辖卡玛察（Kamacha，今土耳其凯马赫）、凯尔泽尼（Keltzini，今土耳其城市埃尔津詹）等地，后增加了罗曼诺波利斯（Ramanopolis）等区域。这些区域主要是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地，因此所谓美索不达米亚军区的军官经常由臣服于拜占庭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担任。而在此后的拜占庭历史文献中，在提及美索不达米亚时，大多数情况下指称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河流域，而是帝国新建立的这个军区。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美索不达米亚军区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逐渐淡出了拜占庭学者的视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