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世时，已有诸多士人整理苏轼著作，然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逝世于常州，次年移柩河南汝州郏县钓台乡上瑞里[1]。此时蔡京当政，为了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并在各处竖立「元祐党籍碑」，上面刻写三百余党人恶名，并昭示全国。党人碑所刻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崇宁元年(1102)壬午五月乙亥纪事：「朝凤郎苏轼降复崇信军节度行军思马，其元追复官告并缴纳。」[2]

《宋史‧徽宗一》载：「崇宁元年（1102）壬午八月丙子，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师。」[3]此时，朝廷逐步加深加害元祐党人，后代不得入京师为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崇宁元年(1102) 壬午九月己亥，徽宗又下诏：「御披付中书省：应系元祐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数进入，仍常切契勘不得与在京差遣。文臣曾任执政官：文彦博……苏辙……。曾任恃制以上官：苏轼等。」[4]

《宋史‧徽宗一》载：「崇宁元年(1102) 壬午九月戊子，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5]以此诏令为准，立元祐党籍碑。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纪事：「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版。」[6]苏轼生前著作，诸多版本被毁，再行开放时，许多书籍内容已经无法完整兜拢，因此后世诸多苏轼遗书多为后人编纂或伪造拼凑所得，如《仇池笔记》一书。

《宋会要辑搞‧刑法二》宣和五年（1123）葵卯七月十三日纪事：「中书省言，勘会福建等路禁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着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7]中书省下令各地不得传习元祐学术及印卖相关文集等。

苏轼逝世后，宋徽宗受奸臣所迫，毁损并禁印苏轼书籍，且「元祐党籍碑」上有刻名者之后代均不能在朝录官。直到徽宗末期，才又转念。依《墨庄漫录》卷三《同列戏卫达可行苏轼追复职名制》载：「宣和间，有旨苏轼追复职名。」[8]

南宋以后自高宗起恢复苏轼所有官职，孝宗并下旨封赐苏轼为文忠。南宋时研究苏轼蔚然成风，大量诗文集、诗话、笔记，有许多对苏轼作品的评论、轶事作研究。同时，北方金朝文人、官员对苏轼亦有所景仰，不乏诸多研究学者参与论述。元代亦重视苏学，且诸多学者亦受苏学影响。明代时，不好诗而好东坡，东坡持续受老百姓的爱戴。清代苏学复炽，许多学者开始整理苏轼著作，对于苏轼有了更深一层的研究与认识。民国时期，对苏轼研究的热潮持续，然为战争所困，成就不高。文化大革命时，大陆对于苏轼的研究或有间断近三十年，然改革开放至今，苏学研究更上层楼。台湾对于苏轼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并保持了旺盛的研究风潮。整体观之，历代苏学研究趋势呈现下列起伏现象，参考图01001。

图01001：历代苏学研究趋势图。

宋代苏轼相关著作

苏轼在世时，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或苏门六君子(再加上陈师道与李廌)所撰述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有提及苏轼，其余如王安石、欧阳脩、张安平、李之仪、米芾、杨绘等，在各种论述中亦多提及苏轼踪迹，当然最重要的是苏洵《嘉祐集》、苏辙《栾城集》父子对苏轼的各种片段叙述，尤其珍贵。

苏轼本身的著作，从苏辙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提及：「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 论、譔，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9]另，四库全书中有关苏轼的著作，包括了《东坡易传》、《书传》、《苏沈良方》、《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东坡全集》、《东坡诗集注(王十朋注)》、《施注苏轼(施元之注)》、《苏诗补注(查慎行注)》、《东坡词》等。苏轼、苏辙曾撰写《南行集》与《南行后集》，然今仅见苏轼所撰《南行集序》；苏辙所撰《南行后集序》及南行前后集文本均已佚。《苏沈良方》应为后人将苏轼、沈括二人文章聚合而成；《仇池笔记》则多抄自宋人笔记或伪造者。

苏辙《次韵姚笑标判官见还〈歧梁倡和诗集〉》云：「伯氏文章岂敢知，歧梁偶有往还诗。自怜兄力能兼第，谁肯埙终不听萀？西虢春游池百顷，南溪秋入竹千枝。恨君曾是关中吏，属和追陪失此时。」[10]文中提及兄弟所编撰《歧梁倡和诗集》，今已佚。苏轼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云：「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11]苏轼提及陈师仲为其编《超然》、《黄楼》二集，今亦已佚。

王安石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又有《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显然，当时有苏轼《眉山集》一书，今佚。然，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并未述及此书，或者此书应为当时苏轼的一些诗文合集。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12]该时，辽国亦有编注《大苏小集》。

李之仪《观东坡集》云：「今朝又读东坡集，记得原州鞠狱时。牵首高吟��欲遍，几多强韵押无遗。固之才气原吴蔽，独有新期老不欺，泪尽九原无路见，冰霜他日看青枝。」[13]广义称，李之仪亦属苏轼门人之一，元祐文人集团的成员。观此诗，亦可见当时已有《东坡集》问世。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议十五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又「《东坡别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孙给事峤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略与杭本同。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形于世矣。」[14]阅此文已可认定，苏轼生前即有《东坡集四十卷》。

苏轼《答刘沔都曹书》云：「轼顿首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言语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15] 苏轼贬居儋州时，有刘沔编录苏轼诗文二十卷至海南请轼修改。此二十卷当为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述的《后集》二十卷。

苏轼殁后，南宋时，一般对苏轼的评价

苏辙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苏轼一生的描述最为详尽，宋史《苏轼传》略之。宋朋九万所编《乌台诗案》对苏轼诗案描述甚详，亦可参考。

宋徽宗时期，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将曾经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刻写309个党人名、并昭示全国。入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南宋初，有人把赵宋王朝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怪罪与王安石变法。宋高宗刚建立南宋小朝廷，大力尊孔崇程(程颐)，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元祐奸党」得以昭雪。被列入「元祐党籍」的保守派官员陆续得到追赠谥号或官职，改称为「元祐忠贤」，高宗还为司马光等人大翻其案。

《曲洧旧闻》卷八《东坡诗文盛行》载：「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颂，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6]后因星变而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宋孝宗在《苏轼文集序》中云：「故赠太师謚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着，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17]自此，苏学重启并大为兴盛于南宋时期。

《宋史‧理宗二》载：「端平二年(1235)乙未正月丁酉，太阴行犯太白。甲寅，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脩、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十哲。」[18]《宋史‧度宗》载：「咸淳元年（1265）乙丑九月己酉，以洪天锡为工部侍郎兼侍读。壬子，命宰执访司马光、苏轼、朱熹后人，贤者能者，各上其名录用。」[19]南宋，因受苏轼牵连者均复官。一般百姓，甚至盗匪等均对苏轼恭敬顶礼，而一般士大夫对苏轼的仰尊更是远远超过一般民众。

从南宋起，苏轼之文历代均为士人学习的楷范。据吾师王兆鹏、刘尊明所撰《历史的选择----宋词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辛弃疾的词今存者有六百二十九首，为宋代第一；苏轼词现存有三百六十二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收录三百七十四首），为宋代第二，北宋第一。历代对苏词的品评次数达八百六十几次，为宋代第一，可见历代对苏词的重视[20]。南宋大量的诗文集、诗话、笔记，有许多对苏轼作品的评论。

王十朋谓：「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桞；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辨之者。」[21]依此，南宋已有韩、柳、欧、苏的说法。

南宋学者对苏诗的研究也是不愧余力，认为宋诗形成与唐诗有别的风貌，是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才完成的[22]。苏辙于《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髣髴近之。」[23]

南宋学者所编纂的与苏轼相关的年谱，较为出名者包括：罗良弻所编的《欧阳三苏年谱》、孙汝听所编的《三苏年表》、李焘所编的《苏东坡年谱》、何伦所编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所编的《东坡先生年谱》、傅藻所编的《东坡先生纪年录》、王宗稷所编的《东坡先生年谱》。

金、元对苏学的研究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三》靖康元年（1126）丙午十二月纪事：「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又取苏黄文墨迹及古文书籍开封府支拨见钱收买。又直取于书籍铺。」[24]《石洲诗话》卷五载：「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尔时苏学盛北，今人之尊苏不独文也。」[25]《瓯北诗话》卷十二载：「宋南渡后，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元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南宋人诗文则罕有传至中原者。」[26]

金、元期对于苏学喜爱并研究甚深。金初苏学之盛，乃由北宋文人使金后之影响。后朱朱弁、施宜生、朱之才、吴激、蔡松年等宋人北去不返，对苏学在金的发展与推广都有一定的贡献。

元代亦重视诗学，元袁桷撰《书程君贞诗后》载：「宋以来有三变焉：梅欧以纡徐写其材、髙者凌山岳、幽者穿巖窦，而其反覆蹈厉，有不能己于言者，风之变尽矣；黄陈取其竒以为言，言过于奇，奇有所不通焉；苏公以其词超于情，答然以为正，頽然以为近，后之言诗者争慕之。」[27]元初的王恽、胡祉遹、戴表元、方回、刘壎等研究学问，都受到苏轼的影响[28]。元代受苏轼影响最大的学者为吴澄、马端临、樟之翰、袁桷、虞集、吴师道等人[29]。

苏轼在各地的故居等，在元代多有翻修、重建，或者改为祠堂，如惠州的白鹤峰、海南儋州的载酒堂等。

明代不好诗而好东坡

唐宋诗之争，到了明代以尊唐派占优势。所谓：「文必秦汉，尊唐，诗必盛唐。」因此，明代对于苏轼的研究既落后于南宋，亦不及于清代。大体而言，明代对于苏轼作品没有太深入的做过研究，也没有名人编纂的苏轼年谱传世[30]。然，明代苏轼依旧是一位被学者与百姓所喜爱的一位文人。

明代学者如高启、瞿祐、方孝儒、王世贞、谭元春、杨慎、焦竑、茅维等都在文中对苏轼叙及好感。明代亦有一些文人撰文批判苏轼，包括苏轼之诗多为讽上；或者批判苏轼之论文有偏差。然，明代也新编了几部苏轼集，提供了一些苏轼佚诗佚文。明代文人茅维刊有《苏文忠公全集》，今中华书局所编印的《苏轼文集》亦以此书为底本[31]。

清代苏学复炽

清代满人入主中国，大规模整理与编纂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全唐文》，清代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回光返照，在各个领域都有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也因为这个原因，对于苏轼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清代出版了《施顾注苏诗》、查慎行《补注苏诗》、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清代纠正了明代《诗必盛唐》之说，因而推崇宋诗以矫正之。清代亦整理了苏轼许多诗文全集。《四库全书》搜罗了康熙时蔡士英刊本《东坡全集》。清马俊良、张海鹏等都有重辑《东坡志林》。清王昌嗣改编了《苏文忠居儋录》；明末方介卿编有《苏文忠公寓惠集》，清初再经改编；樊庶、王时宇都编有《苏文忠公海外集》。又《苏沈良方》后来失传，《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康熙三十八年(1699)，邵长蘅订补《施注苏诗》。清康熙十四年(1888)，钱塘汪氏重刻毛晋汲古阁原刊本《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亦在其中。

事实上，清代尊唐、尊清者都有，然对于苏轼，则多有好评，如：钱谦益、冯斑、黄宗羲、吴伟业、尤侗、汪琬、徐干学等学者。纪昀有《评苏文忠公诗》，且在他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苏轼著述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东坡全集》、旧题王十朋《东坡诗集注》、《施注苏诗》、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东坡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

近代对于苏轼的研究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战争灾害连年不断，对苏轼的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况。1949年后，中国大陆又有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对于苏轼的研究也形成某种禁忌。直到最近三十年，重新展开对苏轼的研究，这其中最有影响力与成就的就是孔繁礼先生，他对《苏轼诗集》的整理与搜罗尽了最大的力量，总计收到苏轼两千八百二十多首诗，是一部资料最完整的《苏轼诗集》。1986年，孔繁礼再与刘尚荣先生编纂完成《苏轼文集》。《苏轼诗集》辑得佚诗二十九首，《苏轼文集》辑得佚文四百多首。

吴雪涛撰，1990年出版《苏文系年考略》对研究苏轼诗文者多有帮助。同年，石声淮、唐玲玲出版了《东坡乐府编年注》。1992年，孔繁礼先生出版了《苏轼年谱》，改正了过去各刊本《苏轼年谱》的缺点。2010年，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出版，更是苏轼诗、文、词的集大成，对研究苏轼文学有极高的价值。

改革开放后，教育扩招，中国大陆各著名大学都有设文学院，于是研究苏轼更是如雨后春笋，百花齐放。论文、期刊比比皆是。学者中，以曾枣庄、王水照、莫励峰、吾师王兆鹏等人都有贡献。台湾于1949年后，研究苏轼逐渐蔚然成风，特别是林语堂先生于旅美期间写过一本《苏东坡传》，将苏轼的一生做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交待，本书在台湾出版后，一再引起学界及一般知识分子的重视。另，苏轼诗词纳入中学教科书中，苏轼更成了全民皆知的人物。

有关于苏轼的传记，近年，中国大陆的曾枣庄先生写过一本《苏轼评传》；王水照先生也写过一部《苏轼传》；台湾的李一冰先生写过一本《苏东坡新传》，同时市面上屡屡可见新出版有关苏轼传记的创新之作，电视亦多有播放苏轼相关影集，对于研究苏轼都有莫大的帮助，而苏轼的名气在民间则屡创新高。

近代苏轼研究已经单纯的从苏轼文学及豁达生活态度的研究，逐步扩大到更多的领域，兹说明如下：

一、苏轼思想、生活态度的研究：包括宗教哲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生活与旅游方式等，如「西园雅集」的真伪？

二、苏轼书画艺术的研究：苏轼的书法真迹尚存者多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作真迹已罕见，然偶见拓本或石刻本出现，海内外许多专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苏轼书画艺术。

三、苏轼遗迹的保存：比如眉山三苏祠、黄州赤壁几、惠州白鹤峰、密州超然台、徐州黄楼与燕子楼等。各地方政府都在尽其全力逐一保护或者重建苏轼曾经留存有印记的遗迹。

四、苏轼养生术的研究：自中年开始，苏轼就开始撰述各种养生术，今则屡屡被民俗专家所探讨及引用。

五、苏轼和陶诗的研究或其它个别文体的研究。

六、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研究，包含了新旧党争的研究、新旧法的研究。另如台湾的学者刘昭明先生写过一本《苏轼与章惇关系考》。

七、苏轼各种著作版本的研究。

研究尚有不足者

对于苏轼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者及研究上的缺失，论述如下：

一、关于苏轼的书画研究：在凤翔的东湖、眉山的三苏祠、黄州的赤壁几、儋州的东坡书院、密州的超然台等地，宋元以降，几个朝代都有收集苏轼文墨拓本的习惯，并且再刻石以留存后世，至今许多已为孤本，然少有深入研究者？至于放置保存于北京、台北故宫的苏轼字画真迹亦尚未有系统的公开，这都需要时间，逐渐整理并证明其真伪，逐步公开于世。余亦在山东九仙山石岩上、河北曲阳县水中石块、肇庆七星岩上的石刻、南雄「诸仙巖」的苏轼字迹、山东平阴县黄河边沙滩中冒出的石碑中，发现据传为苏轼手迹者，然都需要进一步考证其真伪？

二、关于苏轼历史与文学地理的研究；苏轼一生中约有八年的时间是走在路上，整个行程超过三万公里，苏轼一生中到过的地点，有名称(地名)者近千处，亦应该从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的角度去追循研究，进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苏轼文学、思想、哲学，因地、因时、因人的转变过程而形成的特色等。

三、既有书籍的订正：自南宋起至今，许多苏轼研究书籍在论述时尚有许多时间、地点、位置、方向、顺序上的错误，原因在于过去交通行走的困难，无法亲临其境，因此在书写时常犯了上述的错误。而今交通便利，已经容许学者至各处行走，进而发现过去的错误并得已正确订正之。

四、苏轼一生文风、思想与人生态度的改变：苏轼一生主要历经眉山、汴京、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定州、惠州、儋州、廉州、常州、真州、江宁(金陵)等地，由于环境的改变，再加上外围人物、政治环境以及个人年龄的增长，因此苏轼的文风、思想与人生态度都在改变当中，其改变的过程、方向以及影响的深度和对文明、文化的贡献等鲜有学者研究，分析其原因、大约是少有人追循过苏轼一生的路程，逐步亲近接触过苏轼所到过、处过的每一个空间。

至今对于苏轼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详如图01002：苏轼研究已足及不足之处概念图。

小结

余个人自2008年自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以后，即陆续开始正式追循苏轼，行走、探访苏轼所去过与到过的每一个地点及行过的每一段路程。并自2013年起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班，依历史与文学地理的角度深入研究苏轼的一生行程。自2008年起，至2019年止，总计花费了12年时间，大致追循与探访了苏轼所走过、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及所行过的每一条路程。2017年三月，完成了《苏轼行踪考》一书的初稿，其中包括了约117万字，并绘制了近七百张与苏轼遗迹有关的彩色地图，其中部分是宋代与现代地图的叠加图。

图01002：苏轼研究已足及不足之处概念图。

行过苏轼所去过的每一个点与线，宛如跟随苏轼行走一生，并比对苏轼在每一个点、在线所写的诗文，深切体会苏轼作品的真正意涵，因而逐渐与苏轼思想合而为一。

余于2017年六月自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班毕业，并于九月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班，期望弥补个人在苏轼文学根底上的不足，以期细腻撰写一本比较精确的《苏轼史传》，在撰写角度上乃以历史学编年体的方式加上传记文学的文体，精确深入的描述苏轼的一生，并特别注重苏轼在每一个时期思想、文风与生活态度的影响因素与转变过程。重点在，将苏轼为中国文化、文明的贡献细腻描述，以作为后人继续研究的参考。对于苏学研究的过程，说明如下图01003。余全力研究苏轼，如因个人体力、财力、能力等不足，无法完成所有研究或写出当写之作，无须后悔与抱怨，因一生已然全力以赴追循苏轼，走完一生。

图01003：苏轼研究流程图。

苏轼一生六十六年(公历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农历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眉州，于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时，开始走进汴京，考上进士。苏轼才华光芒万丈，照亮大陆神州的每一个角落。苏轼先后八次进京做过朝官，在凤翔、杭州做过通判，在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做过太守，先后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两处岭南偏州，其中还有一处属海外偏乡（廉州）。苏轼一生所行走的路程，接近三万公里；在路上的行走时间接近八年。苏轼一生的行程，大致如图01004。

图01004：苏轼一生概略行走路线及为官、居住参考图。

在五十年前，没有人可以依循他的脚步走完全程，也就是说完全走过苏轼的一生。或有诸多学者研究某地区苏轼的行踪考，比如南宋时期的文忠公周必大，在常州、宜兴地区查访了苏轼所去过的一些地方；清朝的王文诰在广东地区三十年游，到惠州去过三次，较详细的研究了苏轼在广东地区有关苏轼的行踪。孔繁礼去了几个大地方看了看，并未仔细完整追循苏轼行过的每一个地方。近年眉山、黄州、徐州、常州、惠州、定州、凤翔、广州等，都有一些地区性的苏轼爱好者组成地方性的东坡文化研究会，这些学者研究多半也还侷限在自己所居住地区附近，对当地的苏轼行踪做研究。至于其它相关地方，如杭州、开封、湖州、登州、颍州或苏轼的行走路程，则少有人认真及全面性的追循研究。几年下来所见者仅有尧军、欧忠剑（成都）、苏洪（天津）、吴勇（长沙）、吴健（珠海）、孙业森（济南）、屈毓晓（周至）等君与我有相近的理想。

研究苏轼一生的行踪，有几个困难点：第一、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从各种文献中点滴寻找苏轼去过的地方。第二、需要花上太多的金钱费用到达每一个地点，主要费用花费在交通、住宿，甚至与人交流上。第三、许多古老的地名或旧址都已经变更多次，在寻找上，确实有一定的困难。第四、如何将苏轼到过的地点呈现在自己所绘制的地图上，并标出经纬度与等高线，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或机缘做得到的。

由于上列的困难度，因此自古以来，大家研究名人的行踪考，多半是从文献上去找资料，少有实际上追循一个人一生踪迹的先例。因此在研究历史地理和文学地理上都有一定的困难度，幸亏中国目前兴建了大量的高速铁路，飞机场也布满全国各地，乡间地方上的小巴、出租车也能四通八达，因而，在撰述《苏轼行踪考》时，有了极大的方便性。

[1]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1410至1421页。

[2] (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第十九《崇宁元年(1102)壬午五月乙亥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679页。

[3]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357--372页。

[4] (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第二十一《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715页。

[5]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365页。

[6] (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第二十一《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739页。

[7] 佚名撰，刘琳、刁忠民、舒大纲、尹坡等点校：《宋会要辑搞》刑法二《宣和五年（1123）葵卯七月十三日纪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第8330页。

[8] (宋)张邦基撰，孔繁礼点校：《墨庄漫录》卷三《同列戏卫达可行苏轼追复职名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15年11月北京第四次印刷，第95页。

[9]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1422页。

[10]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后集》卷三《次韵姚笑标判官见还〈歧梁倡和诗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54页。

[11] (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陈师仲主簿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河北印刷一厂印刷，第5326页。

[12] (宋)王辟之撰，金圆整理：《全宋笔记‧第二篇（四）渑水燕谈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77页。

[13] (宋)李之仪撰，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舒大刚编纂：《姑溪居士集/宋集珍本丛刊》卷五，成都：线装书局出版，2004年出版，第777页。

[14]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别集类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502页。

[15] (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刘沔都曹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河北印刷一厂印刷，第5331页。

[16] (宋)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第205页。

[17] (宋)苏轼撰，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御制文集序》，台北：世界书局出版，2016年1月四版四刷，第01页。

[18]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十二‧本纪第四十二《理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807页。

[19]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七《度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895页。

[20] 王兆鹏、刘尊明撰：《历史的选择----宋词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襄阳师专学报16卷第1期》，1995年第1期，第15页。

[21] 王十朋撰：《梅溪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22] 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二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88页

[23]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1410至1422页。

[24] (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三《靖康元年（1126）丙午十二月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548页。

[25] 轶名撰：《石洲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第153—156页。

[26] (清)赵翼撰，胡主祐、霍松林点校：《瓯北诗话》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0年1月1日出版，第152页。

[27] (元)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程君贞诗后》，四库全书本。

[28] 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二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178页。

[29] 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二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188页。

[30] 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四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207页。

[31] 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四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