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产生在中国清代的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几乎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同时，脂砚斋就开始评阅《红楼梦》。如果把脂砚斋看作第一位“红学家”的话，那么红学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说“百年红学”呢？因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红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其实只有一百余年。1904年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现代红学的开始，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
那么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以来，百年红学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如果细说起来可谓一言难尽，概括地说，可以把百年红学分为四个时期，即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时期，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时期，1954年批俞（平伯）运动开始形成的以社会学批评为主要倾向的时期和“文革”结束后开始的红学新时期。
回顾百年红学的历史，我们发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在红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在当时乃至在以后多少年少有响应者，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正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是蔡元培等人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证”。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运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论文，它主要是运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其对王国维的解读，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认可他的具体观点。但王国维对《红楼梦》文学的美学的研究思路和理念，从人生的根本问题去阐释体悟《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毫无疑问是代表了正确的研究方向。还在蔡元培、胡适发表他们的代表作《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十几年前，王国维就尖锐地指出了研究《红楼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错误，批评了索隐派。可惜的是，王国维虽然发表了开创新红学先声的标志性成果，却没有完成从旧红学到新红学的转型。
在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十三年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发表。《石头记索隐》是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作。蔡元培用读史书的眼光看《红楼梦》，不仅把《红楼梦》中的文学人物与清代历史上的人物一一比附，而且要从小说中索出“微言大义”，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中本事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和所有的索隐派的根本失误是完全脱离作品的实际，脱离了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区别。
在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之后四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这篇被称为新红学奠基之作的论文，对索隐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指出索隐派走错了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红楼梦》的附会”。胡适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的实证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做了系统考证，并在此基础之上，得出了六条重要的结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的儿子。（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大概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写书的年代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由于胡适的考证是建立在扎实的材料之上，在这场蔡胡论证中，“附会”的、“猜笨谜”的索隐派很快就败下阵来。胡适以无可争辩的优势确立了新红学的统治地位，也影响了几十年来红学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胡适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当然，胡适的考证并非无懈可击，当年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就挑出一些胡适考证中的毛病，比如第十七回焦大的醉骂，还有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的话等，蔡先生认为，如果《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中的贾府即是曹家，那曹雪芹这样骂贾府“似太不留余地”。其实胡适考证中的漏洞何止这一些，胡适的根本失误在于“自传说”。由于有关曹雪芹材料的限制，无论是胡适还是以后的新红学考证派，他们占有的资料都无法支撑“自传说”，都无法做到自圆其说，甚至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曹雪芹生于哪一年等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定论，那么“自传说”的漏洞就永远无法堵上。看来考证派虽然打败了索隐派，但也为自己埋下了危机，同时为索隐派的复活留有了空间。1951年，当胡适看到仍有人还是用他三十年前批评过的索隐“猜笨谜”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就不无感慨地说：“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的工夫，原来还是白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谜的‘红学’！”（《答臧启芳书》）胡适何止是白费了心血，如果说索隐派混淆了文学与史学的本质区别，那么“自传说”则是混淆了文学与自传的区别，索隐派走错了路，“自传说”的路也不对。当然这样说不等于认为索隐说与“自传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前些年曾有过一种观点，认为胡适的“自传说”与索隐派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看“自传说”说《红楼梦》讲的是“自己”的事，而索隐派的观点不过是说《红楼梦》讲“他人”的事，最终“自传说”与索隐派殊途同归。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问题，它混淆了科学的考证与主观臆测的索隐猜谜之间的本质区别，抹杀了建立在考证基础之上的新红学的历史贡献。科学的考证与索隐猜谜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批评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失误和错误，特别是他的“自传说”并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胡适为红学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作者、家世、版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正是胡适这些“考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拨开了索隐“猜笨谜”的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在百年红学的历程中，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是对红学走向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今天我们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审视当年的过程，应该说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学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注意《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挖掘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同样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问题在于，由于时代的原因，政治因素的干扰，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并对后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撇开政治图解式的研究不谈，就是从学术层面的社会学研究视角看，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这种研究忽视了《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特征，社会学的研究对《红楼梦》历史文化内涵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那个时代，仍有学者努力突破政治因素的干扰，坚持文学批评的原则，在《红楼梦》文学艺术成就研究、人物形象的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如何其芳1957年发表的《论红楼梦》、蒋和森1959年出版的《红楼梦论稿》等。
红学新时期我们在此不用多说了，这是一个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也是百年红学史上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而在我看来，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人们对红学历史特别是百年红学的深刻反思，多元化研究局面的出现正是人们对红学史反思的结果。那么，百年红学的历史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百年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无论是说《红楼梦》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还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他们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对《红楼梦》本体的认识上，都是没有把《红楼梦》看作小说、看作文学作品，都没有从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方面去认识《红楼梦》。若干年前，曾经围绕“什么是红学”展开讨论，其实争辩的分歧有更深层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是红学”，而是“《红楼梦》是什么”。这是根本分歧所在。在一些人看来，说《红楼梦》是小说，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似乎太浅薄了，不屑一顾。而国学大师王国维当年正是坚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对“以考证之眼读之”提出尖锐的批评。红学的历史证明王国维坚持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王国维不浅薄。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俞平伯先生，早年他是“自传说”的坚定倡导者，但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俞平伯一生都在修正自己的观点。到了晚年，他对《红楼梦》有了更冷静和清醒的认识，他曾尖锐地指出：“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越昌，红楼越隐。真事隐去，比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乐知儿女说红楼》）又说：“《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俞老的批评既是对自己一生红学事业的深刻反思，又是对当下红学种种现象的尖锐批评。当下在《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和现象，诸如“太极红楼梦”“曹雪芹和他的情人杀死了雍正皇帝”以及所谓的“秦学”等种种奇谈怪论，还能得到不少人的赞赏，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去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这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未来。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并不否认《红楼梦》考证的成果和历史贡献，但对作者、家世的考证，都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红楼梦》的创作，更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好地理解《红楼梦》深邃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既不是什么朝的政治小说，也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它是曹雪芹伟大的艺术创作。冯其庸先生曾说：“《红楼梦》作者的根本思想……是人的爱情应该是怎样心灵契合、晶莹澄澈的理想，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关系的理想，是对于人生的感叹和沉痛的反思，是对于知音毁灭的悲哀和永恒的心灵契合的追念。”（《我对〈红楼梦〉的解悟》）确实如此，《红楼梦》正是通过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兴衰，通过一群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和人生，它是曹雪芹对社会和人生深刻感悟的结晶。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有着永恒的艺术感染力，这才是伟大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
百年红学，长盛不衰，根本的原因在于《红楼梦》本身的魅力，而红学的兴盛和丰富成果，更使得《红楼梦》广为流传，更为人们所关注。20世纪以来的百年红学，确实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迹，一代一代学人的努力在红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同时又有许多沉痛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红学百年辉煌”“百年红学风风雨雨”都不错。认真反思百年红学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