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他的著作Civilization on Trial（《文明经受考验》）中曾预言，除美国和苏联之外，已不可能再看到一个强国出现，哪怕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也不可能。
事实证明，汤因比的预言错了两处。第一，苏联崩溃了，并不像他想象中那样强大；第二，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国用了40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超乎汤因比的想象。
不过在当下，崛起中的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来自头号经济体美国的攻击和技术钳制，而且正如很多人所担心的，这种局面正在演变成“新冷战”。问题来了，未来中国会不会像苏联那样倒下？或者说中国会步日本的后尘，迎来失去的10年或20年？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一点，中国成为美国政府发起贸易战和技术钳制的目标国家，并非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而是因为美国改变了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崛起的观念。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就连美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一改常态，反过来质疑全球化，主张要保护美国。美国知识界的这一“气候变化”是不寻常和不可思议的，令人遗憾。至于“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将美国拖入歧途，想必诸多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对此深感不安。
那么，在此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新冷战”是否真会成功抑制中国的经济崛起？答案取决于对中国过去经济崛起的解读。尽管各种非议和批评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中国是在比同期绝大多数国家更开放的条件下成功推行结构改革和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这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和摩擦，但如果认为中国仅是想借助控制汇率和一些扭曲政策来获取更多的出口和顺差，那就错了，因为这么做对于中国这个大国而言也将会是灾难。
国内的扭曲当然存在，但至少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减少，不然就只能相信中国的增长是虚夸的。尤其是考虑到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和在最短时间里实现了人类最剧烈的经济转型这个事实，中国的发展和开放战略在总体上就是相当正面的，远不是被指责的那些人为扭曲所能概括得了的。
美国政府在指责中国对美国维持较大贸易盈余的同时，全然忘记了中国的贸易总量有多大以及对世界经济有多重要。换句话说，中国不仅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差”，导致与欧美的贸易失衡，同时也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和”，为世界经济带来繁荣。单看中国今天可以维持占GDP大约60%的贸易额这一点，它的崛起就值得世人尊重。对中国偷窃技术的指责一定是假设中国仍是一个封闭经济，还停留在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持久开放和深化改革的观察，2011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在他的著作《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曾保守地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全球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不断发酵的中美贸易战是否真会改变这样的预测结果？该预测是否也会遭遇人们先前预测苏联时的同样尴尬呢？答案很简单，除非假设中国未来有重回计划经济的可能。事实上，Arvind为了使预测避免过于乐观，他有意识地要显得保守一些，以防那些不测事件。
而人们当年对苏联的看法却是极度乐观的，这部分来源于当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国家思潮的流行，再加上苏联的工业与军事高速扩张的事实，经济学家严重高估计划者管理经济的能力并忽略了以下事实：苏联有庞大的由计算机辅助的中央计划系统、有先进的科学研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人力资本，但苏联跟今天的中国极其不同，苏联没有市场制度、没有分权、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激励、没有信息的横向扩散、没有企业家精神，也没有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通过学习而获得技术进步的开放政策。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庞大官僚组织的本能膨胀，计划经济运转失灵就为期不远了。事实是，中国拥有苏联不曾有的这一切。
再说日本经济。要作出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的大胆预测，必然是要无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与日本的巨大差距这一事实。Arvind Subramanian曾明确提到，当年看好日本的预测要说有错，那就是大多数预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日本经济在增长停滞之前自战后算起已经持续了将近40年。
用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1990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6000美元，几乎赶上了美国31000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日本在经济停滞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且已经位居全球技术的前沿。
考虑到这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再加上日本特别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在1990年之后的增长降速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国今天还需要走完追赶前沿的较大距离。
假定中国继续保持市场开放和持续的结构改革，即便考虑到今天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影响，把中国未来15年的平均增长率估计在5%以下，仍然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实际上，Arvind预测的人均GDP增长率5.5%已经把中国未来（到2030年） 的增长率比之前20年下调了40%。为了检验这个下调幅度在历史经验中是否还显得过于保守，他挑选了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之后，其增长率不低于之前20—30年平均水平的经济体。
在6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 （巴西、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 中有4个这样的经济体，只有巴西下降了2.6个百分点，罗马尼亚下降的幅度则更大些。
尽管样本极少，但也说明与中国当前阶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即使这样，人们也会进一步质问：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更像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而不是罗马尼亚、苏联和1980—2000年的巴西呢？
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应对冲击和不测的能力也不容低估。已故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总结东亚经济体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成功经验时曾经指出：
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使其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针对变化的需要作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一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战，对于每个10年，政府都能作出政策的改变，用库兹涅茨的话来说，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要说发展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避免思想僵化。这就要靠不断的政策改革，要不断回应大量分散决策者的呼声。
这段描述中国情形的话实在太精彩。在经历了为应对全球危机而实施的超常的货币刺激之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全面反思增长模式和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已到。这显然需要巨大勇气来应对因结构调整而造成的经济下滑和痛苦。即使这样，外部观察家如果认为中国还在坚持过去的模式以维持增长，那就错了。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的冲击很可能坚定了中国领导人扭转过去增长模式的决心，要以更大的市场开放和结构改革来消除尚存的各种扭曲和缺乏效率的投资。说到底，中国到了需要依靠其巨大的市场优势实现追赶并建成先进国家的时候。
《大国经济：中国如何走好下一程》。作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