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学中的梦雾和难解疑谜太多了，以至于引起了很多学者包括一流学术大师去猜谜解梦，有的甚至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心香燃尽，其治红成果亦未在学界达成共识。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诸家研索的操作方式不同，学术思路迥异，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红学史上能成一家之言的不同流派。从前，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红学研究者对某些缺陷明显的红学流派，如索隐派等，进行了简单否定，对考证派亦大加挞伐，尽管硕果仅存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以“一花独放”，但实践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好也不可能包办红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进行学术反思，才深刻醒悟到：只有多元的红学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红学研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飞跃。单一、封闭的研究模式，只能窒息自己的学术生命。应该承认，红学研究的每个流派对《红楼梦》的解读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为其他流派所无法取代；但同时，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虽然这些偏差又能被其他流派所补救。一个学人，一个学派，能客观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并冷静地反观自身，才是学术上成熟的表现。红学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好，包括后来成为时代骄子的社会批评派红学，恰恰在这方面不够冷静，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后故步自封，作茧自缚，从而使得他们后来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创立之初那种元气淋漓的反面。这种代价是很沉重的，然而它又为红学研究偏向的反拨提供了契机，从而为红学研究在曲折道路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这门“显学”获得新的“涅槃”。我们对红学诸流派这种兴起及衰微的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本身就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因为它对于红学史的总结，乃至于对小说理论的建设，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红楼梦》及其作者，让人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少走弯路，毋庸置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

梳理、勾勒一下两百多年的研红史，倘若从脂砚斋评红算起，那么脂评应该算是红学评点派的萌芽；但若从一个流派的实际形成考察，评点派真正作为一个流派活跃在红坛，则应该是道光以降的事了。因此，红学史上最早的流派，当推题咏派。也许题咏、评点这种琐屑的评红方式不像后来出现的索隐、考证、批评诸派那样能构成磅礴的气势，但涓涓细流，如评点派那样娓娓道来、导人迷津，以至曲径通幽，题咏派那样诗情盎然，扣人心弦，以至如醉如痴，也同样能引起人们对《红楼梦》的流连忘返。如果说评点派是以散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散点辐射的话，那么，题咏派无疑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关于红学评点派的研究，当代研究者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八家评批红楼梦》的整理面世，个别评点大家如王希廉研究的具体深入等，都是评点派研究成果的可喜表现，所以在此可略述简谈；相对而言，作为红学史上产生较早的题咏派，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研究得却最为薄弱。分析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即就题咏派本体而言，它往往随感而发难成系统，自然难与其他著名红学流派相比并；从主观方面即就接受者、研究者而言，“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缺乏“定力”的东西，琐碎的题红诗也很难像索隐、考证、批评派那样组成大块文章；另外，解诗亦非易事，牵扯到研究者各方面的学养、功力，做这样受累不讨好的研究文章自然是人们不屑为之的。其实，流传至今的数千首题咏作品是红学研究中一座丰富的矿藏，它里面蕴含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尚待深层次、全方位地开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诗词形式的评《红楼梦》，在文字效果上更能驰魂夺魄，引人共鸣。对题咏派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使我们对那些作品体现的红学观念、审美理想，以及《红楼梦》一书在当时的传播及其影响的了解，都是极有价值的。这里还有必要强调指出：“题咏派”并不全同于“题红诗”，在形式上它还应该包容词、曲、赋、赞等韵文；在内容上，它也应该吸纳“题芹诗”。可惜的是，一粟《红楼梦卷》在体例上囊括未尽，《红楼梦大辞典》亦将二敦兄弟及张宜泉关于曹雪芹的那些酬唱、怀人、凭吊的作品摒除在外。也许这些诗虽然谈到曹雪芹但并未直接涉及《红楼梦》本身，故被割爱弃置。然而，这些不算很多的作品分明提供了曹雪芹的生平资料，而且是第一手的，这就弥足珍贵了！又岂容忽视？况且，离开了作者曹雪芹谁又能将《红楼梦》说清楚？古人云：“知人论世。”这本属常识，但在近年的红学研究中，有人将这讥讽为“曹学”或“红外线”，强分红学畛域，实则“曹学”“红学”应羽翼辅成，我们今天就是要打破“内学”与“外学”的樊篱，清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实现文献、文本乃至文化的沟通。从这样的红学新理念出发，我们认为题咏派应该是“题红诗”与“题芹诗”的二水分流，它们各自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另外，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关于红学题咏派的上下限规定问题，一般研究者是以清乾隆至道光为起讫，从旧红学狭义上所讲的题红诗而言，这样处理大致还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我们把题咏派视为一个红学流派做专题研究，则应该放开眼界，扩大该流派的时间范围。若以历史分期而论，我们认为从曹雪芹一开始创作《红楼梦》直至程高本的面世，当为题咏派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局限于雪芹的亲朋好友之间，因此“题芹诗”颇多，不仅颂赞其小说，还涉及其诗才画艺以及品格风貌，所以值得钩沉深研，尤其是对早期脂评夹杂的咏红之作应该做系统的抉剔爬梳，因为它们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中有些诗出于曹雪芹自拟，则需要考辨厘清。第二阶段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高本面世至道光评点派的勃兴。这一阶段主要是大量“题红诗”的涌现，为题咏派的主脉，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大部分作品着眼于《红楼梦》小说本身，鲜明地体现出时人的红学观和人物论，我们可以视其为特殊形式的评红。第三阶段为道光至1921年新红学的诞生。这个阶段评点、索隐两派先后蔚为大观，题咏派与这两派和平共处，共同苦撑着旧红学的格局，但就题咏派本身而言，已呈衰微趋势。第四阶段为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至今。考证派红学既兴，题咏派同评点、索隐等旧红学的命运一样，几成绝响。然其余波，则披尚广远，绵延不绝而至当代。其间又凡三变，当着考证红学如日中天的新红学鼎盛时期，人们更着迷于探赜作品本事；复兼战乱频仍，黍离之悲，文士儒冠亦大多一洗闺阁脂粉，由婉约而豪放，伤时感世，遂弃此香奁艳体而不为，由是题咏派众芳摇落，一变也。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鼎革之际，特别是随着1954年批评派红学的独占鳌头，题咏派这种载体远远不能适应红学新势态的需要，不能满足人们诠释《红楼梦》的文化心理需要，其同整个旧红学命运一样，被新时代淘汰，理所固然，此题咏派在新的时代之二变也。“文革”结束，百废俱兴，吟红诗词承先辈之流风余韵，颇有一些佳篇问世传奇，可为红坛添一花絮，此三变也，亦题咏派生生不息之明证。

从第一首题红诗的缘起，到衍化成各式各样的题咏派作品，其原因是复杂综合的。从文化渊源上考察，与我国文学批评传统的“以诗论诗”有关。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唐宋元明以来的诗话、词话、曲话之类的批评著作，还是能从中寻绎出以诗歌等韵文形式来评论小说的源流嬗变的，何况小说本来就是在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当小说这种形式被人们接受后，人们用诗词来评论它也是水到渠成之事。特别是清代诗词中兴以及由此引发的诗坛酬唱盛况这种特殊的背景，无疑对红学题咏派的催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红楼梦》又是那样的博大精深，引无数骚人竞折腰，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尽管有不少题红诗，命意潜词，俱未工稳，甚至逞才斗艳，令人难以卒读，对这种瑕瑜互见的现象，我们应该正视，但是对于整个红学题咏派不能一笔抹掉，必须客观地看到它对扩大《红楼梦》影响所起到的其他流派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曾讲过：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红学诸流派，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旧红学时期的脂评乃至评点、题咏派，尽管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总的来看，还不过是一种“随感式”杂评，很难说构成了什么“时代思潮”。其影响也仅局限于红学领域，因此也就谈不上对社会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冲击波。实际上，红学的重大建树，主要出现在20世纪。蔡、胡论战以及稍前的王国维分别以自己的红学实绩奠定了索隐派、考证派、批评派的主要格局，揭开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新页，并给以后的红学研究以深远的影响。当我们回眸20世纪的红学成果时，恐怕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还没有发现哪一门专学像红学那样，与20世纪这一百年的民族兴亡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华人文学术史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既有学界泰斗参与，又有政坛领袖介入，更有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喜好，可以说民间、庙堂、学院均置身“红楼”。因此，我们以20世纪索隐、考证、批评这三派之间的冲突对垒与磨合重构作为重点个案分析，并兼及其他，应该说，大致还是抓住了红学中的核心问题的。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红学中无论是较为注重史料钩沉的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评派，就其根源上来讲，它们与中国传统经学史上的三大流派“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宋学派”一脉相承，它们都是有着各自源流谱系的。如果我们广开思路，再做些横向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西方的“传记式文学批评”与我们红学中指向作品的索隐及指向作者的考证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我国当代的“社会历史批评”，直承“宋学派”的侧重微言大义而来，但更重要的是，与“五四”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有关。各种流派的研究方式只不过是一些人文表征，它们的背后隐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所以说，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的交互影响，才是红学诸流派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单纯的线性描述或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能圆满解释复杂的红学流派兴衰的原因。索隐派与考证派各树营垒互相攻讦，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关系。从本质上讲，考证也是一种索隐，区别仅是它将曹家人物代替了清史人物对《红楼梦》的附会而已。索隐派红学的最大迷误就在于它非要在文本意义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以为将清代某些历史与《红楼梦》中的人事“关合处”一一坐实才算解读了《红楼梦》。其实，不管曹雪芹这部作品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进入小说艺术整体中，它们就必然会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从而被构造成为新的意义单位。考证派的症结又何尝不在这里呢？！它立足点的偏差也正是过分地将《红楼梦》与“曹家”史实一一对应，以致从考证派创立之初的科学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科学是难以得到圆满解释的。由于在学理上这两派存在着通弊，它们后来均被社会历史批评派摧陷廓清并最终被取而代之，也是红学流派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

当然，如果放到整个红学流派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对于索隐派、考证派，我们又不能全盘否定。在索隐、考证两大流派产生之前大量的“红学”评论，题咏也好、评点也好，它们都是印象式随笔，尚不足称为自成体系的学术。从索隐派、考证派之后，才跳出先前“红学”那种小的格局，出现了宏大气象和各界普遍垂注《红楼梦》的盛况。就索隐派本身而言，欲挖掘作品的微言大义，也有相当的合理性。《红楼梦》中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廋辞和象征意象，索隐派在这些方面的很多成功破解确实令考证派、社会历史批评派无从措手。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认为：“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记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不能说这种推测毫无道理，问题在于求之过深，使本来有些道理的东西弄得反而不能自圆其说。当然，索隐派明确提出《红楼梦》作者具有深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部政治小说，这在红学流派史上的意义更不可低估。因为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扩大了对《红楼梦》意蕴的理解。与先前题咏、评点派认为的《红楼梦》是“闲书”“情书”相比，毕竟是一次巨大的飞跃。相比索隐派而言，红学考证派的影响就更大，然而遭到的批评也最多。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这方面的论述就颇具代表性。[1]他认为考证派红学因蜕变为“曹学”已陷入僵局，这个流派所能解决的问题远比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少，由于在“自传说”基础上形成的考证派效用已发挥到极边尽限，所以它已经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余英时还指出考证派红学“对材料的处理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应该承认，他的意见有着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其有关论述对于纠正考证派红学的末流也有积极的作用。的确，考证派红学发展到后来，由于过分地追求外证，结果让边缘问题占据了中心问题的位置，有的甚至远远偏离了《红楼梦》文本这个轴心，这确实是该引起警醒的。然而，是不是由于考证派在发展中逐渐呈现的那些弊端，我们就要将其摒除于红学之外，才能更好地“回归文本”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任何事情不能矫枉过正，考证作为解读《红楼梦》的一种方法，它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关键是如何去进行考证。以余英时的国学根底，恐怕不会不清楚由于《红楼梦》这部作品成书的特殊性从而使考证在红学中显得多么重要。诚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红楼梦》仅仅是曹家或清代历史的谱牒记录，但我们也很难设想，一个对清代历史、对作者生平略无所知的研究者，会对《红楼梦》的理解把握到什么程度。况且《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又是异常复杂，如果对脂抄、程刻两大系统都不能考辨清楚，诠释对象不稳定，所谓“回归文本”云云，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我们可以指出某些考证对《红楼梦》的解读有没有用，有没有效，但不能完全归咎于作为手段的考证本身。从红学流派发展史上考察，考证派代替了索隐派，应该算是一种历史进步。相比索隐派的猜笨谜，缺乏“定力”的学术质素而言，正是考证派，才使得红学研究第一次纳入了科学的轨道，从而在版本与家世等“实征”材料的基础上去探索《红楼梦》的真谛，对这种贡献，我们必须客观承认。至于考证派在后来发展中表现的不足，尤其是仅仅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更高层次的研索方向迈进，甚至其末流还束缚了人们对《红楼梦》本身意蕴的追求，这是我们应该冷静体悟到的。我们注意到出于对考证派的偏见，当前有不少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对考证曹雪芹身世失去了兴趣。有的研究者还引福克纳、海明威等世界名作家的话为依据，认为伟大的作家就应该退隐于作品身后。基于这种理论，当前红学研究出现了将“作家本位”与“作品本位”完全二元对立的新倾向。其实，这也是一种片面。应该看到，“曹学”的建立自有其补偏救弊的作用，尤其是曹雪芹身世的扑朔迷离更为《红楼梦》的解读带来了相当障碍。从“秦淮旧梦”到“燕市悲歌”，从“百年望族”到“树倒猢狲散”，无根的漂泊是曹雪芹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他必须在失衡的生存环境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当然，特殊的时代限制了曹雪芹，他不可能像鲁迅当年那样，用文学去唤起“国人对于维新的重新向往”，但他一定会在作品中对自己及家族命运进行“天问”式的思考。《红楼梦》虽然也写了道士弄鬼和红袖熏香，但绝不能据此就浅薄地把这部作品理解为“大旨谈情”，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曹雪芹“梦醒了无路可走”便逃禅入庄，实际上，他在《红楼梦》中对中国传统的儒道等文化都进行了反思，就其深刻性而言，可以说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新思想高度。我们认为正是曹雪芹经历的特殊性，使得对他的传记资料研究就不能混同于一般作者。当然，在具体研究中，可以有所侧重，人们之所以对那些连篇累牍的考证曹雪芹远祖的文章有成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很少直接涉及《红楼梦》旨趣本身。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但相对于研究文本的主旨而言，材料的价值的确并不平等。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的关系，也就是让考证更直接地为解读《红楼梦》服务。而且考证作为一种手段，也不能局限于文献考证，还应与文学考证和谐统一起来。其实，曹雪芹的浮沉，我们从《红楼梦》本身也是能寻绎出蛛丝马迹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应该说就是曹雪芹生活的最形象写照。而且，从艺术感受出发的品悟，有时甚至比胶柱鼓瑟般拼凑几条零碎的“史料”更能说明问题。可惜的是我们很多研究者往往视其为“小说家言”，将如此重要的文字信息忽略，反而舍近求远，宁愿去浩瀚的典籍中挖掘那些与曹雪芹及《红楼梦》略无瓜葛的文字，这也是一种偏执。

由“外学”转型向“内学”即“回归文本”，应该是红学流派发展的正确方向。索隐派、考证派发展到后来，日益暴露出在解决红学问题上的局限，而新的时代又要求一种新的治学范式，这样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应运而生，也是大势所趋。必须看到，这一派红学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对考证派红学独霸红坛局面起到的扭转乾坤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繁琐”来贬低“考证”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寻找对古典文学的阐释与史料之间的天然联系的义务，从而使得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后力不接，特别是这个流派过分强调《红楼梦》中的社会历史内容，使得它对《红楼梦》的诠释维度受到限定。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或者说作为一面“镜子”去反映社会，这种理解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因为如果离开历史、社会而仅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那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就变得难于理解。但这种方法并不能穷尽《红楼梦》的全部，而仅仅是触及了《红楼梦》文化层面的一部分，即“历史层面”，这就走向了以偏概全的歧途。由此可见，片面强调某一文化层面尤其是将“现实主义”作为简单的公式，再加上“典型环境”“典型形象”等舶来品的套用而不顾及《红楼梦》文本整体的复杂性，发展到以后的“文革”时期，《红楼梦》研究在通俗的同时也变得日益庸俗化，其专学意义和学术价值也随之减弱，乃是势所必然。诚如香港著名红学家宋淇指出的：“坏的文学批评比考据和资料的整理更不着边际。”[2]

正是由于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立足点的偏差，导致红学研究者用其他治学范式对其失误做出纠正。由于摆脱了以往政治功利观念的影响，《红楼梦》这部作品现在被更多的研究者看成作家追求“心灵自由”的表述，这种新批评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也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在社会学的诠释下，《红楼梦》仅仅被视为记录一定历史时期的文本材料，这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的审美视线，而新批评派强调从艺术结构整体上去把握作品的美学价值，特别是关注《红楼梦》对人类命运的形而上的追问与哲学思考，这一点就更难能可贵。不错，如同以往的流派一样，新批评派红学也并没有达到兼美境界，在学理上它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但这一派红学由于立足点颇高，境界不俗，从前景上看，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抱着尽量宽容的态度。对有缺陷的新事物的涵容，往往能使我们走出生生不息的平庸怪圈。

如果我们再从《镜与灯》的作者所论述的文学四要素构成的角度考察红学新批评派，就不难看到，在“世界—作者—作品—读者”这个链环中，新批评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作品这一项，即要求对《红楼梦》进行主体价值学阐释，而这正是对传统庸俗社会学偏向的反拨，虽然在某些提法上陷入片面但不失其深刻。对比传统索隐派的犯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特别是社会历史批评派发展到末流那种一般性的思想、艺术分析，新红学批评派的品格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不错，“史料还原”式的索隐、考证以及社会历史批评告诉人们《红楼梦》中“有什么”，但“有什么”并不等同于“是什么”，况且，即使考证清楚曹雪芹扑朔迷离的身世或者真的索隐出什么历史事件来，也未必就能穷尽《红楼梦》中的一切。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当然有它的历史文献价值，但更有其文学价值和哲学价值。新批评派的这种范式，让人们把目光聚焦于作品，将这一局部显影放大，从而使人们看清了它的详细构造，尤其是以心灵妙悟和文化融通为指归，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去审视《红楼梦》，体现出一种高层次的哲学思辨和文化观照，这对以往的任何流派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当然，倘若把《红楼梦》这部作品经过新批评派那样微观的显影放大后，再吸纳一些关于红学“外部研究”的成果，即把《红楼梦》放置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上进行宏观考察，追溯作品之所以在此时出现的根由，新批评派红学也就更加完善，对《红楼梦》的解读也就会更加圆满、得体和到位。

除了对红学新批评派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关于红学这一“显学”的发展态势，在学科空间全面拓展的大前提下，突破国门之限，与国际学术接轨，确立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乃是红学方向的大势所趋。因为两种不同学术文化的比较研究，往往会得出同一文化立场、单一学术思维中难以产生的结论。实际上，早在一百年前，当红学界依然被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当《红楼梦》依然被评点派当成“闲书”欣赏的时候，于中学西学间挹注彼此、摧开奇蕾丛簇的文化巨人王国维就已经通过《红楼梦评论》开始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其博大的堂庑和不同凡响的建树开拓了解读《红楼梦》的新向度。然而正如宋淇感慨的：“最可惜的是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建立了桥头堡，后继无人，没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3]我们今天就应该把王国维当年开辟的研究方向进一步引向深入。尽管王国维红学模式也存在某些清晰可见的误区，但这些误区又足以成为我们接踵而进的新起点。红学既然被称为古典文学的窗口，那么就更不应该画地为牢，而应该让这一个领域成为各种模式的实验场。至于新方法的引进表现出的不足，我们当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实践中纠正，却不能放弃探索。

四

当前的红学研究已呈现多元并存的格局，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因其自身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这些流派，分别从文学四要素的“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不同角度去拓展了红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因而有并存的必要；同时也由于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所以多视角的红学研究也就具有某些互推互补性。实现文献、文本、文化三者之间在红学中的融通和创新，应该是红学流派发展态势的合理要求。

由于《红楼梦》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其表现形式的精美绝伦以及留下的一个个未解之谜，给不同流派的研究者带来困惑的同时又增加了继续探索的兴趣。从学术史分期的角度，红学研究曾被划为三个阶段，即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不过，笔者倒是觉得，如果侧重于红学研究的本体性质，从流派的研究角度考察，分流梳脉，也许更能体现出红学发展的轨迹。因为红学流派的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其磨合重构又是红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以往出版的红学史方面的专著一般侧重于红学的历史分期做横向考察，主要描述一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红学现象，也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功不可没；但这种研究还不是从纵向发展对红学流派做本体源流的追溯。刘梦溪《红学》一书可谓鸿才河泻，轶类超群，而且能自觉从流派的视角对红学进行探讨，许多精辟见解对研究者启发很大，但此书主要是局限于对20世纪红学流派的批评，可以说是断代红学流派史的研究，从再版时易名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即可洞鉴。尽管对20世纪索隐、考证、批评三大红学流派的研究确实抓住了红学的主脉，但毕竟还不能勾勒红学史的全貌，特别是当代红学中新出现的一些流派没有包容净尽。鉴于这种状况，立足于红学史的整体，对于从脂砚斋以来迄今为止的各个红学流派进行系统考察，力争去完成一部类似红学流派通史性质的专著，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在具体操作中，红学流派史研究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一目了然的流派如索隐派、考证派等好说，而有些流派五花八门，就颇难分梳。较明显的如“红学探佚派”，究竟归属于“考证派”还是“批评派”，研究者往往莫衷一是。周汝昌先生将其纳入红学的四个分支（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之一。这一派有成绩的学者梁归智又认为“探佚的本质是美学”，应该以考证派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美学层次上追求与曹雪芹心魂的契合与灵感的冥会。笔者也觉得有在红学考证派之外单列“探佚派”论述的必要。又如关于旧红学“评点派”，首先处理“脂批”就是一个难题。一般的研究者都是将其独立看待，或者在涉及版本、曹雪芹身世问题时作为考证派的资料引据，或者在分析《红楼梦》主旨、艺术时参考使用，很少有研究者将它与程高本问世后蜂起的评点家们混为一谈；自然，它们是有区别的，但从根本上说，“脂批”也是评点，只不过是特殊的评点而已。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早期芹、红史料，更不在于有什么卓特的思想，而主要还是在艺术见解方面。因此，将其在众评点家中另辟一节，别派树帜，以见其独特性，还是很有必要的。再有就是差不多与评点派同时先后出现的一些清人笔记、诗话、杂著，如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诸联的《红楼评梦》、涂瀛的《红楼梦问答》以及洪秋蕃的《红楼梦抉隐》等，对此，冯其庸先生主持纂校的《八家评批红楼梦》将上述几家收录，并与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位评点大家一起论列。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的评点派讲，所谓评点，应该是依附于《红楼梦》正文，且有评、有圈点，而上引的几种评红论著，均脱离了《红楼梦》而独立存在，很难说是属于评点派的文字，也与后起的红学批评派不同，似宜别类研究，名之曰“杂评派”，或更符合红学流派的实际。当然冯先生也不是没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该书卷首的《重议评点派》一文中也做了分梳，只不过为了论述问题的需要，才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以见出评点派红学的源流嬗变及其走向。也可以这样说，脱离了《红楼梦》正文的那些“杂评派”红学著作，恰恰是红学评点派过渡到红学批评派之间的一座桥梁。此外，考证派与批评派在当代红学中呈现出的遗传与变异现象最为复杂，倘若条分缕析，考证派又可分出“家世考证”“版本考证”“文物考证”等，而批评派红学如前所述又可分出“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以及“比较批评”等。研究红学流派的发展史，自然应该把各个时期重要的学派尽量全数网罗，而不可以爱憎为去取，这就需要首先占有各个流派的大量资料，在钩沉、爬梳、整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将各个流派的特点提挈出来，令人们有很明晰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主要是客观地评价它们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同时我们还认为，从流派的角度描述红学发展的历史，旨在从学理上解剖红学这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因此，对各个流派涉及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尽管对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也应该有所交代或探索。

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不可能是任何一个流派的研究方法所能笼罩住的。对于红学各个流派的研究，正是为了找到它们的优点和弊病，从而探索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多元吸纳”最终也是为了达到“一元凝聚”的境界。如果以注重文献的红学考证派为理论建构基础，再以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去革新考证派，同时在现代美学观照下拓展评点派、索隐派、社会历史批评派的视野，使那些传统的方法离琐碎而远大，摒狭隘而见宏阔，那将是一种建设性的新旧融通。因为研究方法总是在摇摆、对峙、反拨中发展的，我们建构红学流派批评史的设想，其出发点也正是在这里。

（《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3辑）

[1] 参见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2] 宋淇：《新红学的发展方向》，《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

[3] 宋淇：《新红学的发展方向》，《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