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世界小说史、文学史，甚至艺术史上的奇葩。从来没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并占有如此重要甚至不朽的地位。不错，舒伯特最出名的交响曲是未完成的，达·芬奇也有过几幅未完成的画稿，可是他们还有其余的杰作使他们仍然能跻身于产量丰富的大作曲家和大画家之列。环顾世界文坛，倚仗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而赢取大作家的地位，曹雪芹真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李后主相对产量较少。我们对他已失传的书、画、文都无法见到，可是《全唐诗》录了他十八首诗，而他的词也有四十几首，分为前期与后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创作发展过程。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虽然以《堂吉诃德》一册小说名世，可是他仍然写了不少小说、诗和戏剧，并不能算是一本书作家。
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几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前虽然有人在无意之中提到，但并没有详细指出其重要性。第一，《红楼梦》虽然只是一册未完成的小说，但本身的分量和品质足以与一位作家一生一世的作品的总和相提并论。诸联在《红楼评梦》[1]中曾说过：“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根据他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出现于《红楼梦》中的人物一共有四百二十一人。这数字大约相当于莎士比亚三十七种剧作中人物的总和。吴世昌曾指出这一点并做过如下的评语：“莎翁和曹雪芹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个剧本中，而且许多王侯、侍从、男女仆人，性格大致相类；在不同的剧本中‘跑龙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的区别。而曹雪芹的四百多个人物，却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大单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语言，都不相同；不可互易，也不能弄错。”[2]人物众多不算稀奇，写得如此生动、有深度，同时又在庞大结构中发生作用才真令人叹为观止。简·奥斯汀是一个女性作家，很多批评家认为在她的范围之内，她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细读她的六册小说，我们会发现她笔下的少女，全部加起来和曹雪芹的情榜中的六十名正副金钗相比，无论在量上和质上，未必能超越《红楼梦》。
1940年，王力先后写了《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二书，其中所举的例子绝大多数采自《红楼梦》。以一部小说为根据来解释中国的语法，可见《红楼梦》词汇的丰富，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子。
第二，大艺术家是时代的先驱，在形式和内容上一定超越了他的时代，方能有所创新并奠定地位。一种文学形式，往往为某一时代的大师将其各种可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后来者无法超越前人。即以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论，大家都知道赋之后，有唐诗、宋词、元曲、明小品文[另一部分艺术家则从次要的艺术（minor arts）中寻得出路][3]。这当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很多人会觉得宋诗自有其个性及尊严，甚至在某一方面超越唐代。明清两代难道没有像样的诗人、词客？问题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不满于前人所加于他们心灵上的限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寻求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以达到不落窠臼、一新世人耳目的目标。英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何尝没有写过伊丽莎白朝代式的诗剧？其结果是糟不可言，仍旧要靠他们所创造的抒情诗歌来取胜。剧作家巴拉兹说道：莎士比亚如活在现代，一定也会写电影剧本。曹雪芹是个大艺术家，他对于传统的形式了然于胸，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并不是难事。根据脂评，我们知道他对作“曲”是很自负的[4]，同时对诗和词也有独到的看法。可是他并没有花时间去专门从事诗、词、曲的创作，而他在这方面的尝试只不过是《红楼梦》中的附属品，因为他内心知道在这方面他很难压倒前朝的大师。充其量，他可能成为另一个纳兰性德，然而这岂能满足他艺术上的要求？所以他另开蹊径，拿原来在技巧上还极原始、粗糙的小说，加以发扬光大，使之丰富完美，成为一个独立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形式。不幸得很，他在创作力到顶峰的壮年就已逝世，连《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都没有写出定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憾事。如果他在生前能多写几部中篇小说，加上三五部长篇小说，那么中国小说早已在18世纪成熟，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以后的叙述艺术也会为之改观。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和猜测，于事无补，徒然令人兴惋惜之感。
第三，《红楼梦》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吸引各种不同程度的读者。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老太太喜欢读，学生喜欢阅览，连高级知识分子也嗜之成癖。艾略特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曾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之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他能满足各阶层的观众的需要。有的人觉得他的故事情节动人，有的人喜欢他的人物栩栩如生，程度较深的观众则欣赏他的辞藻——其中所含的诗和思想。从前的评论家也曾注意到这一特点，虽然说得没有如此具体。诸联在《红楼评梦》一文中就这样说过：
《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悲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朦觉聩，或谓因色悟空回头见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5]
他用的虽不是文学批评的名词，但大体上与艾略特之说隐然相符合。后来洪秋蕃在《红楼梦抉隐》一书中说得更为详细：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辞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见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碎，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常而备纪之。至若琴棋书画，医卜星命，抉理甚精，举悉当，此又龙门所谓于学无所不窥者也，然特余事耳。莫妙于诗词联额，酒令灯谜，以及带叙旁文，点演戏曲，无不暗含正意，一笔双关。斯诚空前绝后，戛戛独造之书也，宜登四库，增富百城。[6]
这段话也许颂扬得过分了一点，但的确道出《红楼梦》做到了雅俗共赏这一点。
《红楼梦》的没有完成、特殊和伟大，再加上我们对原作者的身世所知有限，引起了种种不同的猜测和假设。新的资料和证据虽然陆续出现，却并不能确定地解决基本的问题，反而增添了新的臆测。[7]旧的说法或主张动摇了，甚至推翻了，但新的说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发现和讨论形成了蓬勃一时的新红学。可惜的是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略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了轻重倒置的现象。到现在为止，以下几个重大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一）曹雪芹的生卒年月。
（二）脂砚斋究竟是谁？他同曹雪芹的关系如何？
（三）续书者是不是高鹗？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并不足以影响《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对文学史和作者生平有好奇心之士固然极饶趣味，并不能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欣赏《红楼梦》。我们必须承认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赵冈等对《红楼梦》的考证的确澄清了不少有关的问题。我们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敬意。可是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我们同时应该保持一个理智而清醒的态度：考据虽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仍不过是手段，终极的目标仍应该是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
莎士比亚在英国，在19世纪以前早已享名，尤其以18世纪约翰逊博士对他的评价为公正恰当，可是一直要到柯尔瑞基、兰姆、海兹立特等诗人和小品文家才把他加以神化。然后莎士比亚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版本与校勘、文法、词汇、宇宙观、舞台演出等等，但重心仍在文学批评上。关于莎士比亚生平事迹所流传下来的并不太多，因此也有些有考据癖的学者怀疑莎士比亚并无其人，因为他于希腊文仅略识之无，而拉丁文简直目不识丁，不可能写出如此有深度、有文采的作品来。有些想入非非的人认为他是当代另一位诗剧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化名，更有人认为他一定是另一位政治家、小品文家、学者培根（Francis Bacon）无疑。甚至在没有多少年前，还有人主张挖掘培根的坟以证实这一假设。这些主张并没有影响到以文学批评的方法来研究莎翁作品的发展：牛津诗座教授布拉德利（A.C.Bradley）论四大悲剧的十讲可说是这方面的力作；至于对他后期作品的象征手法、晚年作品、喜剧、意象、析义等的研究更举不胜举，放在一起本身即可成为一个图书馆。这些研究和批评只是更加巩固莎士比亚的现代性。最近数十年来英美中学改革课程，很多从前大家心目中的古典作品被认为不合潮流而不再采用，可是莎士比亚一部分作品仍然以朗诵、演出等方式为所有中学所取资。
今后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不妨以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进展作为参考。真正第一篇从文学批评的立场讨论《红楼梦》的论文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时是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8]。王国维真是一位文学批评大师。当时一般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不屑一顾的说部，他却公然提出：“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在六十余年前，这是何等的见解，何等的胆识！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的代表作，同时他又指出贾宝玉影射谁、《红楼梦》是不是自传都无关宏旨，真令我们钦佩万分。最可惜的是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建立了桥头堡，后继无人，没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很多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可能有一个想法，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不言自明，不必多说。俞平伯写过《读词偶得》，周汝昌编注过宋代诗人杨万里和范成大的选集，对文学作品有极高的欣赏能力，但他们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技巧只写过零星的短文。杨绛的短文《艺术是克服困难》[9]只可以说是吉光片羽。真正有系统的检讨要数夏志清教授以英文写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论《红楼梦》的专章，出书年份为1968年，距王国维的论文已六十三年了。
目前新红学的重点仍放在考据上，少数有识之士已觉察到其危险性，最近更有人指出考据会“引起魔障”，“陷入刻舟求剑的泥淖”[10]。怕只怕这种考据会影响到一般读者和青年学子的心理，使他们误以为《红楼梦》的研究限于考据，反而令他们对《红楼梦》的欣赏受到阻碍。反观英美学术界，《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原来根据德译本转译，现在从中文直接译，据所知布拉姆韦尔·西顿·邦斯尔（Bramwell Seaton Bonsall）的译文已告完成，正在审阅中。牛津教授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据说正在闭门埋头译述，第一册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世。以比较文学观点来研讨《红楼梦》的博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至少已有三篇[11]。照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礼失而求诸野，在深入研究《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上，我们反而会落在西方学者的后面？
面对着内在的问题和外在的压力，当前正是一个检讨新红学发展方向的时机。这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在上述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考据的工作势必继续进行。除非有新的资料和证据出现，这方面目前似乎很难有重大的突破。考据对文学史和作者身世的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代替，也不应代替文学批评。
第二，版本、校勘和资料的整理还是重要的一环。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是极重要的贡献，可是前者的新版出版于1960年，本身并不完备，后者出版于1958年，在目前看来，应该容纳新的资料和用新发现的版本加以增订和修正。对有价值的版本应该加以翻印，广为流传。对有详细注解的普及版也应该出版以代替坊间的劣本。至于各种索引和工具书也应该陆续出版，作为研究《红楼梦》的基本工具。莎士比亚的剧本好的版本不知有多少种，各有其长处，对有志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学生真是莫大的方便。有关莎翁作品的各种词典（如《专门名词读音词典》）和工具书（如《莎士比亚之文法》）更令人羡慕万分。新红学也应该照这个方向走。
第三，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红楼梦》。这并不是说文学批评是今后新红学研究所应采取的唯一方向，因为糟糕的文学批评比考据和资料的整理更不着边际。至于文学批评又可以分几方面来着手，一方面是比较正统的分析，着重于下列各点：（1）故事；（2）人物；（3）情节；（4）叙事观点。讨论这些问题时，免不了要拿中国的古典小说和西洋名著与《红楼梦》相比较，这样做其实是熔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于一炉。例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喜欢将背景开门见山详细描写出来，《高老头》的第一章，在故事展开之前，先花上二十几页的篇幅将伏盖公寓的每一间房间和每一个房客都描绘出来，读者几乎可以照书把人与地复印画出来。《红楼梦》的技巧与西方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不同。大观园先在第十七回中由贾宝玉陪贾政题字着力描写，在下一回省亲时，从元春眼中略加描补，然后再从第四十回刘姥姥入园后从她眼中大加描写。至于中间略描的地方还有很多，相信作者在他构思的后四十回中一定也有极强烈的对比描写，这里暂且不讨论。总之，大观园是逐渐透露的，犹如一幅长江万里图，一路铺开，一路呈现，并不能一览而尽。《红楼梦》写人物也是如此。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描写女主角伊丽莎白，读者可以在读完前三分之一时已经有极清楚的印象：富于幽默感、俏皮、可爱，至于以后无非是她对男主角达赛的偏见逐渐消除，由恨变成爱，我们看不到她性格上的新特征。这当然是传统小说的描写方式。《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技巧就丰富复杂得多。即以探春而论：第三回，探春问宝玉为黛玉题名“颦颦”有何书典；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时，探春写诗；第三十七回，探春起诗社；第四十回，探春的居住所在，由其室可观其人；然后到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回，探春理事，她的见解、才华、能力才豁然呈现。当然在这以前及以后，仍有很多枝节的描写，拼成一幅完整的肖像。读者不由得不佩服曹雪芹的耐性：他是如此胸有成竹，能够忍到全书一半时才将重要角色的性格完全描绘出来！同样地，我们读《金瓶梅》时，就没有这种感觉：西门庆、潘金莲、春梅等的思想、感情、欲望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只是重复已知的特征。讲到叙事观点，《红楼梦》采取一种灵活的转移观点方式：并不用第一人称，可是大体上代表贾宝玉的看法。在很多小地方，观点却随地、随人而变。例如，从贾芸眼中看怡红院、从刘姥姥眼中看贾府及大观园、从薛宝琴眼中看贾府祭宗祠。这样叙事观点的移转在中外小说中可以说绝少见到，值得详细分析。根据以上所提几点，可以看出《红楼梦》的叙述艺术尚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在另一方面《红楼梦》也有传统小说所不常见的特殊手法：象征、对比、情景的突变等。现代小说家认为19世纪写实手法已经过时，不能再胜任表达的工具。他们为了超越写实的限制，不得不借助于象征。海明威的《战地春梦》用雨象征灾难；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用绿灯象征希望。至于卡夫卡，连书名都含有象征意义。《红楼梦》虽写成于18世纪，但在这方面的表现，却令现代的小说家羡慕不已。作者毫不迟疑地用梦、画册、曲词、谜语、花名签等指明故事发展和人物的结局，无须煞费经营编造出表面上是一回事，实际上却另有所指的象征。至于对比则因为《红楼梦》描写大观园的由诞生而盛、而衰、而崩溃，所以自然而然有了盛与衰的对照，而曹雪芹特别注重强烈的对比，我们见不到原作者的后四十回，但从脂评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倾向。情景的突变，实际上早存在于古典音乐中，以后渐渐为现代小说以及电影等普遍采纳。所谓情景的突变就等于“乐极生悲”，在中国的老庄哲学中早已有之，唯有《红楼梦》充分加以运用，而中国的其他文学作品则很少自觉地应用。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可以和现代西洋艺术看齐，也可以说是它走在时代前面的实证之一。
以上所举只不过是少数的例子，不过由此可以看出，《红楼梦》的形式和技巧实在丰富和美不胜收，而且很多专题尚待有志之士深入研究。从事分析和估计《红楼梦》的价值的学者会证明《红楼梦》的优越和自成一家的独特性。这已是无可否认的结论，正如19世纪以来批评家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一样，但一定会提高青年学子和普通读者的认识和兴趣。从上面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要文学批评的基本训练、对小说的理论及发展有深刻的认识；对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契诃夫、左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大师的作品固然要熟读，对20世纪的小说家——海明威、乔也思、普鲁思特、卡夫卡等的作品也要广为涉猎。对荷马的史诗、《源氏物语》、莎士比亚的戏剧、《堂吉诃德》等名作的直接知识也会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红楼梦》的真正面目。唯有这样的比较研究才可以把《红楼梦》的地位正式确立。在世界文坛上，《红楼梦》可以堂堂正正以未完成的小说姿态与任何大作家的一生一世的心血结晶分庭抗礼。这并不是偏狭的爱国心理的表现，而是极详细的分析和比较之后的结论。
那么在这种新的情势之下，中国学者在新红学的发展上可以做出什么贡献？答案是肯定而乐观的。首先，年轻一代的学者专攻比较文学者越来越多，而小说与诗歌不同，就算学者仅能运用一种外国语，也可以在英译本中把握原作的精华，不必一定要兼通俄、法、德文的原作。其次，中国学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红楼梦》与话本、平话《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等作品相比而发现《红楼梦》的无比的优越性，这是西方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红楼梦》非但集中国文学的大成，更是一面明镜，反映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诸般特征。如果对中国文化的背景不熟悉，而想掌握原作的精义，其结果一定会事倍而功半。这一点详见上面所引洪秋蕃《红楼梦抉隐》一文，其他的评论家都有类似的看法。随便举一例：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有一句：“又有贾妃原带进宫去的丫鬟抱琴等”，庚辰及有正本的脂评有这样的批注：“前所谓贾家四钗之鬟，暗以琴棋书画排行，至此始全。”[12]我们知道迎春的丫鬟是司棋，探春的丫鬟是侍书，惜春的丫鬟是入画，现在看到元春昔日从贾家带入宫中的丫鬟是抱琴，作者以琴棋书画依照贾家姐妹的长幼来排行，每个名词前加一个动词，非常工整，如果对这方面完全不晓，就难以体会作者的匠心。所以重要的贡献来自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背景的中国学者要自然和容易得多。王国维的论文发表到目前已六十七年，现在正是我们继续在他所建立的桥头堡登陆的时候：向前突破的时机来临了！
（《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
[1] 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19页。
[2] 吴世昌：《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南洋商报》1962年元旦特刊。
[3] 参见《定庵全集·江左小辨叙》：《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归养望者，风气渊雅。其故家巨族谱系多闻人，或剞一书，或刻一帖，其小小异同，小小源流，动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骚然之世，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香恻悱。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为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4] 参见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新一版，第86页：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甲戌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
[5] 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17页。
[6] 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36页。
[7] 例如，自1965年7月25日香港发表周汝昌的《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一文后，赵冈即根据此“靖本”的一条批语，断定脂砚斋与畸笏叟为二人，推翻以前大家认为脂砚斋与畸笏叟为同一人的说法。
[8] 参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清光绪三十一年版（1905），第33—51页。
[9] 参见《散论红楼梦》，香港建文书局1963年版。
[10] 牟润孙：《从红楼梦研究说到曹雪芹的反理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卷第1期，1971年9月。
[11] 根据夏志清教授《中国古典小说》的书目，1966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有两篇论文：庄信正：Theme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Gregory；Sister Mary：A Critical Analysis of“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in Terms of Western Novelistic Critirea。
根据已故的陈世骧教授见告，加州大学还有以《红楼梦》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篇，乃Lucien Miller所写，详细题目及年份不详。
[12]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