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学与红学的观念

20世纪是红学观念和体系实际形成的时代，也是在红学观念上一直有分歧并在认识上自始至终没有完全统一的时代。20世纪后期则是红学领域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旁生杂支较多的时代。21世纪红学将走出艰难的环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局面。随着人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红学研究将逐步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接轨，因而也会受到更多的人的欢迎。

“红学”一词出现于清道光年间，但当时不仅未能成为一种学问的代称，甚至未能形成一种观念，它只是以一种调侃的形式出现的。胡适之先生撰写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于1923年俞平伯先生《红楼梦辨》一书出版时，顾颉刚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讲：

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的攻击……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这里指出红学已有了“很久的历史”，同时明白地提出了旧红学与新红学之说。不过当时他们称之为被打倒的主要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而胜利者“新红学”则是从胡适开始的“把实际材料做前导”的考证派红学。红学虽然是在后来才被承认的一门学问，并在约定俗成中成为一个专用术语；但一经划定范畴被确认为门类之后，就应涵盖它的全部历史。实际上从脂砚斋评、批《石头记》时，源远流长的红学便开始了。按其内容和历史的因素，我们将迄今为止的红学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红学、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

然而，究竟什么是红学，大家意见并非都一致。这当中存在着认识的分歧，同时反映了观念界定的困难。周汝昌先生曾提出一种红学的观念，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便曾讲道：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小说学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小说学的范围。[1]

用周汝昌先生这样的定义来概括今天的红学研究，肯定会使当今许多研究者感到很尴尬，因为照这里的意思所讲，许多人研究的就不属于红学了。当然许多曾被人们不假思索地称为红学家的人，也将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由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是十分自然的了。我们说，任何一门学科的范畴与含义都是在历史发展中约定俗成的，而不是由哪个人命定的或强硬规定的。对于红学我们也只能按事实的客观情况来确定它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对红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思考，如果我们对“红学”这个词眼及其所包藏的含义进行认真的剖析，我们又不得不对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比较笼统的模糊的观念做一番检查。于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问：“红学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或者说：“红学到底有什么特征呢？”假如我们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只简单地、概念地回答：“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一门学问。”那么它并没有和其他的学科区别开来，也就没有回答关于为什么只有《红楼梦》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单一有个词汇叫“红学”，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为什么没有形成一门单独的学问，并且由“三国学”“水学”或“西学”这样的词汇概括起来？红学的形成显然应该有一些特殊性，也就是说这当中有其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实际上各个研究家都是承认的，例如，许多专家常研究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问题，以及有关《红楼梦》各版本的问题，《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还有脂砚斋评的问题，后来又有人提出的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问题等。其实胡适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是从它的作者和版本等问题开始的，他也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所谓新红学，实际上其主要成绩也在《红楼梦》作者、版本、续书等方面。他们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而恰恰真正的“红学”之观念的形成也在这个时候，并且是由做出这些成绩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红学也正是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建立起来的。

我这里当然不是重复红学就是包括以上这些内容的观点，我们认为应该突破这一观念。但回过头来讲，假如我们所讲的红学从其中驱除了上面这些内容，红学还能成其为红学吗？因此我们可以说，假若在我们面前存在一种红学，那么表现它的特征的部分还应该包括《红楼梦》作者（家世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红楼梦》续书研究以及脂砚斋评研究等。这实际上也就等于说：红学的核心部分还应该是上述这些内容的研究。但从长远意义讲，它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又是没有很大前途的；或者说，它的内容是有限的，因而这种研究也是有止境的。至少从理论上讲，它不是无限的、永远搞不清楚的。并且，假使有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新的资料发现而造成永远无法搞清的情况，人们会毅然决然地将它暂时放下，用他们宝贵的精力去探讨一些更有希望解决并且更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强调一下，我这里并非给研究家世、版本等问题的人散布悲观情绪，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尽可以用他们充沛的精力去研究，而且在目前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有一定的收获。我只是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考察，阐明一些相对活跃的动态的东西来讲属于文献资料的研究。其生命力更多地受到材料本身的限制。当然对于各种死的材料有一个活的认识问题，认识是活跃的，因此也具有相对无限的意义。例如，我们对作者的研究也包括对他的思想、美学观及艺术创造力等的研究，则又自当别论。至少我们觉得，尽管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曹雪芹的生平、事迹和关于他的思想的记载材料非常有限，这些资料有一天或许还可以被发掘出来；但对于这些内容的探究毕竟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人们将告诉大家：这方面内容的研究已经可以告一段落。这是事物发展的无可回避的客观规律。

二、红学的前途

那么，研究没有止境的是什么呢？

诸位知道，这应是对于《红楼梦》这部书内容本身的研究。然而，又什么是“关于《红楼梦》本书的研究，或《红楼梦》本身内容的研究”呢？

有人认为研究脂评便是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这对不对呢？我们说，如果用脂砚斋评的提示，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反映的情感倾向或这部小说的庞大的深不可测的艺术结构，对这部小说中深藏着的哲学和美学的寓意以及它对于广大读者的人生启悟进行剖析，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假若依然是用脂评的部分内容去探讨作者究竟是谁，追索所谓在《红楼梦》背后隐藏的故事，那么这都不能叫作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内容的研究。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欣赏价值往往是无穷无尽的，从而也是没有止境的，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凡·高的《向日葵》等。此外，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或伟大的艺术作品，被人认识也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们一般不是人们一下子可以认识穷尽的，甚至于在一个时代只能达到层次，而不能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有时候，每一个时代，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欣赏能力的增强，人们就会具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样，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仅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人们对它的欣赏和分析、研究也是没有穷尽的。有人说“红学是没有止境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这样一来，就牵涉了如何界定红学的含义和如何随着时代的前进来确定红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的问题。如果对于这个重心处理不好，不仅会使红学研究多走许多弯路，甚至会使其研究走入死胡同和陷入困境。譬如我们总是将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研究、有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关于《红楼梦》续书和脂评的研究放在首要的地位，有意无意地排斥文本的研究、美学的研究和哲理的研究，那么当没有有关方面的新的文献材料发现的时候，红学研究即将失去研究的课题和研究的动力。其实有关《红楼梦》的文本研究以及美学的、哲学的研究，有关文学要素的种种方面的研究，其道路是很宽阔的，其课题也是很丰富的。

当然，在这方面如果要有所深入、有新的开拓，还要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的研究家。

老的红学队伍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缺陷，从现在的红学队伍的结构来看，对于这门被称为显学的学科是不能相配的。

一种学科的发展，是与研究者的队伍相匹配的；或者说，研究队伍的结构决定了一个时期研究的方向与成果。我国30年代的治学，是清代，尤其是晚清时期治学方法在新文化影响下的发展，其治学者也是一种新、老结合的方式。那时的学者的治学方法，多是老一代学者影响的产物。他们依然是以考据为中心，在这基础上进行诠解或阐释的工作。这种治学的方法影响到后来的许多做学问的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特点，这一批学者大多数在运用艺术理论及美学理论等方面，在用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剖析艺术作品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不足。他们大多只在文献资料上下功夫，依靠苦心搜索来的资料做文章。他们在哲学和美学方面，在对艺术作品的构成要素和对艺术作品的理论概括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许多老的作者，在对于艺术的基础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少的缺陷。这与我国所处的时代有关，也与头些年我们的理论教育搞得片面有关。在当前，一些从事理论的前沿学科探索的人大多在现代法学、经济学及现代文学、现代艺术方面进行着探讨。这些探讨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成绩的。有的方面虽然表现出成绩尚不够明显，但毕竟在探讨着。由于在现代、当代问题的领域内进行探讨尚需要一定的功夫，因此还来不及深入古典文学领域。不过，令人可喜的是，有一批年轻的作者其实已经在这些方面开始下功夫了，例如，梅新林的《红楼梦的哲学精神》，应该说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好的开端。不过就总的方面来看，红学队伍结构的改造是势所必然的。

这便是21世纪将要面临的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三、红学研究中的一些误解

（一）一种自己制造的误解

眼下有许多人参加《红楼梦》研究，并且有不少是属于“一下子”跨入红学行列里来的。其中让人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凡是跨入红学界来的人，他们大多宣称找到了最好的研究办法。他们都声称：只有他们读懂了《红楼梦》这部小说。并且又都宣称：现在的红学研究已经无路可走，如果想要把红学深入下去，唯有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红楼梦》研究才可以深入下去。此前我们所看到写《红楼解梦》的霍氏是如此，倡导《太极红楼梦》的王国华是如此，还有一些其他见解的倡导者也是如此。

他们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底”究竟是什么呢？要研究，终归应该有个目的。《红楼梦》研究终究不能是茶余饭后解闷儿的资料，随意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随便聊到哪儿算哪儿。

当然研究《红楼梦》并非一定要找出所谓“终极”的意义，前一段时间曾有不少人要找出所谓“原始的本意”，这有时就让人感到很抽象，也很费思索。究竟什么叫“原始的本意”？什么时候算作原始？这都很难让人说得清楚。其实我以为，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也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层次等。例如，我只希望探讨一下《红楼梦》的语言特点，我暂时就不一定去探讨这部小说的主题。又如，眼下我只想分析一下《红楼梦》的结构，因此我的最后结论也是这部小说的结构，不必考虑这部书写了多少人，更不必管作者的生平。再如，王国华就是要弄明白《红楼梦》这部小说的结构，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去探讨的。但现在每个研究的人都说唯有他的研究才能解决所谓“根本”的问题，这就有点片面性，也是有意无意地在夸大自己的研究的作用，而实际上是在夸大自己的本事。以为只有自己才配称为红学家，而别人都是在瞎胡闹。

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题解是探究结构问题，如果他仅仅是探讨《红楼梦》的结构，那不仅完全是可以的，而且他对于《红楼梦》的结构的发现，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把这种结构认识说成是解决《红楼梦》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那不仅过大地夸大了他自己的作用，也夸大了结构本身的作用，因而把问题弄得混乱和荒谬了。

（二）理论和方法的许多误解

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属于新索隐派。他们在谈到使用的方法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该属于索隐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力图追索出隐于书中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力图揭开这个200年来未宣的哑谜，让读者能够享受一睹书中隐秘之快。这一点，与旧红学索隐派并无区别。”[2]他们称自己不同于“旧索隐派”之处为：“‘旧红学索隐派’由于研究方法的错误而导致了研究结论的错误，因此进行这样的研究，其价值不大。然而，由于‘解梦派’论辩出：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半部书中，不仅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隐入了一段被乾隆删除的历史，从而使《红楼梦》一书，理所当然地成为超级世界名著。曹雪芹当之无愧地成为超级世界文豪。同时还证明中华民族悠久文化所具有的蕴含量、其语言文字的表现力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以企及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将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3]

作者说得很明白，他们著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曹雪芹为了复仇而与宫内人串通杀了雍正皇帝。置大量精彩动人的文学描写于不顾，又加上完全虚构的爱情色彩，于是将子虚乌有的人物香玉虚拟为曹雪芹的情人。让这个情人打进宫去，终成皇后，从而有机会实施谋杀计划。这里一是歪曲了文学创作的根本性质，曲解了文学创作的宗旨，大大贬低了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作用；二是曲解了作家创作的动机和创作过程，贬低了作家创作的目标，侮损了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尚品格。应该说，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比旧索隐派还差。旧索隐派的出发点是证明作家曹雪芹的民族主义思想，目标是反清。而新索隐派追索的作家创作目的则完全是个人复仇。这是新索隐派远远不如旧索隐派之处。从创作的角度讲是严重的歪曲，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则是十分滑稽的。治学方法不科学，治学态度则非常不严肃。《红楼解梦》无论从创作意义及学术意义来讲，都是很糟糕的。它把创作引向歧途，将学术研究搞得概念含混，在学术界制造了很大的混乱。

（三）应该搞清一些基本概念问题

这里还从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说起。

王国华搞的《太极红楼梦》，实际是西方的美学方法论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同时是在中国的《易》学一时成风的情况下产生的东西。当时大多数人一时还不能完全弄清西方“结构主义”的真正含义，于是便把“结构”这个概念拿了过来，与中国《易经》中的“八卦”说套在一起。于是便用“八卦”说到某一作品中去寻找“结构”。他们果然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找到了类似于“八卦”的一种结构形态。以“九”回为一小段落的看法，似乎是有一些道理的。这或者也应认为是这部作品的一种结构方式，或者说是它的结构方式中的一种。其实在《红楼梦》中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极浓厚的，整个渗透着中国古老文化的传统，它们不仅反映在结构的一个方面。

不过，这里的结构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重视结构，是因为它显示一定的功能。或者说，它对我们了解和认识这部伟大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帮助作用。或者说，它构成一种信息功能，能够把一部作品所包藏的信息更好地传递给读者。如果找到了这种结构，我们就算成功了。如果我们找到的所谓结构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东西，或者说根本不能有助于我们对这部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那么我们所找到的结构就不是这部作品的基本结构。它只是组成一件物体的众多结构之中的一种结构方式。比如作者所说的对称（或“大对称”），它更多地表现为作者创作中的一种计划，或者对于这部小说的章节的一些安排。

西方结构主义和我们所说的“结构”并不是同一的概念。说一切事物都表现为结构，这就有结构主义的味道。

事物的结构，应该对事物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者可以说，正是不同的结构形成了不同的事物。每种物质都有不同的分子结构，它们呈现着不同的排列方式。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区别。当然这是就广义而言。如果就同一种物质材料所构成的事物，不同的结构使它们呈现不同的形态，因而也成为不同的种类或不同的个体。例如，在我们常见的建筑中，由于结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客体或建筑群体。这些不同的种类或个体，常常可以反映这种事物的不同层次，并造成了不同的价值。

太极图形式的结构，是中华文化中许多事物的共同结构。因为太极图式是中国古代人自己创作的一种文化结构方式，中国人民在远古时期需要了解自己所处的时间结构（如春、夏、秋、冬四季及十二个月等）和空间结构（如东、西、南、北、中等方位），他们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结构方式。他们将它绘制出来，便是太极图式。从此，太极图式成为中国文化模式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结构方式，人们可以在许多文化结构中找到这种类似太极图式的模式。例如，在许多文化形式中都可以看到八卦、阴阳一类的结构方式或类似方式的影子。事物的阴阳对称，实际上是世界各种事物构成的总的规律，没有阴阳便没有事物。《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任何一种事物的组成方式，也是它们的组成规律。一部小说，也有上部和下部（或称前半部、后半部），这便是两仪。无论在章节、回目或人物、故事的安排上，一般来说上半部和下半部应该是对称的。上半部或下半部，每半部小说又可以分成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在结构上这也应该是对称的。否则便会显出一半强一半弱，不对称便要失衡，使人感到作品很难读。半部可以由两部分组成，也可以由三个部分组成，还可以由五个、七个或九个部分组成，如此，小说便可以由上、下两部分对称的若干个小部分组成。

一个作家在写一部书的时候，不可能是毫无计划地、盲目地写，写到哪里算哪里。即使他开始可能尚没有严格的计划，先是信手写来；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必须使自己有计划起来。有时候因为作家写作已经成熟，因此看似无计划而实际上是有计划的，他知道他到底准备写多少章、多少节，以至打算要写多少字。像曹雪芹在计划的时候，可能准备在这部作品中写一百万字，一百余回，于是他把半部安排为六个小段落，全书一共十二个段落。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分法，似乎不用费太多的脑子。十二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十分吉利的数字，遗憾的是，人们认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并不是曹雪芹著作的原貌。目前人们认为只有前八十回属于曹雪芹的原作，后四十回则不知何人所作。如此，曹雪芹原作便不是一百二十回。那么，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到五十四回为全书之半，则全部《红楼梦》应是一百○八回。照五十四回为半部，分六个小段落，则恰好九回为一小段落。王国华《太极红楼梦》提出九回为一小的段落是合乎这样一种判断的。

九回为一节，一个小段落，也终究还不属于小说结构。它或者只是一种布局，是安排他写作内容的一种方式。小说结构要根据小说自身规律来确定。小说结构决定着小说的类别，也决定着小说的性质。根据现在小说的类型，人们认为大体有三种类型：（1）以故事为线索展开的小说，称为故事小说；（2）以人物性格为线索展开情节的小说，为性格小说；（3）以描写感觉为中心展开情节的小说，为印象小说。而作品的结构是与小说主要依据的情节核心有密切关系的。比如故事小说的结构，就是依附于故事的。因此故事的结构，往往就是这部小说的结构。依此类推，以人物性格为线索展开情节的小说，它的结构也是围绕人物性格或如何凸显这种性格组合的。同样，写人的感觉，则应该以凸显感觉为主体，作品显现的是一种情感流的现象。总之，八卦不属小说的结构，也不可能成为某部小说的结构。九回为一个小段落，作品描写中出现对称的现象，从广义而言，当然也可以说成一种结构，但它不是作为小说构成规律的那种结构。小说结构，属于一种艺术结构，它有着艺术结构的特点。说《红楼梦》有两部，一部是故事《红楼梦》，一部是结构《红楼梦》，这当然是受了西方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抽象的说法。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它的结构与其所描述的故事应该是统一的，一部文艺作品的结构实际上就是由小说当中的故事、情感、人物、性格、语言、情节等众多的因素组成的。缺少了上面所说的某一种，都很难造成这部特定的小说的结构，因此也就无法体现这部小说的独特性。至于作品外部呈现出来的八卦形式（如果确实有的话），它只是该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形式特点，或者也称为一种结构，则它应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结构。它在这部作品中不是起核心作用的东西，它可以加强该部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而不能完全改变一部作品的根本性质。这是一方面理解，还可以理解成：这是小说在它的总的结构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结构形式，比如在故事小说中如何安排故事，它可以用八卦的形式，也可以用其他的组成方式。但如果将此说法安在性格小说或印象小说中，这便会使人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例如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也用八卦的方式进行描写或表现，在写作印象小说时也用八卦的方式将人的感觉表现出来，这都会给人造成不伦不类的感觉。

四、红学应该是一种文学的研究

关于红学的概念，我在为《简明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红学”条目中写道：“目前红学已成为一个较宽阔的领域，涉及的范围不仅有文艺学、小说学、修辞学、版本学，还涉及哲学、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随着人们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愈来愈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又不断发现了它在园林学、建筑学、绘画学、医学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的借鉴价值。当然就严格意义讲，红学之根本的还属于文学范畴，或者说它更多的是属于文学范畴之内的一种学术研究。”

红学研究，自然不会有人说它是历史学的研究或社会学的研究，因为它毕竟是一部小说的研究。当然，我们这样讲，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有人将《红楼梦》作为历史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参考资料。一件艺术作品的欣赏功能和传递信息的功能都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自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它。当然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很广，比如文学的文献方面研究也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们觉得就一部小说来讲，人们还是更希望对它本身的构成，以及它所表现出的艺术功能、它所反映出的艺术魅力方面多做一些研究。

在这里我想着重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应该注意提高文学素质的问题，也就是要提高文学研究的能力。二是在文学研究中尽量按文学的方法研究的问题。首先，文学欣赏或文学艺术的鉴赏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提。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当然是两回事。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不论具有何种文化水平，只要他有起码的文学修养，都可以进行文学欣赏。文学欣赏除了满足自己的美学情趣外，是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任的。文学欣赏的结果只是对欣赏者自己有意义，不涉及任何人。而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则不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对其研究结果负责，也就是要对研究（批评）的对象负责，同时对他的研究结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负责。文学欣赏大多完全属个人性质，欣赏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感倾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感需要，只要欣赏者觉得已达到目的，不必去考虑这种欣赏是否符合作者的意图，也不必去顾忌这种欣赏产生的价值有多大。但作为研究者则不同，他研究的结果如果与原作品所表达的意图相去甚远，那么他的研究就是失败的。此外，如果他把自己错误的研究结果告诉别人以致产生了与原作品情感倾向或原作者的意图相反的效果，他便会受到人们的批评。因此，作为研究者的欣赏与作为读者的欣赏，应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要有较高的艺术欣赏能力和相当的欣赏水平。一定的欣赏能力和欣赏水平来自欣赏者的文学艺术素养。来自他本身的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较多的欣赏经验。我们曾看到一种所谓以工农兵为主的文学批评现象，研究自然也不需要有多少文学知识，只要有“一颗红心”就足够了，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像是给人做鉴定，优点几条缺点几条；对于一些属于贵族的人物则凭空地上纲上线。贾母和王熙凤都是典型的剥削阶级，是罪大恶极的人物。眼下这种现象是取消了，但也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个人对《红楼梦》“突然之间有了二百多年来别人没有注意的新发现”，宣称自己“发现了《红楼梦》里藏着的秘密”，并且找到了“终极的真理”。这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可悲。为什么你们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去注意这些问题呢？为什么你们就这么笨，你们就不能发现这些问题呢？当然我这里并非说红学是由某些人垄断的，没有接触过红学的人就不可以研究。也并非说一些偶或涉足《红楼梦》研究的人就一定不能发现新问题，就不能做出新的贡献。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这里只想说研究必须有一些知识的和理论的准备，同时希望大家都有一种比较谦虚的态度。许多人宣称自己发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实际上他们研究的问题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一些宣称自己找到的终极真理，实际上往往是十分可笑的。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人们并没有看到红学研究中有所谓重大的突破。一些人的所谓重大发现并没有得到验证并被大多数研究家所承认。

下面我想谈一谈关于“二书合成”问题。

当然，首先我必须申明，我这里并非说关于“二书合成”的研究不是文学研究。我这里只强调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用文学来理解文学，用文学的理论作为基础来解决有关文学内部存在的一些规律问题。因此我这里只是想用关于“二书合成”的研究举例子来阐明研究的出发点和用以研究的手段问题。关于“二书合成”说，当然也不是用一篇文章就可以完全说清楚的问题，因此也不打算在这里将有关“二书合成”的一系列观点都涉及了。这里只是为了说明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而已。

首先，“二书合成”说确实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对《红楼梦》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确实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曾经有许多人认同或支持此说，笔者也曾是支持者之一。然而，如果沿着此路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许多无法自圆其说之处。

例如，关于《红楼梦》的楔子问题，其倡导者说原本是两部书的楔子，一部书曾是以“女娲补天”所剩一石抛在青埂峰下为开头的，另一部书则是以神瑛侍者浇灌绛珠仙草故事为起头的。由于“二书合成”使两个楔子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现象。文章说：

贾宝玉=石头=神瑛侍者，这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们脑中的一个固定的等式。小说的第一回就告诉我们，贾宝玉等于神瑛侍者，而神瑛侍者却不是石头。但脂批作者又多次称贾宝玉“石兄”，等于告诉我们贾宝玉是石头。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能化解这个矛盾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认同“凡例”第一段话告诉我们的意思，《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本书拼起来的，由于二度再创作尚未完善，所以留下了破绽，也给我们留下了解开《红楼梦》成书过程之“谜”的一把钥匙。

这个故事其实与太虚幻境接上头，同时与众儿女的故事衔接起来。这是根据顽石下界的故事再进一步编织出来的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由此石头不知不觉中成了神瑛侍者，并且成了贾宝玉，并不是奇怪的。《红楼梦》终究要写人的故事，而不是写童话，不可能总是写石头，他最终要写贾宝玉这个人物。因此“石头”一化为二：它既是贾宝玉本人，又是他出生时从胎里带来的那块“通灵宝玉”。一块石头，担当了两个角色。它又是发生在一个大家族中的一切故事的见证人，又是实际的亲身经历者。这正是作者构思的巧妙，也是其艺术创造的过人之处。实际上这种神话故事应该是不奇怪的，也是有先例的。

用艺术构思来解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曾读到不少的小说或剧本用了“女娲补天”神话和石头幻化成人的故事作为作品的开头，例如小说《西游记》也用了石头幻化的形式，这在《红楼梦》诞生之前。自从小说《西游记》用了石头幻化故事之后，也有不少作品用了这一典故，当然它们各自做了许多变化。《红楼梦》小说用了“女娲补天”所剩一石的故事，很形象地表现了曹雪芹自己当时所处的尴尬境地，也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反世俗的思想。总之，它把作者的复杂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后面出现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则是作者给他这部以儿女真情作为主线的小说所创造的神话依据。这种神话色彩的掺入也更增加了故事的瑰丽，同时给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余地。这两个楔子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倾向以及艺术的魅力等都是一致的。它不可能是两个人创作出来的，也不可能像有人给曹雪芹提供了一部书恰恰也存在一个用石头作起头的楔子。这完全是作者从两个不同角度创作的两个形象和意思都极其相近的神话故事，后一个是为加强前一个而设的。用艺术想象力是完全可以做出解释的，而用科学试验的方法则显得不那么严丝合缝。

其实对于艺术的想象的东西用科学的逻辑去解释也有些胶柱鼓瑟，如倡导者认为：“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不能构成矛盾。他提出：“试看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用‘木’来比喻非常恰当，但作为贾宝玉的前身‘神瑛侍者’不是石头，而是西方灵河岸边的一个神仙，他怎么会是‘石’呢？故‘木石前盟’有木而无石不通。现又有一种说法‘瑛’即‘石头’，这个说明过分勉强，用‘瑛’字实际上是合成书时尽量避免矛盾的一种方法而已。”[4]

曹植《平原懿公主诔》：“于惟懿主，瑛瑶其质。”这里“瑛”“瑶”都是美玉、美石。《玉篇》：“瑛，于京切。美石似玉。”“石头”幻化而成人，自然就是“神瑛侍者”。按照“二书合成”倡导者所说，如果仅是“神瑛”而未成为“侍者”，一“石”一“木”，如何可以相配而成为连理呢？小说写道：“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它已变成人（女子）了，如果“神瑛”仍然是一块石头，却怎么发生一段生动的姻缘故事？所以“神瑛”必须也变成“侍者”才正好和“绛珠仙草”相配。关于“木石”，其实也是个典故，它们早已连用成为一个词组。《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吕氏春秋》曰：“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论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又《周书·文帝纪》：“太祖乃与悦书责之曰：‘纵使木石为心，犹当知感。况在生灵，安能无愧？’”在这些地方，木石都作为一种有情感的事物出现。它们是匹配的，也是相通的，并且它们已显示出由毫无情感向有情感发展的倾向。“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谁说“木石”无情？当然这里强调悲痛、悲哀太强烈了，连木石也都有了感应。我们再看《红楼梦》第五回“十二支曲”之二《终身误》：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这曲子写得多么好啊！“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是一个对子，这里一反一正，“都道是”与“俺只念”对，“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对。二百多年来，读《红楼梦》的人哪个不懂？为什么说“不通”呢？木，是“三生石畔灵河岸边”那棵绛珠草所化，也就是小说女主人公林黛玉，这是没有人表示怀疑的。而“石”是谁呢？林黛玉要“还泪”给谁？是曾经“以甘露灌溉”她的“神瑛侍者”。“神瑛侍者”中的“侍者”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实际上他就是“神瑛”。“神瑛”也便是美玉，也就是石头。

“金玉”是宝贵的象征。这里“金”当然指的是“金锁”，为薛宝钗所佩戴；“玉”这里当然指贾宝玉口中所衔之玉，贾宝玉是个贵族公子，当然佩戴着“玉”。这有何不通的呢？

“金玉良缘”是奉家族之命预备结成“姻缘”；“木石前盟”是人的根据天生情感打算结成的婚姻，或是由于天生的情感而建立起的一种爱情关系。因此，“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就等于宣称：我不要由于家族的利益奉家长之命强结成的婚姻，我只忘不了由于人的天生情感建立起来的那种矢志不移的爱情。这是多么美好的思想、多么纯洁的追求。它又是多么好理解呀！这怎么会不通呢？

为了强调自己的某种认识是真理，便不惜将一切东西先入为主地加以解释，使之符合自己的愿望。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规律。

艺术创作中创作思维是可以跳跃的。诚然，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或者说“艺术也是科学”，但是，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一切科学试验和科学创造都必须严格地按照事物的客观逻辑进行，离开了严格的逻辑也就离开了科学。而艺术创作则不然，它可以在创作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逻辑，我们称为艺术逻辑。这种艺术逻辑，不一定符合客观事物的正常逻辑，如孙悟空可以一会儿变成鱼，一会儿变成鸟，又可以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这些在人们正常的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人们按照常规逻辑所无法理解的。但我们大多数读者不光读过《西游记》，也读过许多类似的由幻想题材创作的小说或其他艺术形式，但没有人认为是不合理的。严格的科学试验与科学的制造则不同，它们必须按照事物的客观逻辑进行，企图超越这种逻辑是必然要失败的。当然科学也需要幻想，那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发展，或者有时候是一种前进的动力，但一经进入科学试验或科学制造的过程，它就必须按严格的逻辑进行。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其检验的方式往往也与科学验证等有很大的不同。严羽《沧浪诗话》曰：“论诗如论禅。”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这也正像晋大诗人陶渊明所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会意”便是“悟”。

倡导“二书合成”者说：小说《红楼梦》是由一部叫《风月宝鉴》和一部叫《石头记》的两部书合成的。他们不知道创作不是一个物理学过程，而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过程。创作呈现为由文字构成的语言所组成的文章形式，组成一部文学著作，但它根本上呈现了一种艺术的形态。它在根本上不是一种固体物质构成体，它是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完成体。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很难用物理的形式合成的。即使原来的《风月宝鉴》是一部书，《石头记》也是一部书，表面上呈现着物质的形态，但它们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从艺术的角度讲，无论《风月宝鉴》或《石头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如果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那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融合，是一个高度的熔炼过程，不是两书相加的过程。即使如“二书合成”说倡导者所说的《风月宝鉴》原属于曹雪芹的旧作而《石头记》是不知其人的另一人所作，并且曹雪芹真的接受了脂砚斋、畸笏叟的命令把它们捏合在一起了，那也是曹雪芹的再度创作。它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贴补过程或所谓的“合成”过程，而是一次十分辛苦的高度紧张的创作过程。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无论曹雪芹旧有的《风月宝鉴》或者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石头记》都不再存在了。它们对于创作《红楼梦》这部经典小说的曹雪芹来说，都不再是《红楼梦》的前身，而只成为他重新创作的素材。于是，《风月宝鉴》和《石头记》成为小说《红楼梦》的两个素材来源，它们不应再称为“拼合”成一部新小说的原来的书稿。如果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仅仅是一个把原来的两部书稿“拼合”的过程，那么《红楼梦》可能成为一本不大好读的书，而不可能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前面我已经说了，这篇文章不是专门探讨有关“二书合成”问题的，因此这里只能大致讲这一些。总之我们希望在新的世纪里，人们能够很好地总结20世纪红学研究的经验，剔除一些干扰研究的因素，使研究工作更加健康地发展，以做出更突出的成绩。

（《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

[1]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2] 引自《红楼解梦》前言。

[3] 引自《红楼解梦》第二集紫军的前言。

[4] 原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