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冠于“国际”二字的《红楼梦》讨论会和会议，就我所知至今已经召开过三次，荣幸的是我每次都有机会参加。假如把这次1997年8月上旬以北京饭店为会场召开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看作与上述几次会议性质相同的话，便是第四次了。

首先，第一次会议是于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行的，这是由该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主办的。其英文称作“conference”，中文相当于“研讨会”。大会进行的实际情况是美国式的“workshop”——一般称呼特定专门领域研究会——这大概是因为不仅专家，为了培养接班人，正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博士候补研究生（doctorcandidate）也可以在会上宣读研究论文。也许正由于这一宗旨，会议得到了很多财团（foundation）的赞助。

当我在会议的前一年年底接到邀请的时候，恩师松枝茂夫教授说他不能参加，因而我心想自己应该去，哪怕从日本去的就我一个人也好。可是，到了会期已经临近的4月上旬，我却由于右眼视网膜剥离需紧急住院动手术。陷此困境，便不得不改变计划取消此行。当我表示坚决辞退的时候，周教授不但一再恳切劝我参加，甚至还给我发来了电报。于是我终于下决心，在得到主治医生的许可下，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会场。在日本，除我之外也不是没有其他红学研究人员，却选中了我。其中原因恐怕是和我附松枝教授之骥尾出版了《红楼梦》全译本，以及和已故吴世昌教授围绕其“小序说”的论战，特别是和当时的威斯康星大学赵冈教授围绕程伟元本插图的不同版本的论争有关吧。

最后，我应周教授之邀，带着4月去世的吉川幸次郎教授几十年前从北京琉璃厂购回，后辗转售与我袭藏的程甲本以及推定为苏州刊本的《绣像红楼梦全传》这两部书前往美国。红楼梦研究所冯其庸所长本应带上脂砚斋本的主要东西与会，却因没有得到携往海外的许可，作为替代带去了几部该书的复印件。会议期间，这些东西和我的架藏本一起放在图书馆展览。有一天晚上，从海外来的客人应邀到周教授宅邸做客，我首先和赵冈教授一起核对了程甲本插图，结果连赵教授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并收回了他在没有看到原本的情况下所做的推测。

当时我还意外地大饱了眼福，这就使我和冯所长等人得以将胡适后人寄存在耶鲁大学的甲戌本拿在手里仔细翻阅。近几年，认为这个本子是出自清末刘铨福之手的伪书之说颇为盛行，但是那天晚上，接触了原本的我认为毫无疑问这是乾隆年间的抄本，这一看法至今没有改变。我的话不由得有些离题了。

第二次会议是在六年后的1986年6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作为该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结为姐妹校的纪念活动而举办的，使用的语言是中、英文两种，举办从全国招收的《红楼梦》爱好者讲习会等活动，大体上沿袭了第一次大会的运营方式。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博物馆举办了由文化部作后援的《红楼梦》文物展览会，文化部部长王蒙为展览会剪了彩。展厅内除甲戌本、列宁格勒本之外的各种抄本、刊本汇集一堂。这一次，从日本来的除我之外还有三名与会者。

1992年10月在扬州西园饭店召开了1992年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这次会议似乎和上述前两次会议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套上了年代顺序。外国人与会者极少，用英文宣读论文的几乎没有，从日本来的与会者也只有排除万难前来参加的我一个人。

而这次将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名称也如同其他学会那样加上了“学术”二字。

回顾近二十年的岁月，作为我来说也不无感慨。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二十一世纪红学展望”，虽然这并非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下次研讨会不论会场设在何处，假如是于四年后的2001年召开的话，那恰好是21世纪开始的年头。可是今年秋天我就满七十二岁了，不知能否活到那一天。即使那时人还在，从体力上来说恐怕参加也是比较勉强了。

我在过去三次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第一次是《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第三次是把日本的小说家曲亭马琴和曹雪芹做了比较。至今想起来，这些内容是否果真引起了与会者的关心，我心里都没有底。第二次宣读的是酝酿了很久的假设——关于在《红楼梦》成书过程中存在模仿金圣叹《水浒传》的七十回本的假设。宣读这一论文可以说是想听听专家们对我的臆测的反映。在那相当久以后，我参考当时的一些意见，撰写了论文《〈红楼梦〉成书史臆说——围绕七十回本存在的可能性》，公之于世了（《东方学》第八十三辑所收）。

这次讲什么好呢？考虑的结果是根据中心议题，谈谈我自己也有过经验的《红楼梦》的翻译出版问题。1957年至1960年我出版了最初的译本。实际上从去年秋天开始进行了第三次改译，现正在出版之中。如果能按计划进展，全书一百二十回当于今年10月完成。

但是，在此暂且不谈我自己的事情，而是谈两位译者及他们的伟大的翻译成果。一位是大卫·霍克思教授（David Hawkes），另一位就是松枝茂夫教授。

外国学者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一）霍克思教授

在我看来，进行《红楼梦》研究本不应该有本国人（native）和外国人（foreigner）的差别。尽管如此，要充分理解中国人在二百多年前用汉语写成的这部长篇小说，拿在文学研究上起巨大作用的感受性为例来看，恐怕还是本国人有利。在理解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背景方面，不可否认还是本国人有利。不过，外国人有时候也有有利之处，可以找出本国人不易看到的地方，看到本国人难于看清的死角。

在我所见到的周围，日本专家对以日本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外国学者，虽有过根深蒂固的轻视倾向，但近几年来以多纳鲁多·金（Donald Keene）教授的日本文学史为开端，外国人正在用自己的手完成改变了这种认识的真正的研究。

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说与此相同——《红楼梦》研究也是包含其中的一种。而且，作为外国学者也要有努力为与本国人为伍并有过之无不及的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而做出贡献的决心。

话虽如此，对外国人来说有比较容易入门的题目。如同上面我谈到的自己的例子那样，调查、记述《红楼梦》在自己国家的吸收历史和研究史等，即使没有，由于占了地利，有比较容易搞到文献史料的条件，那是自然的。

另外，对外国人来说，把《红楼梦》移植为自己国家的语言也是比本国人来得容易的工作之一。可是，也有例外，比如本国人王际真教授和杨宪益教授以英文、最近李治华教授又以法文翻译了《红楼梦》。几位都是即便到不了双语言的水平也是可以如同母语般地运用外语的能手。而且，杨先生还有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女士为合作伙伴，他和夫人一起翻译了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甚至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样范围广泛的书籍在外文出版社出版，是翻译界的行家里手。李先生不但有夫人Jacqueline Alézaǐs为合作伙伴，还仰赖于Andréd’Hormon教授审阅。不用说因为是本国人对原文的理解自然比较全面。

以19世纪末出现英文节译介绍为开端，各国语言的摘译、全译本相继问世。在这里，我想从这漫长的欧美的翻译史中，谈谈霍克思教授的英译本。

1980年6月的第一次研讨会时，独自一个人从遥远的英国前来赴会的霍克思教授，据说已经于退休年龄前从牛津大学退休，每天过着读书的生活。这种风采正是因为倾倒于陶渊明而洋溢着隐士之风。由旧知哈佛大学的韩南（Paterick Hanan）教授介绍引见，他们几乎每天午饭时间都是在闲谈中一起度过，实在是一段愉快的时光。

霍克思教授早已有《楚辞》的译作，近年来又在企鹅古典丛书中以The Stroy of the Stone为题出版了他酷爱的《红楼梦》。第一、二册我已经有了。教授说他曾于“世界大战”后不久在北京大学留学，还到京都游玩过，那时还学了一点儿日文。他还告诉我，这次翻译还参考了我的日译本。这是我感到意外的。过了些日子，出版单位根据教授的吩咐给我寄来了第三册。在其序的末尾，他谈到由于参考了1970的拙译（第二次改译本）的注释，大大地省去了搜寻所需要的令人厌烦的时间。

第三册收录了曹雪芹原著的第八十回，从回目到双关语无不忠实于原作出色地译了出来。精妙考究的译文、译诗令人惊叹不已。因此，在《明报月刊》连载后不久，即以《红楼梦西游记》为题出版了单行本的宋淇（林以亮）先生针对第一册发表的详细书评，以及日本井波（旧姓小滨）陵一教授对第一、二册的绵密书评（《中国文学报》第二十九册）都竞相给霍克思教授的翻译业绩呈上最高级的赞词。

霍克思教授出生于1923年，在北京留学钻研古典文学，另外在文艺趣味上以被称为布鲁姆斯贝里小组的文人组织的中心人物之一的阿瑟·维利（Arthur Waley）为师。维利于1966年长眠后不久，他的翻译成果“词华集”和各家的追悼文章一起由艾维安·莫里斯（Ivan Morris）编辑成书，霍克思和多纳鲁多·金教授一起投了搞。在维利的七十六年生涯中，尽管东洋一次也没有去过，却自学了东洋各国的语言，把东洋的文学精华移植为优美的英文散文、散文诗。

维利在完成了《诗经》全译本之后，只译完了《楚辞·九歌》等便搁笔，霍克思教授却继承下来并完成了全译本（1995年。关于这本译著，日本竹治贞夫教授有详细的评论文章）。

维利在小说领域的翻译成果方面，1935年以Tale of Genji为题英译了日本的《源氏物语》，1942年以The Monkey为题出版了《西游记》。至于《红楼梦》，他为王际真教授的第一次译本（1929）写了长篇的序言。其中不仅就《红楼梦》进行了论述，还亲自把王先生省略掉的第五十三回贾宝玉在梦中和甄宝玉相会的一段长文译了出来，由此可以感觉到似乎是通读了全书，但没有达到全译的程度。曾在北京游过学的霍克思教授辞去了自1959年以来的教授职位而专心于翻译事业，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全译本。19世纪末出版的裘里（H.Bencraft Joly）节译本有两分册，到第五十六回中途结束。王际真教授的第二次译本（1958年。刊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教授的序文）也没有超出节译的范围。此外，还有麦克休姐妹（F.and I.Mc Hugh）的英译本虽是译自库恩（Franz Kuhn）德译本的转译本，却可以说以此为开端，带有曹雪芹原作神韵的英译本诞生了。

那以后继续出版了第四册、第五册，那是以一百二十回程乙本为主要底本完成的，但后面的两册是霍克思教授的女婿明费德（John Minford）教授完成的。这是为把原作者在文体上的差异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处理方法。它让人想起在日本翻译出版来往书信集《两地书》时，分别由竹内好翻译鲁迅，松枝茂夫翻译许广平的先例。但是，这也许是因为霍克思教授没有继续翻译补作部分的愿望。总之，首尾完整的《红楼梦》英译本的诞生，对于想不依靠原书接触这部名著的读者来说是个福音。

（二）松枝茂夫教授

前章就欧美《红楼梦》翻译史的一个片段，以英国霍克思教授的英译本为中心进行了论述。为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给作为代表中国的长篇小说予正确的评价和欣赏，我认为前提是要有传达原作神韵的带有正确的解题、解说的各国语的翻译。根据这一个人见解，我把霍克思教授倾注了全部精力的前八十回曹雪芹原作部分的英译本的出版作为绝好的例子提了出来。实际上，在这个译本的封三，刊登了收录这本书的企鹅古典丛书的新刊、近刊书目，当我看到异国的曹雪芹与法国近代大作家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人排列在一起，像是以他出色的独自性主张而存在之时，我感到不胜欣慰，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霍克思教授的功劳。

那么，这回把眼光转到东洋，谈谈从我自己来说也是比较了解的日本情况。

仅根据现存的资料，《红楼梦》被船运到日本始于程伟元本出版后大约两年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之岁十二月，当时有九部被南京船运到长崎。那是题为《绣像红楼梦全传》的袖珍本，被推定为是在苏州出版的。现在，在一粟先生的《红楼梦书录》中未见著录，但传存几部（如我在开头部分谈到的，我把其中的架藏本带到威斯康星为与会者展出，但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另外，为了纪念南京船由浙江省乍浦起船把该书运到长崎，前几年在当地建立了纪念碑。这也是我记忆犹新的）。

关于从那时以来的二百年间《红楼梦》在日本的吸收历史，我曾写过《〈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一文，这也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四辑翻译刊载了的，故略而不述。

《红楼梦》在日本翻译出版大约是七十年前的事。1876年，随着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清政府缔结了日清建交通商条约，东京也设置了公使馆。黄遵宪等公使馆馆员和部分日本文人之间便有了交流，出现了像大河内辉声那样在爱读《红楼梦》之余，想要把它译为日语的人。但是要把这样一部大作移植为日语出版，仅仅是知名度不高这一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辉声本人三十五岁便英年早逝。1916年出版了由一位叫作岸春风楼的人抄译的上卷，至第三十九回中途结束，仅此而已。

1920年，在计划把中国的古典译成日语出版并定名为“国译汉文大成”丛书之时，《红楼梦》和《水浒传》一起被列入其中，从同年起花了三年时间分上、中、下三卷出版。译者为幸田露伴（名成行）和平冈龙城（名市太郎）两人。实际的翻译工作由龙城负责，以当代小说家著称的露伴担任《水浒传》的翻译，因而也作为合译者。因责任的关系，在译稿完成以后他曾过目，但只是在若干译注之处加上“露伴云”的意见而已。

龙城有汉学修养，在此之前曾花了三年时间以金圣叹本为底本出版了《标注训译水浒传》，积累了相当的俗语知识（顺便提一下，露伴自己也曾根据一百二十回本为《国译汉文大成》译成日文，当时似乎也参考了龙城先行一步所做的工作）。

这本《红楼梦》的翻译特点，是以清末有正书局石印出版的附有戚蓼生序的“原本红楼梦”为底本，因此只到第八十回，续作部分的程伟元本后四十回的梗概附载于下卷本之中。二百年前各种版本就被船运至日本，但藏存的多数是程甲本的翻刻本，所以对底本的选择译者们恐怕是根据龙城的见解决定的吧。

在计划《大成》的时候，也包括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把这饰于卷头的亚东图书馆的第一次印本也没有实行，胡适把查明作者及版本问题作为新红学主要课题的见解也没有得到提倡。那时的这个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左右了后来半数以上译书底本的决定。即，因为在此之后由松枝茂夫教授全译的第二本也是沿袭了这一方针，第三本全译本即拙译也是据此而行的。

松枝第一次译本后四十回根据程乙本，伊藤译本根据有俞平伯先生的《校本》附录的程甲本，尽管有这种差异，却都是全译。即使在为数众多的节译本中，1924年的太宰卫门的节译是在《大成》本刚刊行之后不久，是最早根据这个版本压缩而成的。后来，1968年的富士正晴、武部利男合译的本子尽管在分量上比前者多得多，但是也是按照相同的方法，甚至在卷末也模仿《大成》本附上了程本后四十回的梗概。

亚东图书馆本第二次印本是根据胡适新获得程乙本改版之后，把它作为决定版而受到重视的，这股风潮一直到战后，即使在所谓胡适批判时期，也是一时占据了统治地位。

即使是前章提到的霍克思译本，实际上也是把这作为底本，采用根据脂砚斋本做些适当的补充修改的方法。另外，日本在1979年出现的相当于第三本译本的饭冢郎（1907—1989）译本，所选底本和先前的译本不同，尝试着提出新的内容。近年来，出现了像欧阳健教授那样提出程甲本是最佳版本的论者。那以后，也许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由赞成这一意见的人根据这一版本在海外翻译出版。因为欧阳教授已经出版了以此为底本的校定本。

可是，松枝老师曾说过，在着手翻译《红楼梦》，边参照龙城苦心先行翻译的内容边进行之时，反复读下来，就有被译文拉着鼻子走的感觉，因此，便改变方法先自己翻译，然后进行对照、参考。实际上，我在开始翻译之时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所以跟松枝老师一说，他便跟我讲了以上的经验。把用汉字写成的原文移植为由中国传来的汉字的日文，无论如何总是容易被拉着走的。尤其是我在翻译时，已有了两种译本，更是如此。在决定译文之时也有所制约。我想，这一点和霍克思教授翻译成英文时的情况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在这里，更想谈谈松枝茂夫老师和《红楼梦》的因缘了（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和日本讲谈社发行的《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都把松枝老师的名字收进了人名条目，但是遗憾的是前者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写成“毕业于北京大学”等，这是误排误记了）。

松枝茂夫（以下称松枝）1905年9月25日生于佐贺县西松浦郡有田町，1995年9月23日在东京逝世。享年九十岁。青年时代蓄长髯，因形容关公脸色如“重枣”的缘故而号枣斋。

松枝茂夫先后在鹿岛中学、福冈高等学校学习，1930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文学科。毕业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去北京游学了。他寓居在东安市场的近旁，主要是每天闭门读书，于一年半后的1931年秋天回国。固定的工作不易找到，他便边在私立大学当兼职讲师边靠卖稿子支撑生活。在尊敬的前辈增田涉翻译《小说史略》时，他不仅帮助校正，甚至还帮助核实了内容。这个时期，他参加了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共同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开始了从学生时代便寄予关心的现代文学研究（翻译了很多鲁迅、郭沫若，特别是周作人的著作）。1939年春，应前辈九州帝国大学教授目加田诚之邀到该大学任讲师，两年后任副教授。1947年4月应前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之邀到该大学任副教授，从而转任东京。一年半后辞职返回故乡，隐居于佐贺县下杵岛群桥下村山中，从岩波书店预支了版税，边养育五个子女，边专心致志于完成《红楼梦》的翻译。后来应邀到小仓市立北九州外国语大学任教授。1950年5月10日全书译完，第十四卷于1951年5月出版，前后花了十余年才告完成。大战末期也有过第四卷虽已校完，却禁止销售，败战那一年10月才得以见天日的情况。记载这十年辛苦的题为《译完红楼梦》的短文述说了自十年前客居北京时着手翻译此书以来的感慨。正可以说是堪与原作者曹雪芹的苦心相匹敌。而且在末尾写下了不满足已有的成绩，想再做一次改译的决心。

1952年4月到东京，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之职。六十三岁在该大学退休以后，又到早稻田大学就职。1975年3月七十岁退休后继续过着文笔生涯。在此之前已经着手《红楼梦》的改译工作，1972年5月同为岩波文库版新第一卷出版，至1985年7月花费了十三年多新译全十二册终告完成。

说起松枝对《红楼梦》所怀有的兴趣，据说那是他在福冈高等学校上学时，阅读了东京帝大的盐谷温教授（号节山）出版的大学公开讲义《支那文学概念讲话》（1919）第六章“小说”中的《红楼梦》一项受到启蒙教育，才知道这一作品的存在的。那时《国译汉文大成》已经出版，他却没有看到。到东京后进入东京帝大，投入盐谷教授的门下，后来好容易才弄到扫叶山房的石印本，边和“大成”本对照边学习，再后来弄到亚东本，缘分就这样加深了。1929年12月提交了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的毕业论文，并于第二年3月毕业。

在这最后一年，盐谷教授讲授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年，松枝出席听讲，在讲义结束的2月，出席者签名留念时，松枝也签了名。这本原书现存于被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节山文库中。众所周知，20年代中期，论敌陈源（西莹）教授批判鲁迅，曾经攻击说《中国小说史略》完全剽窃了盐谷先生《讲话》的小说部分，这是毫无踪影的事。虽然应该承认鲁迅《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袭用了盐谷制作刊出的大系数，并参考了《讲话》，但是没有剽窃小说部分的内容的事实，相反盐谷对《史略》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把它当作教材使用。

松枝后来回忆在北京逗留期间，靠《急就篇》重新学习中文，但是他在北京开始交往的吉川幸次郎及前辈仓石武四郎，还有目加田诚曾招聘名叫奚待园的旗人讲读作为教材的《红楼梦》，松枝是否跟奚待园学过北京话则不明。总之，据说在九州大学任职时曾把进行中的岩波文库第一卷至第四卷的校正稿交目加田诚过目并恳请指教。这就是第一卷解说末尾和上面谈到的译完之后的感想文都写上向目加田诚表示谢意的原因。

松枝在东京大学任教时间很短，约一年半。那时我是学生，并且正在准备以“红楼梦”为题的毕业论文。论文是在他退职以后提交的，所以他没有参与审查，但在准备时得到了他的指导。后来《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由平凡社出版时，松枝是编辑委员之一，当初计划收录《红楼梦》，岩波书店对出版中的一些情况表示为难没有同意，所以他甚至到了指定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我代替他翻译新译文的地步。不仅如此，正当我着手翻译，幸好庚辰本的影印本出版，把它和有正书局本边核对边进行翻译之时，有一天，松枝老师寄来了一个快件小包，其中有写有这是北京周作人寄来的转送给你的意思的信函，包里装的是俞平伯《八十回校本》全四册。因此我很快把刚到手的《校本》作为底本，用了三年多的时间集中进行翻译，以年轻之身勉强完成了一百二十回的翻译任务。这是从起用替角开始的，所有一切靠的是老师令人感激的照顾。

和拙译相同，老师在改译之时也是选用《校本》为底本，所以这次我自己是边参考边进行第三次改译，不能不对他的业绩流露感叹之声。他所用的日文极其精妙，众多的登场人物似乎都在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生动活泼。过去他曾经把沈复《浮生六记》、张岱《陶庵梦忆》等许多名著译成日文。而且，仅《红楼梦》，除了主要根据原本《红楼梦》编辑了精选本之外，一生中还出版了三次节译本，并翻译出版了连环画《红楼梦》。所以这一次《红楼梦》改译本可以说是松枝老师五十年翻译成果的结晶，所附解题、译注也可以说是他倾注毕生心血研究《红楼梦》的精华荟萃。有一句成语叫“后出转精”，但是我确实感到自己的翻译不是如此。从去年秋天开始出版的拙译十二卷，总算预计可于今年10月完成。不过，即使说是勉强完成也罢，我已经是年过七十岁的人了。但朝着21世纪，注意长生，像松枝老师那样，我不再进行一次周到的改译也是死不瞑目的。这就是执着吧。

话虽如此，我为师生两代迷恋不舍的《红楼梦》的魅力，以及创作了这部小说的作者曹雪芹的伟大而惊叹不已。在英国完成了全译的霍克思教授不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吗？

《红楼梦》对本国人也罢，对我们外国人也罢，它的存在早已超越了国别。

结束语

最后，我只写上一段插话。在1980年的研讨会上我有缘和冯其庸教授相识，文化部曾招待松枝、伊藤两人访华，招待的理由似乎是两人都全译了《红楼梦》并为其研究和介绍尽了力。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楼梦研究所为窗口，第二年的1981年4月至5月约三个星期，我陪伴松枝老师到中国访问。历访了北京、南京以及与《红楼梦》有关的各个城市，在大学和博物馆等进行了以《红楼梦》为中心的学术交流。

在初次访问设置于旧恭王府内的红楼梦研究所时，听取了正在全力以赴进行的关于《汇校》工作的详细说明，还给我们看到了原稿样品。已经着手进行改译工作的松枝老师边点着头边听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完成出版是在1988年11月，由于松枝的改译本在此之前的1985年7月全卷完成，所以没有赶上。当然，松枝老师在改译时曾参考了脂砚斋各种抄本的影印本。

1992年秋，在扬州研讨会结束以后，我得到的礼物之一是这五巨册《汇校》。由于我在稍早些已在东京的书店买到，所以将平邮寄回的这一套送给了松枝老师。他十分高兴地说，“出来啦”。那时老师还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在盼望已久的改译工作实现以后，可以看到老师有一种已将《红楼梦》委托给来者的心境。当参照《汇校》进行这次改译之时，我不由得感到了松枝老师递过来的接力棒的分量。

（《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