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韩国红学简史）

韩国红学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红楼梦》传播到朝鲜的时期到朝鲜王朝的末期。在这个时期许多《红楼梦》版本传入韩国，传播各地，形成了不少的读者群，又进行翻译工作，留下了很好的成果，现存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乐善斋本《红楼梦》就是世界最早的全译本，应该受到红学界和翻译文学界的重视。

第二阶段为1910年到1945年的日本占领时期，我们一直认为在这时期几乎没有相当的红学成果，而最近根据调查结果发现竟有了梁建植、张志瑛等人的红学评论及翻译，可以补充韩国红学史的一大缺陷，本文的撰写目的就在于探讨这个时期的红学成果。

第三阶段为1945年韩国光复以后到1980年前后，在这个时期由于时代条件与学术环境的原因，学界对于《红楼梦》的兴趣不太大，我们只可指出数种翻译本和一些介绍性的短文。

从1980年出现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论文之后一直到现在，在韩国红学史上属于第四阶段。这是韩国当代红学时期，虽然其成果还不能和中国或日本等地相比，但在韩国红学史上确实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可以说正在发展过程当中，更有发展的潜力。

按照以上的发展阶段，简单地介绍一下韩国红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环节。

《红楼梦》流传到韩国的准确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在不能详细考察。笔者在写《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研究》[1]一文时，根据朝鲜后期文人李圭景（1788—？）的著录年代，曾经推测“传入朝鲜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1830年”。现在韩国主要图书馆所藏的《红楼梦》版本中，尚未发现早期的抄本系统，只有东观阁本、本衙藏版本、藤花榭本、三元堂本等程刻本以后的刻本系统，因此我认为早期脂评本系统的版本没有流传到朝鲜，《红楼梦》流传到韩国的时期可能是程刻本出现以后的18世纪末期或19世纪初期前后。[2]

至于《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方面，笔者曾指出《九云记》一书中所见的《红楼梦》的诗句和一些词汇。[3]《九云记》为现藏于韩国岭南大学中央图书馆汶波文库的一部汉文小说，作者署名为“无名子”，不能考究其姓氏籍贯，有抄本九卷九册，总共三十五回。《九云记》确实受《红楼梦》和《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笔者曾举出其中比较明显的影响证据，但是后来发现有关《九云记》的新的资料，不得不重新讨论此书的作者及国籍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了。

原来《九云记》的内容，大致上袭用朝鲜仁祖时的著名的小说家金万重（1637—1692）的《九云梦》，只是部分内容更改或扩大。而且现存的抄本《九云记》为海内外孤本。韩国古典文学界一直认为这部作品属于韩国汉文小说。新的资料从朝鲜后期委巷文人金进洙（1797—1865）所著《碧芦集》中的一首诗和诗注而得。根据分析结果，金进洙的诗注所称的《九云楼》，很可能就是现存的《九云记》的原本，内容上完全符合，而且从文中看到其作品可能为一位中国文人看了朝鲜小说《九云梦》之后，重新创作的一部中国小说，因此引起了争论。笔者曾撰写《〈九云记〉的作者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一文，1992年在扬州召开的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发表[4]，但由于可商榷的意见仍然存在，《九云记》的国籍问题还没有最后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研究。

《红楼梦》的韩国语翻译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还没有发现[5]，现存韩国的最早的《红楼梦》翻译本应推为乐善斋全译本。原藏在汉城昌德宫乐善斋的这部全译本，总共一百二十册，现存一百一十七册，收藏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此书的翻译情况非常特殊，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原文都由朱笔抄录，原文汉字左旁又填写韩文字母造字的注音，也可以说是在韩国出现的另一种版本。据考察，此书的成书年代及翻译者，大致上认为是1884年前后由李钟泰（1850—1908）等宫廷文士所翻译的。[6]这部注音对译全译本，目前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是在世界红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但遗憾的是，在韩国虽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全译本”，而后来的红学成果并不很发达。笔者在撰写《清代红学研究》[7]一书时，尚不知道韩国光复以前的翻译或研究的资料，后来才知道光复以前有一位韩国红学家曾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评论及翻译文，但当时调查得还不够详细，只能写到如下：

二十世纪初，虽然出现了不少的新活字本翻译小说如《水浒传》等，而尚未发现《红楼梦》一书。但是有一种未完成翻译稿，由梁白华所翻译，发表于《时代日报》的《石头记》就是。这是韩国最早期的现代译文，是一九二五年所翻译的，连载了一年多，只可惜没有完成出书。梁白华可算是韩国第一位红学家，除了翻译之外，他又写了两篇红学评论，发表于《东亚日报》，讨论当时中国的红学研究情况。至于梁白华翻译文的概况，待考。[8]

梁白华就是梁建植（1889—1944），白华是他的笔名，他在早期也用“菊如”等笔名，因此在这儿使用他的本名梁建植。梁建植的《红楼梦》翻译是从1918年开始的，笔者写上文时，只知道他在后来发表的。他能在1918年开始《红楼梦》翻译，不仅在韩国翻译文学史上比较早，在中国红学史上也是属于新红学之前的事，应该值得重视。除了翻译，他还有三篇红学评论。这些翻译文及评论都在《每日申报》《时代日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当时的韩国报纸上发表。他当时已经被视为著名的红学家。

笔者在调查梁建植的红学文章时，偶然发现另一位红学家在1930年翻译《红楼梦》，发表于《朝鲜日报》。翻译者为张志瑛（1887—1976），是一位著名的汉语及韩国语学者；翻译文曾连载了三百○二回。他的翻译分量比梁建植的多，翻译方式及态度也有相当程度的变化，这表示随时代情况的变化，翻译风气也跟着改变。张志瑛翻译的《红楼梦》也是在韩国红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项成果。他们的红学活动可以作为从朝鲜后期乐善斋全译本的出现到光复以后的现代红学时期之前的桥梁，可以说是韩国红学史上的第二阶段。笔者在此主要从这两位红学家的研究及翻译的成果来探讨1910—1930年在韩国的红学情况。韩国光复以后，在中国学术研究上，逐渐开始发达，而在红学方面，比较低潮，只出现两三种翻译本和几篇非常简略的介绍文章，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兴趣。但在学术环境极为脆弱的五六十年代，能够有金龙济翻译本和李周洪翻译本的问世，也算是非常幸运的。此书虽然没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但让一般读者多了解《红楼梦》这本小说的存在，起了不少的作用，可以说是这时期的重要成果。

当代红学时期是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主要成果在于专门学术论文的发表和现代全译本的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虽然不过短短的十多年而已，但其成果远超过前三个时期，尤其专门研究论文的大量出现，是这个时期的独特现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十二篇学位论文，其中两篇是博士学位论文，包括韩国学人在台湾的学位论文。单看数量方面，已经很惊人了。另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达四十余篇。韩国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兴趣，也是多方面的，如作者、版本、脂评、主题思想、人物、结构、诗词曲赋、续书、比较研究等都有。韩国红学的将来可能很有希望。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许多宝贵的成果，还需要继续向韩国学术界介绍，也应该继续调查韩国红学史上的补充资料。

二、梁建植的红楼梦研究

关于梁建植的出生及成长过程，我们所知不多。专家学者认为他在1889年5月出生于当时的汉城塔洞，在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并吞）以前毕业于汉城外国语学校汉语科，之后可能去中国游学数年回来。[9]他从1915年前后开始文士生活，曾用过“菊如”“白华”“白华生”等笔名，偶尔也用“芦下生”“今来”“KSR”“城西闲人”“天爱”等外号。[10]梁建植为一位早期的现代小说家，但他的名气不如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李光洙[11]，后来小说作品不多，而把他的主要精力贯注于中国文学的评论及翻译介绍上，尤其在中国古代小说及戏曲方面，留下不少翻译作品。

梁建植在1915年他二十六岁时发表现代短篇小说《石狮子像》一篇，开始文坛生活，又在1917年发表《关于小说西游记》一文，表现了他对于中国文学方面的兴趣。这年在中国刚开始新文学运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发表，关于古典小说的考证作业还没有进行研究。梁建植在当时可能没有受到中国学界的影响，而纯粹由佛教的立场写出关于《西游记》的文章，因此部分的论点还不正确，如说《西游记》的作者为长春真人丘处机，是从旧说的。[12]当时梁建植反对《西游记》的道教小说论（批评家吴一子之说），而主张其为佛教小说。[13]他在同年11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小说及戏曲》一文中，更为广泛地探讨中国通俗文学的各方面内容。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朝鲜，对于小说及戏曲等的通俗文学，其评价还没有到文学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他能表现出对小说及戏曲的非凡的兴趣，是极为难得的，可以说是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先驱。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说：

大凡研究外国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促进本国文学的发达，中国文学输入朝鲜已经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其影响极大，因此如果不理解中国文学，可以说不及理解我国文学之一半，而且中国文学本身具有特性，在世界文学上放出异彩。

梁建植在此文中介绍中国小说发达的过程，从庄子的寓言说到汉魏六朝小说、唐代传奇、宋代讲史小说，又介绍明清主要小说如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志》、丘处机的《西游记》、王元美的《金瓶梅》、曹雪芹的《红楼梦》、李笠翁的数篇小说，《镜花缘》《绣榻野史》《儒林外史》《肉蒲团》《花月痕》《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野叟曝言》等[14]。他在介绍《红楼梦》时，引用书中的句子来提起作者曹雪芹。其文如下：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先生一到金陵城中看完怡红院的繁华，过了十年以后重游旧地，景物如旧，园非故主，院亦改观，对于鸟啼花落，无非可悼，不胜感叹满目山河，题轩曰悼红轩，居此轩中，流尽一把辛酸泪，撰述稀世名作《红楼梦》。如今我们如何唤起九泉之曹雪芹先生乎？

他接着说中国小说及戏曲对韩国古典文学之影响，强调著名的韩国文学作品如《洪吉童传》和《东厢记》等作品[15]受到中国文学之影响比较明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又提到朝鲜后期的韩文抄本翻译小说的存在，认为这种翻译小说虽然不知出于谁手，但书中把难解的原文和俗语能够翻译为流畅的朝文，对于朝鲜文学帮助很多，又能向低阶层的读者普及高尚的文艺趣味，也可说其功劳不小。当时他对乐善斋所藏的翻译小说的存在有所了解，但没有留下更详细的信息，现在不能考证他所知有多少。最后他呼吁应该多研究中国小说及戏曲等平民文学，与当时大量输入的西洋文学融合，对朝鲜文学的发达起了贡献作用。[16]

梁建植对《红楼梦》的关心，可能在写《关于中国小说及戏曲》一文时已经开始，第二年（1918）3月在《每日申报》上发表《红楼梦》翻译文，由此他的翻译家的位置更加巩固了，至于译文分析，将在本文第三节讨论，在此先考察他的有关《红楼梦》评论。他最早的红学文章为《关于红楼梦》（《每日申报》1918年3月21日），是在发表翻译文之前，向读者介绍作品概况的一篇短文，不能算是严格的评论文章，但在韩国红学史上也可以说是第一篇专门性的研究文章，值得我们重视。

他在这篇文章中先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所占的位置是“属于《金瓶梅》系列的人情小说，与《水浒传》同为中国四千年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接着介绍《红楼梦》里出现的人物共有男子235人，女子213人[17]，再分析主要登场人物如主人公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以及围绕他们的次要人物。梁建植除了介绍曹雪芹创作说以外，还根据张船山（张问陶）之诗注提出高兰墅（高鹗）续书说，又介绍新出版的《红楼梦索隐》里的清皇室秘事说。

最后他还指出在当时的朝鲜还没有正式介绍中国著名小说《红楼梦》，也算是朝鲜文坛上的一大耻辱。[18]因此他说，很冒险地企图把这部大作翻成现代的韩语，由于此书的内涵非常复杂，也有不少难解词汇，有些误谬是难免的，但尽量把原文全译韩文，需要的时候可以按照意味翻译，给读者最多的服务。这是他所指出严肃的翻译方式，在韩国近代翻译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树意义。

梁建植的第二篇红学评论是1926年发表于《东亚日报》的《红楼梦是非——中国的问题小说》一文。这是比较严谨的长篇评论，共连载十七回，他在这篇文章中先说中国小说发达过程中的两大系统是早期的“善述故事”和后期的“善写人情”系列，而《红楼梦》就属于善写人情类的最高杰作。接着他介绍“红学”名称的由来，以及《红楼梦》创作背景的四种说法，如“明珠家事说”（即纳兰性德模特儿说，引用陈康祺、俞樾）、“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引用王梦阮与沈瓶庵之《红楼梦索隐》）、“康熙朝政治背景说”（引用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曹雪芹自叙传说”（引用胡适之《红楼梦考证》）等。梁建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学界已经有很盛大的红学论争，而当时在朝鲜的梁建植非常注意观察中国红学界，因此他有意把这样的学术动向介绍给朝鲜文坛，竟使用“中国的问题小说”的副题。他介绍这样许多的争论之后，采取不偏不倚的比较中间的立场，说“虽然可以充分地理解胡适和顾颉刚反驳蔡元培说法的新主张，但也有些地方，如果不按照蔡元培之说，不能明确地理解，因此胡适之说也算是一种新的主张，可以参考而已”。最后他站在外国学者的立场来说：“尤其以我们外国人的立场看，除非借上海灵学会的通灵能力起曹雪芹于地下来直接拷问，否则永远不能明白辨别这些是非和真伪。”[19]他对版本问题也有注意，简单地分析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水平，又说曾看过有正书局刊行的八十回本《原本红楼梦》。[20]

他的第三篇红学评论发表于1930年5月到6月，即在《朝鲜日报》连载十七回的《中国的名作小说——红楼梦的考证》。这是应当时正在《朝鲜日报》上发表《红楼梦》翻译的张志瑛的邀请而写的作品解题。文中关于《红楼梦》的一般概况，大致上和前文相类似，而对各版本文字异同的考证问题更加以补充，还有关于作品的创作背景，他再扩大指出十种说法。他在分析文字异同的时候，指出甲戌本第一回的一僧一道出现的一段，比其他版本竟多了四百二十余字，又说出自己翻译时曾有的经验：

笔者在数年以前翻译《红楼梦》的时候，到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去的一段，觉得文章漫散无味，又不可解得其含意，曾考虑过把《秦可卿死封龙禁尉》一回全部删去，而到后来细读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才了解大概的故事背景。至于这一段，连中国学者也一直有不少怀疑。[21]

梁建植在写这部分的时候，主要参考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和胡适之《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于《新月》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28），引用脂砚斋本的原文特点。由此可见他对《红楼梦》的兴趣不断地增加，从1910年到1930年仍然没有离开红学的范围。这篇文章的后半部都注重作品创作的背景说法，他指出的十种学说如下：

（1）影射当时伶人说（《樗散轩丛谈》）。

（2）影射金陵张侯家说（周春《红楼梦随笔》）。

（3）影射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家说（陈康祺《燕下乡脞录》）。

（4）讽刺和珅说（《潭瀛室笔记》）。

（5）描写谶纬说为背景之说（《寄蜗残赘》）。

（6）影射金瓶梅说（阚铎《红楼梦抉微》）。

（7）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

（8）影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9）作者曹雪芹之自叙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

（10）描写顺治、康熙之间八十年历史说（未详）。[22]

可惜的是，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却突然中断连载。据笔者推想，他在文中的后半部对各种学说的分析显得过于繁杂，引用原文太冗长，可能引起一般读者反感，失去兴味，而且此文的性质为正发表在该报的翻译《红楼梦》的一种解说，主要目的在于给读者更大的兴味，并不需要介绍比较难解的学术上的争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编辑中断的。尤其张志瑛的翻译已经变成更通俗化、更摆脱汉字式的古典文章，只需要将有趣的故事内容容易传播给一般读者而已。

三、梁建植的红楼梦翻译

梁建植的《红楼梦》翻译，是乐善斋本全译本之后出现的非常重要的红学资料。如果我们推测乐善斋本的成书年代大致为1884年的话，约过三十年之后竟出现梁建植的翻译，虽然两者之间的年份相差不远，但其性格及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受宫廷的命令由数名专门译官共同翻译，由抄手以朝鲜固有的“宫体”笔法抄录的线装翻译本，具备古典小说翻译的各种传统的特色，保存在宫廷里，只能给宫人等特殊身份的读者阅读，而后者为完全摆脱古典的翻译方式，采取连载发表于报纸的现代翻译；翻译先有解说，间有简单的注释，又能和一般读者直接交流意见。我们先看当时《每日申报》上的小说连载预告一文：

小说预告/红楼梦

春园生的小说《开拓者》，受到读者诸贤的热烈欢迎之下连载结束，再过二三日后预定连载的小说即中国清朝的曹雪芹先生的旷前绝后的大杰作《红楼梦》，将由菊如梁建植先生翻译为现代语向读者服务。梁先生是对中国小说及戏曲方面有很深刻研究的专家。（1918-03-19）

梁建植翻译的《红楼梦》发表于1918年（日本大正七年）3月23日到同年10月4日，共连载了一百三十八回，但翻译到原书的第二十八回为止。他的第二次翻译，发表于《时代日报》，题目改为《石头记》，从1925年1月12日到6月8日，只连载十七回而中断，翻译到原书的第三回而已。他在发表译文时，先后用了两种笔名，前者使用“菊如”，而后者使用“白华”。

在此简单地分析梁建植所翻译《红楼梦》的几个特点。首先我们应该指出他用当时的通俗语言及现代白话，这是与前代的古典式翻译本根本上不同的地方。这样的文体变化可能与当时韩国进行的新文化运动有关。虽然翻译文中还使用“国汉文混用”（韩国语言中的汉字词汇直接用汉字的方式），但其中大胆地活用韩国固有的通俗语言，更加强对话部分的生动性。梁建植本身不仅是中国文学者，原来更是一位小说作家，应该对小说语言非常注意。譬如原书的“穿堂”“大院落”“大正房”“鹿顶耳房”等专门性的建筑用语，他用很简单而容易让韩国读者理解的词汇来翻译。又如“孽障”“命根子”等难解的词汇也用别的句子代替，以免引起读者的混乱，再如韩国语言习惯上不太使用的对话上的称呼，他用适当的其他用语来代替，尽量减少翻译文特有的生硬感。如果有些需要说明的地方，他加以注解附录于连载文的末尾，如“炕”字的注释。[23]

在梁建植的《红楼梦》翻译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诗词的翻译部分。它的特点在于摆脱呆板的逐字翻译，而利用韩国古典文学上的诗歌传统，竟试用“时调”方式来表现韩国固有的音乐律调，能感觉出非常独特的味道。“时调”为韩国固有的诗歌文学，从朝鲜初期韩国文字创造以来逐渐发展，而后来一直在朝鲜文人社会流行的文学体裁。朝鲜文人士大夫虽然仍以汉文创作为主，但韩国文字已出现，一些文人在创作汉文诗之余，用韩国文字创作新的诗歌文学，这叫作“时调”[24]。时调的形式原来有三句，这是平时调，朝鲜前期只流行这种时调，后来慢慢发展和变化，产生了在原有格式基础上稍有破格的“于时调”和破格较多的“辞说时调”。平时调的固有形式为初中终三章，形式上虽和中国诗的绝句（四句）不同，但其内涵是类似的。梁建植在翻译《红楼梦》时，不管五言诗或七言诗，只要是绝句，一般都译为“平时调”，字句不统一的词或曲文，则翻成“于时调”或“辞说时调”。朝鲜时期极为盛行的“时调”，到了日本统治时期（1910—1945），有相当的衰退。梁建植在当时对“时调”的衰落，表示非常遗憾，极力呼吁“时调”的复兴运动，曾写了《时调论——促进时调的复兴和改良》一文[25]。他对“时调”的复兴运动，不仅在理论上推动，而且直接参与创作活动，更在翻译中国小说中的诗词时，就大胆地运用了。据《红楼梦》翻译文中的例子，如：

可叹停机德　可以叹息停机德，有谁知道咏絮才，

堪怜咏絮才　雪里埋没黄金簪子，

玉带林中挂　但如何白玉带挂在树梢上。

金簪雪里埋　（连载37回/1918-05-10）[26]

但梁建植翻译原文时有一个原则，他只翻译诗词曲赋等诗歌，而遇到对联或题字等简单的句子，尽量保存原文，让读者直接欣赏汉文特有的含义，举个例子如下：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连载4回/1918-03-27）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连载10回/1918-04-05）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连载20回/1918-04-19）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连载33回/1918-05-05）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连载34回/1918-05-07）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连载35回/1918-05-08）

梁建植在他的翻译文中附录出场人物的关系表，叫“宁荣两府系谱”，这是由他独创的图表，再加以注曰“未定稿”[27]。这是发表于连载文第三十一回薛宝钗一家人进入贾府的一段，写出宁荣两家的四个姐妹和林黛玉、薛宝钗等，而还没有写其他主要人物，如金陵十二钗中的史湘云、巧姐、妙玉，又如贴身丫鬟袭人、晴雯、紫鹃等。

梁建植在连载《红楼梦》翻译时，经常与读者交换意见，有时登出给读者的公开信，如连载第二十三回的附录《给东湖生》的一文：

敬悉来函。我觉得遗憾的是，时间已经太晚了，又至于中国小说无论大作小作，其文体都是现今所用的所谓“言文一致体”（即为白话），翻译这样的中国白话小说，不可不用现代的“言文一致体”，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了。就如译者早在前日预告的，把原文的科举、状元、小姐、老爷等的中国式词汇应该译成现代常用的“文科试验（考试）”、姑娘、“大监（老爷）”等，才有些适当的意味，另外又要打破传统的翻译旧套，这也是重要的目的，请您谅解，谢谢您的关心。（连载23回/1918-04-23）

由此文的内容来看，一位叫东湖生的读者可能对梁建植的翻译文体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梁氏译文太迎合通俗的“时文”，他可能要求应该保存优雅高尚的而传统式的文体。若用现在的眼光看，小说文体写得通俗化，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写出这样的文体，也是比较冒险的一种考验，因此梁建植在发表翻译之前一再强调他要冒险地活用现代的通俗语言。在此文里梁建植又强调他的这样的目的，以及翻译中国小说时所需要的文体应当为“言文一致体”，这是一种时代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新的思潮。

在此我们可以分析梁建植所翻译的《红楼梦》底本属于什么系统的版本。本来对翻译小说所据的版本，除非译者自己直接表明，按照译文及原文的对照来分析是比较难的。因为虽然在原文上有些文字的异同，而在翻译文上其实非常类似，不能确定到底用的哪一种版本。如果译者采取比较轻松的意译方式的话，探索翻译原本更加困难。但幸亏梁建植采取比较严密的逐字翻译的态度，尤其《红楼梦》的版本系统之间，相差比较大，因此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大概可以指出梁建植所使用的原本为王希廉评本或王希廉、姚燮合评本系统。原书第一回关于甄士隐部分曰“（甄士隐）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在程甲本系统中只有王希廉评本及王、姚合评本把“一二年”写成“二三年”。梁建植翻译从“二三年”（连载7回，1918），可见使用版本的由来。还有梁建植发表翻译时，曾登载两次插图，是从原书插图照样收录的，是《青埂峰石·绛珠仙草》与《辟邪金锁·通灵宝玉》各一幅。经过对照中国各种版本，这些插图大概来自清末刊行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或其他《金玉缘》版本等。我们推测梁建植所藏的《红楼梦》版本大概不少，在翻译时不一定用一个版本，但大部分是清末出现的后期版本无疑。现在看韩国所藏的《红楼梦》版本，清末版本最多，达到十七种。[28]

四、张志瑛的红楼梦翻译

张志瑛翻译的《红楼梦》发表于《朝鲜日报》，1930年3月20日到1931年5月21日，共连载了三百○二回。和原作对照，翻译到原作第四十回为止。翻译文的上段只题曰“洌云译/夕影画”，而发表连载之前在《朝鲜日报》登载的《新连载小说预告》一文中已经说得清楚，如：

新连载小说预告/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

洌云张志瑛译，夕影安硕柱画

中国古代小说翻成我国语言的作品，如今为数不少，但大多数的翻译无论内容上或者文字并没有达到完整的水平。因此我们不能欣赏中国小说的真正的味道，现在我们请肄业正统的汉语课程的洌云张志瑛先生来，翻译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从二十日开始将发表连载于本纸第三版，又请与读者很熟悉的夕影安硕柱画伯，画《红楼梦》插图，我们希望得到读者诸贤的热烈欢迎。[29]

张志瑛（1887—1976）出生于朝鲜高宗二十四年，号洌云，汉城人，他一生当中曾具有多重身份，如汉语学者、国语学者、教育者、新闻工作人等。他毕业于汉城外国语学校汉语科（1903—1906），留校当副教官，后来入著名的朝鲜语学者周时经门下研究朝鲜语，又曾在精理舍学习数学，毕业后在平北定州的五山学校、汉城尚洞青年学院、儆新中学等学校教书。1921年他组织“朝鲜语研究会”，对朝鲜语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后来又任《朝鲜日报》的记者、编辑等职（1926—1931）。他在这个时候《朝鲜日报》上曾发表《朝鲜语缀字法讲座》[30]和翻译《红楼梦》等文的连载，曾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到1931年7月他突然辞职，回到教师生活，在养正中学校当国语和中国语教师。1942年发生“朝鲜语学会事件”[31]，被逮捕，曾在洪原、咸兴等地受徒刑。光复后曾任延禧大学教授（1948—1958），1964年获得延世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76年逝去，1977年韩国政府追奖建国褒章。著有《朝鲜语典》（1924）、《朝鲜语缀字法讲座》（1930）、《国语入门》（1946）、《中国语》（1957）、《吏读辞典》（1976）等。

现在简略地看张志瑛翻译《红楼梦》的一些特点。张志瑛翻译的最大特点在于文体上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上文知道他对韩国语言的研究成果，他在翻译《红楼梦》时，也用这个新的文体和缀字法。张志瑛的翻译文体与梁建植的翻译比较起来，已经有长足的发展，大部分的汉字语汇都译成为韩国固有的词汇。小说本文上的对话部分，他翻译流畅，非常自然。当然他的翻译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不比20世纪初的文体。这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但张志瑛本身是对文体及语言文字非常注意的学者，尤其对中国语和韩国语之间的异同，比较熟悉，翻译《红楼梦》时，应该注意到使用文体的乡土化和通俗化。

张志瑛翻译《红楼梦》时，所有的诗词或对联等韵文都翻成韩文，没有并记原文，其处理方法与梁建植不同。出场人物的姓名、地名等固有名词或主要词汇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也在括号里并记，让读者容易理解，以后频繁出现时不再写汉字。这表示当时已经确立小说中很少使用汉字的习惯，译者尽量减少难解的古典小说旧套，想把它译成流畅的现代小说，要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

他在报纸上发表翻译时，每回先选出小题目，是由原书回目上的一句而来的，但只连载了第一回，题曰《缘起》，其他都采用回目的一句来作为小题目，用这小题目连续三四回或十来回，如《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一）～（三）》或《多情女情重愈斟情（一）～（十）》等。

他的翻译并不是逐字全译，他为读者的立场着想，尽量采取以故事为主的翻译，因此翻译原书第一回的时候，把作者自述的“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的一段，都省略不加翻译，从“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开始翻译了。张志瑛在翻译时，逢到需要说明的部分，或者典故比较多的地方，就采取意译方式，只把故事的大概内容传达读者。如书中石头批评才子佳人类小说的“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的一段，他并不翻译具体内容，只说：

至于才子佳人类小说，为了故意做不必要的姿态，却把不太适当的、不很自然的词汇和句子连缀起来，反而引起读者的嫌恶，觉得不很痛快，念起来非常生硬。（《朝鲜日报》连载1回，1930.3.20.）

再如“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等句子，是为贾雨村整个身体的具体描写，但在张志瑛翻译里只写着：“有一位目光明澈、仪表堂堂的汉子。”（连载2回，1930）

《红楼梦》出现许多诗词曲赋以及对联题字等韵文，张志瑛在翻译时采取选择性的翻译，如大荒山石头后面所刻的偈文“无材可去补苍天”一首，又如癞头和尚指着甄英莲所念的“惯养娇生笑你痴”一首等，他都没有翻译，但贾雨村所作的五言律诗“未卜三生愿”和“玉在椟中求善价”的对联等其他诗词都翻译了。

张志瑛翻译的另一种特色为文中有插图。《红楼梦》插图由著名的画家安夕影所画，对当时韩国读者了解《红楼梦》，极有帮助。画家安夕影（本名为硕柱，1901—1950）在当时为《朝鲜日报》文艺部部长，有时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有时在别人发表的小说上登出插图，他画《红楼梦》故事的插图时，可能参考各种中国版本上的绣像，但已经有些变化了。安夕影的插图不一定每回连载文中都有，有时隔了几回登出一幅，是按照主要故事的转变而加的。总之，安夕影的插图在韩国红学史上，到目前为止，是唯一韩国人所画的《红楼梦》插图，其价值非凡。

以上是张志瑛翻译《红楼梦》的简单的概况。他的翻译虽然不是全译本，和梁建植翻译的一样，是未完的翻译稿，但能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发表，对当时读者的影响比一般刊物更大，对提高韩国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有一定的作用。

五、结论

中国古代小说流传到韩国，对韩国古典文学有影响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今古奇观》等非常多。《红楼梦》虽然在中国小说中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之一，但问世比较晚，传到韩国的时期也比其他小说晚一些，而且《红楼梦》本身并不是“善述故事”的历史演义或英雄传奇，一般不太了解中国家庭生活习惯的当时的读者，对一些家庭琐事的细腻描写，可能不太有兴趣，如果要翻译，也是极为困难的事。

虽然如此，我们能写出一部“韩国红学史”，有关红学的重要资料，历历在目，甚至于韩国保持世界最早的全译本《红楼梦》，在世界红学史上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重要文化遗产。韩国红学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这是按照时代的变化而区分的，笔者在此所讨论的韩国光复以前的红学概况，是属于韩国红学史上的第二阶段，主要以梁建植的有关《红楼梦》评论和翻译，以及张志瑛的《红楼梦》翻译为主要探讨对象。

梁建植是一位早期的中国文学家兼翻译家，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极为深厚，尤其对古代小说和戏曲，以及对现代文学方面，留下不少的评论及翻译。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也很深，在当时已经被称为著名的红学家。他的有关红学的评论和翻译早发表于1918年，在韩国红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至于具体的内容，笔者在上文已详细分析。

张志瑛翻译的《红楼梦》，在1930年的《朝鲜日报》发表，对当时的韩国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志瑛是汉语学者兼韩国语学者，对中国语言和韩国语言的比较，具有非常多的了解。他在翻译《红楼梦》时，就发挥了他独特的语言能力，把《红楼梦》译成非常流畅的韩国文字，让韩国读者容易了解《红楼梦》故事。张志瑛翻译文中有安夕影的插图，这是韩国红学史上唯一出现的插图，也是比较重要的红学资料。梁建植和张志瑛的《红楼梦》翻译，不仅在红学史上重要，也在韩国翻译文学史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们到最近，一直不太了解这时期的红学成果，认为自从乐善斋全译本《红楼梦》的出现，到光复（1945）以后的几种《红楼梦》翻译本的出现之前，在韩国几乎没有人注意《红楼梦》这部杰作，在中国发生新旧红学的争论，而韩国学者没有提到此书的存在了。但我们这样的推测是错误的。最近陆续发现这时期的《红楼梦》研究成果，可以补充韩国红学史的一大缺页，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将来我们继续发掘、调查有关红学史的资料，想要撰写一部比较完整的《韩国红学史》。

（《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1辑）

[1] 拙文《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研究》在“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发表（1991年5月，台北）。其修订稿收录于《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第177—206页。

[2] 关于此见，最近李桂柱教授提出可商榷的见解。她认为朝鲜英祖—正祖（1724—1800）时的北学派文人李德懋（1741—1793）等率使节团赴北京时，购入不少演义小说，虽然还没有发现具体证据，而依据当时北京的《红楼梦》热，也有可能购入《红楼梦》。还有看现存乐善斋本《红楼梦》中收录的中国发音，我们考察译者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当时会编纂汉语译本《华音启蒙》（1883年刊行）的李应宪（生卒年未详）等人为译者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这种意见很有启发性，将来要继续调查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比较可靠的线索，尚不能成立一个说法。至于《红楼梦》传来韩国的年代，笔者曾只提出下限线，按照现存版本的年份，程刻本以前的版本没有发现，因此推测1800年以前还没有传来。又李钟泰翻译说出于李秉岐，他虽然没有提出证据，但看起来他并不是随便推测的，而且其说法出于很早，我们在没有发现其他证据之前不能任意唾弃此说。李桂柱《红楼梦诗词翻译比较论试考——以乐善斋本与数种外国语翻译本为主》，收于《中国语文学》第22辑，岭南中国语文学会1993年版。

[3] 参见《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研究》，载钟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第183—192页。

[4] 参见拙文《〈九云记〉的作者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2辑。

[5] 这并不是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在韩国不会翻译《红楼梦》的意思，根据《镜花缘》的韩国语翻译已经在1850年开始（可参考丁奎福《关于〈镜花缘〉翻译本》一文），比《镜花缘》传来得早的《红楼梦》在民间进行翻译作业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些线索。

[6] 这是根据李秉岐（1891—1968）先生的说法而推测的。他早在1940年10月号《文章》杂志上发表的《朝鲜语文学名著解题》一文中已经提到乐善斋本翻译小说的成书年代及翻译问题，后来在他所著《国文学全史》（1957年，与白铁共著）中，说得更清楚。

[7] 参见拙著《清代红学研究》，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12月。其中第七章“清代《红楼梦》外文翻译及影响”曾讨论“乐善斋本”等韩国翻译本。

[8] 见拙文《红楼梦在韩国的影响及研究》，《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第196页。

[9] 参考高宰锡《梁建植在文学史上的疏外及再评价》，《韩国近代文学知性史》第三章，深渊出版社（出版社名为意译）1990年版。但梁建植曾说“中国游学十年”，而他在中国何地何校留过学，不得而知，也有可能他只在中国各地旅行，探索中国文学界的情况，不一定在某校正式读书。游学与留学，意思相同，在他乡或国外上学。参见《游学十年》，《东光》1926年12月第8期。

[10] 参见朴在渊、金荣福编《梁白华文集》，止扬社1988年版，第291页。

[11] 李光洙（1892—？），号春园，韩国最早的近代小说作家，作品有《无情》（短篇）、《开拓者》（长篇）、《无情》（长篇）、《有情》（长篇）、《爱情》等。李光洙在《梁建植君》一文中曾评说：“他是朝鲜唯一的中华剧研究者及翻译者。”（《开辟》1924年2月第44号）。

[12] 关于《西游记》作者，近代以前一直不知为谁，只题长春真人，到胡适1921年写的《西游记序文》及1923年《西游记考证》以后，才考证出吴承恩的身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排除长春真人的旧说，采取胡适的新说。原来也有元初道士丘处机所撰的《西游记》二卷，现属于道藏中的一部，是和小说《西游记》不同的作品。清人刊行小说《西游记》时误把长春真人《西游记》序文收录于其卷首，导致后人的误解。

[13] 梁建植对佛教的认识比较多。他曾在佛教学校当讲师，称自己为居士。

[14] 唐传奇小说也介绍了张文成的《游仙窟》。此作品在中国早已遗失，只在日本流传下来，到了清末再传到中国，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至于《金瓶梅》的作者，目前仍然不能确定，当时梁建植只认为王世贞所作（王元美即王世贞）。

[15] 朝鲜光海君朝的许筠（1569—1618）撰《洪吉童传》，为韩文小说之嚆矢，书中描写庶子出身的洪吉童为了解决当时社会制度上的各种矛盾而努力的英雄侠义活动，专家认为受到中国小说《水浒传》等的影响较大。还有朝鲜朝的小说《东厢记》（作者署名为汶阳山人，被认为是李德懋）是受到王实甫的戏曲《西厢记》故事影响的翻案小说。这部作品为金道令与申处女之间的爱情、婚姻故事，一名《赐婚记》。

[16] 关于梁建植的中国文学评论及小说、戏曲翻译作品目录，可参考朴在渊、金荣福编《梁白华文集》中的“作品年表”，以及高宰锡《韩国近代文学知性史》中的“梁建植作品年谱”。除了《红楼梦》之外，举出主要小说及戏曲翻译目录，如《桃花扇传奇》（1923）、《棠棣之花》（郭沫若，1923）、《王昭君》（郭沫若，1924）、《牡丹亭还魂记》（1925）、《西厢歌剧》（郭沫若，1925）、《牧羊哀话》（郭沫若，1925）、《琵琶记》（1927）、《中国短篇小说集》（共译，1929）、《三国演义》（连载859回，完译，1929—1931）、《阿Q正传》（1930）、《卓文君》（郭沫若，1931）、《杨贵妃之死》（王独清，1931）、《潘金莲》（欧阳予倩，1928）、《卖油郎》（1935）、《剪灯新话》（1936）、《红线传》（1939）等。

[17] 《红楼梦》里出现的人物数量一向没有确说。这里的448人说法（男子235人，女子213人）出于清代姜祺（字季南）的《红楼梦诗自序》，后来在清末刊行的《增评补图石头记》（1882），上海广百宋斋，眉批上收录此说。至于人物统计，在清代还有诸联（明斋主人）421人说和姚燮（大某山民）的532人说等。但姜祺的统计比较有影响，如日本的森槐南在《红楼梦评论》（1892）中采取此说，又如李辰冬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研究》（1934，巴黎）中也用此说，接着俄国的《大百科全书》（1936）采用此说。这里梁建植是否直接读了姜季南的原文或其他资料，不可考，但根据当时的情况，从《增评补图石头记》得知的可能性比较大。

[18] 梁建植认为在他之前还没有正式介绍《红楼梦》的。他可能还不知道乐善斋本翻译小说当中已有全译本《红楼梦》。但乐善斋本《红楼梦》的实际读者只限制于宫廷里的妃嫔或宫女等，对一般读者或文坛上的影响可以说是很小的。

[19] 参见《东亚日报》1926年9月28日。

[20] 但梁建植在1918年进行翻译的时候采用的版本并不是有正本，由此可见在当时他还不知此本的存在，而到1926年写《红楼梦是非》时已得知此本。日本红学家幸田露伴、平冈龙城在1920年到1922年翻译成日文的《国译红楼梦》时，采用有正本为底本。

[21] 梁建植确实在翻译原文第十三回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见于《每日申报》1918年7月14日的连载第八十三回末尾。他在“给读者的信”中说：“译者本来要把原文逐字全译，而文中越来越出现风俗坏乱的现象，如今不得不采用部分的意译方式，请读者多谅解。”这是由于秦可卿之死因不明，译者自己也不能说明其原因。

[22] 他在文中先提出这十种说法，但还没有说其来源，到后文正式介绍的时候指明具体的来源，又提出了反驳的资料。不过讲到第七项清世祖与董鄂妃之时，过于繁杂，其后被中断，没有讲完。第八项和第九项的来源，是可以知道的，但第十项的来源却不太清楚。

[23] 《每日申报》1918年4月19日有注曰：“炕字汉语发音为（kàng），《正字通》曰‘北地暖床曰炕’，类似朝鲜之温突，就是在中国人家卧房里一角像床上用土泥筑高者。”

[24] 关于朝鲜固有的“时调”文学在韩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请参考韦旭升《朝鲜文学史》中“时调的盛行”“平时调的繁荣与尹善道”“于时调、辞说时调及杂歌的出现”等章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5] 梁建植《时调论——促进时调的复兴与改良》，《时代日报》1925年7月27日至8月31日连载，后来李秉岐发表《汉诗绝句与时调的关系》（《朝鲜日报》1939年1月1日），是因为梁建植所呼吁的影响。

[26] 他对翻译一直加以推敲，在1926年的《红楼梦是非》评论中再引用此首诗，已经改成如下：“可以叹惜停机德，谁来知道咏絮才。玉带挂在树梢中乎，不管它，金钗雪里改了命运也算因缘吧。”

[27] 在梁建植以前有关“人物图表”的资料不多，日本早期红学家森槐南在《红楼梦评论》（1892）中虽有人物图表，但梁建植的与它不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详细的人物图表，对后来影响比较大，但出现于1922年，稍晚于梁建植的。

[28] 参见崔溶澈、朴在渊《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载朴在渊《中国小说绘模本》附录，江原大出版部1993版。

[29] 《朝鲜日报》1930年3月18日，除了这篇广告文以外，报纸上没有发表其他解题性的文章，张志瑛也没有写其他评论，却到同年5月邀请梁建植发表《中国的名作小说——红楼梦的考证》，我们已在上文分析。

[30] 韩国文字是子音与母音并合而成的，所谓“缀字法”，为拼写法或正字法的意思，由于韩国语文属于表音文字，随时代的变化而一直有改变。张志瑛则提出新的标准正字法，普及老百姓，其在韩国语学史上的功劳非常大。

[31] “朝鲜语学会事件”在韩国现代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是日本帝国以对朝鲜民众的高压政策之一项，其找借口竟逮捕了朝鲜语学会关联人士十多人，如李允宰、李克鲁、崔铉培、金允经、李熙升、张志瑛、韩澄、李秉岐等当时朝鲜的重要学者，给他们的罪名是“组织学术团体企图变革国体的独立运动团体”。李允宰、韩澄等人死于受刑，其他人士被判二年到六年的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