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石头记〉交响曲》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5 次 更新时间:2022-11-04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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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石头记》一书,我最早是在1921年上中学时寒假中匆匆地读过一遍,那是一个有批语的旧版本。主要人物和情节所给予我的印象却一直留着。“五四”后关于它的考证和评论也看过一些,但除了很少几点对我有影响外,其余的就全忘了。


1957年秋,对我的审问告一段落,我在“听候处理”的时间内,要求给我一部《石头记》。我的要求满足了,我就在约半年的时间内读了它五六遍。那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它不但合并了高鹗的四十回,无批判地当作了“完全”的版本,并且在注释和校勘方面包含有极明显的错误。此外,我就再没看到过别的版本。


当时,指导我分析它的主导思想有两点:


(1)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被中央调回到上海的时候,对我谈到过,毛主席爱看《石头记》,长征中书丢光了(当是马列主义以外的书),只保留着一部《石头记》;毛主席在闲谈中说过,“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革命家”。


(2)鲁迅关于高鹗续书的两句话。一是说续书时高鹗尚未中进士,有些落寞,所以与原作者“偶或相通”。二是说由于其他原因,两者又“绝异”。


根据这两点,我对这部伟大的作品和作家得到了互相联系的一些看法,并把自己的感受用了这部交响曲子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我的看法中,具体的还记得起以下几点:


(1)《石头记》是我们唯一的一部对几千年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意识形态(精神状态)和生活道德(生活风尚),在血肉的风貌上做了你死我活的痛烈的大斗争的作品。而宝玉就是进行这场斗争的代表者。在这场斗争中,第一,他对准了敌方要害。第二,支持他进行这场斗争的精神品质(生活要求),虽然极微弱而且被隐匿在各种假象以至敌性的东西里面,却是前进在他所处的时代前面的。第三,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在怎样微不足道的琐碎表现里面,他也是豁出了性命的。为了坚持他认为是人生中美善的东西的这个信念,他是死而无悔的。第四,在这场斗争中,他不是完全孤立的,支持他的虽然数目很少而且力量极弱,甚至也可以说是毫无力量,但那些无辜的、单纯的、善良的、幼小的生命的悲欢、受苦、惨死以至反抗(虽然有的不过是和他互相呼应,并无直接联系),却都凄切撼人,能在尚未过于受到旧意识毒害的读者心中引起纯真的、因而是强烈的激动,强化他们向非人社会斗争的意志。


(2)作者是通过为受剥削、受束缚、受凌辱、受迫害的女性呼冤这个主题来控诉了整个旧历史、旧社会,抒写了对人生的整个体验和愿望。鲁迅同样也是在他的时代为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进行了痛烈的控诉。我在曲子中,有若干处把曹霑和鲁迅并提,如“曹霑抒女憾,鲁迅喊人冤”!


这里应解释一点。曹雪芹对女性的态度和后来资产阶级的女权思想完全是两样的。那种争女权的欺骗口号是为了肯定和加强把她们从家庭里“解放”出来,以便更自由地榨取她们的劳动血汗。而在曹雪芹这里,他认为妇女是人类同胞,不仅和男子合力承担历史的责任,共同创造未来,而且,她们有着男性所没有的许多宝贵的秉性,是取之不尽的共同生活的幸福源泉,也就是男子的幸福源泉,犹如为妇女所没有的男子的一些秉性也是共同生活的幸福源泉一样。这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3)《石头记》是最著名的章回体小说。但是,作者写的时候,并不是按照章回体的形式,而是根据内容分部分段落进行的。内容决定形式。可惊的是,基本上是现代长篇的写法。他在第一回明白地说过,写完了大部分甚至现在看到的全文后,这才按照当时的腐败文风勉强地分成了章回体。这一分,给作品的艺术构成带来了几大害处,不但在美感上,而且在某些内容上受到了不小的损失。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腐败文风会造成怎样的害处,连伟大作家都不能避免(后来我以为,这个编成章回体的工作很可能是一百二十回编者或高鹗伪造的)。


(4)当时我拟订了一个研究计划,题目是“悲剧石头记和由它引起了的跨过三个世纪(封建文明烂熟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期)的思想斗争”。上卷分析《红楼梦》本身,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悲剧结构”,是对恢复作品原来的艺术构成在形式上(美学上)和思想上的分析。解除了曹雪芹本人(很可能不是)当时受到陈腐文风的压迫而使作品受到的损伤和硬加上去的废物,恢复了原来的面目。第二部分是“悲剧人物”,也就是这个曲子的内容。但是,文字比曲子里多两倍以上。而且,那是思想分析,这是感情抒写,写法和次序也小有不同。还从第二部“悲剧人物”中抽出了宝琴、岫烟、巧姐和刘姥姥一起,分成一个《合集》,作为曹雪芹在思想追求(世界观和立场)和艺术构思上一个重大方面的反映。第三部分的“悲剧作者”,是通过小说本身,说明曹雪芹本人的整个存在(世界观、精神状态、艺术文风和创作历程等)。在“悲剧人物”里没有列入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情节,都要在这里分析到。他们和它们,都是作为“悲剧人物”(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而取得了存在意义,在作者精神世界里出现,进行了各种斗争的,反映了曹雪芹世界观的多方面。第四部分是“悲剧主题”。


下卷是“思想斗争”。那要查许多材料,花许多时间,是涉及中国以至东方的固有意识形态的主题,按我的条件和能力都无法做到,所以就不提了。


(5)对高鹗续书和高鹗本人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鲁迅说他和曹雪芹只偶或相通,当是指他保存了宝、黛的悲剧结束(怎样结束是另一个问题),也许还有他所同情的贾家抄家时的小碎片,以及他所熟悉的贾政当考官时的社会碎片。至于其他,特别是主要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那不但“绝异”,而且几乎只是一些名字和影子。我认为,他不但和曹雪芹的斗争目标没有任何继承关系,而且是居心叵测地企图消除曹雪芹的整个斗争精神。只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续书中有一回说宝玉向巧姐讲授了《女儿经》和《烈女传》。这是荒唐到了不能再荒唐的,既栽诬了曹雪芹又愚弄蔑视了当时的和两百多年以来的天下人的大骗局。我在曲子里只在若干处提到了他,用曹雪芹的“真”比他的“假”,聊以表示我的悲愤。例如,巧姐,我指明了曹雪芹是“真改义”,而高鹗是“假传经”。曹雪芹梦想在贾府(封建社会即“末世”)完全毁灭,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之后,给她一个封建贵族子女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生活(曹雪芹自己当还只是一个拟想,只留待在创造过程的最后去寻求社会根据)。巧姐在他的艺术构思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知道高鹗是真不懂还是装作不懂,却让宝玉(而且恰恰不是别人而是宝玉!)把她拉到了《女儿经》和《烈女传》里去!还让刘姥姥用一句话把她许配给一个地主少爷了!原书中,巧姐还没有发过声,在续书中唯一一次的发言就是表现了她的《女儿经》和《烈女传》道德接受者身份!以后,当然把她在“大团圆”的结局中消灭了!至于为什么出现了刘姥姥,为什么出现了岫烟和宝琴,可以断言高鹗是完全不懂的。


再举一个例子是关于晴雯的。曹雪芹写了纯真果断的金钏的死,写了缠绵哀婉的秦可卿的死,写了遭受暗算的无知而善良的尤二姐的死,还写了豪情慷慨目无敌人的尤三姐的死,但最撼人的是英勇悲壮的晴雯的死。是的,我是用一个坚贞的战士在战场上的献命来形容了她的最后的。和这相应,宝玉倾心尽泪地用表现了人物和作者的最深哀恸的《芙蓉诔》祭奠送别了她。这是曹雪芹的《石头记》的心脏,或者核心。也许曹雪芹自己预感到了,他已没有时间来写黛玉的死了,甚至没有泪来写黛玉的死了,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但是,在续书中,高鹗怎样对待这件“小事”呢?黛玉死后,紫鹃责备宝玉和宝钗结婚后忘记了黛玉。宝玉向她表白说:他绝不会忘记,他想写个祭文都写不出。晴雯是个丫头,没有什么好处,她死了我都写了祭文呢,何况黛玉,云云(大意)。就是这么一个高鹗!否定了晴雯和她遭受死亡的经过及其战斗精神,否定了《芙蓉诔》在全书中的核心性的作用,那就是否定了宝玉,否定了曹雪芹,否定了曹雪芹对那个压榨人、奴役人、腐化人、任意牺牲人命的几千年黑暗社会的控诉和对未来的光明的人性社会的渴望!否定了曹雪芹的《石头记》。


除了宝、黛悲剧的某些片段外,原书中比活人还活的那些栩栩如生或生龙活虎的正反人物,是没有一个在续书中真正发过言、生活过的。至于宝、黛悲剧,他如果不想模仿出一个悲剧结局,他的续书就根本无法骗人,他反对曹雪芹战斗目标的思想阴谋就无法骗取读者接受。高鹗是“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史上最狡猾的骗子。就是他猜想的贾宝玉的悲剧结局,不但使宝玉违反他的本性和社会情操,屈身进考场中了举,借以报答“皇恩”“祖德”,还使他穿着大红袈裟在雪地上向在思想上不共戴天的贾政拜了三拜,完成了报答“亲恩”的“志愿”。他把腐烂恶臭的半截身子(《芙蓉诔》以后的四十多回)接到曹雪芹的身上,得意忘形地在天下人的面前荣耀或者风雅了二百来年!他不但扰乱了以百万数计算的读者从曹雪芹的人物身上感受到的高尚的爱恨情操,而且还把他的封建奴才毒液渗透进了那里面,构成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骗局和冤案!


但高鹗也还有可以自我解嘲的一点:他后来走“正道”的经历,他的禄蠹丰碑、他的高官厚禄,好像只是靠他的膜拜圣贤之道的正式举业得来的,而不是用《石头记》和曹雪芹作垫脚石爬上去的结果。


还有一点,对他应该不能算是不幸。他关于续书的托词,他自己在最后一回中就用伏笔露了底。好像他预计《石头记》流行以后不久,就会有人来考证出他是续书作者,使他和曹雪芹并排而坐。但想不到滔滔的“红学家”们那么老实,两百多年都没有懂得他的意思。一直到“五四”后才遇到了大名鼎鼎的“文学革命家”胡适这个知己,以膜拜的感情表扬了他,为他立传公之于当代,传之于后世。那以来,他“高风俊逸”地和曹雪芹坐在一起,一直到1954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大斗争,好像都没有人真正损伤过他的荣誉。那以后的二十年,我没有从报上看到任何消息,想必还是一直和曹雪芹高得无异地并坐在一起,接受着景慕的罢?


(6)这次曲子最后添了一个合集,这也是根据原来的看法。对作者,《石头记》是一个历史悲剧。他以为,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了绝境(末世)。不是一个朝代由于统治者败德或失人心走到了末世,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由于体制的背离实际和精神的败坏而走到了末世。任何有能的人,无论是顺从它或者反抗它,都无法摆脱这个“末世”的命运,都非毁灭不可。只有毁灭了以后才有可能在茫茫白地上建立起合理的生活环境,创造出具有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的幸福生活。他爱人,爱有能、有才、有为的人,甚至对某些被旧社会意识败坏了的人他都不能忘情。但根据他痛苦的经验和坚定的判断,他的这些人物都非走到绝境、都非毁灭不止。然而,他是作家,他是诗人,不是在人情以外的“革命”家。他命定了非和他的人物同悲欢共生死不可。既然他的人物都是活生生地被他爱怜的人,他的精神历程当然是沉重不堪的。支持他的,除了对历史的认识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也许他自己都似信非信的命运观念。这些人命定了非如此不可,作者的他应有自知之明,接受这个定局。“红楼梦曲子”和册子主题诗的悲怆情调,并不是凭即兴创造得出来的。但诗人也是人,或者说更是人,写到中间,预定的人物走向灭亡的命运使他承受不了。他要求摆掉,至少是分轻他的负担。他要求他的人物中间或者敢于反抗,或者能够走向新的生路。于是,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出现了裂缝,出现了新的人物。


其一是尤氏姐妹。尤二姐最露骨,因而也是使我们看到受祸最惨的“以色事人”的例子。从她身上人们看到了在两府女人中反映出来的经历。她是被揭开了的秦可卿,所以更惨痛。从她,作者吐出了对贾珍、贾琏、凤姐们的痛恨。但意义更大的是尤三姐。她是有追求,敢反抗的,她是两府女人中不可能存在的。她把这个社会的淫威扬手一挥就踩在脚下,威风逼人而又光焰照人,作者用“玉山倾倒再难扶”来赞美了她,抒写了他的哀恸。她代表了作者自己痛烈的反抗要求。这样一个人物都是在贾府以外,当然不能入正、副、又副三册子,因为,她(以及尤二姐)是作者在中途加了进来的。


反抗是做得到的。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金钏,中间有了鸳鸯(虽然她是有所恃的),尤其是气势逼人,也壮烈撼人,在精神序列和艺术构成上仅次于黛玉又充实了黛玉的晴雯。顶困难的是给某些人物一条理想的出路、一个合理的社会。这不是豁出一条命,而是要创造一部历史,至少也是新历史的开端。


但他还是突然引进了邢岫烟和薛宝琴。这也是一出来就引人惊叹的两个人物,但从对她们的郑重态度看,她们既不会入贾府牢笼,又不会以悲剧收场,当然不会入正、副、又副册子,而是在原定的艺术结构以外的。


岫烟出身平民之家,是所谓小家碧玉、荆钗布裙的人物。她才貌兼优,但知疾苦,耐勤劳,应该得到美满的生活。作者又给她配上了品貌兼优的薛蝌。然而,薛蝌是商家子弟。商人阶级出了一个代表人物薛蟠,庸俗粗暴而同样淫乱,和封建贵族子弟一样恶劣,作者又怎样能够从商人阶级创造出完全对立的理想人物和合理环境来呢?薛蝌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影子。


更重要的是宝琴。她幼时跟商人父亲畅游过大半个中国,见识广,性情旷达,纯真无邪,又才貌过人。尤其重要的是,她还认识了一个外国女子。虽然那女子也深通中国的四书五经,却是垂着两条辫子,穿着黄金锁子甲,能文能武,完全没有沾染上中国的礼教气味。“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那首诗是寄寓了曹雪芹深远的思想追求的。通过这首诗和宝琴叙述的那个女子的形象(当然是空想的),曹雪芹寄托了他的遐想,热望能够从国际上(汉南——外国)取得社会人生的理想,借以认识已经进入了末世的中国历史,替中国人民的命运开拓出一条光明的出路。他把这个思想愿望和那个有特殊经历的完全是新型女性的宝琴结合在一起,还企图把他寄付了深挚的感情,情操高尚、性格勇敢的劳动者和战士型的晴雯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上(我还只能说在文学上),这样用全身心向国际上(汉南——域外)追求解决历史(人生)绝境问题的思想出路的,在18世纪就有了一个曹雪芹。而一直到了将近两百年以后的20世纪初,这才仅仅又有了一个鲁迅而已,而已!


虽然如此,从这个理想性格的宝琴身上,而且是许配给了一个翰林少爷的待嫁的宝琴身上,作者又能够有什么神力创造出幸福的前途来呢(作者还同时引进了李氏姐妹,但和薛蝌一样,连性格都没有,不过暂时添上的伏笔而已)?


再加上一个作者还没有让她说话的巧姐。作者预定她在家破人亡以后会在农村找到完全不同的合理生活。很可能,作者越写下去越觉得那是渺茫的,所以才中途引进了上述的几个人物。


至于刘姥姥,在社会历史认识和艺术构成上都是一个重要人物。她是从社会地位上和贾府相隔“千里之遥”(其实是住在贾府所在都城之外,步行半天可到),以“芥豆之微”的身份在贾府出现的。从下层(劳动人民、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者)看那个声势赫赫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几千年的社会,是作者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所以,序幕以后的《红楼梦》正文是从她进贾府开始的,作者直白说明了。这个任务,她不自觉地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次(这样的人物,在贾府内部不止一两个。我在曲子里提到了人所共知的焦大,还有一个谈锋锐利,比较懂内幕的兴儿。其余的,只是以他们的地位和行为做对照,不敢多有议论罢了)。


她的第二个任务,曹雪芹最初设想的,在贾府家破人亡,成了一片白地以后,她和巧姐(当然还有别人)一同找到一条和封建贵族完全不同的理想的出路,也就是替走到末世的封建社会历史找到一条出路。这个任务太大了,我在曲子里提出了一些不但刘姥姥无从梦想,就是曹雪芹本人,大概也只是曾经茫然地无可奈何地揣想而已的问题。那样的任务,只好和曹雪芹的绝笔一同消灭,后来由高鹗胡扯一通,抛到了冷雾中去,以老谱随便给一个“大团圆”了事。


《石头记》本身说明了,对那个败坏人、牺牲人的社会,对那个黑暗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曹雪芹是完全看清楚了的。在那种连绵不断耸入天际的高山似的、既腐烂而又顽强的旧历史势力下面,他的那么几个渺小的人物,无论她们怎样纯真,怎样才能过人,有什么前途可言,他能够替她们找到什么出路呢?他呕尽心血创造了他的人物,但他不得不望着她们一个一个奔向灭亡不可。


研究者说,曹雪芹晚年失子,是泪尽而逝的。经过了大观园抄查事故以后,曹雪芹的人物正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一个一个迅速走向灭亡。晴雯悲壮的结束,《芙蓉诔》中呕心咽泪的惨恸,曹雪芹已经泪尽了。宝玉在哀读《芙蓉诔》以后和黛玉在秋风凄冷的黄昏中黯然神伤的会见和分手(不是高鹗所篡改的那种情况),那不仅是他们最后的会面和分手,实际上也就是曹雪芹本人和他无限哀怜的宝玉、黛玉以及其他人物的最后的分手。


他泪尽了,他已经不容易支持自己,因而,对那命运多舛、颖慧却受够了悍妇淫夫折磨的香菱,不能不采取了交代经过的速写形式,让她变成了等死的幻影。对那个因为是庶出而受着歧视,因为性情忠厚而受着冷落,被那个“淫道”的父亲贾赦当作还债的牺牲品送给了“中山狼”的迎春,也只好匆匆地把她送回了连食住都受虐待的夫家去送死。曹雪芹把这两个等死的人物作为《芙蓉诔》悲剧的补充,不无匆忙地照当时不这样就绝无可能和世人见面的章回体陋习(且不说那些掌握着生死大权的官商们)编成了八十回,在心衰泪尽中“暂时”结束了。


这是当时我的看法。后来我以为,曹雪芹只写到《芙蓉诔》为止。连《姽婳词》在内,香菱、迎春的最后,都是八十回的编者或高鹗为了凑足八十回回目词塞进去的(更不论一百二十回了)。


就这样,曹雪芹死了,悲壮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以后,死了。他做了超过中国历史(我只有信念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文人的劳动,例如,在精神属性和精神高度上超过了几千年以来一直享受着中国最伟大诗人荣誉的屈原的劳动,落寞地穷苦而死了。


但这是就当时客观历史给予他的可能性和他所受到的具体的凄惨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他劳动的客观意义说的。至于在他自己的主观愿望上,他不但没有完成他自己规定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他生活在“末世”(人类历史的绝境)的他的人物求得出路,也就是为末世历史求得出路,而且还没有开始一步呢!在他自己,他是在失败中死去的。


我全部的材料只有一部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石头记》,我读了五六遍留下的印象,以后没有再读过。除了偶然在报刊上看到过单篇文章外,没有见过专门的研究材料。记忆的错乱,对具体人物的感情或过或不及,判断的正误,现在都是没有可能检查的。例如,关于外国女子的那首诗,在理解曹雪芹的思想过程上很重要,但我只记得最后两句。


和《石头记》有关的文献知识,我更是没有。曹雪芹是生活在18世纪,但他死后到现在是两百多年或三百来年,我都记不清楚。其余可想而知。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编的,我也记不起是否在胡适之前已有人证明了。


关于人物的命运,“红楼梦曲子”和册子里只咏叹了正册十二个,副册一个,又副册两个。这说明了作者开始写时是和主题一起确定了的,其余的要在创作过程中决定。这十五个人物,在作品总的思想主题和内容构成上都是有代表意义的。


但她们的结局,有的暗示得明显,有的就只有猜测了。我在曲子里,明显的有的提到,不明显的就不猜测了,但都和高鹗续书所写无关。例如,贾宝玉,我就写到晴雯的悲剧止,不提他当和尚的那些拙劣的拟想。即使曹雪芹有些拟想,高鹗也是写得很拙劣而反动的。


在曹雪芹原来结构的《石头记》序篇,最后是以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醒来后结束的。在梦里,警幻仙子给他看了金陵十二钗册子的一部分,又让他听了“红楼梦曲子”(正册十二支?)。册子和曲子宣告了主要人物(十五个?)的命运和这个大悲剧的全景。那当是作者构思成熟了的思想主题,性格和经历(命运)基本上确定了的人物,他可以深入创作过程里去了。当时作者还是壮年,正充满着悲天悯人的、足够的精神力量,宣告他要完成这个悲剧,作为对旧历史的一个总的解剖,控诉并判决它的灭亡;他相信,旧的灭亡了,新的就会诞生。第一支曲子是用“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开头的,他要寻求新的人(情种)。对他的新人的两个主要典型(代表)贾宝玉和林黛玉,作者坦白地宣告他们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他们全非实际已经存在,而是作者创造的,但又是实际生活中可能有的,变成了理想的投影。这两个代表人物如此,他所创造的其他正面人物也如此。他是为了确信新生活的诞生而判决旧生活的灭亡的,他是为催生而送死的。册子和曲子所造成的浓重的生死相交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大悲剧的开头,使读者(感情未被毒害过的读者)从生活本身感到了在这些人物及其命运的接触中非受到一连串悲欢爱恨的激烈经验不止。


他要“开辟鸿蒙”,他和他的人物一起,他自己也就是“情种”。他要否定这个“末世”,寻求重新创造历史的道路,寻求根据,重新建立人与人新的感情联系、思想联系和社会地位的联系。他为这个目标战斗过了。


经过了十(?)年的呕心咽泪的劳动和出生入死的斗争,他终于写到了晴雯悲壮的死和《芙蓉诔》凄恻的哀歌,她是他内里仅次于他的主要人物宝玉和黛玉,但又扬弃了他们两个身上缺少的品质的,劳动者和反抗者的形象。随着这个人物的绝无屈服心情的死,即对旧势力反抗的胜利,曹雪芹自己力竭泪尽,无法不停下笔来,倒下了,完成了他苦斗的一生。


他预计应该死亡的人物正在开始死亡,应该毁灭的旧社会还没有毁灭,他希望能够打开新生道路的人物还没有看见这种道路的影子。在他自己的愿望上,他是抱憾而死、泪尽而死的。


他绝无可能跨过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给他的那种历史现实。他尽了替那个“末世”——旧社会、旧历史和旧的人生道德唱挽歌的任务。在他的挽歌里面,我们能够实感到得“天”(曹雪芹所追求的理想)独厚或较厚的,没有或还未被剥削阶级意识道德毒害的人们身上的,或者剥削阶级不能消灭掉的体现在被压迫、被奴役、被牺牲的劳动人民身上的人性的闪光。


我的曲子是从对他自己的曲子(以及册子)的体会,从他在书中展示的人物的经历情节和精神面貌出发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体会一点他的精神愿望、思想因果联系以及艺术构思。


但我知道我的曲子和他自己的曲子大有不同之处。因为,首先,他在创作的中途,精神世界发生了大变化,我反映了它。其次,我当然不能改变他的人物的性格和愿望(被阶级和时代所限制了的性格和愿望),但我是站在今天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吟成了这些曲子的,不能没有超过悼念意义的,生发出他们的潜在内容和批判其限制性的思想因素。我是有幸“遇见”了历史唯物主义多情地送给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如果有误解、曲解,以至胡诌,那责任当然完全在我。


关于《石头记》,我还有一些随想,因为和我吟的曲子不大相干,就不写出了。由于自己目前的身体情况,不可能对原曲子和这个说明进行修订改正,错误处一定多,希望能得到专家们的指正,共同商榷。


(《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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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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