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雪芹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其时，中国与世界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虽然这时在世界文坛上已经产生了像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大师，但他们还不为中国人所知，更谈不上什么影响。然而，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有许多有共同性的创作规律会不约而同地表现在各国作家的作品里。契诃夫说得好：“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土上的天才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不过在他们的心里燃烧的是同一种火焰。”[2]
这种火焰也燃烧在《红楼梦》里。少年维特的烦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等等，也以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反映在《红楼梦》里，而且有些地方反映得更深刻、更有社会内容。
除此以外，《红楼梦》在创作上所表现的许多特色，特别是它那精密地反映生活和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成熟的程度不仅已经达到18世纪的世界文学水平，而且与后于它一个世纪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互相媲美。
需要提出的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带着我们民族自己的特色；它是在中国文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它既把我国文学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同时又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富有中国气派的贡献。这种贡献，虽然是出自曹雪芹一人的创造，但他所走的道路，却是许多中国作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开辟出来的。
是的，如果离开前人所积累的一切，即使是天才也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天才必须创造，不能创造的便不是天才。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一方面继承，另一方面又站在现实的基地上打破各种传统的束缚，从而在自己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
二
《红楼梦》产生在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最盛的“康乾盛世”，同时又处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是有它深长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18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提供了这部作品的内容。生活是一部作品赖以产生的基础，这自是不用多说的了，但生活虽是构成作品的首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把粗糙的生活素材加工成精美的作品，还需要艺术。而这，又必须是取自一切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没有这种借鉴，任何天才也无能为力。
当中国古典诗歌，在8世纪的唐代，汲取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创作经验而结出丰硕的果实并登上世界文学高峰时，为什么没有产生一部堪与《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杰作呢？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缺少文学上的天才，而是因为缺少产生天才小说家（而不是诗人）的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小说文学就其总的情况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才刚开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活动[3]，因此从这里很难产生像曹雪芹那样成熟的天才。
不过，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却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首先，他们扭转了六朝以前中国小说文学长期流连在神鬼怪异国土里的现象，扩展了所反映的生活面积；并发展了小说的创作艺术，使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了比较完备的形式。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开始于唐代；在这以前，不过是一些粗具小说雏形的奇闻逸事而已。
当然，唐代的小说还不能摆脱那种志怪传奇的传统影响，但活动在小说中的主角，已渐渐由神鬼而变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说，人的气息压倒了神鬼的气息。
因此，唐代小说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把中国小说文学拉向人生，拉向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唐代小说所表现的那种清丽幽婉的风格，尤其是那些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如崔莺莺、红拂、霍小玉、李娃、倩女等），不仅曾经启发了元明戏剧家的创作，而且也给《红楼梦》以思想上的、审美学上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增长的群众对文学的需要，产生了用白话文写成的宋元话本。从创作艺术来说，话本小说并不及唐代传奇小说精美，但它的出现是中国小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同时又是中国小说文学走向群众、走向更高发展的一道桥梁。显而易见，出现于14世纪左右明代文坛上的两个划时代的大作家——罗贯中与施耐庵，他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无论在取材方面或形式方面，都与话本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这个文学上的私生子，已经在文坛上争得不容忽视的地位。而《水浒传》，尤能显示我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地。这是从唐代以后，经过了六百多年的时间，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天才巨星。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成功杰作，它显示了“俗语村言”在文学上的创造力，不啻是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
总之，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作所兴起的章回小说，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虽然，这时瘫痪在“廊庙”或“山林”里的中国古典诗歌还在文坛上维持着正宗的地位，但章回小说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显示了它艺术上的生命力，终于迫使一些封建文士不以“小道”待之了。
标志着文学新时代的章回小说，使我国文学愈益走向群众化和通俗化，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也愈来愈宽阔，并且负担起非古典诗文所能胜任的文学任务。它从多方面满足了群众对文学的需要，同时又提高了文学影响客观社会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古典小说家还担当着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们在认识生活的过程中，在探求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的磨炼中，掌握和发展了某些带有世界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从而开拓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小说创作中，已经不仅仅是追求生活中的奇闻逸事或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有意识地去刻画性格、塑造典型，并且很明显地把这一工作当作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课题。通过典型形象来概括生活，这一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特殊法则，在中国文学史上更为明显地确立起来了。例如，《水浒传》，就是相当充分地体现了这些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金圣叹曾说：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4]
应当说，这样的识见在当时是颇为难得的。除《水浒传》外，即使像《西游记》这样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神魔小说”，也并非专事幻想，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世故人情为依据创造出富有人性的妖魔形象，并写出了带有某种社会意义的典型性格。这部小说远不是六朝以来一直缠绵到宋代以后那些志怪小说所能相比的。
时代孕育出天才，而天才的出现又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带来有力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家的创作实践，不但引起了广泛的群众反响，而且还推动了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出现于16世纪明代文坛上的一股文学思潮——公安派，他们的带有革新精神的文艺主张虽然还有缺点，但在对待戏曲小说等新兴文学的态度上，却提出了值得称道的见解。这种文学思潮的前驱者李卓吾曾这样说道：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5]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文学经过作家不断的努力，终于扭转了人们的视线，创造出新的文学世纪。而这一切，都为《红楼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三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前所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到章回小说阶段，已经表现得非常显著和相当成熟，但在17世纪以前，还没有发展到最高阶段，它还有一段更加成熟、更加完美的发展过程。
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始终直线式地上升，而是常常有着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文学运动也是如此。
以《水浒传》为里程碑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它以后的一段发展时期中，曾经掺杂着许多非现实主义的因素。一些远离生活真实的作品又涌现出来。如继《西游记》而起，出现于16世纪的另一部以神魔为题材的小说《封神榜》，就离开了现实人生而沉湎于主观幻想的空间。虽然这部小说开始也有批判暴政（纣王）的意思，但它更着重地渲染了神是一切的主宰，而最后又善恶不分一律封神，以致在旧时代竟成为民间供神建庙的蓝本。因此，这部小说的消极成分较多，远不能达到《西游记》那样的创作成就。当时这种以神魔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很多，《封神榜》尚是佼佼者，其他就更不足观了。鲁迅先生曾经给这类小说下了一个非常确当而幽默的评语：“侈谈怪异，专尚荒唐。”
但是，人们究竟是注意和关心现实的。当这类神怪小说涌现出来把读者带入幻想的空中世界时，它毕竟不能再像六朝以前那样的具有统治的力量；当时的文坛也出现了许多描摹现实生活情态的作品。人生的悲欢离合，男女的爱恋钟情，以及市井之间各色人物的嘴脸，常是这些小说描写的对象。“三言”“二拍”可算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一部几乎与《水浒传》齐名的长篇《金瓶梅》。这部小说，在反映人情世态的细致、多样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就。尤其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和社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是，这部小说又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对现实生活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对生活中一些丑恶现象缺乏应有的批判，甚至做了低级趣味的描写，以致在书中充满了许多冗杂琐屑和十分猥亵的描写。因此，《金瓶梅》虽然较紧密地靠近了生活，但没有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站在一定美学理想的高度上把生活典型化地再现出来。这样，《金瓶梅》就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成为一部缺乏美感的带有浓重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
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除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现象之外，还存在着并且继续了很长时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这一倾向是通过许多大团圆式的“才子佳人”言情小说表现出来的。这些小说不仅大都是出于主观虚构，而且还夹杂着神鬼怪异、因果报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思想。当然，这类小说不能纳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然而，这类“才子佳人”言情小说之所以风行不衰，也说明了一个社会现象，尤其对《红楼梦》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当时的人们对爱情——这个一直处于封建压迫下的社会问题，有着很大的关心，并且希望求得解决。
可是，这类小说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幻想的、不现实的，并且总是企图在爱情的外面包上一层合法的、封建主义的外衣，如“状元及第”“奉旨完姻”之类。这种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意识水平。它说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爱情在当时是一个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问题。爱情，除了异性之间的自然吸引以外，还需要用高尚的思想情操，特别是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把它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而这一切，都等待着天才作家予以艺术上的解决。
四
“才子佳人”之类言情小说的兴起，还由于一些文人想借此吸引读者。这种用男女恋爱来取悦读者的方式，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但是真正把爱情写得富有思想性和社会深度的作品总是很少，大都不脱风花雪月的格调，更有的把爱情写成色情。中国的言情小说也是如此。正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所指责的：“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而《金瓶梅》的作者，亦深堕此流。
但是，这部被视为“决当焚之”而又觉得“非人力所能消除”[6]的小说，一方面有其严重的缺陷；另一方面又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更是如此。
这部小说虽然越出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但它是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下写成的。首先，它取用了《水浒传》中的一段题材，即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并从西门庆这个官僚恶霸的家庭生活铺写开去。不过它又和《水浒传》有着显著的不同，即不去追求紧张强烈的故事情节，而是把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角落，去表现一些普通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当然，这种情形也已经表现在《水浒传》里，但《金瓶梅》更进一步把它发展了。
另外，《金瓶梅》虽然也是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出现，但它已经摆脱了说书人所留在章回小说上的影响。它写出来主要是为了“看”，而不是“说”。当然，这些特点也不是完全出自《金瓶梅》的独创，在它之前已有这种趋向，不过《金瓶梅》却表现得比较充分，比较明显。
总之，《金瓶梅》在创作风格、表现方法，以及在更为平实、更为细密地接近生活等方面，都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一些新的贡献。无怪，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某些成就，当时曾有人极口称赞为“云霞满纸”[7]。的确，它提供了许多可以为后来的作家继续加以提高和发展的创作经验。
因此，《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一种低落，不如说是一种继续向前发展的转折。经过这一转折，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在创作上又出现了新的、更为成熟的面貌。
我们在这里所以比较着重地谈到《金瓶梅》这部小说，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天才——这就是所谓“深得金瓶壸奥”[8]的曹雪芹。
五
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9]这是一句非常精当的评语，是纵览了中国古典小说之后所得出来的一句评语。如果我们想起鲁迅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0]，那就更加感到鲁迅先生对《红楼梦》做了多么高度的评价！是的，鲁迅先生是第一个从思想和艺术上给予《红楼梦》以最高评价的人。他对其他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都有所指摘，却唯独对《红楼梦》做出了带有总结性的赞语。[11]
《红楼梦》确实无愧于鲁迅先生的盛评。它正是汲取了前代作家的创作成果，又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曹雪芹把《金瓶梅》以及其他小说所提供的一些创作经验，都批判地接受过来而又加以天才的发展。他在《红楼梦》中，不去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故事，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发掘艺术的宝藏。他不仅在所谓“家常琐屑”“儿女痴情”中深刻地揭露了那一社会的丑恶和黑暗，而且还找到了埋藏在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同时，他在揭露丑恶和歌颂光明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和崇高的美学理想。而这种流溢在作品中的美和诗意，正是《红楼梦》之所以不同于《金瓶梅》的地方。
不仅如此，《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曹雪芹把他的笔触伸入日常生活角落时，并不是沉湎于无意义的生活琐事的描写。他扬弃了《金瓶梅》中的那些自然主义的糟粕，剔除了那些缺乏美学价值的、冗杂烦琐的描写，并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许多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人，一扫过去那种单线条式的或脸谱化的手法。因此，我们在《红楼梦》中经常读到许多饶有意境的描写，以及众多个性鲜明、具有深厚社会意义的典型形象。而《金瓶梅》在这方面则显得非常不足，它几乎没有创造出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艺术典型。其中像西门庆、潘金莲等给人印象较深的人物形象，基本上还是《水浒传》所塑造出来的性格，《金瓶梅》的作者只是把它丰富了，但是并未予以深化。
总之，曹雪芹虽然汲取了《金瓶梅》的一些创作经验，但比《金瓶梅》高得多。这种高，是一种质的变化。正如前人所说：“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12]脂砚斋所谓的“深得金瓶壸奥”，与其说是对《红楼梦》的赞赏，还不如说是一种贬低。
（二）曹雪芹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实际上要比以上所说的丰富得多，所打破的方面也广阔得多。可以说，它汲取了整个中国优秀古典文学精华的同时又富有创造地融化在《红楼梦》中。它那洋溢的诗情，很明显受到古典诗歌（从诗经、楚辞到宋元词曲）的陶冶；它那叙事行文的笔法又何尝不是撷取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精髓？毋怪前人曾说：“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13]此外，曹雪芹还继承了宋元以来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小说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打破了那些幻想的、不现实的虚构（如“还魂”“离魂”之类），使《红楼梦》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气息和深刻的时代内容，环绕着爱情展开了广阔的社会描写。
（三）曹雪芹对当时大量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是有意识地去打破那种“千部共出一套”的现象。他在《红楼梦》一开头，就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不过，这类作品也从另一种意义上“启发”了这个天才，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足为法。
这也是中外文学史上屡见的现象：杰出的作品常常是从成堆平庸的作品当中产生出来的。但习惯了平庸的人们，反而对杰出的作品投来诧异的目光，使它受到平庸作品从未受到过的指责。
（四）除了打破以上所说的各种陈套以外，曹雪芹还打破了一重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难打破的现象。这就是一反中国古典戏曲小说题材因袭（虽《水浒传》亦不可免）的顽固现象，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红楼梦》中的人物，不像许多古典戏曲小说可以在前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他们的原型，而是曹雪芹独立把他们创造出来的。或者说，许多生活中的人，曹雪芹第一次把他们带进了文学的领域。
（五）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又是第一次作为一部带有某种自传色彩（而非“实录”）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它虽然取材于作家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并可能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留下自己的影子，但它是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通过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即所谓“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出现，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表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它较之以前的任何一部小说，发扬了以亲身体验过的生活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
这是《红楼梦》所独具的创作特色，或者说，是唯有《红楼梦》表现得最充分的创作特色。这一特色并不是曹雪芹无意识的表现，而是作家明确地提出来并且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翻开《红楼梦》，首先便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开卷第一回的一段自白里，曹雪芹这样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
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14]
在这里，曹雪芹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的是：写实，并且把这作为他创作的最高原则。曹雪芹所说的写实，绝不是某些“红学家”所设想的家事实录（甚至是把曹家的世系和贾府的世系按年按月排比起来的家事实录）。曹雪芹说得很明白：“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这句话极重要，是曹雪芹用当时所能找到的表达语言说出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即对亲身所经历的生活现象（事体），加以剪裁、提炼（取），并展示出内在规律（情理）的创作过程。[15]
由此可见，曹雪芹是一个自觉的现实主义者。这一自觉是中国文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作家天才地继承了前代的艺术成果而又打破了许多传统束缚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当时文学上所存在的自然主义、公式化，以及题材因袭等不良倾向斗争的结果。而现实生活则是促成这一自觉的最坚实的基础。
以上五个方面可算是《红楼梦》的重大突破与创造，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辉煌贡献。
六
曹雪芹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但他是怎样去实践这个主张的呢？他“不敢稍加穿凿”地追求“真”，但这个“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又是怎样表现在艺术上的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在艺术上追求“真”，应当说，这并不是曹雪芹最先提出来的创见。远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刘勰就已经提出“事信而不诞”[16]“情深而不诡”[17]。这种求真精神一直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传统，在与曹雪芹较近的时代里，也不断地有人提出：
夫诗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终不能外人情事理，而他为异；而后之作者，往往求之情与事之外。求之弥深，失之弥远，则求之者之过也。[18]
这段话与曹雪芹所说的“只取其事体情理”，不仅精神一致，连用语都很相像。看来，在主观上要求文学的真实性似乎不足为奇。问题还在于对“真”的理解。怎样才称得上“真”？它的标准是什么？它与生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这里，就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曹雪芹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阐释，但他通过生动的创作实践做出了出色的回答。
关于文学的“真”，曹雪芹有着非常艺术而形象的了解。他笔下的“真”就是生活的完整、复杂、本质的再现。
生活中的事物，本来它是丑的，曹雪芹就按照它原有面貌连同它的五光十色的迷人外衣，一同把它表现出来；本来它是美的，曹雪芹就按照它在生活中的原有面貌连同它的看来是不美的缺陷，一同把它表现出来。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9]
写出了“真的人物”，这确是《红楼梦》的突出成就。在中外文学史上达到这种成就的似乎还不多。有些出自世界名家笔下的人物，也不免或多或少地带着雕琢或渲染的痕迹，但《红楼梦》中的人物是那样的自然、逼真，真好像是“实录”下来似的。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红楼梦》还表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作家的是非爱憎并不做主观的浮浅的表露，常常是深含在客观形象之中。用令人信服的形象来说明一切，而且有时比作家自己所能意识到的内容更丰富、更意味深长。这正是《红楼梦》出色地发挥了文学的真实性的力量。
艺术上的真，本是来源于客观现实，但它常因各种主观因素而发生歧异。只有当作家的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统一起来，或者服从于后者时，才有可能反映出生活的真实。《红楼梦》正是这样，它不仅在总的方面表现出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还在生活的细节上追求着严格的真实性。在这个作家的笔下，除了那些故作虚幻的笔墨之外，虽至毫发之微，也很少有主观的造作或脱离生活的夸张。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俱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这种细节上的真实，不仅在中国作家中，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几个作家能够达到这样严密、精确的地步。
曹雪芹笔下的真，不仅可以凭借一个普通读者的生活经验得到最直接的心证，而且还经受得起历史科学的鉴定。但这并不是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一切都要从历史记载中去求得印证，才足以说明这部作品的真实性。那种罗列历史材料以代替作品分析，或者机械地加以比附，其实不过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
文学和历史虽然同是反映客观世界，但它们不能互相代替。文学艺术主要是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从而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而历史则是谨严地根据事实的记载去反映时代的演变过程或社会的发展规律。文学创作所不可缺少的想象与虚构是历史科学的大忌；而历史科学所要求的分毫不差的如实记载又为文学创作所不取。因此，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它的价值绝不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所能评定的。历史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帮助人们去了解这部作品。可惜，这似乎还是一个屡见的现象，有些研究者每用历史学的、考古学的眼光来对待古典文学作品，以至于把古典文学作品好像当一件古董或出土文物来处理。于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一切特征，便在这种处理下完全消失了，古典作品好像成了历史资料。至于文学艺术所特有的情趣和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也在那种研究方法的“风干”下变得索然寡味了。其实，这种现象也是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长期存在的一种风气有关，那就是用“汉学”代替诗学。
总之，《红楼梦》的价值，包括它的真实性，不是表现在历史学或考据学的意义上，而是表现在美学的意义上。曹雪芹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不仅使我们看到那一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还看到那一时代的心理、感情，以及许多深微的带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现象。这主要就是《红楼梦》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上的真实，同时也是这部作品所以万世不朽的原因之一。
真实性，这本是文学作品必须首先具备的条件。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
我们要求文学有一个质，没有这个质，文学就不会有任何价值，这就是真实。[20]
但是，真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把真实性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这似乎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曾有一个时期，古典文学评论界几乎给每一个优秀作家都佩上一枚现实主义奖章，因为既然是优秀作家就不能是不真实的作品的制造者。其实，优秀的作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作家，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样也可以写出具有某种真实性的作品。《聊斋》的谈狐说鬼，其构思和表现手法都很“浪漫”，然而它不是也真实地反映了人情世态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吗？可见，真实性是一切优秀作品都有的素质，而不是现实主义所独具的素质。
一般地说，只有当作家通过客观事物的精确描绘，而不是凭借怪异的幻想、奇特的夸张成主观的感受去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这才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是在文学发展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和趋向完整的。又由于文学总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头脑的反映，所以即使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也常常含有现实主义的因素。至于朴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则很早就在文学史上出现了。而在小说这一类较后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中，当作家除了对社会生活按照它实际存在的形式予以精确的描绘之外（虽细节亦不容失真），还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并展示出这种性格与历史、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就达到成熟的现实主义了。这种创作方法，曾经表现在十八九世纪西欧的许多作品中，而且形成文学创作上的一股主流。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始终没有成为有意识的文学运动，也没有在理论上形成一套严整的体系。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成熟的、比较广阔的反映了时代面貌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比西欧为迟。产生于14世纪左右的《水浒传》，就是一部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品（虽然在它的里面也含有浪漫主义的成分）。这部作品比西欧最先表现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的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作品还要早一两个世纪。而《红楼梦》继《水浒传》以后，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上又有了更为成熟、更为完美的发展。但曹雪芹又如前所说，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早约一个世纪就已经登上世界现实主义文学高峰。
《红楼梦》较之《水浒传》，除了更为平实、更为精密地迫近生活以外，也把笔触更为深细地伸向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中去。“说出关于人的灵魂的真实”，这一著名的为托尔斯泰所强调的创作主张，同时也是曹雪芹所表现的创作特色。
人类心灵中，许多细致深微的活动；现实生活中，许多从来没有被文学照亮的角落经过曹雪芹的手，都把它们交还给了艺术。这个伟大的天才，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能力，同时也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
这一创作特色还表现在：历史社会生活是以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结构呈现在《红楼梦》中。它不像《水浒传》《三国演义》及《儒林外史》等作品，大体是由一段段故事连串起来的。整部《红楼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单独抽取出来而不损害周围脉络的情节故事。它首尾相连、百面贯通，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的气象万千而又浑然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这样充分地表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联系性和它的整体性。这不仅是由于艺术结构上的巧于安排，也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具有较深了解的结果。
至于这部作品所反映的许多现实问题，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妇女解放、新旧两代的冲突以及反对封建主义的生活道路等，都是《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所没有表现过的问题，至少是没有表现得那样充分、那样强烈而又富有深度。
总之，《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就它的表现形式和所反映的生活深度来说，都已经达到了西欧后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水平，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对现实主义文学所做的美学要求。
毋怪这部作品一出世，它那逼真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虽然作者一开始就声明：“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可是人们似乎不觉得它是“敷演”，总是想起现实生活，想起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以至于有些“红学家”，千方百计地去力证实有其人、其事、其地，好像非要把那个早随空空道人而去的“甄士隐”抓回来不可。《红楼梦》如此逼真到使人忘记是一部小说，这也正说明它在现实主义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当时是不能被人认识的。它不是招来许多恶毒的咒骂，就是被人轻佻地加以玩赏，或者是被带入索隐式的穿凿附会。认识这部作品的美学理论，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像刘勰、钟嵘、陆机这样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刘勰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长期成为中国古典作家尊崇的艺术经典。但是，由刘勰等加以总结和创立的一些艺术理论，虽然颇多新警之见，却不能担负起解释《红楼梦》的任务。因为他们在艺术的起源、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还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21]等，都是把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强调到首要位置。因此，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家不能正确解释文学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所谓“政化贵文”，孤立地看来，好像是很看重文学的政治作用，但一当进入具体阐明，就露出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即所谓“必征于圣”“必宗于经”等等。由于这些局限，古典批评家的文艺理论不能不常常带着形而上学的色彩。人类的社会生活，或者说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一直没有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上提到应有的位置，更没有明确、充分地认识到这是文学活动的主要对象。
因此，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无力解释像《红楼梦》这样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这也是由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的总结，还没有来得及对以后发展起来的戏剧小说多做理论上的探讨。因此，对于像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我们常可以从古典批评家的著作中找到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显得相当精到的见解；但对戏剧、小说就很少看到比较重要的有系统的见解了。作家总是常常走在批评家的前头，而中国古代文学愈是发展到后来，小说作家就愈是走到批评家的前头去了。
七
《红楼梦》的产生，虽然未必得到文艺理论家的指引，但又和整个文学的发展不能分开。前面已经说过，这部作品之所以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是有它深长的历史原因的。只有当中国文学发展到18世纪，经过《水浒传》《金瓶梅》等创作实践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曹雪芹才有可能那样卓越而深刻地反映他的时代。正像如果没有汉魏六朝诗歌所提供的经验，杜甫就不能那么有力地唱出人民的苦难。外国文学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奥涅金》和《聪明误》，果戈理就不会感到自己能够如此深刻和真实地描绘俄罗斯的现实”[22]。
同时，也只有中国社会发展到18世纪，当整个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对文学提出了更多、更复杂的任务时，曹雪芹才有可能在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写出一部结构复杂、方面广阔、问题众多的《红楼梦》。
像一切社会现象一样，现实主义文学也是不能孤立地脱离各种条件而独自发展的。有人机械地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会产生现实主义，这种看法自是经不住文学史的考查。因为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天才杰作的诞生，并不一定都在经济发展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出现在唐代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动乱期。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常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随着宋元城市经济的繁荣，就曾经促成话本小说和古典戏剧的产生与发展。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跟着变得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日益扩大的文学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需要，都向作家提出新的文学任务。有为的作家，就不能不从艺术上的革新和创造来适应生活的要求。所以，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即社会愈是向前发展、生活愈是日趋复杂，文学艺术也愈是在样式上、创作方法上日趋丰富。当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已经感到反映得无能为力时，当然，更为高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要在许多作家的努力下创造出来了。
所以，比较完善的、形成一套创作体系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出现在文学史的后期。较能广阔地反映现实的小说文学，它的成熟与发达更是如此。譬如《水浒传》的出现，已经接近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而《红楼梦》的出现，却正当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走向衰落的前夜。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创作法规，它是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思想意识，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一同发展的。它的许多概括生活、塑造典型的方法，并不是一下子就臻于完善，而是在许多作家长期的努力下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高，而且它还要继续向前发展，它永远等待着天才来从事新而又新的创造。
因此，尽管曹雪芹无比卓越地发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但他只能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却不是已经到了顶点。艺术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时代的文学，将会站在中国的现实基地上，同时又汲取《红楼梦》及其他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成果，从而做出新的革命性的发展。
（《红楼梦》1981年第2辑）
* 本文是作者《红楼梦论稿》增订再版中的一篇。
[2] 契诃夫小说集《打赌集》，第29页。
[3] 胡应麟在《笔丛》中曾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4] 金批《水浒传》（贯华堂本）卷三。
[5] 李卓吾：《童心说》（《焚书》三）。
[6] 袁中道：《游居杮录》。
[7] 袁宏道：《与董思白书》。
[8] 脂砚斋评语。
[9]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8卷。
[10]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11] 在鲁迅先生之前，清末的著名诗人黄遵宪曾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这个评语也是很高，可惜比较空泛。
[12] 诸联：《红楼评梦》，道光元年刊本。
[13]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14] 引自“脂本”第一回。
[15] 新“红学家”看到这篇自白里的某些字句，如“只是实录其事”，便通过繁冗的考证，企图把作品中所描写的人、事、地都一一坐实。这种违背文学创作常识的“考证”，其实不过是旧索隐的反刍。它不仅取消了《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创作的伟大价值，同时也背离了真正科学的考证。
[16]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7] 同上。
[18] 冯琦：《于宗伯集序》。
[19]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8卷。
[20] 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着重点原有。
[21]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22] 别林斯基：《普希金》第8篇。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4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