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杂的性格
花袭人是红楼里一个复杂的性格。
大观园女儿莺娇燕妒，如群峰竞秀、诸卉争芳，各有特色，各有天地：凤姐之辣、湘云之豪、探春之爽、黛玉之灵、宝钗之厚……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千万人中能喊出她的名字。但其间有比较复杂的性格，见仁见智，难得一致。比方说，花袭人就是如此。历来红学家有“袭乃钗副”之说，说她是薛宝钗的“影子”。涂瀛就说薛宝钗的“交结袭人”是她的一大“罪状”。（《红楼梦问答》）拥林派的红学家虽不满宝钗，对她却愿意“妻之”（同上）——选择她作终身配偶。对袭人，则均抱深恶痛绝的态度，把她看作最“坏”的女人，涂瀛在《红楼梦赞》中说她是“奸之近人情者”，“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间秋纹、麝月，其虐肆矣”。（同上）西园主人的《红楼梦辨》中说她“谗蝇肆毒”，舍黛玉而心属于“深沉刻忌之蘅芜君”。张其信的《红楼梦偶评》中说她是“贾府之秦桧也。秦桧通于兀术，而以无罪贬赵鼎、杀武穆；袭人通于宝玉，而以无罪谮黛玉、死晴雯，其罪同，其恶同也。”诸如此类的评语，不胜枚举。足见在拥林派——此派在《红楼梦》评论中占压倒多数的——看来，袭人罪大恶极，不可闻问。甚至主“二美合一说”的俞平伯先生，也说袭人“引诱、包围、挟制宝玉，排挤、陷害同伴，附和、讨好家庭的统治者王夫人”。她的“性格最突出一点是得新忘旧，甚而至于负心薄倖。”（《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这个人物成为极坏的典型，大有狗彘不食之慨。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男女老少齐上阵”的“评红热”中，花袭人被说成了“大观园的女特务”，简直“坏”到极点了。
“众恶之，必察焉！”——不能人云亦云，须加仔细考察的。上世纪初胡适发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残本十六回及先后出现的戚序本、庚辰本、己卯本等等大量脂本上的脂砚斋的评注，对花袭人的评价却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对袭人作了毫无保留的热烈的赞美。如在评论家认作“勾引宝玉”的一大罪状“初试云雨情”回“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下，己卯本有夹注云：
写出袭人身份。
脂砚斋其人，看来有些“道学气”的，曾有人作专著批评他“思想保守、反动”，“有意破坏红楼梦”（见徐迟《红楼梦艺术论》），不料他却说“初试云雨情”事件附合“袭人身份”，并非“有意勾结”。
李嬷嬷闹气骂袭人“小娼妇”处，一般读者感到骂得痛快、解气。黛玉说“那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他，可见老背晦了”处，己卯本有夹批云：
袭卿能使颦卿一赞，愈见彼之为人矣。观者诸君以为如何？
在“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处，庚辰本有批云：
唐突我袭卿，实难为情。
在袭人说“没有人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处，庚辰本侧批云：
孝女！义女！
在“只因怕为酥酪又生事故，亦为茜雪之茶等事”处，己卯本有夹批云：
可谓贤而多智之人。
庚辰本夹批云：
不独解语，亦且有智。
在袭人劝诫宝玉三事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理，纵坐了，也没甚趣”处，庚辰己卯均有夹批云：
调侃不浅，然在袭人能作是语，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所谓“花解语”也。
庚辰本“蒋玉函情赠茜香罗”有批云：
茜香罗、红麝串写于一回，盖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非泛泛之文也。
甲戌本回后，有相同的批文。此项批文说明脂本后部佚文与程本不同，宝玉家败无依后受袭人夫妇供养，“得同终始”。袭人出嫁琪官是宝玉主张。袭人临去时还有“好歹留下麝月”的嘱咐，故说“袭人虽去而未去也”，并有“花袭人有始有终”回目。茜香罗早为袭人嫁琪官作了伏笔。这和袭人所谓“变节”的结局两样——在袭人所谓向王夫人“告密”，即建言将宝玉迁出大观园与黛玉等隔离开来，被看作“进谗”事件中，脂评说是：
袭卿高见动夫人。
王夫人说：“你们那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处，己卯本有夹批云：
“孩子”二字，愈见亲热，故后文连呼二声“我的儿！”
在“比我的宝玉好十倍”处，己卯本批云：
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堕泪。加“我的”二字者，是明显袭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气又恨，宝玉罪有万重矣。作者多少眼泪写此一回，观者又不知多少眼泪也。
以上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评价。这样一个“众恶归焉”的花袭人，何以在脂砚斋这个评家心目中，又成为正派、贤惠、多情、多义、多智的“贤袭卿”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物的评价如此之悬殊，在中外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脂砚斋这个大评家身份特殊。他是个与曹雪芹“一芹一脂、似一似二”难以分清的人物。目前虽不能确定他与曹雪芹的关系，至少是他的至亲密友，故“深知拟书底蕴”。这就不能排除脂砚的观点亦即雪芹的观念，至少是相去不远的。那么，脂砚的观念，就不能不引起重视。脂本是接近原稿的版本为大家的共识。这样，我们就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命题。花袭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何以在她的身上交织着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它的根据是什么？应怎样评断它？
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辨别
鲁迅曾指出：《红楼梦》里的人物是“真的人物”，花袭人就是这样一个“真的人物”，有着真的人物一样的复杂性。“横看成岭侧成峰”，须从不同视角看待，不可作出简单的评断。有关她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须作出仔细的分辨。
首先，所谓“初试云雨情”问题。有人说是袭人有意“勾引”宝玉，造成她的特殊身份，是“品德败坏”。揆诸形象实际：袭人是奴才身份，一切属于主人，包括身体在内。在“伏侍”主人中，包括了性服务。她没有拒绝主人的性要求的权利，主人要她怎样就只能怎样，要求她冰清霜洁、三贞九烈，只能是“诛心”之论，不切她“奴才”身份实际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与其同时，袭人是贾母跟前的小丫头，是贾母“与了宝玉”的，即将她身体在内的所有权都“与了宝玉”，属于宝玉所有了。宝玉提出性要求，她无权拒绝——贾母疼爱宝玉这个孙子。依宝玉这样身份应妻妾成群，贾母要替他选择侍妾，这个“伏侍”谁就心目中只有谁的袭人就是最好的人选。贾母是精明不过的人物，她看到袭人的“好处”，就把她“与了宝玉”就有给他作侍妾的意思。所以，袭人和宝玉的“初试云雨情”就自觉“不为越礼”——没有超越她应守的身份之礼，这是正常的、合理的，并非“品德不好”。况且这种女奴隶与男主人之间的性关系，小说写明不是袭人“勾引”，而是宝玉“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情”——一个“强”字就说明是宝玉主动她是受动的。这就否定了“勾引”之说。
其次，有关袭人对宝玉的“规劝”，历来评家看作这是袭人站在封建立场上对“叛逆”的、“反封建”的宝玉的“进攻”，都把她恨得牙痒痒的，宝玉也讨厌她的“规劝”。这之间，首先应看到时空差造成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我们处在封建礼法“天崩地解”时代，过去许多神圣信条都已失去权威，显示了反面的意义。尤以经过多次革命，许多天经地义、不可侵犯的观念，均已土崩瓦解。《红楼梦》出现在18世纪中叶，正当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清王朝上升时期。经过玄烨、胤禛、弘历大力提倡的孔孟程朱之道，达到“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地步。曹家祖先随清兵进关，“从龙有功”，成为“世代簪缨”的“诗书传礼之家”，这正是脂砚自炫的“无家法者不知”“无严父明师之训者不知”的礼兴乐盛时代。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臣忠、子孝、妻节、仆义之类是天经地义，当时值得旌表的观念，今天看来都成了反面的东西。在当时对宝玉这样一个“百年望族”中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的唯一“略可望成”的人物，袭人规劝他走“仕途经济”“科第出身”的金光大道，是一件头等的大好事，正是袭人的“贤惠”之处。袭人身为奴才只有“伏待”权力，没有“规劝”义务的，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袭人心中认定的那个“理”，当时是堂堂正正之理。她说不合“理”，坐八人轿也没趣。谈贾赦要鸳鸯作妾时，她也说“论理”不该她这样评议。她当时信守的这个“理”是封建礼法之“理”，等级名分之“理”。作为“奴才”身份的袭人而信守主子阶级的“理”，今天看来是“忘本”，是“背叛”——这是近代“阶级论”的观点——当时认作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正当、高尚的观点，难得、可贵的行为。
时代变迁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两个世纪前的曹雪芹绝不知“反封建”为何物。在中国文化中“封建”一词是“封诸侯，建列国”之意，而不具有我们今天理解“封建”和“反封建”的意义。所谓历史观念，就应当还历史以历史、还古人以古人——评论古代文学作品只应按当时观念衡量，不能用今人的、现代的观念要求古人、衡量古籍。在评论袭人劝诫宝玉的命题上，我们应摒弃所谓“封建”和“反封建”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客观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按当时的观念看待，这就理解了袭人“规劝”宝玉，当时被看作“正当”“贤惠”行为。实质上宝玉的娇纵成性，在女儿队里厮混，不务正业，在哪个社会里也说不上正当行为，袭人劝诫他少在内帏厮混，读书上进，莫诽僧骂道，莫吃女儿嘴上胭脂，等等，今天看来也不能说“错”。这正是脂砚赞她的“贤袭卿”的地方。
袭人和宝钗的交结，也在认同主流思想这个共同点上。借用聂绀弩先生的话说，宝钗是个“自己封建，惟恐别人不封建”的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几个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按宋儒所说，人分“理”与“情”两个方面，凡“理”胜于“情”，即能控制、压抑“情”的人，就称为有“德”。宝钗正是“停机德”和黛玉的“咏絮才”相对称的，脂砚称她“大贤大德”者，因此宝钗主张“女子无才便有德”，女儿家只能以“针线”为“本等”，读书识字没有必要。你认同不认同这些看法是一回事，应承认这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如恩格斯所说，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宝钗是信守这个思想的，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聂老说的“惟恐他人不封建”。在当时，这是“顾大局”“全大体”的思想。在大家只知富贵淫乐、不顾明天、不念大体，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姊妹群中头脑明白者凤毛麟角，忽然发现了花袭人这个小丫头竟也具有世道人心之忧，实在“难能可贵”，就“深取袭卿”并“渐成知己”。这有一种思想相投、惺惺相惜的意味。说二人相交只为排斥黛玉，“夺取宝二奶奶宝座”是不符实际的。在前八十回中，写黛玉“还泪”而来当“泪尽”而去，并愈来病愈甚，已现“眼泪渐少”将逝去的征兆。黛玉自己说“你（指宝玉——笔者）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故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红楼梦曲》）之词——黛玉先逝，宝玉与宝钗结婚，婚后不忘黛玉罢了。如“真情揆痴理”回所说：“只是不把死者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按前八十回看，黛玉不能构成金玉姻缘的对立面。在宝玉是“茜纱窗下，我本多情；黄土垅中，卿何薄命？”（《芙蓉女儿诔》）在黛玉是“莫怨东风当自嗟”（第六十三回）。第四十三回和第四十五回的“解疑癖”和“金兰契”描写中，钗黛二人已尽释前愆，并最终好到“俨似同胞共出”的地步，如脂评说的“合二为一”了。
这里存在个极大的误会：即从脂本批语看，曹雪芹称的“大旨言情”，是“从未发泄”的“儿女之真情”，而非宝玉、黛玉间挑明了的“爱情”，更未写钗、黛争婚。作者只写到双方有意，引而未发，不到婚姻、不到真个销魂的高潮，因黛玉死去，再娶宝钗便戛然中止了。这就可知：把《红楼梦》写成钗、黛争婚、一死一嫁，并于同日同时者乃自程伟元、高鹗的续笔，与曹雪芹无关的。他在开卷时郑重申明：他不写“淫邀艳约、私奔投盟”，不写“一男一女一小人拨乱其间”。《红楼梦》读者分成“拥林”“拥薛”两大集团，“一言不合，竟挥老拳”，林、薛斗争写了千百万言，不能不是自作多情，唐·吉诃德打风车——与曹雪芹原意无关的。这样，所谓袭人与宝钗“勾结”排斥黛玉的说法也就落了空。不能不承认，咱们没有读懂《红楼梦》。袭人和宝钗的接近是思想的一致。钗、袭的“思想一致”可说“反动”的思想吧。但是莫忘了脂砚斋正是肯定这个思想。脂砚斋是个和曹雪芹“一芹一脂，似一似二”“深知拟书底蕴”的人。曹氏的思想是否也如此呢？这是个值得探讨的极有意义的命题。咱们也自作多情，一直把曹雪芹看成现代化的“反封建”英雄，加上了许多想当然的溢美之词，脂本脂评让我们看出了曹氏的当年真面目——他不把宝钗写成“坏人”，也不把袭人写成“坏人”——她们的思想正是曹公思想的另一侧面。
明乎此，我们就易于理解袭人的所谓“告密”事件。“告密”是一种丑恶、卑劣、为人所不齿的行为。袭人向王夫人建言将宝玉迁出大观园与黛玉等隔绝，获得王夫人的赏识，连呼“我的儿”，并内定将她升格为“姨娘”——贾宝玉的小老婆，增加了月份银子。这是一种令人不齿、百口莫解的卑劣行为。但须看到这样的事实：这次所谓“告密”，发生在宝玉因“强奸母婢、游荡优伶”两大罪状几被贾政“活活打死”或用绳子“勒死”的严峻时刻。按这两大罪状，宝玉够上了刑律惩治，即按家法也要“活活打死”的。袭人是贾母“与了宝玉”的，是宝玉的人，宝玉的生死、安危、荣辱，关系自己命运。她按自己的“理”规劝不能生效，竟发生这样危险事件。宝玉还把她当作黛玉“诉肺腑”，这又是封建礼法所不容的严重事情。她眼见这“不才之事”的“丑祸”即将发生，为救宝玉，也救黛玉和自己，不顾一切地向王夫人建言将宝玉迁出大观园，将他和黛玉等姊妹隔离开来，作釜底抽薪之举，免致“不才之事”和“丑祸”的发生，以保全宝玉，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
袭人，这个通房大丫头，这时候，不顾自己的卑贱的身份和微小的力量，以无限的悲悯、无限勇力，挺身而出，要把她的宝二爷和林姑娘这对痴男怨女从“不才之事”和“丑祸”中救出来，多么高贵的灵魂啊！（《略论红楼梦的几个人物》）
聂老认为：“袭人是个封建社会‘贤妻’的典型。”她“同宝钗一样，是封建道德的完成者，比宝钗完成得更高，也同是封建道德的牺牲者，她的苦难也比宝钗多而且复杂”。聂老指出：她们都是“《薄命司》里的人物，都是作者通过贾宝玉这个所凭吊的人物”。（同上）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也认为袭人并非是个“奸险”的“坏人”。
这就可知，袭人的所谓“告密”并非出自私心，而是有着“为宝玉”“也为黛玉”的公心，因为“不才之事”和“丑祸”一旦出现，宝玉一生“品行名节”固然有亏，黛玉一生“品德”乃至“生命”都是难保的。袭人的防微杜渐的主张，于宝、黛，于家族都是十分必要的。当时“母以子贵”，王夫人能安坐本位，没有被居心险恶并有儿子贾环的赵姨娘所打倒，靠的是还有宝玉这个嫡子。宝玉如有意外，她就失去和赵姨娘争衡的力量。所以她说：“保全了他（宝玉——笔者按）也就保全了我”，连呼袭人“我的儿”，并把宝玉“交给”了她，两人结成了以“保全宝玉”为目的的神圣同盟。王夫人的内定袭人为“姨娘”，增加她的月份银子，旨在奖励袭人，让她在“保全宝玉”上更有作为，并非袭人的主观祈求。这样看来，那种责备袭人“告密”的说法不能不失去了根据。
同样，那种将晴雯、芳官、四儿的被逐说成出于袭人的诬陷，也是根据不足的。小说明写出抄检大观园时，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当着王夫人的面控告晴雯说：
……头一个是宝玉房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只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第七十四回）
这就触动了王夫人那根怕宝玉被诱坏的最敏感的神经：她“听了此话，猛触起往事”，想起那日见的那“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小丫头”，问凤姐才知是晴雯。这就明白、准确地写出晴雯致祸是王善保家的进谗。商务版《石头记》有多条评论：或说“王善保家的是晴雯前世冤家”；或说“晴雯取祸于人，已非一日，而不料竟丧于王善保家的之手”；或说“使此时凤姐为晴雯辩白挽回几句，当不致有后来之事，吾谓此时死晴雯者凤姐也、非王善保家的也”等，显见评家均认为致死晴雯的是王善保家的，认为凤姐也有责任，并没有和袭人相关。如系袭人诬陷，晴雯早就被撵走，岂能等到绣春囊事件爆发之后？实则袭人处处让着晴雯，怡红院中夜间伏侍宝玉茶水等事由袭人让给了晴雯。袭人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贤至善”的人，怡红院的内当家。她要做面子、收人心，要求安安生生、不生事端，让老太太、太太“放心”，而非今日进谗，明日诬告，致事态多端、风波迭起。她要调和、缓解、消弭矛盾，而非挑拨、制造、激化矛盾。那就“不妥当”“不贤惠”了。
那么，为何宝玉也怀疑责问她：“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他并怀疑：“怡红私事”怎么“太太也知道呢？”王夫人自说虽不大来怡红院，但她的“耳目神意”在这里。这“耳目神意”非袭人而何？铁证如山，袭人也百口莫辩，处于极尴尬的地位。她辩解说：
你（指宝玉——笔者按）有什么忌惮的？一时高兴，你就不管有人无人了。我也望你使过眼色，也曾递过信号，被那人知道了你还不觉！
历来读者只在左钗右黛、右钗左黛，或争夺“宝二奶奶宝座”上做文章，不知前八十回中这是子虚乌有、不曾存在的，小说里描写的另一个重大矛盾冲突却往往被人忘掉了，那就是园中年轻丫头们和那些年长的婆婆妈妈们的矛盾冲突。年轻姑娘们天真烂漫、知识初开，嬉笑无时，坐卧不避，仗着主子的宠爱，不曾把这些婆婆妈妈们看在眼里，这就招致了她们的不满。这些人青春已逝，满腹牢骚，自居年高的“识途老马”，不知自己招人嫌、讨人厌，还处处要指导、教训这些青年丫头们，抓她们的不是，挑她们的过失，向主子报功讨好。他们之间矛盾重重，事端迭起，成为大观园中一道汹涌起伏的暗潮。这些干粗细活的婆婆妈妈们人数众多、相互勾结，有主人的陪房如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之类，也有已成“半个主子”的赵姨娘这样人物做她们的骨干或精神领袖，活动能量极大，是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怀着阴险卑贱的心理，在园中干着“狗腿子”样的勾当，成为主子的爪牙或“耳目神意”。自李嬷嬷骂袭人“狐媚子”、夏婆子干预藕官烧纸、春燕妈欺侮芳官，直到“愚妾争闲气”回大打出手，闹成一团，是这两种人矛盾最终的大爆发。明乎此，就懂得宝玉的特别憎恶这些人，说她们“嫁了男人比男人更可杀”。大观园的不少风波，正是这些人掀起来的。在晴雯被撵时，首先是婆子们兴高采烈、拍手称快说：
阿弥陀佛，今日天开了眼，把个祸害精退了，大家清净些！
这尖锐地反映出这些人的心态：如此憎恶晴雯这样拔尖的人物，也说明这些婆子们对青年丫头们的不两立的势头——这些婆子们干园中粗、细活，穿堂入室，无处不在。袭人说宝玉不注意的是这些人，这些人无处不在、无处不到，探听的“隐私”自也不在少数。小说在第七十七回中，还有这样的描写：
……王善保家的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王夫人皆记在心中。因节间有事，故忍了两日，今日特来亲自阅人。一则为晴雯犹可，二则因竟有人指宝玉为由，说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教坏了……乃从袭人到极小的丫头们，个个亲自看了一遍。
这写的是婆子们进谗而非袭人的诬陷。所以，进谗诬陷的不是袭人，而是王善保家的及园中的婆子们；王夫人的“耳目神意”也不是袭人，而是园中的婆子们。这就可知，《芙蓉诔》的“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指的不是王夫人、不是袭人，而是王善保家的代表的婆子们。她们才是挑拨是非、诬陷晴雯的元凶祸首，宝玉咬牙切齿地痛恨的人。袭人不过是处于一种受嫌疑的相似于《十五贯》故事那样说不清楚的尴尬地位罢了。生活就是这般微妙，许多事情往往似是实非，很难说得清楚的。这正是小说反映生活的逼真度和深透度。
绣春囊事件是长房邢夫人向掌权的二房王夫人（凤姐）发动的一次夺权性质的进攻：眼见春袋随地，可证管理之松弛和风化之恶劣，说明王夫人（凤姐）的管理之失当，正是逼她们“交权”的机会。争权中攻击对方的最好问题是“风化”“万恶淫为首”，这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口号。绣春囊事件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借口，邢夫人要抓住了做文章。二房王夫人的弱点在怡红院。那里有这么多的美貌姑娘，又有那么“自由化”的空气——晴雯、芳官等不能不首当其冲。王善保家的，不过是邢夫人的打手而已。她兴起抄检大观园，目的在抄出更多类似或更甚于绣春囊的“罪证”，以便一举将王夫人和凤姐打倒——凤姐是挨整的，参与抄检是被动的，脂评说她“意懒心灰，迥然又是一人矣”——这是三姑娘探春概而言之的、痛心疾首的“自杀自灭”“先是自己杀，而后外边人杀进来”的愚蠢行为，正是贾府这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败落的征兆。绣春囊事件虽查出乃司棋之物，系潘又安所贻，司棋又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不得不匆匆以喜剧收场。但这次进攻，震惊了王夫人。怕宝玉被年轻丫鬟“诱坏”是她最敏感的神经，号称“混世魔王”的宝玉又是她的心病。这次长房的进攻虽未得逞，就大体、大局言，为“保全宝玉”，也为“保全自己”，她得先从整肃怡红院开始，求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应付以后长房邢夫人的再次进攻。这样，晴雯、芳官、四儿等就成了牺牲品。这些人的生死命运，在王夫人心目中是“何足挂齿”的“小事一桩”，与袭人无关的，她只是处于“说不清”的尴尬地位罢了。这样复杂微妙的“说不清”事件，人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上的。《红楼梦》的杰出之处，就是写出了这种“似谲而正，似则而淫”（戚蓼生语）的复杂微妙的多种可能性。
从这样的视角看，《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花袭人不是坏人，是个生性宽厚、善良温和的人物。她并不是无事生端、挑拨是非的小人，而是处处息事宁人、稳健可靠的“妥当”人。她信守主流道德，或者说“奴隶道德”，但她是安份守己、息事宁人、忠于职守的奴隶，并非奸巧溜滑、播弄是非、陷害无辜的小人。脂本写她的嫁琪官是宝玉的主意，早有“茜香罗巾”回预示，袭人临走时有“好歹留下麝月”的嘱咐。宝玉家败流落后，袭人还和琪官“供奉宝玉夫妇得同终始”，佚文有“花袭人有始有终”回目。脂砚极称她“贤袭卿”“我袭卿”“义女”“孝女”，并说“晴卿不及袭卿远矣”等，不为无故的。这和程、高续书中写她探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答语，参与“调包计”，阻止宝玉去大观园悼黛玉，并最终“改嫁”等，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
实事求是评袭人
上述可知，《红楼梦》里的花袭人，如生活中真的人物一样，有着复杂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视角可作出不同的评断，我们须对她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须有个比较切实的解读。
首先，须分清脂本与程本这两种版本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两种版本的主题、人物、情节和结局都是不同的。脂本写贾府败落、子孙不肖、后继无人，程本写宝、黛爱情，呼唤自由爱情、自主婚姻；脂本写钗、黛和好，二美合一，程本写钗、黛争婚，一死一嫁；脂本写贾府败落、树倒猿散，程本写贾府复兴，兰桂齐芳；脂本写宝玉贫穷，沦于击柝之流，程本写宝玉中举后，出家仙去，等等。简言之，脂本写黛玉“还泪”而来，“泪尽”而逝，宝钗后嫁，并无争婚；程本写钗、黛争婚，致死黛玉——脂本写贾府败落为主；程本写钗、黛争婚为主。这就造成花袭人的不同地位和不同作用。脂本写贾府败落、宝玉贫穷流落——花袭人“心目中只有宝玉”，想规劝他走“仕途经济”“科举登第”的“正道”。这是顾全大局、识大体、“光明正大”，无懈可击的。后来被宝玉遣嫁琪官后，还“与琪官同侍宝玉夫妇，得同终始”，是个“有始有终”的花袭人——有情有义的肯定人物。故脂砚给予了“我袭卿”“贤袭卿”的毫无保留的称颂，把她看作是难得的“好人”——这是脂本的花袭人。
程本写钗、黛争婚为主，花袭人坚决站在宝钗一边，是个铁杆的“拥薛派”，参与“调包计”，促成“金玉姻缘”，阻止宝玉进园悼念黛玉，宝玉出家后又“改嫁”琪官，成了“伤心岂独息夫人”。袭人的地位，实质上成了“一男一女”之间的那个“一小人”。她的种种作为，读者心目中无不与这“一小人”相关，而处处显出其“小”了——这是程本的花袭人。
两个世纪来，程本风行天下，脂本绝迹，读者心目中的花袭人，都是程本中的花袭人。这个看法，相沿成风，就成了俞平伯所说“《红楼梦》旧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初胡适发现甲戌残稿及庚辰本、戚序本的脂评称袭人为“我袭卿”“贤袭卿”后大吃一惊。程本观念流行久、影响深，形成固定观念，一直把袭人看作“坏人”，思想上转不过这个弯子来。即使是发现“《红楼梦》新观念”的俞平伯先生，在花袭人评价上，依然是“程本旧观念”。所以，实事求是评袭人，首先须把脂本、程本这两种不同版本分清：这两种不同版本有两个不同的花袭人。就脂论脂，就程论程，不可混淆，不可取代，否则就成了“说不清”。脂本的花袭人符合作者原意呢，还是程本的花袭人符合作者原意？可以肯定地说，是脂本的，而非程本的。这理由很简单，曹雪芹开卷就宣称：他不写“一男一女一小人拨乱其间”。脂本的构思及情节处理，符合曹氏的庄严宣言，而程本所写恰恰是“一男一女一小人”——花袭人正是处于钗、黛之间的“一小人”，正是作者所宣称不写的。至于炒得沸沸扬扬的“脂本伪造说”“程甲原稿说”，初出香港索隐文人李知其妄说，欧阳建氏夸大宣扬，毫无科学根据，不能成立的。
同时，实事求是评袭人，还须看到人类的道德、审美观念，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万古如斯的。比方说，辫子、小脚，曾经是美的标志，今已成丑恶的东西。道德观念也如此，“三从四德”曾被看作女人“做人”的最高标准。一切“三贞九烈”的妇女，都想往“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受旌表，竖牌坊，那是举世共识。但是，随着封建制度瓦解，封建道德信条亦随之涣散，出现了“反封建”的文艺作品的人物形象，也都用这个标尺衡量，这就把《红楼梦》看作“反封建”的作品，曹雪芹也被封为“反封建”的“英雄”。小说里的人物，划成了“封建”与“反封建”两大阵营。《红楼梦》也终于成了“形象的阶级斗争史”。花袭人则被划入了贾政、宝钗所代表的“保守阵营”一方。宝、黛爱情也被涂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还被纳入了儒、法斗争的轨道。这时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者方是“英雄”。花袭人这样跟了谁心目中只有谁的忠实、温厚、和顺的人，只能是“反面人物”。加上程本观念的影响，花袭人就成了钗、黛之间的“一小人”——大观园里的“女特务”。脂本脂评中“我袭卿”“贤袭卿”的称誉，也就令人震惊莫解了。
现今进入民主和平的新时代，人的思维由单维转向多维。看待一个人——文学人物也一样——排斥了武断、粗暴的评判，从多向、多维的视角看待他或她，就须溯其原委、寻其脉络、究其实际，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这就需要将时代变迁引起道德、审美观念变化的因素估计在内。这就可知，袭人这种规劝宝玉、向王夫人建言——如聂老说的“自己封建，惟恐他人不封建”——并最终供养宝玉夫妇得同终始的行为，是当时人认为“最好”“最难得”的行为，符合“忠”“义”的最高道德标准，堪称“孝女”“义女”“贤袭卿”，堪称那个时代的最理想的人物。脂砚斋是个与曹雪芹“一芹一脂、似一似二”“深知拟书底蕴”的人，他的意见也就是曹雪芹的意见——即那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意见。我们自作聪明、自作多情地把曹雪芹看作“反封建”人物，将许多现代人才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孰不知如脂砚所指出曹氏是“经严父明师之教训”的“大家子”。他虽有这样那样“不满封建责王侯”的地方，但在整体框架上，他的思想是不能踰越当时“统治观念”之雷池的。他对花袭人这个人物作肯定评价，也是势所必然的。时代不相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审美观念。
何以花袭人的种种作为，如向王夫人建言、所谓“诬陷晴雯”等等，会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解读呢？这不能不令我们怵目惊心地看到这样的事实：生活是何等复杂微妙，人性是何等多样、多种可能，而人的成见和偏见，又是何等易于将人导入歧途——正如墨子之悲、朱公之哭那样：对人的一举一动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评判。正如那个《窃鈇者》的故事一样：当怀疑其人“窃鈇”时，他的一举一动“无一不似窃鈇者”，迨到主人找到那把鈇子后再看“邻家子”又“无一似窃鈇者”了。杰出的文学作品正反映出生活的复杂微妙性——人间的冤、假、错案是多么易于发生啊！无限忠于宝玉、忠于当时主流社会的花袭人，被看成了“奸险狡诈”的“坏人”。人们受了程本偏见的影响，就把她做的一切事情，都作出了否定的评价。任何人不都有这样的可能吗？我们不能不悄然而思、悚然而惧，掩卷而叹：作为一个人，我们曾经看错了别人对自己的哪些言行举止值得反思——对朋友、对亲人、对同事，我们可能有过哪些冤、假、错的理解和估计并造成后果之处，而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又可能有哪些被别人看作相似于“窃鈇者”的地方呢？这就让我们理解了自己应如何仔细、谨慎，防范种种误解的发生；对人又应如何宽容、理解，防止作出简单、轻率、片面、武断的评判。这就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人生，理解人生，沟通了人间的隔阂、沟通了人的心。
我们应防止这样弊端：在阅读古典小说时，片面地、主观情绪化地去“拥护谁”和“反对谁”，或“憎恶谁”和“喜爱谁”。这就往往将小说中的人物轻率、随意地分成“红脸白脸”“正面反面”——红脸正面则捧之上九天，白脸反面，则抑之下九地。如在《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曹操则无一不“恶”，刘备则无处不“善”；《水浒》则无条件拥护梁山好汉，他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红楼梦》则以“封建”“反封建”划线：宝玉、黛玉、晴雯等划为“反封建”，贾政、王夫人、宝钗、袭人等则属于“封建”，前者无一不“是”，后者则无一不“非”——袭人既属“封建”一方，则无一不“非”了。这样就将复杂多姿的生活现象、人物性格——通过艺术三棱镜反映出来的——变成了“死板板的几条筋”。这就易于造成一种简单、片面的思维模式和偏狭、武断的思想情绪，对一切错综复杂的事物作出简单粗暴的评判。习惯于这样的思维，久而久之，就会古板、僵化、看不到复杂多样的生活和五光色彩的人生。文学艺术要求读者在无私、无我的艺术欣赏和“感兴怡悦”中“如游巨浸”，游历已过就“神质悉移”，无形中达到“启人生之閟机”和“明人生之诚理”（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境界——认识人、理解人、原谅人，懂得生活的多彩与人性的多样，而非简单地获得某种知识或思想。康德认为审美是非功利的，只有在无私、无我的自由心境中，方能从审美中获得心灵的净化、神智的提高和精神的升华。那种立足于“宣传”的作品是难有艺术生命的——《红楼梦》的花袭人正以全面丰满的生活魅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给予我们深醇的审美享受。
通过花袭人，我们将更认识《红楼梦》。
通过花袭人，我们将更认识艺术的本真。
通过花袭人，我们将更认识生活的丰美，人生的多样、深邃与芬芳，从而更加认识人、认识人性、认识人生。
（《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