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用中外观察家们的话说，是一次后发性的、应激性的转型。这一转型有很多的比喻说明：铁屋中的呐喊、木乃伊复活、凤凰涅等等，较准确的说法是，由于一个自足的文明传统有了强大的参照和开放，因此其自足的全面滞后不言而喻，它必须自新自改革。这就是延续到今天的现代转型历史。

这个转型的历史，又是不断认知和变易认知的历史，以今日之我否昨日之我。马克思说对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尽管有器物的拿来主义、建筑的美式欧化、衣食住行的与时俱进，但从后来者的眼里，尤其是文明人心中，中国近现代转型中的衣冠人物制度实在如传统文明一样，大多只具有入博物馆供人参观的价值。另一方面，尽管有失败，有牺牲，那些仍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理想、人格成就，甚至那些显得愚忠的信徒们，都给了后人长久的感念。在转型的历史人物中，最可恨可笑可怜又最为悲壮诡怪的，莫过于军人武夫们的人生。

在这200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中，吴佩孚大概是少数值得后人纪念的人之一。他是承先启后的人，在他之前，有跟他一样的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儒将，在他之后，有蒋介石等现代性更强的军人。

吴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国藩能够“内圣外王”，又没有李鸿章的条件，有一个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他的上面也是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曾国藩、大清王朝、孙中山那样政统、道统意识强大的力量为依靠，他就只能如传统的军人关羽、岳飞那样为主尽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亚父、更准确地说是以长子自居行权独裁。虽然他只是冯国璋、曹锟派系下的一个师长，但这种行权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军政界的新星。

吴佩孚的势力引起国际瞩目。他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且博得了“爱国进步”之名。不仅英美列强对他“争相结纳”，吴可能是最早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之一；而且他也受到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

但即使最有军事才能的军阀吴佩孚也避免不了为时代所弃的命运，他虽然仍多次跟其他军阀分分合合，挂过若干头衔；也曾东山再起，报了冯玉祥一箭之仇，但已是强弩之末。1926年秋，北伐战争开始，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他也没有多少钱，只有在国内辗转流亡。

他在四川写下一副名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文史专家陈登原曾有《杂书吴佩孚事》，记录他打秋风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时局变迁也好，都不在他的关注内，他要的只是带着部下活着，而且他自己要养尊处优地活着。为此他不断地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后又不断地被驱赶。

他的气节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

1939年底，吴佩孚暴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北洋政府时期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大多数出身行伍，惟吴佩孚以“秀才”著称。海外史家则称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一位颇具口才的辩护士”。如前所说，他是承前启后的军人，他的迂腐、僵化、愚忠使得他不及之前的曾左李一代将帅，又不及后来的蒋介石等新兴军人，儒家文化或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封闭太久，被强行打开后，见光死去，或如木乃伊因风而散，封闭中的文明大墓中站着的数百个军阀们在不可知的命运之手的牵引下打打杀杀，中间只是出了吴佩孚这样在外人眼里还像个人样的人，可以说为儒家文化殉道者是如此稀罕可怜，令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