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红升，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在之前的系列评论中[1]，第一篇是对马云和阿里巴巴之所以陷入困境所做的一个多因素和全景式的分析，第二篇和第三篇则针对监管自主性和反垄断两种视角做了进一步的展开。本篇将作为系列评论的终章，旨在指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困境并不会随着平台整治行动告一段落而结束，而是可能面对另一种更长期的困境。这一困境当然与多种因素，如宏观经济、新冠大流行以及国际环境的多重不确定性相关，也与阿里巴巴自身在应对市场变化、技术创新、竞争对手、商业版图的整合等方面的挑战有关。但本篇关注的是一种更具影响力的因素，即因政企关系陷入任性与贪婪之争所带来的长期困境。
01平台整治与遭重创的阿里巴巴
从2020年10月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整治行动陆续上演：当年11月，蚂蚁科技取消上市并进入整改程序；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二选一”等垄断行为被处以182.28亿元的巨额罚款；2021年10月，美团同样因“二选一”问题被处以34.42亿元的罚款；2022年5月，因数据安全等问题，滴滴平台从纳斯达克退市，并在7月被处以80.26亿亿元的罚款。除了上述轰动性事件外，监管部门还对网络音乐、游戏等领域的垄断和不当竞争，以及大量未申报的并购案频频地“秋后算账”，可谓罚单“满天飞”[2]。这一以反垄断为核心的平台整治行动，不仅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是作为“自然实验”的价值。在中国的反垄断行动大刀阔斧地推进，并很快使数桩大案“靴子”落地之时，在大洋彼岸，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针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行动，则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并陷入了马拉松式的多方博弈和拉锯对峙的过程中，至今仍难预见何时才能尘埃落定。通过对大洋两岸“自然实验”的观察，人们也许会对两种不同的反垄断机制的优劣得失给出更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好地取长补短。
这一持续了两年的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看来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说平台监管正在回归平和稳健的“常态化”模式。尽管整治行动在发起之时并没有设定一个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表，也没有来自权威机构和媒体关于何时结束的书面告示，但从专家、财经评论员、以及业界惯有的敏感性和反应来看，“告一段落”的判断应该是一种共识。而“告一段落”原因可以有多种解释。最直观的解释是，与所有暴风骤雨式的运动规律——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样，激情在喷发之后很快就会陷入消退。第二种解释是，整治行动已经收到预期效果，可以鸣金收兵了。平台的疯狂扩张和并购、肆无忌惮的市场霸凌和各种违规行为已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超级平台也已经意识到互联网不是可以“恣意妄为”的法外之地，而是处在法律和监管者打造的秩序“铁笼”中。第三种解释则可能源自当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一方面国际国内环境和大流行等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四十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不论是就当下还是就长期而言，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将是增长和就业的最重要的引擎。一旦整治行动可能对互联网创新和扩张过程产生过度的负面反应，那么宏观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状况将更加雪上加霜。宏观经济和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可能是整治行动“告一段落”的深层原因。
在整治行动期间，阿里巴巴商业帝国可谓受到了重创。从资本市场看，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自取消上市以来，至今未能实现再次上市；阿里巴巴当前的股价相对于最高峰值跌去了四分之三；作为阿里巴巴规模快速扩张支柱之一的并购，事实上已经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投资者的显见的损失，也意味着哪个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阿里巴巴已不复存在了。从业务成长来看，阿里巴巴的营收已经从每年50%以上的高增长率下滑到2022财年（2021年二季度——2022年一季度）的19%，利润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最新一个季度（2022年2季度）的营收同比则接近零增长，利润是负增长。另外，互联网上关于阿里巴巴大规模裁员的传闻不断。这表明那个似乎从不会停下扩张脚步的阿里巴巴，也已接近了“帝国”规模的天花板。另外，作为互联网领域一个图腾式人物，一个具有极强个人魅力的人物，同时也作为中国“名片”为全球所知的马云，几乎已经完全从大众媒体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不论是功成身退，还是自我放逐抑或其他原因，这对阿里巴巴的无形资产或“软实力”而言，也无疑是一大重创。当然，由于整治行动与新冠大流行、宏观经济严重低迷以及中美贸易冲突等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而人们又难以从技术上确切地分离和评估各种因素的作用，因而将阿里巴巴遭受的重创单纯归之于整治行动必然是有失偏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治行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影响因素。
02政企关系分析的一个简要框架
政企关系有着多重的观察维度，其中一个深层的、宏观性的，也是对政企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维度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边界和各自扮演的角色。另一个是微观维度，涉及政府和企业的代理人，即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鉴于政府具有从领土、人口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无所不包的管辖权和行政职能，因而这里主要关注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的职能。同时，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在产权和治理结构等方面截然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也有本质区别，因而这里关注的企业主要是私人或民营企业。简言之，本文关注的是监管者（机构和个人）与私人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学家眼中，一种理想的政企关系模型是有限政府（或小政府）与竞争性市场的结合。政府只负责提供从国防、法治到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等有限的公共服务，其他经济活动完全交给竞争性市场。官员如同守夜人一样，虽消极但却尽职，而企业家则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揭示的那样，虽然追逐一己之私利，但却出乎预料地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上述模式的缺陷是忽视了市场的外部性、垄断和分配不均等各种市场失灵现象，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也更加接近现实的理想模式，即监管与竞争双管齐下的模式：监管者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以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则会对监管作出反应并达到有效竞争状态。这里的官员是完全献身于公共利益，受过现代教育并凭借完美神奇的技术模型加持的技术官僚，企业家则是在激励和约束机制下，勇于创新并敢冒风险的英雄式人物。
当然，改良的理想模式也与现实相去甚远。首先，旨在挽救市场失灵的政府监管可能会导致政府失灵，从而产生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其次，官员不仅受公共利益驱动，而且也受到认知和观念，以及个人利益（晋升、收入和声望等）的多重驱动，后者会使他们的行为偏离甚至背离公共利益；第三，企业家也并非被动地对激励约束机制做出反应，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影响监管者，左右监管政策，以追求自己的一己之私利，即使这样做是以公共利益的牺牲为代价。如果从上述事实出发思考政企关系，那么就会发现政府和企业以及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就可能经常地呈现出如下的互动模式：政企合谋模式。
政企合谋模式的核心是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基于互惠和人格化关系（或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互动和合作，而且这一合作往往也缺乏透明度。其中互惠和人格化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是政府和企业或者官员与企业家合作的纽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地方政府和官员与企业和企业家的合谋模式[3]。在这一模式中，拥有大量资源和巨大监管权限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会基于政绩的考量，与基于自身收益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合作，以推动地方投资和经济的更快增长。这一合作模式如此成功，以至于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源泉。产业技术政策是另一个例子。政府经常通过产业技术政策选择“赢家”，以达到特定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目标，进而服务于更快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更宏观的目标。与此同时，有幸被政策垂青的“赢家”则可能获得更多资源、政策优惠，从而在市场竞争和企业成长上获得更大优势。产业技术政策领域的政企合作所取得的成功，同样也被视为中国奇迹的一大源泉。
政企合谋可能以更快的增长和公共利益为导向，但也可能导向另一种结果，即蜕变成一种设租——寻租模式，或者是“官商勾结”模式：官员与企业家通过合谋的方式掠夺公共资源，比如套取财政补贴、偷逃税、低价出让土地、公共工程承包中的作弊行为等，或者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例如官员对企业的排污和破坏生态、多事故和不安全的生产方式，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和假冒伪劣产品予以庇护等。设租-寻租模式既损害经济增长和公共利益，也往往滋生利益输送和腐败行为，后者已经被不计其数的反腐败案例所证实。
因此，政企合谋模式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多重均衡，既可能更好地促进增长和公共利益，也可能会严重地损害增长和公共利益。而更常见的一种结果是混合均衡，即把上述两种结果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官员的政绩和个人好处“双丰收”，企业为增长和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获取了不当的高额利润。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东亚的韩国，或者世界的其它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上述的政企合谋模式。东亚经济奇迹通常被认为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全球性典范，其成功除了发展型政府的明显特征，如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稳定的社会秩序、市场亲和型、财经技术官僚集团等因素外[4]，财经官僚和企业家之间和衷共济，共同致力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和愿景，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由于东亚的政企合作模式更多地地带来了高增长奇迹，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模式的诸多弊端：为官商勾结和设租——寻租打开了机会之门，从而成为腐败的温床；产业政策的失败屡屡发生，导致公共资源的严重损失；市场和竞争机制严重扭曲，导致经济效率和创新方面的巨大损失。当然，也包括克鲁格曼的著名预言：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高投入，而非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并必然引发经济危机[5]。虽然在高增长阶段，这一模式的弊端更为隐晦不明，社会各界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以至于“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口号曾经盛行一时。但是，正如东亚经济危机所表明的，一旦高增长难以为继，特别是危机爆发并导致高增长戛然而止时，这一模式的弊病就会大曝于天下，社会各界的不满和愤怒也会如火山般爆发，推动政企关系的大转型和重构。
03重构政企关系和生态
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刺激下，韩国曾经对财经技术官僚和寡头企业之间的合谋模式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构，从而使之转向基于法治、非人格化和竞争导向的新型合作模式。这一模式有效地抑制了官商勾结等腐败行为，激发了市场和竞争活力，并使增长从要素依赖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路径，韩国也因此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近年来也在对政企关系模式进行大规模重构，这包括：
●弱化政企合谋的激励。比如，通过逐步弱化以至放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或者代之以包括就业、生态、社会稳定、公众满意度等的多元考核机制，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政企合谋的动机。再比如，用减税、研发费用的税收抵扣、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普惠性政策，替代传统的以选择“赢家”为主的产业技术政策，同样也弱化了监管者与企业合谋的动机。
●公共资源的竞争性机制。一个重大的、持续推进的变革，是在公共资源使用如公共工程承包，土地和国有资产出让、公共采购和公共红服务外包中引入投标和拍卖等机制。这既提高了公共资源决策的透明度，也强化了市场性竞争机制，从而减少和抑制了设租——寻租式的合谋以及腐败行为，提高了公共资源的效率。
●以放松监管为导向的“放管服”改革。通过大刀阔斧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推进监管的透明化，不仅改善了营商环境，增强了市场竞争活力，而且也杜绝了以监管之名设租——寻租的机会。
●监管自主性的增强。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增强、强势而持续的反腐败、财经技术官僚能力和自信心的提升，以及社会公众对强监管的支持等，是监管自主性空前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使得监管机构能够压制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避免监管者被“俘获”，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特殊利益”。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对重构政企关系和生态发生了巨大影响，即对市场的批判性情绪或对市场的敌视情绪在持续升温[6]，在此需要略加展开。这让人难免联想到东亚发展型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差别和比较。东亚发展型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技术官僚与企业家的联盟，这一联盟的深层原因就是“市场亲和”型观念或意识形态，这导致政府一方面奉行积极的产业技术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压制工会等组织以控制工资和福利的过快增长，这种双管齐下的结果是更高的资本积累以及更快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对，拉美却被一波又一波的民粹主义思潮所裹挟和主导，这导致对市场、企业家和外资的严重敌意，从而使政治势力与有组织的社会组织（如工会等）联盟，以打压和控制私人企业和外资，并通过大规模赤字财政维持过度的社会福利，其结果是拉美国家屡屡陷入财政破产、恶性通胀和资本外逃导致的接二连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7]。当然，国内日益增长的对市场和资本的批判或敌对情绪与民粹主义无关，因为中国既没有民粹主义的历史，在当下也没有民粹主义可以产生的土壤。因此，对市场的敌对情绪有着其他的源头。
●首先是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和资本的批判。除了基于阶级意识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一立场的批判外，另一个有力的批判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从而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在各种媒体中都可以看到对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的批判。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批判是从上层建筑出发，认为资本寡头不仅控制经济和市场活动，而且为了自身利益企图控制政府并将其作为自身利益的代理人，这在政治上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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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左翼激进主义思想。日益严峻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形式，尤其是占人口极低比例的最顶层群体财富的暴涨，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6亿人月收入1千元的悲惨状况；资本市场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欺诈，官商勾结及其腐败，房地产、金融控股等大型私人企业过度的、投机性的、缺乏社会责任的扩张，导致系统性金融和经济风险的积聚，从而让社会和公众付出巨大代价；另外，诸如垄断、非法合谋和过度使用市场支配性力量，游说、不负责任的污染排放、生产事故、福利上的逐底竞争等，这些都表明资本往往为了自身之私利而牺牲公众利益，难免激发出人们对市场和资本的不满。
●社会和文化因素。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深化之后，传统的“无商不奸”的观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彻底逆转这一观念却绝非易事。事实上，当今许多对市场和商人的批评，与古代对商人的批评往往有这明显的传承关系。从社会和文化角度看，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没有人能像马克思这样如此形象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市场和资本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挑战，即极端自私自利与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与休戚与共的社群主义的两种文化、道德和观念之间的种种冲突，也是对市场和资本不满的重要原因。
04任性与贪婪之争的困境
权力和资本都具有极其复杂和多维的特性，但如果加以简化并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贴上单一标签，那么可以说权力的本质就是任性，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如果二者不能自我设限或没有来自外部的约束，政企关系就会变成任性与贪婪二者之间的博弈，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不确定的、难以预料的冲突中，也将使二者关系陷入困境中。
监管自主性和监管权力的空前增强有两种显性的表现形式：一是监管者可能完全凌驾于多方利益相关者之上，成为集规则制定、规则解释与规则执行于一身者，从而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完全成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二是技术官僚对于自身专业能力和决策信心的空前增强。平台监管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在平台的早期阶段，监管者之所以更趋向自由放任和平台的自我治理，不仅源于平台的影响力很小，使得监管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传统经济活动，而且也源于监管者无法理解、更无法掌控和应对平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变化。随着平台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张，监管者也迅速地提升其对平台的理解能力、掌控能力，从而打造出一个越来越缜密的规则体系和不断扩张的监管机构和技术官僚队伍。
监管者的“单边”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压制像平台这样的利益集团游说、俘获监管者的企图，也可以快速地对平台的垄断和不当竞争行为做出反应，还可以为平台上的消费者、商家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包括数据和个人隐私权利提供强大保护，从而更好地维护平台的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但是，“单边”权力也可能导致“任性”的冲动，从而导致监管者过度干预本应由市场和平台自我治理的活动，例如对平台至关重要的交易撮合、定价机制（如平台和商家、骑手的收入分成比例、差别化定价）以及相联系的算法的直接干预。再比如，对本质上是正常市场行为的“平台卖菜”的限制，以及对数字金融平台的干预和限制；单边权力也可能导致非深思熟虑的干预，例如最近两年基于市场规模、排他性协议和差别化定价等理由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并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平台经济特性、以及程序合理性的基础上[8]。权力的上述特点会压制市场竞争和市场作用的发挥，也会平台的创新和扩张。但更大的负面效应是监管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即人们可能很难预期监管者会呈现出上述两种面相中的那副面孔。尤其是当监管者被阴晴不定，高度流变且伴随着非理性喧哗的社会潮流和公众舆论所影响时，监管者行为就更加难以预期。
资本的贪婪也具有两面性，而非全然是负面的。从正面来看，贪婪往往与企业家精神，即与技术、产品、商业和组织的各种创新活动及敢冒风险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与市场和竞争的效率联系在一起；从负面而言，贪婪可能与对政治和法律和道德的僭越相联系，也与寻租、垄断、投机、欺诈以及冷酷无情的竞争和对社会公平的消极和漠视等联系在一起。
马云和阿里巴巴可谓完美地阐释了贪婪的这种两面性。如果从正面的、创新的角度来看，马云和阿里爸爸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一个把新技术、新服务、新商业模式和制度创新完美组合在一起，并具有“创造性毁灭”特征的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马云和阿里巴巴领导了商业零售业的革命，颠覆了传统的商业零售业模式，也颠覆了传统的以行政为主导的商业零售业监管模式，代之以“淘宝规则”和平台内部的自我监管，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商业零售业的效率；在金融领域，马云和阿里巴巴成为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金融科技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不仅颠覆了传统银行业的垄断格局，也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通过对大量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投资，以及持续不断的并购，马云和阿里巴巴也成为整个互联网行业创新的推动者。这种创新和不惧风险的动力，来自巨大的收益和财富的激励以及建立商业帝国的诱惑，没有极度的贪婪也就不可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创新能量。
但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马云和阿里巴巴也同样是一个贪婪的典型。将商业零售业的行政监管转变为平台内部的自我监管，实际上是对监管者广泛的管辖权，如经营者身份登记和执照发放，产品和服务质量控制，税收征缴，知识产权和消费者保护等权力的僭越；在互联网金融上的创新和扩张，则带有明显的“监管套利”和寻租色彩，而且也存在对金融监管的规避，让整个社会置于可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无所顾忌的收购兼并，正在蜕变成赤裸裸的垄断；通过“二选一”等极具攻击性的竞争策略打压竞争对手，则明显地违背了竞争法规，而利用平台在技术、成本方面的优势以及不对称的监管的优势，导致大量线下实体店铺陷入经营困难或倒闭境地，也有违关于公平竞争的规范与伦理。无论是对法律和行政权力的僭越、还是利用法律和监管的漏洞套利和寻租，抑或是对垄断和支配性市场影响力的追逐，以及冷酷无情的零和式竞争策略，也同样是贪婪驱动的结果。
任性权力这把双刃剑和贪婪资本的两面性之争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尽管阿里巴巴富可敌国，但和强大的监管者相比，二者间的影响力仍然是极不对称的。所以可以预见的是，贪婪的资本将被任性的权力驯服，或者借用“小孩连同洗澡水被同时倒掉”的隐喻，贪婪的正面效应也将随着负面效应一起被压制：马云和阿里巴巴建立商业帝国最重要的武器，像发生在商业零售业、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创造性毁灭或颠覆式创新已经难以再现，相应地以创新和冒险为特征的企业家精神也将光芒难再，而代替马云接掌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的新一代难免变得平庸、保守，温和，低调、循规蹈矩和谨小慎微，当然也将不再那么贪婪和冒险。换言之，后继者们会变得更加理性化。但是，不论是来自内在还是外在的对贪婪的压制，都只是暂时将贪婪由意识层面放逐到潜意识层面，从而潜伏着理性的意识与非理性的潜意识随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陷入一种困境中。
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状态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监管，与以创新和竞争为导向的平台的结合，也就是保留任性权力和贪婪资本各自正面的一面，同时去掉二者各自负面的一面。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机制设计难题，但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姑且留待合适的时机再予讨论。
[1]参见李红升：“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基于科技金融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的观察”，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244.html ；“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二）：基于监管自主性的视角”， 學人Scholar，2021年5月7日；“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三）：从反垄断政治学的角读看”， 學人Scholar，2021年9月30日。
[2] 2020年全国办结垄断案件109件，罚没金额4.5亿元。2021年查处垄断案件176件，罚没金额达235.8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5%和51.4倍。
财新网，https：//china.caixin.com/2022-03-14/101855329.html。
[3] 参见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4] 参见大野健一：“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载青木昌彦和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中信出版社，2008年。
[5]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了克鲁格曼之前的预言。见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原文载美国《外交》（1994年11/12月），中文见《流行的国际主义》，中信出版社，2010年。
[6]温铁军教授关于“人民经济”的一个视频突然在网上爆红，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和反对者犹如两军对垒，是近些年难得一见的思想交锋。其中温铁军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主张被认为暗含着对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全盘否定。这一交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市场和资本的敌对，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以及相当规模的公众支持为基础的。
[7] 对拉美民粹主义危害的批评参见刘鹤：“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比较》第20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9月。
[8]参见黄益平、邓峰、沈艳、汪浩：“超越‘强监管’——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反思”，《文化纵横》，2022年4月刊（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