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一个文凭化社会，文凭犹如一张“通行证”，在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无处不在，成为疯狂追逐的对象。对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文凭的追逐,源于文凭在就业机会、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和声望等方面所带来的功利性价值。由于路径依赖所导致的由普通学校向名牌学校转换的难度，对名牌大学文凭的疯狂追逐变成了对名牌大学、高中和初中的追逐，这种追逐最终都以学生和家长巨大的学习负担为代价。
在前两篇评论中[李红升：“它已经成为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学生负担成因的社会规范视角”；“割不断的历史传承：学习负担成因的科举制视角”，爱思想网。]，我分别从社会规范和科举制的视角考察了学生负担的历史成因，即今日的学习负担在相当程度上源自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但在清末以来维新和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君主王朝和儒家至尊地位被彻底终结的今天，上述遗产难道没有被当代人弃之如敝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些遗产自带超强的生命基因，还在于这些遗产与当代社会现实高度吻合，尤其是与人们对教育的认知息息相通。
当代社会现实以及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在我看来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文凭化社会的观念，二是“起跑线”竞争的观念。二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都隐含着一个关于教育认知的逻辑思维模式，而且两种模式可谓一体两面，只是递推过程相反。概言之，文凭化社会的逻辑如下：在一个高度重视文凭含金量（功利性价值）的社会，人们对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趋之若鹜。要获得名牌大学的文凭，就要上名牌大学；要上名牌大学，就要上名牌高中；如此递推下去，就是名牌初中、甚至名牌小学和幼儿园。起跑线观念则是一个相反的递推过程：只有站上一个高起跑线，比如上一个名牌小学，才能在名牌初中的竞争中成为赢家；如此递推下去就是名牌高中、名牌大学，最后成为人生赢家（功利意义上）。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描述上述的递推逻辑，那就是教育经历是一个环环相扣，也就是路径依赖的过程，你现在所上的学校是否是名牌，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所上的学校是否也是名牌。本文主要关注文凭化社会的观念与学习负担之间的逻辑关联，起跑线观念与学习负担的问题留待下文讨论。
一、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文凭化社会？
社会日趋多元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自身演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多元化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用单一或有限的维度来描述当代社会的特征。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特征，尤其是给当代中国社会贴上恰当的“标签”，是学界和公众一直关心并乐此不疲的一个问题。标签化容易失之武断和简单，也就难免口水之争。例如，中国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吗？中国是一个工业化社会，还是一个信息社会，亦或是二者的一个混合体？中国是一个开放社会吗？在诸多标签中，有些标签争议较大，但有些标签则没有太大争议。例如中国是一个男女高度平权的社会，一个典型的“强国家”主导下的“弱社会”，一个日趋老龄化的社会，一个熟人社会或者关系型社会等。在没有太大争议的标签名单上，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标签：文凭化社会。
这里先对“文凭”做一界定。文凭一般是指用来反映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书面凭证，通常包括学历证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三大类型。学历证书对应的是可长可短的各种培训经历，毕业证书对应从小学到大学以至于博士教育的各阶段教育，学位证书则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种[ 尽管教育部的学位序列中并没有博士后，但这并不妨碍有些人将“博士后”看成一个比博士更高的学位。这就如同奔驰厂家按客户的需要将奔驰600SEL车身加长并贴上奔驰1000SEL的标志，以满足客户对豪华外观的追求一样，尽管后者不在奔驰的标准序列中。]。在五花八门的文凭中，因为严格规范的获取程序，加之教育部门为之作保的认证，学位文凭成为最重要的一类文凭，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接受良好教育的最有力的证据[ 良好教育的标准因时代而异，在文盲遍地的1950年代初，可能就是小学毕业的水平；在1980年代初，可能就是高中毕业的水平；在应届高考本科录取比率接近50%的今日，大学毕业可能就是良好教育的最低门槛了。]，因而本文所说的文凭化社会中的“文凭”，所指就是学位文凭。
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文凭化社会”呢？简单而言，就是文凭犹如一张“通行证”，在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无处不在，并与一个人所拥有的官衔、职务、职称等身份一样，成为个人的一个核心身份。对此，人们都有着切身体验：当签署涉及个人简历的各种表格、问卷、户口登记簿、名片等上面的信息时，教育经历或学位都是极为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当寻找一份新工作时，除了非熟练的蓝领的工作外，大多数招聘海报的岗位都对学历有硬性要求，达不到学历要求的人难免会在海报前英雄气短；当年轻人通过老式的红娘或者征婚网站寻找伴侣时，男女双方的学历信息都是最基本的信息。在最近两年燃遍大江南北的人才和人口争夺战中，许多二三线城市都推出了文凭落户的政策。而拥有北大清华这两个国内最顶级的本科文凭，则无异于获得一份额外的文凭红利，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落户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而落户上海的难度甚至不下于跨国移民。
文凭化社会的另一个体现，是人们对文凭的热捧和疯狂追逐。这种疯狂追逐带来文凭“爆炸”，但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中，有走正途者，数年寒窗，苦学不缀；也有数量庞大的异途者，抄捷径，走后门；还有蒙混造假、招摇撞骗之徒，引发公愤。在职读研曾经在一个很长时期里风行一时，即使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官员、企业高管、文体明星，也纷纷加入到追逐硕士和博士帽的大潮中。更有甚者，还有像“打工皇帝”唐骏之流的投机者，用“克莱登”式的“野鸡”博士文凭公然欺骗大众视听。而艺人翟天临的学历造假，则将人们不择手段的追逐学历的那种贪婪和丑恶暴露无遗，一度成为茶余饭后全民“消费”的热门话题。由于教育部门提供的在线文凭认证，加之互联网强大的人肉搜素功能，曾经明目张胆、泛滥成灾的文凭造假现象似乎有所收敛，苦读学子的不平才得到稍许安慰。
二、文凭为什么重要？
文凭化社会的诸多表象反映的实际上是文凭的重要性，进一步说就是文凭的价值。文凭的价值本应体现一个人追求知识的努力程度和结果，但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人们更关注的是文凭的含金量，也就是文凭可以带来的功利性价值，如就业机会、收入高低以及社会地位和荣誉声望等。
文凭的功利性价值，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凭是就业的一个“敲门砖”。从理想的用人标准来看，一个人是否适合某个岗位应取决于其个人能力，而个人能力的决定因素很多，远非一纸文凭所能涵盖，因而文凭可以作为衡量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参考，却不应成为是否录用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在实践中我们却经常发现，用人单位经常将文凭列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录用标准，对刚迈出校门的学生更是如此。换言之，在用人单位眼里，文凭和能力差不多是一码事。为什么现实与理论会如此严重地背离呢？原因在于个人能力的难以评价性，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性——个人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能力大小，但用人单位却无法获得与其能力有关的信息。一般而言，评价一个人能力的维度，除了文凭所能反映的教育程度外，还包括实际做事的能力、个人性格、适应性、团队精神，以及成为口头禅的“情商”等其它因素。后面这些因素很难进行预先评价，只有在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方能进行评价。因而，对于雇主而言，新毕业生的个人能力几乎是不可评价的，而哪些跳槽的人也同样难以评价，因为新雇主也很难获取旧雇主的评价信息。在个人能力难以评价的情况下，经过严格程序认证的文凭信息自然就成为能力评价的替代品，甚至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了。信息不对称，或者说个人能力的难以评价性的一个显见的结果，就是就业匹配市场严重的低效率：要么雇主对招来的员工不满意，要么新入职的员工不满意雇主。
文凭的功利性价值的一个最直接的度量，就是文凭的“含金量”，即文凭能带来的收入。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的大量调查和经验研究都得出了一个高度一致的结论：人们的收入水平与文凭等级是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本科生收入高于中学生，硕士生高于本科生，博士毕业生又高于硕士生。当然，这一结论是针对大样本和不同等级文凭群体的平均水平而言的，但对具体的个人就不见得成立了。比如，在早期的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相当数量富豪的受教育水平不超过高中水平，以至于有人在总结他们的发家秘笈时，曾有“清华北大，不如胆大”之说（也不排除富豪的自我炫耀），颇让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种挫折感。不过，上述状况正在迅速改观，受过更好教育的互联网精英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富豪榜前列的位置。不仅收入水平随文凭等级而水涨船高，而且经济学家关于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还支持了人们从经验和观察中默会而来的一个看法：人们在教育上每投入一元钱的回报，都会高于甚至数倍于在商业等方面投入的回报，因而投资于子女的文凭教育，往往被视之为父母最好的一笔价值投资。
除了用真金白银衡量的价值外，文凭还有一些显见的社会性价值。比如，在一个越来越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有学历文凭的年轻人很容易锁定异性伴侣的搜寻范围（无文凭者也一样），即拥有同样文凭的同龄人，这被认为会提升婚姻的撮合效率、般配度和稳定性。当然有一利就有一弊，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版的灰姑娘故事越来越不容易上演了。再比如，如果在尊贵的各种头衔如市长、局长、总裁上再加一个博士或博士后的头衔，则无异于锦上添花，这会让拥有者更有“面子”。面子往好里说就是社会尊重，而社会尊重是一个人需求或欲望满足的最高层次。
文凭的含金量不仅与文凭的等级有关，而且与文凭的“出身”有关。同样等级的学历，其含金量也可能天差地别。教育主政者关于学校和学位类型的种种划分，不论是将大学分为“九八五”、“211”或普通大学，还是将本科分为普通本科、成人本科和自考本科以及进而将普通本科又分为一本、二本和三本，亦或是主政者不甘寂寞，又推出更加“高大上”的双一流大学和双一流学科，其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对大学教育和科研能力的等级评定，以激励各大学更加努力的提升教育质量；二是为家长和学生选择适合的学校提供指引，以免出现既耽误了学生前程，又不利于社会效率的“错配”现象。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上述的种种类型划分也很容易被学生、家长、公众和用人单位，看成是文凭“含金量”高低的一种官方认定标准。当然，官方的分类和等级划分还是太粗线条了，难以满足与文凭相联系的各利益相关者的精准需要。因此，关于大学和学科的各种排名榜应运而生。在这些难免暗箱操作的排名榜上，清华北大的显赫名声使其无可争议地在每个榜单中排在前两位，其他大学的座次则有高有低。但总体而言，一个大学在榜单上越靠前，就越有名，其文凭所带来的“溢价”和“红利”也就越高：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趋之若鹜，像追求名牌商品一样追逐名牌大学的文凭。换言之，文凭的含金量不仅取决于文凭等级，更取决于文凭的“出身”所决定的著名度。
三、文凭化社会的逻辑与学习负担
在弄明白了文凭等级以及文凭著名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后，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狂热地追逐高等级，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但在追逐名牌文凭与学习负担之间还缺乏一个关键连接，这个连接就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本意是技术和制度的演进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个路径就可能对这个路径产生依赖。就一个人的教育而言，这种路径依赖现象也再明显不过：一个人如果上的是一个名牌初中，中考后很大程度上能上一个名牌高中；上一个名牌高中，高考后很大程度上就能上一个名牌大学，最后功德圆满，得到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凭。
上述路径依赖现象已经被大量的经验和观察所证实。以最吸引公众眼球的北大清华的招生为例，2016年北京最强十所中学被北大清华录取的考生为585人，占全市的93%，剩下仅7%的名额由另外的数百所中学分享。这其中，绝大多数中学很多年都出不了一个北大清华生。全国情况也大体如此，2017年全国的北大清华生录取数排名前三十位的中学，占了总录取数的四分之一。而且根据一些观察，北大清华的生源越来越向各省市的名牌超级中学集中。如果将视线从北大清华转向“九八五”和“211”等名牌大学，也会发现相似的规律。不仅名牌高中更容易上名牌大学，名牌初中也更容易上名牌高中。如果留心一下本地中考之后的光荣榜，细心的家长都会根据榜单上的状元信息、高分段学生信息以及一分一位表等信息，对初中进行评价，其结论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相对于普通初中，名牌初中的学生更容易上名牌高中。
路径依赖的原因在于行驶的“惯性”，其实就是转换路径的成本太高。例如，一个普通初中的学生如果不想升入普通高中，而是想升入名牌高中，要么这个孩子的天赋大幅超过平均水准，要么孩子家长有足够的“运作”实力。但现实是绝大多数孩子都属中材，而绝大多数家长也属平凡之人。在此情况下，要实现由普通初中向名牌高中的路径转换，只有通过学生苦学、家长和学校严厉督导以及上更多的课外班一途。普通高中向名牌大学的路径转换，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这种路径转换也会威胁到名牌中学学生的地位，从而激励后者也更努力地学习。来自经验性的观察再次印证了一个流传已久的格言：成功来自于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天份。成为名牌中学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往往比普通中学刷更多的题，上更多的课外班，面临学校和家长更大的督导压力，同时还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因为他的同学既是学习伙伴，又是更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一言以蔽之，名牌中学的学生会面临更大的学习负担。
现在我们可以在文凭化社会与学习负担之间建立逻辑关联了，这是一个从目标到出发点的反向递推过程：如果你想获取一个含金量高的文凭，你就必须上一个名牌大学；要上一个名牌大学，就要上一个名牌高中；以此类推就是名牌初中、名牌小学，甚或名牌幼儿园。而要上一个名牌学校，你就必须比普通学校的学生更加努力，而如果你想实现从普通学校向名牌学校的路径转换，你就必须付出更加超乎寻常的努力。总之，为了摘取名牌文凭，每个中学生都如同丘吉尔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那样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所幸的是进入大学就等于卸下“学习负担”了。与中学纯碎的锦标赛规则不同，大学遵从的是某种最低限度规则，即所选课程达到学校设定的及格线即可毕业并获得学位。在百分制下，及格线往往设定在60分，因而60分是付出最少而又能获得学位的最低标准，以至于“60分万岁”在大学生中成为一个口头禅。当然，如果选择读研、读博，又将回到锦标赛规则，但其竞争的烈度与中学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