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6年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在研究路径和学术话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拓展，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绩，但需要承认的是，这些成绩与重大战略任务的实际要求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对我们来说，更好地担负起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战略任务，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殊性的理论辩护，而是在此基础上强化问题意识，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政治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展开，既包含方向的反思和确认，又包含论题的梳理和设置。可以说，中国政治学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明确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着力点，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注入新的内在动力，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增添新的实际内容，进而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和完善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中国政治学重建的历史叙事
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历程作为讨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前提，一是因为历史叙事从来就不只是指向过去，对于未来的追求也是其内在构成；二是因为历史叙事不仅具有描述性功能，而且具有规范性功能。和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叙事一样，1979年邓小平关于“赶快补课”的指示也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起点。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科学的要求，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层面的考虑，而主要基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撑和推动。但是，从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过程看，总体上更多地展现出面向西方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建迄今30多年来，基本上是在对西方政治学的引介、吸收和运用的过程中成长的。其间除了一些老一代政治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之外，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的是舶来的概念、命题、方法和范式，而鲜有中国特色的原创。”“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并在中国道路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热”的再次出现，是向西方的开放和自身历史的反思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普遍性特征。作为“西方热”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国政治学的这一实践特点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两个问题。其一，对西方政治学的批判性反思比较薄弱。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应是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要追求学术自主发展，就要掌握与引领学科发展核心概念的话语权。例如‘政治’、‘公共领域’等比较政治的范畴与核心议题，这些学术典范议题，都需要有批判性的反思，要超越西方中心世界观。”批判性反思的弱化，既有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否定以及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一外部条件的作用。弱化的消极性后果逾越了学术层面，西方政治学通过学术外衣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政治任务。“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其二，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和成果的阐释有所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但在有的学者那里，“对西方政治学的接受较多，并存在着只有西方才有政治学的倾向”，对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青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空间，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中国政治探索的学术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政治实际上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核心论题，两者之间存在比较鲜明的分野，呈现为一种相互疏离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整体上相对滞后于中国政治的发展，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走在了中国政治学的前面。
21世纪的来临赋予中国政治学新的思想空间和发展机遇。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方一些人不得不调整“中国崩溃论”的心理预设，作出新的估量和打算，另一些人则从内心涌起解读中国奇迹的学术兴趣。无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提出的“中国政权韧性”命题，还是美国人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立意虽然大相径庭，但都是西方对中国道路及其成效的反思性产物。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开始作出面向西方的思想碰撞，发出自我正名的声音。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第一次正面回应西方在民主话题上发起的挑战。可以说，这一切实的行动既是中国自辩意识增强的重要标志，又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这一转变不只是哲学社会科学个别学科领域的反应。比如，在以分层研究为主导范式的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之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作出了“重返阶级”的方法论转向。随着主体性的不断增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也悄然问世，成为政治学自主性建构开启的重要标识和象征。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面向本土的学术自觉逐步显现的话，那么，习近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若干重大问题的重要论述无疑强化了这一自觉，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推力。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一重要论述在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任务的同时，也向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提出了自我检视和反思的前提性任务，显示出强烈的转折性意味。
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自主性虽然表述不同，但就内涵和意旨而言具有一致性，既是对自我主张的声明，又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对西方政治学的挣脱和对中国政治学的建构的辩证统一。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在功能层面上致力于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目标和价值目标的辩证统一。中国政治学应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论题，把自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构成，并通过考察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上其他政治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国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和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本质特征。其中，知识目标是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的价值目标是核心。就两者关系而言，讨论其中任何一个，都必须基于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在工作层面上是理念、行动和效果的统一。中国政治学自我主张的强化不仅应体现在学术口号上，更应展现为一系列积极的学术行动，要着力把理念转变为行动，进而达成积极的效果。既要彻底转变学徒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跳出在西方政治学框架中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窠臼，摆脱在理论、方法和概念等方面的习惯性依赖，更要深入中国政治实践，走进人民群众，把学问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研究路径和理论视野的拓展集中反映了中国政治学建构的实际进展。历史政治学的兴起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其主张者看来，“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换言之，“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历史政治学从现实的果出发，将当代的中国和历史的中国联结起来，希望通过走向中国历史的深处和传统对话，寻求历史的因，达成理解和阐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学术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的冲击和影响之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正视”，从这个意义上，这一研究路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表达，对于增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而言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出现，作为“相较于传统政治学规范研究”的一种面向“田野”新的研究路径，是又一种积极的探索。田野政治学认为，其“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存在于现实之中，走向中国历史的深处和走向中国现实的深处，两种研究路径取向不同，但都是将中国历史和现实统一起来解读中国政治的探索。时代条件的变化和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对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在空间上和重心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20世纪90年代世界性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民族问题进入中国政治学的视野，并通过政治学角度的民族问题研究，形成知识体系完整的民族政治学。”大数据时代条件下计算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起，展现出定量分析方法在中国政治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政治比较中的自尊和平等意识也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一方面体现在，“将中国经验纳入比较政治学一般分析框架，努力探索和拓展有助于理解和阐释中国实际问题的政治学理论，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创新点”；另一方面体现在，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心从制度研究向国家治理能力转移，这一转移足以证明，摆脱西方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和价值偏见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平台的传播和建设对于中国政治学建构的标识和引领作用也逐步得到强化。《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专栏中，陆续推出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等一系列中国政治学的重磅力作。《政治学研究》在2021年第1期开辟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专栏，发出中国政治学自主自强的声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年创办的集刊《中国政治学》一亮相就明确了推动和引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学术使命，创刊号上“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治学”的主题讨论更是彰显了刊物定位和选题方向。总体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中国政治学界“按照中央提出的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强化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本土意识，致力于推出植根于中国伟大实践的原创性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相疏离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中国政治学自我主张的探索，作为中国道路在思想理论层面从自辩向自信转折的重要构成，丰富和拓展了中国道路的学术空间，深化了关于中国道路的规律性认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性机遇
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新的分水岭上。时代的转折点，也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转折点。习近平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我们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而深入地认识时代的特征和变化，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任务，进而通过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推动中国道路的完善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概括而言，这样的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赋予中国政治学以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提出了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拓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新的叙事空间
新的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推动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世界秩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构成这场巨变的现实表征，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有力的挑战，“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这一变化除了权力维度的审视外，更需要从两制关系的维度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宣告结束，在西方看来，这既宣示了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胜出，又宣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出。不过，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这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显然过于草率而武断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暂时挫折，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失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依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续写姿态。冷战结束之后的30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的条件下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一方面强化市场因素的作用并选择加入全球市场游戏加快提升现代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保持战略定力，顽强坚守着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根据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总体稳定，使得中国从最初的被动状态一步步转变为战略主动的状态。今天，“东升西降”的政治反差与力量格局愈发清晰，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彻底破产和中国社会主义退守状态的基本结束。
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自身的积极创新和发展壮大，从20世纪末社会主义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决定性地站立起来；它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印证和伟大实践的同时，历史性地开拓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积极前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激活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重大课题，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宏大叙事的重新开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任务，其中包括梳理冷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过程与特征，厘清问题链条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从理论上回应“今天的世界怎么了”和“全球化走向何处”等一系列时代之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这一客观条件的变化在理论上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冷战结束之后，由于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国际社会中主导地位的凸显，以及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的运用越来越趋于弱化，宏大叙事日渐式微。但是，在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无可辩驳的穿透力和说服力。另外，这一客观条件的变化还在方法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价值。“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具有双重的批判意义，除了认识现实的功能外，还具有校正理论的功能。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在深入回答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必须作出自我的批判性反思与规范性校正。
（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凸显西方自由民主的局限，赋予中国民主的自我主张新的表达空间
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世界迎来了以“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为标识的西方模式主导的“后冷战时代”。将自己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阶段和最优成果并赋予自身普遍性意义的西方民主模式，跟随着西方资本的脚步显露出全球性存在的政治野心，一时间无可匹敌，所向披靡。西方民主的悖论在于，正是在向全球空间展开的过程中，其先天性缺陷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究其根本原因，尽管有美好的承诺，但西方民主始终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冷战时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外部压力下，资本与民主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冷战结束之后，资本既丧失了外部的竞争对手，又获得了全球投放的机会空间，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妥协也随之弱化，两者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西方今天不仅陷入发展赤字而且陷入民主赤字之中。变质的民主催生了民粹思潮，极端主义的泛滥反过来又加剧了民主的透支与人权的恶化，国家内部决策混乱、相互掣肘、政治动员乏力，进而陷入恶性政治循环。事实上，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美国的政治衰败和经济危机已经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总体性危机的情形。与此同时，西方在冷战结束之后不遗余力地对外输出的民主模式，并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民主与繁荣，反而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标志着西方民主危机的全球性展现。
尽管所谓“民主灯塔”已经暗淡无光，但西方的意识形态窠臼依然根深蒂固，一些人沉湎在百年来一直环绕在“山巅之城”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之中不能自拔。撇开本质层面的批判，他们至少忽视了两个基本常识。一是，自由是一个与时空和秩序相联系的概念，西方的自由理念逐步异化衍生为一种偏执的“绝对自由”。例如，在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将戴口罩、居家隔离等基本防疫措施视为妨碍自由的象征。二是，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价值与价值实现路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疫情应对是破除西方民主迷思的重要机遇。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大考”，颠覆了世界上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进一步暴露出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及其实践模式的局限性：西方的民主模式既非完美无缺，也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政治学应结合西方的民主现实深入剖析西式自由民主的制度缺陷和逻辑陷阱，在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中进一步明晰自我的定位与方向，增强超越性探索的理论自觉。疫情应对还是中国政治学在民主议题上回应西方无端指责的重要机遇。长期以来，西方有意将自己的民主模式作为民主价值唯一的实现形式，将一切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探索都剔除在民主框架之外，打上专制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治烙印，美国政府更是主观地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冲突理解为21世纪的决定性冲突。对此，中国政治学应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作出理论回应，在解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为中国民主的自我主张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不断增强中国政治学在重大时代命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抗疫的成功增强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说服力，提供了深化中国政治研究新的思想空间
改革开放虽然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并且这一领域的改革成为改革最突出的表征，但是只要秉持客观公允的态度，都不会否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积极成效，政治领域的改革和经济领域的改革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探索，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不断深入。与经济体制改革受到西方经济模式的外部压力相一致，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也一直伴随着西方政治模式的外部压力。在基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同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问题上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构成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探索的根本政治原则，也构筑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根本政治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之于市场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并以在政治上一次次‘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决然态度和对外有限性开放牢牢地坚守着原则底线。”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政治方面的支撑和保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奇迹”背后最深处的“政治密码”，是世界政治文明百花园耀眼和绚丽的一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2020年以来，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治理成效与成功经验有目共睹，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和承认，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说服力，提升了中国政治学在政治发展问题上的学术自信。中国抗疫的成功，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更为全面而深入的审视，巩固中国政治学自主建构的学术立场。有西方学者指出：“常言道，一旦身陷危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这句话道出了社会主义之于危机应对的特殊优势，当然，社会主义不只是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暂时性安排，不止于灾难拯救的工具性意义，而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中国抗疫的成功，还有利于中国政治学深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新的文明类型更为深刻的思考。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是以超越性确立自己的价值优势的，中国抗疫的过程还有利于中国政治学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出发，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在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十四五”时期是不同道路、理论和制度竞争竞赛的关键期，关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规律性认识的紧迫性越发凸显出来。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不断增强道路自信和学术自觉，紧跟时代脚步，呼应人民期待，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总结，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步伐，准确揭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原创性、集成性的理论贡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文明类型不断发展和完善。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展开的理论方向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加速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既有特殊性一面，也有普遍性一面，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中国道路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进一步而言，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后者呈现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一面，反映为道路的底色和根本规定。与之相一致，中国政治学不只具有地方性，还具有一种相对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建构的中国政治学，是中国的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辩证统一，内在蕴含双重属性：一是特殊属性，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与任务相联系；二是一般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则相联系。就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建构而言，技术层面的学术路径拓展丰富而多样，有的探求新的叙事方式，有的深挖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相关元素，这些努力深化了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点的理解，进一步强化了合理性论证，因而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值得高度肯定。但是，社会主义的叙事在中国政治学建构中被有所忽视，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撇开依然认为只有西方才有政治学的学术偏见不言，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意识不足。“现在很多学者开始有了概念建构的意识，却没有进一步将概念提升到普遍性层次的意识。如果不能够贡献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那中国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其二，知识不足。“在如何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两种突出偏差：一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不能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甚至标签化”；“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缺乏足够的认识，并缺乏相关的理论训练”。其三，反思不足。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理论品格，但在中国政治学的建构中，与理想性引导和批判性反思相比，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合理性论证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如果在中国政治的叙事上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视野的观照，既难以彻底阐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优势，更难以彻底阐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尽管有政治学者作出普遍性视角的提醒，表达了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的意向，但坦率地说，大多数成果或局限于对中国政治特殊性的解说，或只是在中国的时空中讨论普遍性的意义，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高度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的概念虽然去除了“特色”的字样，但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本土化的理解。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建构绝不仅仅是挣脱西方政治学的束缚转向自身，它同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转向，唯物史观关于本土化的解释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然而，“双重转向”的要求在学术实践中往往只表现为“一重转向”，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建构，倒不如说是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建构更为恰当一些。只有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才能真正确立起中国政治学的特殊优势，也才能真正为自主性建构打开前行的通道，换言之，方向性问题是中国政治学展开的首要问题。中国政治学的展开，不仅指向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拓展，更为重要的是指向方向的反思和确认。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站在人类新的政治文明类型的高度，是中国政治学获得更为广阔理论空间的根本前提。
中国政治学的展开，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任务的出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根本区别。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塑造出中国政治学的灵魂，成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指引。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分析阐明了经济之于政治的决定性地位，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成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真理价值，深刻蕴含在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只要坚持认真而严肃的态度开展对话，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种种指责和污蔑既自欺欺人又不堪一击的真实面目就暴露无遗，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尽管自由主义及其倡导者在不同的国家或时期具有结构性变化，但其统一的基础是始终不变的：个人经济主体对私人财产的自由占有和支配，以及对这些权利的政治和法律保证。围绕着这个固定的中心，自由主义的全部特殊经济和社会要求都是可以修改的——甚至到自我取消的程度。因此，在自由主义统治时期，只要被威胁的自由和私有财产安全要求，国家权威对于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就会频繁发生，特别是当这种威胁来自无产阶级的时候。专政和独裁国家倾向的观念并非不适合自由主义。”
很显然，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治学的建构才能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也才能在与西方政治学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如果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的“补课”称为第一次重建的话，那么，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第二次重建。这一展开的过程，一方面要求深入揭示和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强化超越性探索的政治理想，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一任务的出场，不仅包含着正面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公开挑战，还包含着突破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的深入探索，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另一方面要求积极修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增强中国政治学知识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间的联系。概括而言，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前行，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一共识，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政治学的展开，还意味着深化对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意味着基于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深入思考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应努力对我国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阐释，必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炼标识性概念、范畴，阐释好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一个时期以来，学者们从相关学科视角对中国道路、中国民主政治展开研究，形成了大量论文、专著，但从政治发展的大视角系统阐释研究中国道路的成果还不够丰富”。近年来兴起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阐明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并澄清了一系列根本性误读，从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分野，但是，少有对问题的触碰，在“切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这个关键环节上有所保留，没能真正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内在结合，这些是其明显的不足之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公平正义问题的现实凸显，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发展，应“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如果说理论框架内的自我盘桓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疏远社会现实的方式，沉浸于细节之中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与社会现实脱节的方式。近些年兴起的微观政治学虽然适应了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表现出了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大大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空间和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但是，微观化只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并非学术研究的目的，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分工关系，而应有机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政治形态和实践特点决定了，微观视角任何一个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一个微观性问题的出现，其认识和解决都必须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且最终必须回到宏大叙事，否则微观视角的研究无论如何丰富都只具有学术层面的意义。进一步而言，政治哲学高于政治科学，在关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关系的认识上，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事实上，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因此，应破除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二元化的思维方式，切实确立起政治哲学的优先和指导地位。
总之，中国政治学的展开，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替代和超越西方政治学的根本立场，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实践的辩证统一，实现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原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途径，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途径。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展开的主要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道路的价值目标和内在规定，中国道路探索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新的探索，也必然以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发展和完善为根本任务，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实践空间和基本议题。
（一）强化中国政治学的世界历史视野，积极参与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讨论
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在作为根本性力量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守护和捍卫，绝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身在理论上的科学性，而是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国政治学需要强化世界历史视野，深入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关于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科学技术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要素，无论是产生还是发挥作用都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要素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同时也投以批判的目光，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科学技术在赋予人们生活越来越多便利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挑战，“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我们不能陷入关于技术之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浪漫主义想象之中。从根本上说，“现代科学和技术乃是资本生产推动产生的，并内含着后者的目标”。资本逻辑在促成科技进步的同时又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性深入，两者的结合构成全球性问题的根本成因，如果追究风险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因的话，资本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科学技术不能任由资本的驱使越来越严重地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一点已经形成全球性的共识，但是，由于“人工智能设限的设想最终需要全球合作的政治条件才能够实现，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最终是个政治问题”，因此，讨论和解决“以集体生存为目标的控制技术发展的全球经济政治体制改造问题”，抑制或摆脱“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的资本逻辑，就构成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中国政治学需要将资本纳入科技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之中并将之作为关键性因素，深入思考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
第二，关于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关系。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批判和解构，是中国政治学的内在构成，也是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基础性工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条件下，需要深化对全球化与西方民主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反思。新一轮全球化曾经在政治上被理解为民主化的同义语，市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西方民主模式的全球一体化被视为孪生兄弟，这一认识如果不是一种错误的判断，那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现象，西方自由民主并非无可匹敌，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复杂性和局限性”。面对西方的政治乱象和民主病态，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开始转换视角，福山承认，“西方民主处于倒退状态”，“全球化的确在民主国家中制造了内部紧张，而民主国家却无法调和这些紧张”，“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福山所做的只是一种表层的分析，从深层的原因看，西方民主的衰败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力量强势作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的充分显露。如果说金融危机催生了政治危机的话，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彰显了西方民主的局限。批判与解构的深化，必然导向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议题，拓展出替代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想象空间。
无论是科技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关系，中国政治学在思考和回答的过程中都应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面对疫情的冲击，齐泽克说：“我们必须学着在股票市场和利润的坐标之外思考问题，直接寻找别的方式，来生产和分配必不可少的资源。”这位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对马克思未来社会设想的理论呼应，折射出他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深重焦虑。不过，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思想活动，换言之，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超越的命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还应保持对西方国家修补民主和调整全球战略的关注，正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机遇之间的关系。
（二）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政治学展开丰富而深厚的土壤和资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政治的探索成果作出全面系统的深入阐释和总结，将经验性内容中所包含的本质和规律性关系提取出来，是中国政治学展开的重要任务。这个任务，显然不再停留于经验事实的发现性描述，也超越了自我正名的需要，而应上升到新的政治文明类型的高度。具体而言，这个任务包含三个层面的实践要求。第一，给予那些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概念和思想观点以正名和廓清，辅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拉回。这涉及国家、阶级、政党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范畴的认识和处理。“国家是社会产生阶级之后的产物，阶级是任何国家构成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阶级是政治学中最简单的、最基本的范畴，是政治学研究的最初出发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之于中国政治学的建构而言绝非无足轻重，应在学术实践中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运用。第二，将中国政治探索的最新成果统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政治领域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都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旗帜下加以梳理和分析，强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内容与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内在联系。第三，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提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元素，阐发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推动人类新的政治文明类型的构造。
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需要辩证对待自己的历史。富含天下情怀的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和优势，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我们需要基于知识与价值的统一，将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元素及其实践方式提取出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在构成。另一方面需要辩证对待西方的知识。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应该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这自然包括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有益成果。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或剥离和剔除，或过滤和清洗，既不能将特殊性简单地理解为普遍性，贴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标签就敷衍了事，更不能还抱着洋教条不放。总之，“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一原则应贯穿于构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全过程。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之中，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则构成关键。话语一直以来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并且在一段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其预期的效果。一些地方或单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边缘化处境，一些人头脑之中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模糊化认识，都是这一效果的具体表征。正是基于这一点，习近平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把我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在世界大变局、历史大转折的国际背景下，构建话语体系之所以异常重要而紧迫，既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又有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竞争力和增强意识形态战略应对能力的考量。
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构，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大众传播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探索的成果，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为西方所独有。我们需要在对与政治相关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作出辨析和厘清的基础上，将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统一起来，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以民主为例，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范畴，我们一方面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其在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自我主张纳入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框架，结合马克思阐明的“真正的民主制”目标揭示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应突出民主话语的问题意识，坚持系统性思维，避免因碎片化和零散化的学术实践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注重检视和挖掘历史资源，凝练和打造出中国政治的标识性概念并使之流行开来。
（三）突出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意识，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作为不懈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指出，“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实践任务规定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提供了中国政治学展开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实践性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从根本上必须以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没有现实层面的问题意识，学术层面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如果对真正的现实漠不关心，丧失了对问题的发现和诊断的能力，中国政治学就会在转向自身的同时失去存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面向中国实际的问题意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一致的。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首先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较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标识中国现代化新的发展高度的同时也标识出公平正义问题的发展程度，进一步聚焦公平正义、更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价值追求和主攻方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民主，是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好民主，是具有深厚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好民主。”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一致性，既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基本要求，又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趋于完善和成熟的基本任务。中国政治学应强化问题意识，聚焦破解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质分离的难题，将形式与实质统一起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本问题，更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始终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极大地压缩了利益集团的生存空间，但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虽然受到强烈冲击却依然顽强存在，极大地抑制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列宁曾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对于一个脱胎于千年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面临着艰巨而繁重的双重任务，除了克服资本逻辑之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的消极影响外，还包括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关系和因素之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的深层障碍，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种种相关问题都或深或浅与政治结构和利益结构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政治学应强化规范性的思维方式，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这一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障碍和阻力所在，作出积极的理论回应。
【作者简介】
张树华，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波，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