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是《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全书中心人物贾宝玉的父亲和对立面，作为荣国府的实际支撑者，他在全书中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迄今为止，对贾政形象的研究几乎异口同声地将其定型为封建制度和礼教传统的卫道士。这一观点当然不错，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回答了“是什么”，而“为什么”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故本文拟以前人的成果为出发点，将贾政形象置于传统文化的背景上，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探讨其内心世界的矛盾性，主客观之间的对立性，其人生历程的悲剧性，进而挖掘作者所赋予这个形象的文化意蕴。
一
贾政的人生历程大体以三部曲组成：即出仕前，仕途中，抄家后。他出场时，其人生第二部曲的帷幕早已拉开，其人生目标已经明确，其思想性格已经定型。人生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思想性格定型为：“为人端方正直”（冷子兴语），“谦恭厚道”（林如海语）。作者按儒家“修齐治平”的文化理想来精心塑造贾政这一独特形象，把他塑造成了儒家文化中典型的孝子、严父、忠臣的形象，进而又将他置于传统文化与封建末世的纵横交错点上，置于二者的矛盾冲突之中，生动地展示出贾政事与愿违、动辄得咎的人生两难困境：忠臣未做成，严父没当好，家长不治家，孝子未尽孝，整个是一个处处碰壁的人生悲剧。作者正是在这激烈的矛盾对立中，通过欲抑先扬、欲擒故纵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达到对儒家思想的否定，进而否定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与官僚制度。这真可谓独具匠心，寓意深焉。
作者所精心导演的贾政的人生悲剧是多角度、多层面的。约略析之，主要表现在家庭和社会两大方面。
在家庭中，贾政主观上严于律己，勤于修身，谨于治家，处处按儒家的教条规范自己的言行，从不越雷池一步。他“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他“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同上）；他深信“君子不重，则不威”（同上），庄重威严，不苟言笑，“敏于事而慎于言”（同上）。他竭思尽虑，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教子成龙的严父形象，一个治家有方的家长形象，一个克尽孝道的孝子形象。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处在封建末世复杂矛盾中的他，一切努力均是在枉费心机，终成泡影。最终他“惜春长怕花开早”的一片诚心，化作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长叹。
贾政的长叹之一，是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悲剧。这是他家庭悲剧的一个核心。作为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家长，作为儒家文化熏陶培育成的严父，贾政为了家世的利益，为了宝玉的前途，也为了自己的脸面而严拘儿子的身心。他深信“子不教，父之过”，觉得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去管教宝玉。而宝玉偏又是个欲冲破封建教条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新人。这就使父子关系在文化层面上展开了激烈冲突，终于酿成“不肖种种大受笞挞”的悲剧。在痛打宝玉的情节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贾政的残忍狠毒的性格侧面，而且更应透视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看出极端的恨后面所隐藏着的扭曲的爱。从他气急败坏“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的行动中，从他声嘶力竭的“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的语言中，从他“长叹一声”“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的神态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贾政矛盾复杂的悲剧心态吗？脂砚斋在此处夹批道：“为天下父母一哭”，“父母之心，昊天罔极。贾政王夫人易地则皆然。”这精辟之见，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立论的。贾政望子成龙，又不能不承认失败，视子如虫；他爱宝玉，又不得不打他，视子如仇，甚至在失败的绝望中欲置之死地，“以绝将来之患”。在此，贾政作为一个父亲，面对爱子背叛社会认可的文化传统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绝望心态表露无遗。
贾政的长叹之二，是他与贾母的母子关系悲剧。作为人子，贾政在家庭中唯贾母之命是听，千方百计让母亲开心，“色思温，貌思恭”（《论语·季氏》），主观上竭尽全力要使自己成为符合儒家标准的孝子楷模。可是，在如何培养宝玉这个关系贾家未来的重大问题上，母子俩皆爱宝玉而教法迥异，由此屡屡发生冲突。这就将贾政推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严管吧，则眼看“略可望成”的宝玉要“于国于家无望”；严管吧，又要伤母亲心，惹她生气。在这左右为难的矛盾中，他不时因无法平衡此矛盾而遭致贾母的呵斥。呵斥最无情、冲突最激烈的要数“宝玉挨打”这一回。打前，他严令：“有人传信到里头去，立刻打死”，想瞒过贾母；打后，他知母亲赶来，知难逃训斥，只好“跪下含泪”解释缘由，“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同时也“灰心自己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在贾母“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的厉声斥责中，贾政实际成了有违初衷的不孝之子。面对这无法统一的主客观矛盾，贾政的内心该是何等苦涩、何等悲凉、何等无奈！这种心态有时也委婉地流露给贾母。在“制灯谜”一回中，贾政就趁着母亲“越发喜乐”之机，“陪笑道：‘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在酸楚的语言与赔笑的神态的对比反差中，愈见出其心态之悲苦。故脂砚斋在贾政此语下评曰：“贾政如此，余亦泪下。”
贾政的长叹之三，是他与元春、探春的父女关系悲剧。从人性情感说，他是爱女儿的，但从家族利益出发，他又不得不把元春送入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不能不把探春嫁到“一帆风雨路三千”之海隅。面对这悲剧的发生，他的内心能无感情波澜的涌动吗？脂砚斋在“元春归省”一回中就深情地指出：“且写得父母兄弟体贴恋爱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伦至情。”当元春在帘内动情地说着“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之时，“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更祈自加珍爱……”在这刻板的公文式言辞与以满面泪水为表征的骨肉离别之情的巨大反差中，我们难道不应透视其中寓含的被封建君臣观念异化和扭曲父女关系的家庭悲剧意蕴吗？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按照儒家的人生逻辑，“齐家”是“治国”的前提与实习，只有治好家，方能推而广之治好国。《孝经》上明确指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贾政在“齐家”上效果不佳，处处以悲剧告终，那么他在“治国”上又如何呢？当然也只能是事与愿违的悲剧结果。由家庭步入社会以后，贾政主观上是恪尽职守，勤于政事，时时以儒家为官准则约束自己的言行。他遵照孔子“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忠君原则，“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力图做一个“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的忠臣。他信奉儒家的民本思想，“富而好礼”“主忠信”（同上），“居处恭，执事敬”（《论语·子路》），试图做一位“在其位，谋其致”、廉洁奉公的清官。可此时的历史车轮已运行至封建社会的末世，官场全面腐败。道德全面滑坡，信仰全面危机，他所信奉的儒家为官信条，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沦为人格面具。“世人皆浊我独清”，结果，清官贾政虽主观上“居官更加勤慎，”但客观上却陷入了孤独寂寞的可悲境地，成了欲清不能、迂腐冬烘的悲剧人物。贾政放江西粮道时事与愿违的官场遭际，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初到之时，他主观上“只有一心做好官”，“认真要查办起来，州县馈送一概不受”；而客观上阻力接踵而至，很快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的可悲境地。先是“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接着，衙役、鼓手、执事们是“搀前落后”，消极怠工，以示不满；“以后便觉得样样不如意”。既而，节度做生日，又无钱送礼。开始，贾政还想我行我素，把清官做到底，管门的李十儿第一次拿捞钱的事试探贾政时，“被贾政痛骂了一顿”。巧舌如簧的李十儿第二次下说辞时，贾政仍不为所动，欲硬撑到底。李十儿抬出贾雨村作例证，劝贾政识时务以上下和睦，贾政还呵斥他：“胡说，我就不识时务吗？若是上和下睦，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当李十儿以“功不成名不就”相威吓时，贾政心中的信念开始动摇：“据你一说，是叫我做贪官吗？送了命还不要紧，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李十儿趁热打铁，又以清官无名无利，贪官“升的升，迁的迁”的现实相诱惑，并保证“老爷外面还是这样清名声原好”。在此情景下，贾政恪守的信念轰塌了，被“说得心无主见”，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现实，顺水推舟地说：“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结果，李十儿打着贾政的旗号，贪赃枉法，“哄着贾政办事，反觉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直至“漕务事毕，尚无陨越”。这一段情节十分精彩，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贾政本意是在鼠害肆虐的官场上做一只捕鼠的猫，可在客观污浊现实的威压下，在李十儿的痛陈利害的教唆下，他的心态失去了平衡，价值观发生了倾斜，终于与李十儿达成默契，心照不宣，难得糊涂，无可奈何地“猫鼠同眠”了。这不正是他入仕之后官场生涯的一个缩影吗？不正是他人生悲剧在社会方面的生动展示吗？
二
在贾政人生历程的三部曲中，作者的笔墨主要花在如上所述的第二部曲中。那么首尾两部曲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这作为贾政完整人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不详加辨析。我认为，贾政的思想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人生三部曲中，分明展示出其思想性格清晰的嬗变轨迹，并且每一部曲均呈现出判若两人的剧变，带来其人生悲剧的不同文化意蕴。而两次转折之后，首尾两部曲又构成首尾相应、螺旋式回归的奇观，从而使其人生悲剧的文化意蕴，更加丰厚，愈发耐人寻味。
贾政在出仕前这人生第一部曲中的思想性格是怎样的呢？由于作者采用了虚写的方法，不如第二部曲那么显而易见，需要从人物的只言片语中去细心梳理钩稽。总而言之，可概括为流连诗酒，放诞不经，脾气古怪，酷爱读书。何以为据呢？且看：第二回，作者借冷子兴之口说他：“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这时所读之书，未尝就只是“四书五经”，未尝不可以理解成如宝玉的杂学旁收，也许包括着诗词歌赋，甚至或许还有《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禁书在内。而“祖父最疼”就说明着他当时也如宝玉得宠于贾母一样得宠于祖父。这也是其“童心”天性得以表现出来的基础。再看：第七十八回中作者直接出面评道：“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好一个“诗酒放诞”，此天性不正是其出仕前思想性格的总括和缩影吗？这就可以证明，其所读书绝非只是“四书五经”，不然何以能有此流连诗酒，放诞不经之天性？还有，第八十四回里，贾母当着贾政和众人的面说道：“想他那年轻的时候，那一种古怪脾气，比宝玉还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妇，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儿，如今只抱怨宝玉，这会子我看宝玉比他还略体些人情儿呢。”知子莫如父母，因此，贾母评说贾政出仕前的思想性格，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了。贾母直接把贾政和宝玉加以比较，可证明贾政在人生第一部曲中，其脾气古怪、任性而为，比宝玉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点上说，宝玉可谓是其父的酷肖之子。此处虽为高鹗所续，但因深合雪芹原意，可谓锦上添花之笔。
凡此可见，贾政出仕前后思想性格相比之下，不啻天壤之别。那么，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思想性格变化是怎么造成的呢？这要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从主观因素说，贾政受儒家入世思想文化传统的影响，受其显身扬名的人生价值观制约，他想在社会上立足，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但由于父亲贾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遂额外赐了主事之衔”，贾政失去了“原欲以科甲出身的”机会。这种捷径，也使得他心理上产生了一种缺憾，一种自卑。因此，他把“科甲出身”、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中“略可望成”的宝玉身上，竭力想把他培养成贾府的合格接班人，以作为自己心理缺憾的补偿。这就要求他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子侄面前，给宝玉们做出榜样，“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可见，从主观因素上说，贾政思想性格的变化，也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所致。从客观因素上讲，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严格地制约着他性格的发展。在社会上，他既然已经入仕，儒家“在其位，谋其政”的信条制约着他必须认认真真做人，老老实实为官，绝不允许他再放诞古怪下去。在家庭中，儒家“孝”的观念赋予他以责任感，决定他要一切服从家世利益。他要使处于颓势的贾家这个“百年望族”振兴起来，以防止在整个社会的落潮期中，贾家这艘大船会搁浅、后退。这就要求他牺牲个人的放诞天性，以威严的家长新面目出现，不断过问家事，何能再流连诗酒。这样一来，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外因促使内因发生变化，儒家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作用于贾政的内心世界，形成其强烈的自尊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从而变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一样，扭曲、规范了他“诗酒放诞”的天性，泯灭了他的“童心”，促使他的思想性格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也就结束了他人生的第一部曲，让他以一个面目全非的新的形象步入了人生的第二部曲。在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他失去了追求自由的童心，牺牲了诗酒放诞的天性，这个人生代价还小吗？这不就是其人生悲剧中独具内蕴的第一乐章吗？
贾政在抄家后这人生第三部曲中的思想性格又是怎样变化的呢？由于八十回以后作者和版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纷纭复杂起来，需要从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中去详加比较考证。概而言之，在曹、高二人笔下，贾政此段的人生历程完全不同，思想性格截然相反，成了面目迥异、一实一虚两个贾政形象。高鹗笔下的贾政形象处于前台，一目了然，为了服从“沐皇恩”“延世泽”“家道复初”“兰桂齐芳”的总结局，高鹗改变雪芹原意，赋予贾政袭了荣国公世职的喜剧结局，其思想性格也是第二部曲合逻辑、按惯性的延续，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经过抄家的打击，更加胆小怕事，噤若寒蝉，少了以前的刚气，更加恭谨谦卑，若惊弓之鸟，少了前时严厉的气度。那么，曹雪芹笔下的贾政此时形象又是如何呢？由于后四十回原稿的迷失，贾政此时的形象虚幻起来。但是，我们循着雪芹草蛇灰线之法的轨迹，沿波以讨源，根据前八十回的伏笔、暗示和照应，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贾政人生的第三部曲的概貌：即他的思想性格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了一位村居养静，流连诗酒的归农隐士了。如此论说，有何根据呢？我认为：
第一，这是雪芹设计的总结局决定下的贾政之必然归宿。众所周知，雪芹笔下的总结局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面对贾府“事败抄没”后“树倒猢狲散”“一败涂地”的悲惨景象，贾政革职后只能是归农隐居，别无他途。无论他主观上是否情愿，这是客观必然性决定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这又是客观环境变化所引发的贾政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前所析，贾政思想性格的第一次质变，是诱于客观仕途的吸引，迫于客观环境的压力，是主观服从于客观的结果。而如今，仕途的魅力已经消失，环境的压力已经解除，忠君，已无资格，家世，已不复存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变化引发了他性格逻辑的连锁反应，面对家族大厦的废墟，他看破了，醒悟了。他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性格质素又不失时机地上升为主导地位，决定他一如陶渊明的“守拙归园田”，去享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人生天趣，去品味“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人生哲理。这样，贾政思想性格的发展曲线，竟戏剧般地回到了起点，形成起终点重合的圆圈，从而为贾政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性格发展画上了一个硕大的、启人深省的句号。
第三，这还是前八十回雪芹有意点化的伏笔、暗示的合情理的必然发展。在前八十回，雪芹不止一次地揭示贾政“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深层心态，以为第三部曲的结局作性格上与情理上的铺垫。兹举其要者以证之：例一，第四回中作者直接评贾政道：“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余事多不介意。”脂砚斋在此处饶有深意地赞叹说：“其用笔墨何等灵活，能足前摇后，既境生文，真到不期然而然，所以水到渠成不劳着力者也。”所谓“足前”，乃指出仕前性格之自然流露；所谓“摇后”，乃指抄家后归宿之草蛇灰线。作为知晓原稿后四十回结局的脂砚斋此语，足以为我们指点迷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例二，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游至潇湘馆时，贾政笑道：“若能月下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一世。”旋至稻香村，贾政又感叹道：“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脂砚斋于此处评道：“极热中偏以冷笔点之，所以为妙。”此处之冷笔当与抄家后冷笔遥相呼应，且明言出“归农”二字，当是为最后的归农作一小引。例三，第七十一回，贾政外任回京后，“因年景渐老，事重身衰”“一应大小事物一概益发付于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或日间在里面母子夫妻共叙天伦庭围之乐”。这也可看作是雪芹在“足前摇后”，有意提醒读者当用巨眼观之。例四，在第七十五回，脂砚斋在贾政“说笑话”前后接连评道：“竟能使政老一谑，真大文章矣。”“这方是贾政之谑，亦善谑矣。”“偏写贾政戏谑，已是异文。”从脂砚斋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的“谑”字中，我们既可前瞻贾政威严呆板面目掩翳下的其放诞的本性，又可后观其归农村居时的潇洒戏谑的隐士风度。例五，第七十八回在宝玉作姽婳词前，雪芹特地插入一大段评论，其中写道：“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这是贾政思想性格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之一。与七十一回的“因年景渐老”而“只是看书”“下棋吃酒”相呼应，这里又再次突出其“年迈”，并将此作为其“名利大灰”的原因，这就符合人情、人心的共性规律。而“名利大灰”又是村居归隐的必要前提。这显然是其结局的必要过渡和铺垫。另外，贾政这里开始不强以举业逼宝玉，说明父子矛盾的根本之点已基本消除，贾政已开始任其自然了。这就为父子二人殊途同归的结局作一有力暗示。高鹗为服从他设计的结局的需要，大刀阔斧地砍去了这举足轻重的一段插评，这说明高鹗也是明眼人，看出了雪芹的用心，看到了此段与他笔下贾政结局的矛盾。而他的删除恰恰证明了我以上的分析绝非牵强附会。
综上所析，如果说程高本和雪芹原著中的贾政形象，抄家前是形神俱同、性格相似的一个贾政的话，那么，抄家后则一分为二，变成了面目酷似而神韵有别的两个贾政。相比之下，两个贾政的文化意蕴及审美价值大异其趣，高下判然。其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形象所表现出的作家文化心态不同。曹雪芹通过贾政形象的塑造，是要为封建社会唱挽歌，是要表达他否定功名利禄，批判封建礼教，否定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和官僚制度，进而否定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心态，要表达他人生如梦，终成虚幻的虚无主义文化心态。高鹗通过贾政形象的改造，则是要为封建社会唱颂歌，是要表达他“不谬于名教”的文化心态，是要借贾政袭职的光明结局，示达他歌颂皇帝“圣明仁慈”“仁慈使下”“皇恩浩荡”的忠君颂圣心态。二者之高下，难道不判然有别吗？
其二，形象所表现出的作家文化价值观不同。曹雪芹通过贾政的人生悲剧，否定了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借助贾政“村居养静”的结局，表达了对道家复归人类本身的自然之价值观的肯定和赞赏。高鹗则通过贾政的苦尽甜来，扬名显达，进一步肯定和弘扬了儒家的价值观。二者可谓分道扬镳，大异其趣。
其三，形象所体现出的审美感受迥然不同。曹雪芹笔下贾政的结局，恰如孙悟空从西天归来时一样，又把加在他头上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个紧箍去掉了。这样，就使其形体获得了解放，使他心灵得到了宁静，使他精神得以超脱。读者从贾政形象中可以获得一种轻松自然、宁静解脱的审美愉悦。而高鹗却不肯将贾政头上的紧箍摘下来，残忍地让他一直无可奈何地戴下去，直至走进坟墓。高鹗为了使这个紧箍戴得更合理，以与原稿“前后关照”，“有应接而无矛盾”（《红楼梦引言》），特地加上贾政一系列自我表白的话，如抄家前说：“我心里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袭职后又说：“提起村居养静，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报耳。”但这更加重了读者沉重压抑、悲凉苦涩的审美感受。
三
费尔巴哈说过：“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这里说明了“人”既有受文化、历史的制约的一面，同时也是文化、历史的载体。这个“人”既包括创作小说名著的作家，当然也可包括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曹雪芹作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站在了历史文化的制高点上，把自己对历史文化的深邃思考倾注在《红楼梦》一系列人物形象之中，贾政就是其中文化意蕴丰厚的人物形象之一，其文化意蕴，除以上已涉及的方面之外，还可归结如下几点。
人逢末世，真假易位，万事皆虚，出世乃最佳归宿。这是曹雪芹倾注在贾政形象中的文化意蕴之一。在雪芹笔下，当时社会虽表面是轰轰烈烈的“康乾盛世”，实际上，在整个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运行轨迹中，这已是回光返照的来世阶段。末世的征兆无处不显：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真假易位。社会大贾府，贾府小社会，贾府当然也不无末世的特征：表面上百年望族，花团锦簇，实质上是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作者独具匠心地把贾政交换置于贾府与社会两个世界之中，通过以小见大，以大证小的大小反复对比，充分揭示出贾政动辄得咎、一切无用、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剧，进而说明人生与万事皆虚空无用，只有出世，返归自然，才是最好的归宿。假若贾政生于封建社会的汉唐盛世，他在家庭中严于律己、兢兢业业、率先垂范、一切为家的行为，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治家楷模；他在社会上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可以成为忠臣典范。但不幸的是，他生于世风日下的末世，因此他成了无用的多余人。在家族中，他对贾赦、贾琏、贾珍之流的偷鸡摸狗、恣意败家无可奈何，他对凤姐的阳奉阴违、弄权纳贿无可奈何，他对宝玉的不服管束、任性而为无可奈何。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在一步步堕落下去，家风在一天天败坏下去，家财在一天天困乏下去。在气急败坏而又束手无策中，只有唱着挽歌为他爱恋的家庭送葬了。在社会上，他既不能如甄士隐辈彻底潇洒超脱，看破红尘，而欲入仕一搏；入仕后，也不能如贾雨村流见风使舵，唯利是图、权变机敏，适应气候；又不能如贾赦般只当和尚不撞钟，吃喝玩乐，不问兴衰，落得个口腹满足。因此，他只能是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活得极累的失败者和无用者。作者通过真人与假士的多层对比，最后为贾政安排了与甄士隐相似的“村居养静”的人生归宿，意味深长地揭示出这样的人生哲理：儒家的入仕思想是诱人的，人均难免于诱惑，连孔、孟本人也未能超脱，今人甚至后人亦如是。但在入仕前，一要认清世事清浊，二要量自己天性与才力而行，千万不可如贾政般轻入迷魂阵，结果只能害人害己，一事无成，若螳螂挡车，只搭上一条腿而已。莫不如弃儒归道，出世养性，优哉游哉，岂不是人生最好归宿。作者按儒家文化的理想来塑造贾政形象，最后在他四处碰壁、鼻青脸肿后，却让他归于道家文化的理想归宿，其中的文化意蕴，令人掩卷而深思不已。
人生于世，“童心”珍贵，本性难持，真乐乃最高境界。这是曹雪芹倾注在贾政形象中的文化意蕴之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天真烂漫，不受拘束的童年，都有一种无视世俗规范，依照真性情而生活的童心。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焚书·童心说》）这就由童心的本意——儿童的心情，引申为真心，真情实感。这种以真心、真情去享受生命的时期，往往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在一定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下，俗虑渐增，束缚渐多，“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同上），于是珍贵的童心失去了，纯真的儿童被改造成了俗物。在曹雪芹的笔下，贾政有过“诗酒放诞”的依照真性情生活的童年，有过宝贵的“童心”；但是，在儒家入仕信条的诱惑下，在家族责任感的重压下，他失去了弥足珍贵的童心。“失去了童心便失去了真心；失去了真心，便失去了真人”（同上），于是他被扭曲改造成一个假人。最后，在革职抄家的打击下，他醒悟了，在“村居养静”的自然环境中，又失而复得，觅回了自己的童心，进入到“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人生境界。可见，贾政人生历程的三部曲的演化轨迹，恰恰就是持有童心、失去童心和找回童心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中所寓含的人生文化意蕴多么开人心窍啊！不仅如此，雪芹还匠心独运地把宝玉的人生历程的发展轨迹与贾政进行交错对比，进一步把对人生境界的思索推向新的至高点。宝玉生来就有“似傻如狂”“潦倒”“愚顽”的童心，这本来与其父相近。从这点上可以说，宝玉的今天，就是贾政的昨天，宝玉身上的童心，正有着其父童心的遗传基因。不同的是，宝玉不想让这珍贵的童心失去，他要尽全力拒斥“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的儒家经典对童心的侵蚀，甚至不惜以性命为代价来保持这童心，做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先生者，而不愿一如其父成为失却童心的俗人禄鬼。可悲的是，贾政不仅未能保住自己的童心，而且还要竭尽全力摘掉宝玉这颗童心，扭曲他的天性。这就造成了贾政更深层次的悲剧，父子均吃尽苦头，家人亦不得安宁。随着贾政“年景渐老”，逐渐放松了抹去宝玉童心的企图，父子矛盾逐渐缓解。最后，宝玉“悬崖撒手”“弃而为僧”，终于一直保持住了自己的童心。贾政也以儿子宝玉为榜样，最后也“村居养静”“诗酒放诞”，寻回了自己的童心。这样，雪芹为我们描画了父子二人生命历程的同——异——合的演进图式，从而以贾政的失而复得为陪衬，赞美了宝玉不顾父亲挺杖的皮肉之苦，顶住了“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终于保住了自己童心的难能可贵精神。这也生动地说明着：雪芹融合了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李贽的“童心”，袁宏道的适世，新时代的自由等思想，经过他自己胸中洪炉冶炼加工而成为一种新的人生境界。这就是以贾宝玉为典型的、可以概括为“真乐”的人生最高境界。即应以成年人的智慧护住童心，把生死置之度外，把功名利禄一脚踢开，以真性情去享受生命，以大化的超脱心境最大限度地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以审美欣赏的真乐心态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如爱情、友谊、欣赏自然、艺术创造，等等，从而在放弃追求生命长度中，加大生命的密度，体味人生的真意，享受生命的真乐。在雪芹笔下，这种真乐的人生境界魅力可谓大矣，简直无法抗拒。真人甄士隐追求此境界，乐此不疲；新人宝玉追求此境界，百折不挠；假人贾政一度放弃此追求，并想改变他人此追求，但最终还是归于此追求。这里边包含着作者对人生合理性的严肃思考，启发着后人去彻悟人生的真谛。
人处家中，儿子难做，父亲难当，真情乃最大关纽。这是曹雪芹倾注在贾政形象中的文化意蕴之三。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那么，处于这种文化土壤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黑格尔《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这样，每一个男人都面临如何在伦理型文化的制约下为人子、做人父的难题。贾政正是曹雪芹在这种历史文化制约下，以自己父亲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既为人子、又做人父的文学典型。他为人子时，虽也是悲剧，但孝道中寓真情，雪芹由衷地赞美了这种敬老真情。如二十二回猜谜这个情节就是作者浓墨重彩书写的典型例证。当贾母出谜面时，“贾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乱猜，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了”。轮到贾政出谜面让贾母猜时，只见他把谜底“悄悄地说与宝玉。宝玉会意，又悄悄地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说：‘是砚台。’贾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然后献上大盘小盘的新巧之物，令贾母心中“甚喜”。一向古板拘谨的贾政也搞了喜剧性的小动作，但这并非虚伪做作，而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正因为有此真情，才使这一情节闪耀着人情美、人性美的火花，才创造出了祖孙三代最和谐的场面。这与薛宝钗猜元妃谜时的“一见就猜着了”却“只说难猜，故意寻思”，绝不可相提并论。雪芹在这里昭示人们：面对八十岁的老母，作为儿子，关键是让老母欢喜开心，是非曲直均不遑论及。这就是真情的孝心，也是人所缺少的应该弘扬的人情美。如果说贾政为人子时美多丑少，真情自然，可汲取者多的话，那么，他为人父时则少美多丑，真情扭曲，可扬弃者多矣。贾政对宝玉也并非无真情，说“试才”时脂砚斋在“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孽障”下批之道：“爱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语。”但这种爱子之真情，却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离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贾政正因“爱之至”而多走了这一小步，就造成了“似是爱之，其实害之”（柳宗元《种树郭槖驼传》）的可悲后果。贾政爱子真情之所以被扭曲的文化原因，除前所述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望子成龙文化心理在作怪。这种文化心理可谓源远流长，影响巨大。早在《战国策》中，触龙就说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名言。这种观点倒不错，但当儿子难以成龙，“计深远”而难以奏效时，爱子之真情就异化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逼子成龙”的扭曲心态，如贾政之所为，这就大错特错了，是应该扬弃的糟粕。贾政的教子失败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放眼当今中国之为父者群体中，继承贾政之衣钵者大有人在。他们之中，达者，产生出子肖于父的肖子文化心理；穷者，则衍变出望子胜于父的补偿心理。为使儿子成龙，他们甘愿为水，甘当孺子牛，以“长宜子孙”。所以说，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关怀和牺牲精神堪称“世界之最”。但龙终非寻常之物，成龙者毕竟是少数。当家长们的希望落空时，其至爱之真情就异化为独裁作风，“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可以如贾政般凌暴子女，张口畜生，闭口孽障，甚至棍棒相加，大打出手。现今时常发生的亲生父母打死儿女之事，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吗？即使是掌上明珠的独生子女，挨过父母打的也屡见不鲜。来自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调查表明：一年级某班48名学生中，挨过家长打的竟达47人之多。而且其中27人是被用棍子打的，18人竟被扒了衣服打（此调查见《新闻出版报》1993年5月1日田浩文）。不想“宝玉挨打”的悲剧，在今日竟还在轮番上演，司空见惯。在这种独裁专制下的子女会如何呢？是否真的能成龙呢？雪芹早已写明，连宝玉尚且“惟有唯唯而已”，连湘云尚且“缄口禁言”，何况一般之子女呢？难免成为奴性十足、呆若木鸡的可怜虫，如何还能成“龙”？如何还能成才？正如贾政一样，中国家长思想性格中，往往是孺子牛精神与独裁作风的合二而一，浑然一体。从雪芹精心塑造的贾政形象中，当今中国这样的家长们难道不该有所领悟吗！那么，正确的为父之道又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早已指明：“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三条之源，正是曹雪芹昭示我们的“真情”二字，可谓是真情的最佳形态，而贾政们之所作所为，则是真情的扭曲形态。
凡此可见，曹雪芹倾注在贾政等人物形象中的文化意蕴是何等深厚啊！无论是古人、今人，还是后人，皆可从中吮吸文化的甘露，领悟人生的真谛。
（《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