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自古就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威胁最甚的自然灾异之一，其传播不仅在各类史籍中留有触目惊心的记载，同样也成为沉痛的历史记忆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蒲松龄作为一名关心民瘼的底层文人，其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颇多以忧民纪灾为主题的作品，其中有18篇涉及疫病书写，所涉疫病类型除原因不明的大规模瘟疫外，还包括结核病、疟疾、天花以及动物类疫病，如牛癀、马瘟等。
疫病书写及现实背景
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山东淄川的乡村，对于农村灾害与百姓疾苦十分熟悉。袁世硕先生指出：“在蒲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旱灾、涝灾、虫灾、雹灾，近二十余次。”（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P287）这些自然灾害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疫病，给百姓带来双重苦难。据《淄川县志》记载，清康熙十七年（1678），“四月不雨，五月二十六日始雨，复旱，沴气为祲，人多病疫。”（[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卷三《灾祥》，艺林石印局，P168）二十二年（1683），“凶年之后，人多疠疫也。”（同前）《聊斋志异》涉及疫病的情节，正是源自蒲松龄面对疫病肆虐下社会惨状的所观所感。此类篇目或以疫病为故事背景，如《青梅》中写道：“是时，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从女。未几，媪又卒。”（任笃行辑校《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版，P662）《小梅》中亦说道：“忽四乡瘟疫流行，死者甚众，一婢病三日死。”（《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778）或将疫病作为过渡情节一笔带过，如《妖术》中“仆疫不起”（《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01），《雷曹》中“夏遘疫卒”（《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612），《鬼妻》中“妻遘疫卒”（《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542）。另有数篇以疫病为主题，如《牛癀》《韩方》等。在涉及疫病的小说中，《瓜异》颇为特别：“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657）全文仅28字，寥寥数语似是专为志异而作，其实不然。《〈聊斋志异〉遗稿》中此篇《附记》写道：“辛巳夏，各省多潦，瘟疫大盛……戾气之流，在人则为疾疹，在物则成异类。”（同前）可见《瓜异》并非纯是记述见闻，而是对瘟疫之下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的社会状况的反映。
《聊斋志异》中的疫病书写不仅是蒲松龄对疫病横行下社会状况的真实记录，亦与他自身及亲人饱受疫病之苦的切身感受有关。蒲松龄曾患有疟疾，其在《病疟歌寄孙蕴玉》一诗中详细描述了自己患病时忽而热极忽而冷极的痛苦万状。如“老夫五旬初病痁，岑岑头重如乘船”“溽暑忽变作严冬，才出雪窖又炊笼”“三月龙钟杖初起，参差瘦骨深两睛”，最后发出“疟兮疟兮虐如此”（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聊斋诗集》《病疟歌寄孙蕴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P679）的沉痛慨叹。疟疾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在卫生条件简陋的乡下是十分常见的疫病之一，《聊斋志异》对此疫多有描写。如《顾生》提及“世子疟疾新瘥，今日亲宾作贺，先生有缘也”（《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695）；《钱卜巫》有“时方东作，病痁不能耕”（《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645）。更让蒲松龄“情不可忍”的，是其晚年诸稚孙皆病痘而亡：“何意一堂欢，已招鬼神忌！学步方初成，一朝尽夭逝。”（《蒲松龄集·聊斋诗集》《诸稚孙皆以痘殇，情不可忍》，P640）痘疹作为一种致死率高、传染性强的烈性疫病，曾夺去无数人尤其是孩童的生命。《聊斋志异·放蝶》篇中太守之子便是“痘儿惊陷，终夜而死”（《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530），连官吏士绅尚不能免，蒲松龄这类贫寒之家更是束手无策。
疫病书写的道德内涵
东汉刘熙《释名》解释“疫”的语源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东汉］刘熙《释名·释天》，中华书局1985年版，P9）意为疫病发生是鬼神驱使所致。古代社会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民众无法正确认识疫病发生的原由。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以及重德理念的影响下，疫病的发生与消失，往往被认为与个人的德行及上天的奖惩紧密关联。《聊斋志异》中《牛癀》一篇写道，六畜瘟神专司牲畜疫病，养牛户陈华封因好奇掀开其耳后厚膜，意外放出其脑中所藏牛癀，酿成大祸。瘟疫发生后作为行瘟使者的六畜瘟神主动告知药方，始作俑者陈华封却“欲专利，秘其方，不肯传”，以致自家病牛也医药不灵，广传药方后始解此疫。（《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399）这则故事颇耐人寻味，尽管在脑中藏有数种疫病的是六畜瘟神，然放出牛癀者却是人自身。而单凭瘟神所示药方亦无法弭祸，唯有人不存私念方能消灾自救。读此篇可知瘟神固然可畏，人之私心更加可畏。何守奇评之曰：“一怀私意，则方遂不效，人之不可自私也如此。”但明伦亦言：“世之有奇方而不肯轻泄于人者，谨防神罚。”（同前）
蒲松龄的这一思想，并非只是对世人的警醒，他自身也在努力践行。其自撰医书《药祟书》中有关疫病的药方达12种，如“治霍乱吐泻”“辟瘟方”“治伤寒”“治疟疾”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所需药物皆为老姜，绿豆，白蜜，黄酒这类居家随手可取之物，真正做到“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蒲松龄先生遗著补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P89）。无论是在小说中劝导人们不可存私，还是在现实中毫无保留地将药方公之于众，皆体现了蒲松龄博施济众的仁者情怀。
因人自身过失而导致疫病发作的例子还见于《聊斋志异》其他篇目。《武孝廉》中，石某“夙有瘵根”（《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968），垂死之际蒙狐妇相救得以复生，并在狐妇相助之下飞黄腾达，冠盖显赫。然石某得志后竟忘恩负义，不仅将狐妇拒之门外，甚欲杀之。最终狐妇收回丸药，石某病发而死。《珊瑚》中，安二成与其妻臧姑心术不正，结果报应在其子身上，长男病痘而死，次男随之而亡。尽管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因果报应之说皆为无稽之谈，然在科学矇昧的古代社会，这类故事亦可起到劝善惩恶、警醒世人的效果。
疫病书写与历史记忆
《聊斋志异》除精心结撰的花妖狐鬼故事之外，另有记录见闻、粗陈梗概的短章。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言：“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2482）《聊斋志异》中许多与时事相关的奇闻异事，或隐或显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在驰想天外的鬼怪故事中，透露出不便直言的历史讯息，这类文章亦可见于以疫病为叙事主体的篇什。
《韩方》讲述明代济南以北数州县瘟疫流行，韩方的父母亦身染重病。南乡土地神告诉韩方，东岳大帝正召集屈死鬼中“有功人民，或正直不邪祟者”任用为城隍、土地，这些鬼魂急欲赴泰山求职，沿途勒索钱财，谋求口食，故而发动这场瘟疫。如要解此疫，只需“以黄纸置床上，厉声言：‘我明日赴都，告诸岳帝！’病当已”。（《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2396）韩方依法而行，父母果病愈。这则故事中的驱疫之法近乎玩笑，而疫病发生之由更为荒诞，蒲松龄意在将那些想方设法盘剥百姓的官吏比做急功近利、勒索钱财的恶鬼。学者多将这则故事视作体现《聊斋志异》讽刺艺术的典范，从文末的议论可以看出，这一解读亦符合蒲松龄本意。然而有一细节很容易被忽视，即这些疫鬼的来源。故事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所杀之鬼”。明清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山东地区屡遭兵燹，军民死伤无算，尤其骇人听闻的是发生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济南之屠。据史志，该年清兵直驱山东，在济南大肆屠戮劫掠，城破后付之一炬。生员陆璘、陆琇等描述灾后景象称：“但见城中焚杀已空，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乙编》卷二五二“崇祯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题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P101）待清人修史，对于凶残屠戮之事或避重就轻，或闭口不提。此事蒲松龄虽未亲历，然此等惨祸未能轻易从山东人记忆中抹去，口口相传保留下来。蒲松龄碍于当朝者的威慑，不能秉笔直书，只好将“新闻总入鬼狐史”，以鬼神怪异之说，补史之阙遗。《韩方》中，蒲松龄将丧生于清兵刀下的“枉死之鬼”作为发动瘟疫的源头，极言瘟疫规模之大，“比户皆然”。既可见瘟疫暴发之猛烈，亦可见疫鬼数量之巨，以表明此次屠杀的惨状。
另一则故事《厍将军》乃这一主题的重奏。厍大有得吴三桂麾下祖述舜厚遇，屡蒙提拔，升任为伪周总督，后见祖述舜大势已去，顿生异心，将其捆绑进献至清军蔡总督处。一日，厍将军梦见自己身至地狱，阎王为惩戒其背信弃义之行，命鬼隶以沸水浇其足。醒来后，其双脚疼痛肿烂，指甲脱落。后身体日渐衰弱，终患疟疾而死，死前犹呼“我诚负义”。厍将军甘事伪朝，可谓不忠；又背主求荣，可畏不义。作者所要批判的不仅是其有悖于“国士庸人，因知为报”的道义，更是其叛吴降清的实际行为。在清人高压统治之下，蒲松龄不能对厍将军投降满清的举动直言鞭挞，便借阎王之手对其进行惩戒。蒲松龄自身曾患疟疾，故对此类疫病发作时的痛楚有切身体会，小说中厍大有终因疟疾发作而死，可见其对明清鼎革之际首鼠两端的贰臣之痛恨。然而作者将厍将军在阴间所受惩处安排在梦中而非死后，表明厍将军深知投敌之举于大节有亏，故时受良心谴责，以致死前仍自呼负义。由此可知，蒲松龄固然对失节降清的贰臣颇为不耻，然亦能察知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故而在基于道义的批判外，犹怀有深切的同情。袁世硕先生认为：“（《聊斋志异》）许多书写时事的篇什，所叙之事，虽然荒怪，却记录了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明末清初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意蕴深邃，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欣赏性。”（袁世硕，《聊斋志异》时事短篇考析，《蒲松龄研究》，2015年2期》）这两则故事虽皆与疫病相关，实则言在此而意在彼，鬼狐只是叙事形式，而非表现内容，作者真正要传达的是这类荒诞怪异之事所生成之历史背景。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