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Historian of the Strange：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Tale ）的英文版于一九九三年付梓，那时我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时间快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转瞬已是三十年。

为撰写这篇文字，我又从书架上取出张友鹤先生四卷本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三会本”）——作为《聊斋》流传史上不可或缺的版本，在我多年的翻阅下，它已是残破不堪。尽管书架上还摆放着诸多其他版本的《聊斋志异》，但是“三会本”的每一页上都存留着我初读《聊斋》以及写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时所做的读书笔记。这些翻旧的、朱墨圈点的书页，令我不胜唏嘘！随手翻开，当从头再读其中的一篇故事时，竟然再次体验到了《聊斋志异》最初带给我的惊异与欣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些《聊斋》故事，今日读来仿佛故人重逢，依旧充满新鲜感，保留着当年令我痴迷的文学魔力。当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明清文学的研究，我现在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异史氏》一书的不完满之处，包括当时所忽略的一些事实或意涵。但再次浏览拙著英文原版，我依然禁不住为当时写作的青春活力所打动。如果说这部书尚有令人满意之处，那就是它传达出了我在发掘《聊斋》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中隐含的大千世界时，所深深感受到的兴奋与激动。

并非所有的《聊斋》故事都是短小精悍的杰作，但相当多的篇章可以称得上是如此。比如其中的《鞏仙》篇，即可视为蒲松龄艺术创作的一篇自我寓言。蒲公在这则故事中运用了创构幻想世界的一种惯常手法，将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转化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小说使用的比喻是“袖里乾坤”，即所谓“微观世界中的宏观世界”。在此，一段隐秘的恋情在道士的袖中展开了……当尚秀才与王府曲妓惠哥被无情地分开，巩道人的衣袖成为二人再续情缘的神奇秘府。当惠哥因身怀六甲而灾祸将至之时，道人再次施以援手——先是以风驰电掣之速将惠哥带入和带出，助惠哥在其袖中诞下男婴，而后又迅疾地将婴儿送至秀才家中。道人探袖之际，婴儿仍是“酣然若寐，脐梗犹未断也”。蒲公这种令人无法仿效的神来之笔，也从这一精心安排的细节中浮现出来：一段幽情在短短几段文字中展开，以婴儿的降临而达至高潮，而这一切都内含于作为叙事对象的宽敞衣袖的微型空间之中。

当最初写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时，我凭借直觉将选取的几个核心故事视为一个需要探寻线索和揭示秘密的哑谜。我的目标并不在于将这些故事看作“现实世界”的反映，尽管这些年来我也逐渐意识到蒲松龄对待“异史氏”这一名号的态度比我最初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如果我们核查故事提及的官职、地名、年代、事件等辅助性的事实细节，通常都能找到确切的出处。相反，通过一以贯之的文本细读法，我对每一则故事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离心式地剥离出故事产生与回归的文化语境。借此，我让《聊斋》故事和外在的文学世界互相发明。

当我着手研究《聊斋志异》时，学界关于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著述依然寥若晨星。我承袭了业师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所使用的“classical tale”一语，以对应于中文的“文言小说”，将之区别于白话小说或话本。韩南于一九七三年发表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撰述考》一文，从叙事手法和本体论架构两个层面，对这两篇鲜为人知的明代文言小说和其广为流传的白话故事改编版，开展了对比研究，这给我的启发颇深。尽管《聊斋志异》在明清文言小说集中独一无二，并且是公认的文学杰作，但当时尚不曾有一本以英文——假如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或以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撰写的研究专著。我有幸得以参考白亚仁（Allan Barr）于一九八四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和早期发表的关于蒲松龄的研究文章——这些奠基之作确立了西方《聊斋》研究中考据学的标尺，亦为我减轻了不少这方面的学术负担。不过，总体而言，中外明清文学研究中对白话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文言小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以推广“白话文”为旨的文化运动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道德和艺术建树的遗产。而我之所以被中国文言小说所吸引，一方面恰恰是因为它动摇了我作为当代美国学者对小说所抱有的成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言小说形式的精练和浓缩——它的简约和跳跃在表达上更接近于诗歌。

此时此刻，记忆犹如开闸的潮水一般，涌回我在北京和山东的第一次研究之旅。那是一九八七年的夏日，我刚与巫鸿完婚——他于当年六月获得哈佛大学艺术史和人类学博士学位。我们原定一起前往北京拜见公婆，巫鸿已有数年没有见到家人，但他的父母最终还是不同意他回国——他们担心巫鸿难以返回哈佛接受刚刚获得的教职，结果是我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巫家满门无白丁：婆婆孙家琇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公公巫宝三是经济学家，大姑姐巫允明则是少数民族舞蹈研究专家。我的心情自然有些紧张，但他们极为热情，让我顿生归家之感。我在北京的一部分时间在红庙一带度过，婆婆刚刚搬入文化部在那里新建的一个小区。当时那里的改造工程尚在进行中，让人感到非常偏远，虽然现在它已经成为三环和四环之间的中心地段。我在北京的其他时间，主要住在巫家后海边的老宅。在这两个地方的邻里中，我都是唯一的外国人。在北京做研究的那些日子，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王府井大街上紧挨着考古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老旧的藏书室，让人意想不到地存放着大量的古籍善本。我也有幸在我的学姐魏爱莲 （Ellen Widmer）教授的指引下，熟悉了不同图书馆的珍稀古籍库存，这段经历为我们此后的友谊和学术合作奠定了基础。

那个夏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济南之行——我前往山东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拜访了山东大学的两位资深蒲学研究专家：袁世硕和马瑞芳。马教授热情地带我前往乡间，参观了蒲松龄的老家蒲家庄。蒲松龄的后人当时仍居住在那里，当地也还不曾有一座体面的纪念馆。由于蒲松龄曾写过一篇《煎饼赋》，马教授特意安排我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山东大煎饼。她觉得我这个分不清驴鸣和猪叫的美国姑娘十分有趣。

刚开始研究蒲松龄并决定以“异”作为探讨《聊斋志异》的中心议题时，我曾与人笑谈道，三百多年后一个洋人女学者会写一本关于《聊斋》的著作，如果蒲公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这比他故事中的鬼狐精怪还要奇异得多。

我在此处回忆的是《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一书的写作缘起，以及它如何与我的婚姻、我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学术事业之间的联系。而当追溯《异史氏》成书以来的历程，我意识到《聊斋志异》一直是我学术生涯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也是让我不断受益的素材宝库。当我构思《异史氏》一书时，我力图把视野扩展至当时《聊斋》研究所侧重的“鬼狐精怪”等主题之外，刻意不以“怪力乱神”作为讨论中心。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越是意欲摆脱的东西，便越会缠着你不放：我的下一部书——二〇〇七年出版的《芳魂：明末清初中国文学中的女鬼与性别》（The Phantom Heroine：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这是我转入芝加哥大学任教后写的——则完全以女性鬼魂为中心。虽然该书溢出了《聊斋志异》乃至文言小说的畛域，但对几篇重要《聊斋》故事的文本细读和分析仍然占据着内容的核心位置。

《聊斋志异》也为我打开了通往艺术创作领域的一条通道，由此得以与中国当代的艺术家开展合作。比如《公孙九娘》是我所钟爱的一则《聊斋》故事，我在《芳魂》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详细探讨。这篇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背景设置为清初对山东地方起义的一次残酷镇压。故事中人鬼相恋，却无果而终。这种悲剧式结尾的爱情故事在《聊斋志异》中实属罕见。于是，我和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朋友、现任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的姚晨决定合作，由我作词、他谱曲，推出一部名为《乡村幽灵》（Ghost Village ） 的歌剧，以《公孙九娘》作为歌剧的故事原型。此外，我有幸在二〇一九年参观了画家彭薇的个人画展和她在北京的画室。她的作品延续着国画的文化脉络而富于当代艺术的实验精神，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女性的体验与视点。我们二人之间生发出一种自然的默契，几次交流之后，她决定以我建议的几篇《聊斋》故事为题，创作一组有关女鬼的绘画。这一题为《梦中人》的系列作品，成为她二〇二〇年夏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彭薇——女性空间”展的一部分。

现在，由山东大学任增强教授精心翻译的《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不仅谙熟《聊斋》原典，而且熟知与《异史氏》成书有关的海外学术语境，因而得以将一部美国式的学术专著成功转化为生动可读的中文学术话语。我要对译者和其他对这本书提供过帮助的学者及学生表示由衷的感謝。这本书的出版也将开启我与《聊斋》漫长关系的新篇章：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准备，我决定尽力把整部《聊斋》翻译成在学术标准和阅读感觉上都超出以往的英文版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和中国及国际学者的密切合作与交流，而这也是我衷心期望的有待点亮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