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空间治理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空间治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其主要类型有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土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治理、区域空间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空间治理对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发展理念的实施，形成高质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空间治理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空间治理主要从空间的角度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筹划，形成需要的秩序，形成生活、生产和生态三种空间的协调关系。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是一个值得深入进行的工作。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角度和主要类型的研究。在实践工作中也有不同的视角、理念、制度。我们这里从社会整体空间治理问题的角度进行社会哲学的研究，试图将空间治理一些基本的问题和主要类型做一个整体的探讨。
一、空间治理问题的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针对国土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提出要“完善空间治理。”[1]这是对当代中国空间治理问题的重要判断，为今后区域发展和空间治理确立了基本遵循。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同时有些困难比如污染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口和经济的资源承载受到空间约束。从“十一五”时期起，五年规划编制理念中更加强调资源承载能力和空间约束。“十一五”规划中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的相关内容大幅增加。“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区域发展和空间问题，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接连出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实施空间规划的多规合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继续推进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空间治理得到高度重视，这是因为空间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有内在的联系。
空间治理也是不同学科努力探讨的问题。概要来看，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研究比较充分，自身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比如地理学、城市与区域研究、城乡规划等；另外人文社会科学也有不少贡献，比如空间经济学、空间政治学、空间社会学等研究。这些研究，以区域空间发展研究比较充分，城乡研究也广泛获得重视，网络空间治理也是受到重视的领域。与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关系的，相关的政策、制度设置也主要在国土规划、区域发展、城乡关系、网络空间治理等领域展开。这些空间治理的研究、决策、制度设置等涉及诸多种类空间，比如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网络空间。空间治理的对象是一个动态、多维的复杂系统，既有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分，亦有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别。不过，相对来说，空间治理概念的使用在不同的学科中，其特定内容比较明显，没有上升为一个相对普遍的用法。几个类型空间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没有受到重视。比如网络空间和其他空间之间的关系在当今时代很难截然分开，而结合网络空间治理探讨空间治理还是比较少。
空间问题在哲学研究中，最近一些年也受到重视，尤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这对理解社会、理解社会治理包括空间治理是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的。空间是社会活动的载体，同时也是社会活动的对象、原因、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空间转向。这种空间概念不否认空间是活动的载体、背景、容器等，但更强调空间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的研究，汇聚形成了21世纪初期的空间转向探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哈维和苏贾本身作为地理学家、城市规划和空间规划的专业人士，其空间和城市研究在其专业领域受到广泛重视。他们的研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城市与空间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空间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其外延和类型是丰富的。空间是治理的基础和对象。治理都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并且针对空间内存在的关系和其他问题，涉及空间布局、空间格局、空间载体，空间治理的类型也比较丰富。
二、国土空间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空间治理
在当代中国，国土空间规划问题的突出，是和生产发展的水平与状态有密切的关系的。一定程度上，生态问题是我们理解国土空间规划中空间治理问题的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规划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随着人口经济和环境资源的空间约束问题的突出，比如污染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不匹配的结果，所以，空间治理在这些学科和领域较早得到重视。
生态问题表达了生产的限度，表达了人口、经济和资源在空间上的不匹配。一定空间中的生产所需要的自我净化达到极限，就形成了污染问题。生态脆弱的地方发展受到限制；生态条件好的地方，发展形成的废气、废物等不能有效获得处理，参与自然循环，也会将不能自我净化的部分积累进入到水、气等循环中，就形成了污染。尤其是可见的雾霾等，就是如此。这个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的划定，有关规划的实施，国土空间的开发意识提升，首先和生态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也意识到了，比如空间正义问题和环境正义问题首先有联系。发展超越了一定空间的承载能力的时候，就会形成环境问题。
习近平关于国土空间规划问题也有很多深刻全面阐述。他指出：“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2]从空间治理职责的角度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考虑。习近平指出，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权利不同，“需要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3]这些论述对于中国的空间治理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和意义。
2010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这项规划的基本理念是，在全国领土空间内，由于以地理位置差别为基础的不同空间本身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空间的主要用途即所谓的主体功能有差异，这种差异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领土空间本身的规律性形成的，必须尊重规律。人的活动类型和强度，应该和这种空间特征匹配。
主体功能区指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的一种空间单元。主体功能即各地区空间单元所具有的、代表该地区的核心功能。各个地区空间单元因为核心(主体)功能的不同，相互分工协作，共同发展。主体功能不同，空间区域类型就会有差异。
可以从几个角度理解这些空间单元差异：第一，从产业角度看，大致可分为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化地区，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农业地区，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生态地区等。第二，按开发方式或者用途管制划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区域。第三，按开发内容划分，则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第四，按层级划分，则分为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中央推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旨在发挥不同地区各自功能中的“主体”功能。比如在关系全局生态安全的区域，应把提供生态产品作为主体功能，把提供农产品和服务产品及工业品作为从属功能。区分主体功能，这也正是国土空间开发的基本理念之一。这些理解中，特定空间单元或者区域确定一定的开发方式或者实施空间用途管制为最重要。因为要是人的活动和空间自身提供的条件不能匹配，那么会造成环境污染，甚至造成生态灾难，有些开发活动造成的结果是不可逆的。
国土作为领土还包括内水和一定宽度的海洋。作为国土主体空间规划的一部分的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新时代以来也受到重视。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这部规划的理念和目标是：海洋空间利用格局清晰合理；海洋空间利用效率提高；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随着发展，我国海洋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但是，海洋开发和发展还不够充分和平衡，我们还不是海洋强国。对有关海域的开发和利用，按照开发内容功能区分有三：产业与城镇建设、农渔业生产、生态环境服务三种功能。根据功能区分，海洋空间利用有四类区域：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
总起来看，在空间治理制度设置中，国土主体功能规划有基础性的作用。国民经济五年规划(计划)、城乡规划、区域规划、自然资源利用规划、交通运输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等，都以此为基础。生活空间也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直接关联，与空间产品如房产、地产、景观、城市化、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等直接联系。生态空间的良性发展，也是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条件。
三、区域空间协调发展
一般而言，国土空间是一个国家内部最大的空间单元。在国土内部，可以按照不同的主观尺度和客观尺度，划分不同的空间单元，这就是区域、地方、地区。国土空间规划是最高层面的空间治理，与国家治理意志直接相连。一定国土内部的区域等相对较小的空间单元治理，往往以协调多种关系尤其是福利的地理空间分布为主要活动。
(一)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基本含义、外延和机理
区域问题非常复杂，是多种学科具有一定共性或者共同视角即空间视角的问题。一般而言，区域有两个含义：土地的界划，指地区；界限和范围。空间治理中以土地的划界或者地区为主。地区(area)通常指较大的地理范围，包括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域两种范畴。地理区域方面如沿海地区、沙漠地区、大陆地区、西南地区等。行政区域包括特殊政治区和行政区。地域(distract)通常是指一定的地理空间，一般有区域性、人文性和系统性三个特征。有时候也指土地、地区的范围。有时候特指本乡本土等地域观念。区位(location)主要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指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空间的联系，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地方(locality)指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有时候指各级行政区划的统称比如地方政府，有时候指本地、当地。这几个词语在现实中使用比较复杂，在一定角度看，就是有一定特征或者按照一定尺度、视角来划分的地理空间；也可作为一种决策、进行一定活动、建立制度的空间单元，这种空间单元的形成有自然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由于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对象，所以，空间与其他各种地理以外的因素不能分开，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
如果从空间治理的角度来审视目前的区域概念的外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第一，大的区域，中国东、西、中部，其中有生产的各种要素流动，也有产业流动、发展外溢，也有梯度发展意义上的不同；第二，秦淮线划分的南北方，胡焕庸线划分的西北和东南大区；第三，一些富有特征的地区，比如成片贫困地区，特别发达地区如沿海江沿河三角洲、湾区；第四，城市群，城市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对国家影响很大；第五，特殊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往往以一定的经济、政治原因而建构的特殊区域；第六，不同城乡区域；第七，不同交通网络及其相关地区，比如普通公路、高速公路、空运、水运和海运、管道运输等，本身就是一定意义上的空间，这些陆、海、空运输线路和一定的运输工具结合，会极大影响地理空间的特性尤其是通达性，影响政治、经济空间。虽然这些分类是有交叉的，但是相对来说，在一定的语境中，这种区分是有效的和清晰的，也能够为人们充分理解。从区域差异为基础形成的发展策略来看，其机制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发展中的梯度经济理论是指经济发展由低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过渡的空间变化历程。这种梯度形成很复杂，有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地理因素和人为的因素。比如，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流动，需要区域间要素流动的梯度的压力存在，也是经济聚集、优势集中的关键因素，相应也可能在另外空间部分形成贫困地方或者区域，形成不利于福利分配的区域差异等。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曾经支撑了我国从改革开放初到21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发展高台。
从现实看，生产要素趋向于集聚在少数几个地方，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因此，为应对此类“空间失灵”问题，经济政策制定中的“空间转向”逐渐兴起。[4]区域政策是国家优化区域空间格局、强化区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具有明显的空间属性。区域政策的空间属性包括“人的繁荣”的空间中性和“地区繁荣”的空间干预两种思路。前者重视空间政策的平等性，比如中国目前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生产要素流动在城乡之间顺利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建设和提供的基本平衡，就是试图形成空间上均衡的城乡关系；后者即空间干预就是针对不同的空间实施不同的政策，尽可能缩小或者消灭空间差异和不平衡，比如优先发展三农、乡村振兴战略从空间政策上就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区域政策只有兼顾空间中性和空间干预，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区域空间治理能力。区域政策以控制区域差距、协调区际关系、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为根本目标。[5]空间治理从区域经济、空间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一个方面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空间差异将逐渐缩小甚至消失，政策的空间偏向将消失，这就是空间中性的区域策略；另一方面，国家面对区域差异实施空间偏向的政策，这就是空间干预的策略。其实空间中性可能是目的，而空间干预往往是手段。这也是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的辩证关系或者哲学视角。
与人口分布、生态建设密切相关的行政区划的调整，也是空间治理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以省、地、县、乡 (镇) 为骨架的行政管理体系。其中，省级单元是很稳定的。改革开放之后省级以下行政单元调整非常剧烈，主要是撤地设市和撤县设市。另外，为了推进渐进式改革，中国设立了一些特殊空间单元开发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后来由于开发区经历着从工业区到综合性城市新区的转变，设“新区”逐步成为新的特殊治理方式。另外像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特区等设置，有经济的考虑，更有管理、国家安全等的考虑，也对当代中国空间治理有很大影响。
在中国区域空间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陆海统筹战略。从传统上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以陆地为主，近代以来一些内水、沿海区域地位上升。海洋大开发势在必行。另外空间治理方面还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个是海洋技术发展成为开拓新空间的关键，深海、远洋是未来发展的广阔天地；一个是太空空间的和平开发和利用。我们国家的海洋、空间技术在世界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方面的空间开发和利用、空间治理也应该得到重视。太空和深海远洋空间，往往是超国家的，但是，如果在技术方面能够实现持续、充分利用，也可以从国内区域空间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治理。其前途不可限量。
(二)新时代区域空间治理思想发展和制度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各项事业获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空间治理也取得重大成就。
第一，从整体看，协调发展是区域空间治理的核心和关键。
这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协调发展，需要我们从整体上进行安排，其中重要方面是做好空间治理的安排：“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6]地区比较优势、三大战略、老少边穷地区、东中西部、南北方、区域开发、城乡等都值得从空间给予重视。
第二，重视以中心城市、城市群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从区域经济布局整体来看，习近平2019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7]城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空间效应互联和外溢，推动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带动区域空间协调发展。
第三，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南北贯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地区结构也发生了积极变化，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中国正迈上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我们经济南北发展本来是有差异的，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对于这一点，要辩证看待，有些转变是优势集中，也有些可能是布局问题。有些还涉及双循环问题，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的条件和要素不同，应该具体分析和施策，辩证看待平衡和不平衡关系。
第四，实施三大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项战略性倡议，在国内涉及很多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部分主要关涉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地区13个省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内部分主要涉及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个省份。这项战略对西部大发展、中部崛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东部优先发展带来更多机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东中西部地区都有很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西部一些地区，过去是边缘地区，而一旦同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就会成为辐射中心，发展机遇很大。”[8]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模式。这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战略，能够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京津冀地区在全国有战略意义，对于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大城市问题有重要的启示。
2016年1月，习近平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共同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9]长江经济带发展涉及生态、交通、经济、市场、发展机制等诸多方面，横跨东中西，对中国区域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战略意义。大江大河的治理在区域空间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城乡协调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时间之内，我国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二元分割状态，又称为城乡差别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差别和二元结构有很多方面表现：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婚姻、征兵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制度逐渐在变化，差别不断缩小，二元不断弱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城乡差别和二元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空间角度来看，就是要解决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问题，解决公共服务基本均衡问题，以此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空间的有效、公平和可持续利用，以及空间的相对均衡发展。一定角度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是根本，新型城镇化、三农问题的解决、乡村振兴是融合发展的关键，市域治理和县域发展是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都是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问题。
四、网络空间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聚焦互联网治理，主张在网络主权的背景下，就中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治理要网络空间清朗，生态良好；统筹信息安全与网络发展、自由与秩序、网络主权自主与开放；在治理模式上要完善网络空间治理观的治理模式，形成完备的多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网格局，以综合施策为突破，推动线上线下、技术与人才、道德与法律共同施力，治理需要围绕国内国外、网上网下、现实虚拟不同情况，以清朗网络空间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作为保障，构筑中国网络空间治理。
网络作为一种空间，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国内和国外区分难度增加，这给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所以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内外兼修，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进行空间治理。习近平对中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代网络治理面临重大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0]习近平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几项原则：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其中，对网络空间本身也有深刻的阐述，指出主权平等原则和精神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各国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
从国内网络空间治理角度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治理网络空间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11]
从新时代国家网络空间治理制度设置看，有很多理念值得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分析、概括和总结。2016 年 12 月颁布的中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指出，网络空间是“信息传播的新渠道”“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繁荣的新载体”“社会生活的新平台”“交流合作的新纽带”以及“国家主权的新疆域”。[12]当今世界，网络深度融入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网络教育、创业、医疗、购物、金融等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交流思想、成就事业、实现梦想，这就是生产、生活、生态的新空间。同时，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领域，国家主权拓展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网络空间主权，维护网络安全，谋求共治，实现共赢，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近年来赛博空间概念也受到重视，也为互联网空间的治理提供了更为深刻和新颖的视角与深度。这是一个和计算机有关的精神的或者大脑的空间。赛博空间用于描述人们探索虚拟的互联网空间时所处的位置。目前，较为广泛的定义是用互联网定义的“网络空间”来定义赛博空间。赛博空间的虚拟性也非常重要，所谓的“虚拟性”(virtuality)即赛博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包含着真实性的拟仿，在物理学意义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在其效应上，它给人以真实而深刻的印象。[13]赛博空间的实际功能也和地理、物理空间是一致的，比如线上会议、线上金融活动等。以赛博空间为基础的网络政治的特征已经有人做了研究。“互联网有多种意义和价值，其中有在政治中的使用，以及产生政治的影响，比如，电子民主、电子动员、电子竞选、电子政务、互联网监视、互联网监管和控制、数字鸿沟引发的政治落差、互联网的政治地缘等。”[14]
最近两年元宇宙概念提出并获得热烈响应，是互联网空间、赛博空间研究方面的重大事件。元宇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赛博空间的高级形式。[15]元宇宙实质上就是广义网络空间，在涵盖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赛博空间以及思维空间的基础上，融合多种数字技术，将网络、软硬件设备和用户聚合在一个虚拟现实系统之中，形成一个虚拟世界。相较于传统的网络空间与实体的物理空间，元宇宙有技术叠加性、虚实融合性、具身沉浸性与实时交互性等鲜明特征。[16]元宇宙空间的基本原理、框架、活动与互联网空间与赛博空间保持一致。既有的治理能够基本应付元宇宙实践、理论以及提出的问题。
总的来看，空间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空间治理的突出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现实需要，是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空间治理也是多个学科重视的热点、焦点及难点问题。从主要类型看，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治理的基础，区域治理是空间治理的重点、关键，以区域差异作为治理的对象，形成区域空间均衡和福利平等作为目的。网络空间是新的空间类型，和其他空间都有联系，与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密切相关，赛博空间、元宇宙空间也是网络空间的新的形态。这些实践活动、理论研究、制度设置，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获得重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26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4-45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102页。
[4] 丁嵩、孙斌栋：《区域政策重塑了经济地理吗?——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6期。
[5] 邓睦军、龚勤林：《中国区域政策的空间选择逻辑》，《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
[6]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86-87页。
[7]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325页。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36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53、155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第3、33页。
[1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中国信息安全》2017年第1期。
[13] 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99 页。
[14]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和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15] 刘永谋：《元宇宙的现代性忧思》，《阅江学刊》 2022年第1期。[16] 王文喜等：《元宇宙技术综述》，《工程科学学报》2022年第4期。
